人生時空
學習曆史，學習哲學，學習宗教，認清時事，感悟真理，與時俱進，定位人生，追求健康，淨化心靈，高尚道德，養生長壽
正文
一、顛沛流離銘賢返晉
1948年， 銘賢學院的教學工作在艱難的形勢下進行。學校從四川遷回山西的事由於解放戰爭的形勢，不得不拖延下來。1948年11月龍誌和桂琴的長子出生。龍誌38歲才喜得貴子，視為珍寶，連忙電告榆林父親。龍誌父親大喜，親自為長孫起名為“文炳”，望其代代傳承孔聖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之讀書人的“儒家”本旨。想到近20年前自己曾經為19歲的兒子安排婚姻，現在兒子終於“有誌者，事竟成”，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逆流而上，竟然留學美國，為張氏家族耀祖光宗，家業事業方才終於安定，遠遠非一般常人可以比擬。一晃竟然近20年已經過去，孫子終於姍姍來遲，不勝唏噓。龍誌為長子起小名“小龍”，以鼎承自己“龍”的誌向和表達自己“望子成龍”的願望。
龍誌還自己在成都家中養了一頭奶牛，親自飼養管理，擠牛奶供全家食用，喂養小龍成長。故該子從小營養充分，發育良好，體格健壯魁梧。一年後不久，1950年，二子又在成都出生。龍誌父親又為次孫起名“文煥”，龍誌看到該子虎頭虎腦，遂起小名為小虎，也是為取其“龍騰虎躍”之義。他們還想生一個女兒，並且已經在1951年懷孕後取名為“文鳳”，結果生下來又是一個兒子。那時，遠在榆林的父親剛剛不幸去世，再不能夠為孫子起名了。因為剛剛解放不久，龍誌工作繁忙，那時交通也不便，龍誌也沒有回榆林老家奔喪，僅僅給家裏寄去一筆錢作為喪事花費。龍誌親自為該子取名“文燦”，小名“三狗”。於是他們有“炳、煥、燦”三子，又名“大龍，二虎，三狗”。由於龍誌和桂琴晚生晚育，文化革命中，龍誌為他三個兒子的求學教育大傷腦筋，此乃後話。
到了1949年，全國已經有半劈江山解放，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談判破裂，“劃江而治”的計劃破產。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國統區內人心惶惶，物價飛漲。學生、教師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學校教學和日常活動也陷入一定的混亂。學校成立了應變委員會，龍誌為主要成員，甚至佩戴了一隻手槍。銘賢學校組織了護校隊，帶領學生參加巡邏，保護學校財產，防止壞人趁火打劫。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學校被軍管，賈炳麟校長到香港治病。1950年軍管時，龍誌在“農複會”的那輛吉普車上交軍隊，而所有的儀器設備都運回了銘賢學院。龍誌還於1950年初，臨危受命，被任命教務主任、代理院長大約8個多月時間。據銘賢校友師駿華先生回憶，當時學校的一切交接事項由院務執行委員會張龍誌（代理院長）、劉惠之（董事長兼司庫）、程子青（中小學部主任）、黃率誠（墾殖係主任），萬暮德（美方代表）等五人小組負責。在龍誌和惠之領導下，為銘賢學院的財產、儀器設備、圖書在成都解放的非常時期，能夠完備、安全、平穩地向人民政府過渡交接做出了突出貢獻。至同年1950年8月，龍誌激流勇退，學校董事會任命原總務主任吳克明為院長。
銘賢校友，前中國農科院研究生院長楊忠源先生在1996年寫道：“我第一次見到龍誌老師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夏天，在我投考四川成都的銘賢學院筆試後的麵試上。這之前我已得知他是銘賢學院畜牧獸醫係的係主任，是不久前剛從美國回來的養殖方麵的專家。在麵試中他耐心詢問我們每個學生的家庭情況，學習情況以及對畜牧獸醫專業的興趣，還讓每人當場寫出一個英文句子和一個中文句子。當時我好奇地請教他寫這些句子幹什麽，他告訴我是為了驗證一下筆跡，以證實考卷確為我們自己所做。我聽了之後不禁對他這種嚴肅認真的態度肅然起敬，作為一名剛從美歸國的頗有造詣的專家，對新生入學竟然如此認真審核，實在是難能可貴。初次見麵，龍誌老師一絲不苟，嚴謹治學的學者風範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龍誌老師在我們二年級時開始給我們講授《家畜飼養學》這門課程，用美國莫瑞遜的《Feeds and Feeding》一書為教材。這本原版英文書就我們當時看來簡直是洋洋巨著，學習起來比較吃力。龍誌老師的教學方法很是新穎，和其它課程的老師不同。在課前他就布置好大家必須認真預習閱讀書中的第幾章第幾節，下次上課後先開始提問，而後和大家一塊認真討論有關章節的內容。他這種啟發式的教學方法，更多地是督促我們自學，並且還使大家在學好專業課的同時掌握了大量的英文詞匯。我們這些當年受到龍誌老師教誨的人，回憶這段學習生活，大家都會感激他的這種啟發人睿智的教學方式。
在我記憶中還有一些事情使我感觸頗深，那就是龍誌老師經常晚上要到自習室巡視一番，他隻要看見許多同學都在燈下伏案攻讀，就顯得特別高興，但如果有一天發現學習的同學沒有往常那麽多，他就立刻擺出一副生氣的麵孔，並且還要詳細詢問一下某某同學為什麽沒來自習室學習。當時大家都對龍誌老師的這種做法很不以為然，私下裏埋怨他不通情理，對我們太苛刻，簡直是一種家長式的作風。後來才深深體會到了他為了督促大家學習的良苦用心，原來是“恨鐵不成鋼，愛生如子”啊！
龍誌老師不僅在學習上事事關心，而且在生活上也處處為同學著想。成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解放後，龍誌老師曾兼任過學校一段代理院長，他經常給生活困難的同學在學校、係裏安排勤工儉學的機會，還時不時地利用自己手中僅有的權限，將學校牧場淘汰下來的小牛、小豬來為大家改善生活，把同學們集中起來聚餐。當時生活清貧的我們能吃到這些東西，真是再豐盛不過了。學習之餘，龍誌老師還把全係的同學都組織起來，一塊兒打橋牌，一塊兒玩排球，一塊兒去野餐。我們和他在一起無拘無束，又說又笑，也是生活中的樂事，現在回憶起來倍加親切，時空的距離也仿佛一下子縮短了許多。”
離開太穀13年後，銘賢於1950年10月在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將學校的圖書儀器分別用十幾輛卡車運送到陝西寶雞，再轉乘火車入晉。龍誌最關心的是他在四川成都畜牧場的進口種豬、種馬、種雞、火雞和寄存在燕京大學30頭種奶牛，能夠搬回山西太穀舊址。當時運送四頭約克夏小豬到太穀的是牧站青年工人師駿華和學生陳永寧。師駿華當時才17歲，後來在龍誌的幫助下，上了山西農學院動物科學係。成為國家級的養牛專家。”
離開太穀13年後，銘賢於1950年10月在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將學校的圖書儀器分別用十幾輛卡車運送到陝西寶雞，再轉乘火車入晉。龍誌最關心的是他在四川成都畜牧場的進口種豬、種馬、種雞、火雞和寄存在燕京大學30頭種奶牛，能夠搬回山西太穀舊址。當時運送四頭約克夏小豬到太穀的是牧站青年工人師駿華和學生陳永寧。師駿華當時才17歲，後來在龍誌的幫助下，上了山西農學院動物科學係。成為國家級的養牛專家。”
據有關人員回憶，從1950年10月9日開始，銘賢返晉的工作大概分幾個批次進行。因為當時的汽車有限，學校鼓勵經濟困難的同學從成都步行到寶雞，當時有19名同學參加，其中有農學係的楊奎華和她丈夫，機械係的官禹貢。他們從成都荷花池銘賢學院出發，經過：青白江區、廣漢、德陽、綿陽、辛桐、劍閣、劍門蜀道、廣元、朝天區出四川，到陝西寧強、勉縣、留壩、雙石鋪、黃牛鋪、翻越秦嶺，直達寶雞，經曆20多天，長途跋涉2千多裏[2]。然後從寶雞坐火車北上，沿隴海路東行，經過西安抵達河南鄭州；換平漢路到河北石家莊；換石太路到山西太原；再換上南同浦路小火車到太穀，一路上晝夜兼程，住店等車換車也要走6天時間。 大部分師生搭乘二十多輛軍用卡車，與學校的儀器設備、圖書等一起運到寶雞，然後從寶雞坐火車北上，他們從成都到太穀也前前後後經過了12天的周折，於11月初到達學校。
那時，文炳還不到兩歲，剛剛會走路，文煥剛剛出生不久。為了準備從四川成都搬家到山西太穀，龍誌帶大兒子文炳與學校的其他教師先行離開成都到太穀。大部分師生於1950年11月17日到達太穀。學校經過緊張安排籌備，11月20日就開了課。學校還沒有成立托兒所，也來不及雇保姆，龍誌當時帶著兩歲的文炳，步步相隨，在學校食堂吃飯，給學生上課時就把文炳放在教室，好在文炳乖巧，不哭不鬧，自己在火爐旁邊玩耍。桂琴和文煥則和其他家屬一道，大約兩周之後到達太穀。
P_5.1.龍誌、桂琴、文炳（右一）和文煥在四川成都（1950）
二、順應時事俊傑智慧
新中國建國的50年代初期，龍誌剛剛從美國回來不久，四十歲的他躊躇滿誌，意氣風發，朝氣蓬勃，滿腔熱情地投入了新中國的建設。銘賢剛剛搬回太穀不久，1950年12月至 1951年10月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清查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並稱的三大運動。留美的背景加上和銘賢美國人的關係使他一開始就成為“抗美援朝”和反美運動的重點。龍誌知道自己人生麵臨政治上和生活上巨大的轉折和考驗，當然他不知道這一切僅僅是個開始。
1950年３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６月６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奮鬥》的書麵報告中把鎮壓反革命列為全黨的八項重要任務之一。７月，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從1950年12月起，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桂琴的三哥曾朝彬在解放前曾經是富順縣中學的體育教師，他的老婆家裏比較有錢，又抽大煙，土改時民憤較大。曾朝彬因為參加過反動黨團組織，被在1951年鎮反運動[3]中作為“惡霸”鎮壓。鑒於鎮反運動開始時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據[4]，缺乏明確的量刑標準和法律審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為了完成中央的指標，造成鎮反運動不可避免地擴大化，出現大量冤假錯案，草菅人命的現象。但是，死人永遠不能生還，曾朝彬在1951年被鎮壓後，直接傷害的是他的家人，丟下兩個孤兒和寡母，受盡人間磨難。文化革命中更是舊賬重提，成為一個重要家庭“曆史”問題，足以株連九族，造成家人和親戚朋友政治審查無法過關，此乃後話。
抗美援朝戰爭於1950年10月25日開始，毛澤東應北朝鮮和蘇聯斯大林的要求組成110萬“中國人民誌願軍”出兵朝鮮，中美開始交惡。1950年美國政府宣布凍結中國在美國財產並且停止對銘賢一類學校的財政資助。隨著美國政府和美國人在中國地位的變化，龍誌這個留美“依阿華碩士”的金字招牌的地位，在回國後僅僅2-3年也發生了相應的巨大變化。那是龍誌從19歲到37歲近20年的奮鬥，推遲婚期，3年美國留學，辛辛苦苦學習和奮鬥換來的。雖然榮耀已經被恥辱代替，好在他在美國學到的知識和科學技術，新政府發展農業，建設新中國還是需要的。這種需要是建立在對舊知識分子“團結、利用、改造”方針之上的，與舊政府對美國方方麵麵“推崇”還是有本質不同。龍誌首先需要改造成為工農兵服務的新人，然後發揮自己的一技之長，為新中國的農業教育，農業科學技術和農業生產服務。一個政權的更迭，特別是與國民黨完全不同的共產黨政權的更迭，一個全新的體製，反映在日常政治、政權、工作、學習、關係、生活等方麵的巨大變化。龍誌所經受的第一個考驗可能是自覺接受共產黨的對教育工作、學校行政工作事無巨細的領導：
1）從過去的“教授治校” 過渡到“共產黨治校”，或者到後來明確為“黨委書記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由“說話算數”，變成“察言觀色，謹小慎微”。由婆婆變成了小媳婦。舊學校過來的知識分子都被冠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由學校的領導階層，變為被領導，被改造和甚至被批判的對象。要學會“夾著尾巴”做人，要謹小慎微，戒驕戒躁。
2) 由“教學、學術和業務掛帥”轉變為“政治思想掛帥”。政治學習、政治運動領導一切，衝擊一切，壓倒一切。學校常常停課，教學和科學研究讓位於政治運動和政治學習。
3) 由內行領導，按照科學規律辦學，變成“外行領導內行”。知識分子要“向工農兵學習”，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不斷進行“思想改造”，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
4）由於抗美援朝戰爭，龍誌這個從美國歸來的教授在政治上受到領導和廣大群眾和積極分子懷疑和歧視，他自己也由過去的“高人一頭”，變成了“低人一等”。後來又全盤學習蘇聯教育、科學技術，龍誌業務上的優勢也沒有了。
5) 龍誌的工資收入也由過去的每月200塊大洋變成了2000斤小米，後來變成了大約200萬（合200元）人民幣。作為教授係主任，龍誌的工資雖然比起解放前已經縮水，但是在當時當地也屬於高薪階層，生活上還算比一般人強很多。
龍誌悄悄地把自己從美國帶回來的西裝革履收藏起來，換上了黑色土布衣服鞋帽，自己爭取在方方麵麵都和其他教師一樣，和勞動人民一樣。好在龍誌出生貧寒，生活上一貫艱苦樸素，沒有奢求。成長於銘賢“學以事人”的精神環境，又得到美國實用和實驗科學的真傳。再者，龍誌是一個識時務的俊傑，事業心強，不計個人得失，名利地位，忠心耿耿的厚道人，轉這些彎子可能困難不是很大，也沒有任何怨言。
共產黨能夠取得政權，自然有勝利的理由。國民黨的失敗，也自有失敗的原因。他自己必須順應形勢，馴服共產黨領導，服從政治需要，主動配合。尤其自己要配合共產黨的領導，不但不能作舊政府和美國人的殉葬品，反而要感謝新政府對自己的任用。在黨的領導，政治掛帥，政治和政治學習的狹縫中，在自己僅有的一點點權力、時間和空間中，發揮自己的一技之長，見縫插針地從事一些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雖然自己需要做出很大的犧牲和高度的政治智慧，但那是符合共產黨新政府領導的需要和具體要求的唯一正確道路。龍誌很快便適應了新形勢，和新到任的李秉權院長（1951-1953），特別是李子康付院長（1951-1960）等領導都保持了長期良好關係。
1951年4月1日起，銘賢學院舉行了為期一個月的“抗美”愛國主義教育大學習。山西省文教廳副廳長崔鬥晨、王中青作中美關係專題報告。中心任務是認識到美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死敵，批判“崇美、親美、恐美”思想教育運動。學校召開控訴大會，公布美帝國主義在銘賢進行“文化侵略”。清算美帝國主義對銘賢師生進行的親美奴化教育的毒害。開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
二、銘賢解體學院新生
到了1951年10月1日，按照1950年12月，政務院第65次政務會議通過決定：《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私立銘賢學院被山西人民政府正式收為公有，山西農學院成立。經1951年學蘇聯，院係調整時，機械，紡織，銀行，工商管理等係並入山西大學及太原工學院；高中部分到太原五中，初中部分到太原農業學校，小學部分到太穀縣楊家莊。銘賢學院由一所大中小學三位一體的私立學府，告別了奧柏林，成為公立山西農學院，後來（1978）又改稱為山西農業大學。龍誌離開榆林後五十餘年大部分時間在太穀銘賢及山西農大，沒有機會回榆林老家，一直到1972年才回去住了一個月。
龍誌幸運被留任畜牧獸醫係主任。想到3-4年前他從美國回來擔任銘賢學院動物科學係主任，教授，當時有全國十幾所名牌大學的聘書，自持不愁，還有幾分自由，幾分自信，幾分自尊，還到處宣揚自己的聘書。因為不管是在舊社會還是在美國留學歸來之後，知識分子起碼還有選擇工作地點和位置的自由。殊不知，那些聘書解放後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張張廢紙。
後來山西省王中青副省長了解情況後，為了“打擊”龍誌的氣焰，也是對龍誌這個人才的愛惜，在全院大會上宣布說：“有的人雖有十幾個學校的聘書，但休想離開山西農學院”。 龍誌深知“來者不善”，為了適應對自己越來越不利的形勢，甚至為了生存的需要，滿有智慧的龍誌也不得不夾緊原來可能還有點翹起的尾巴，積極馴服配合共產黨的領導。
1951年3月20日，周恩來總理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發出通知，決定：以《榮譽屬於誰》與《武訓傳》兩部影片作典型，教育電影工作幹部、文藝工作幹部和觀眾。對這兩部電影組織討論與批判。全國上上下下，集中學習討論關於武訓辦義學，為反動地主階級服務，培養孝子賢孫，不搞階級鬥爭的錯誤傾向。龍誌也意識到，自己有和武訓相類似的人生經曆、思想觀念和奮鬥目標，離“無產階級”的要求還是有不小距離，所以應當警覺注意，夾緊尾巴。
剛剛結束鎮反運動，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運動。學校還特別結合本院情況進行了思想改造運動，反對資產階級腐蝕和揭發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鬥爭。龍誌因為主管許多動物科學係實驗室，實驗站，經手的財物不少，再加上“留美資產階級高級知識分子”的頭銜，於是被迫成為“首當其衝”的運動重點。因為龍誌不知就裏，第一次真正作為運動“對象”被審查，心中難免有些不服。
據當時在山西農學院動物科學係讀書的榆林老鄉師駿華先生回憶，龍誌做了最壞打算，特地剃了光頭，準備坐牢。好在龍誌是個“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正人君子，行政清廉，從不貪公家財物，經濟上沒有貪汙問題。思想改造方麵，龍誌卻深深為個別“積極分子”頭痛。他們過去想留美未成，解放後因禍得福，一躍“入黨”而成為“紅色知識分子”。他們嫉妒能人，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添油加醋。平時專門收集龍誌和其他人的個人資料，用日記記錄在案，經常給領導打小報告。每次到運動來到時便秋後算賬，萬箭齊發，反目整人，揭發批判，上綱上線，政治打擊，激昂慷慨，落井下石。龍誌對他們甚為不齒，又奈何他們不得，隻好把他們的名字寫在紙條上，放在自己帽子裏，以便讓自己時時處處警覺，防止禍從口出。這些人與龍誌一生相伴，成為他身邊的“耳目”和“監護”。
“物竟天擇，適者生存”，如果人的一生的每個階段存在激烈競爭不為奇怪，一些人利用政治運動來打擊別人，甚至樂此不彼，達到個人嫉妒能人，提高自己目的就也不為奇怪了。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龍誌一生與他們同事，但從來不和這些人一般見識，隻是光明磊落，兢兢業業地努力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去適應他們的存在。龍誌也根本沒有那些時間精力，去收集整理別人的個人材料，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來與他們爭爭鬥鬥，所以一輩子一直處於守勢。
當然，這些人的存在也非完全沒有必要，雖然他們可以花費那些寶貴時間精力來鑽研業務，提高自己，而不是本末倒置，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找別人的“茬”，但是他們有權利做那樣的選擇。再者，龍誌也不是一個完人，也有許多缺點。“人言可畏”，有人天天為你寫日記，有人時時處處事事監督你，使你方方麵麵更加注意，也應當感謝他們才對。
“人做事，天知道”，“為人不做虧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門”，龍誌一輩子是非功過自然會“公道自在人心”， 不會以個別人的意誌為轉移。所以龍誌受到汙蔑誹謗之後，往往付之一笑，聽之任之，置之不理。好在學校黨委各級領導也知道那些小人的小肚雞腸和個人恩怨，一切以大局為重，繼續對於龍誌工作的支持和重用。使那些無端指責自生自滅，自討沒趣。當然，完全依靠嫉妒別人和打擊別人往往難以起到抬高自己的目的，有時會適得其反。
四、一腔熱血兩袖清風
銘賢校友，前中國農科院研究生院長楊忠源先生於1996年回憶道：”一九五零年學校從四川遷回山西太穀，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撲滅牛瘟的大會戰，龍誌老師和我們一道親自參與了晉中地區太穀和祁縣的牛瘟防疫工作。還有一九五三年春龍誌老師帶領我們在沁縣唐城羊場等地進行畢業生產實習。他都和大家一樣背著行李，風塵仆仆，跋山涉水，我們有時候住騾馬大店，有時候住羊舍草棚，那個時候山區生活條件相當艱苦，但我們師生同甘共苦，同食同寢，同憂同樂，龍誌老師更多地給予我們的是鼓勵和身教。他沒有留學歸國高級知識分子架子，也沒有牢騷與怨言，踏實勤勉，身體力行的精神教我們今後如何做人和做學問。在接觸中我還得知龍誌老師是陝西榆林人，出身貧寒，當過店裏的小夥計，隻身一人到山西，後到北京燕京大學求學，一邊勤工儉學掙錢，一邊讀書，經曆了許多坎坷生活遭遇，大家對他油然而生敬意。”
龍誌的老助手，山西農大高級實驗員盛壽藻回顧道：“龍誌先生對教育事業，忠誠不二，兩袖清風。從不以權謀私，深知“公生明，廉生威”的哲理。龍誌先生有個胞弟張龍田，是繼承祖業的著名中醫。因胞兄久別家園，自榆林專程前來太穀探親。在為時短暫的探親假中，龍誌先生見縫插針，從胞弟到達之日起至離開，每天安排他打掃榆、槐等落葉（無償的），充作喂豬用的粗飼料。他說，哥是哥來弟是弟，不能“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難看出“天倫”與”豬”在他心中所占的位置。
閑談中，他常相提並論的是“龍、虎、狗（三個兒子）與豬”，從“舔犢情深”，足可洞見其對豬之深情。
五十年代，學校規定每周都要進行一次生活會，用以總結回顧各自一周的工作與生活，會議都安排在業餘時間（早飯前或晚飯後）進行。在對龍誌先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內容中，屢屢提到他“不是一個完全的人”，因為他的生活中缺乏“休息、娛樂、體育鍛煉”三項。
一生為豬操勞，不知有倦。除了吃飯、睡覺以外，其餘時間（包括晚上、星期、節假日）全部都在辦公室，看書寫講稿（當時尚無養豬統一教材，需邊撰邊講）抽煙、喝茶。他不太按時吃飯，他的三屜辦公桌，其中之一常存放食物，大多是幹饃片之類，隨時用以充饑。
他有一種“談豬色變”的特殊感情。“唯豬是問”。隻要談“豬”，就眉飛色舞。時間再長，談鋒不減。動物科學係的人，不問分工所事，隻要為豬辦事，一律歡迎。他常說，動物科學係的中心在於豬。背後有人“二話”幹脆叫“養豬係”算了，他聽到了也置若罔聞。有一次在辦公室取暖的火爐上，烤著一圈黃璨璨的不知名狀的東西—是烤幹了的牛糞，（當時正在進行牛糞養豬試驗研究），為什麽有的人嗤之以鼻，有的人聞起來香噴噴？感情使然。
是教授，沒有教授的架子，留過洋，卻沒有洋氣，生活上看似“稀裏糊塗”，但搞起科研來，卻十分嚴肅認真。在豬的科研試驗中，他經常提醒我：對於所取數據，要求十分準確，首先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需要一絲不苟。他說，不要說弄虛作假，如果記錄不準確，那末，有一天，你會對自己也失去了信任。所謂實事求是，就是科學的態度，是即是，非即非，主觀的思維是客觀的反映。張先生確實教給我許多學問。”
P_5.2.從四川成都到山西太穀第一張全家福（1952.春）
P_5.3.龍誌全家與張龍田在山西太穀（1953夏）
P_5.3.龍誌全家與張龍田在山西太穀（1953夏）
五、美國讓位蘇聯登基
到1953年，隨著中國開始大規模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中全會上強調：“我們要進行偉大的五年計劃建設，工作很艱苦，經驗又不夠，因此要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學習的方式是“廣泛地學習他們各個部門的先進經驗，請他們的顧問來，派我們的留學生去”；學習的態度要“真心真意的態度”；學習的內容“不但包括馬列主義的理論，而且還學習他們的先進的科學技術，一切我們用得著的，統統虛心學習”；學習的目的隻有一個“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 20世紀50年代，我國在國際關係上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方針，學習蘇聯建設經驗成為當時的國策，這種國策也全麵地反映到了大學教育上。在大學教材方麵，在解放初期全國大學多使用英美教材，其後逐漸改變為根據蘇聯學校的教科書和我國現場資料編寫的講義。
山西農學院根據上級指示，從1952年秋季開始，進行了以學習蘇聯經驗為主的課程改革，畜牧專業幾乎全部采用了蘇聯農科院校的教學大綱。1954年8月高教部首席顧問、蘇聯專家列別捷夫來院視察，對學校的教學改革提出了許多建議。根據他的建議全院建立了包括體育、俄文，達爾文主義等在內的12個教研組。動物科學係也成立了家畜飼養，家畜管理和獸醫等三個教研組。龍誌所教授的家畜遺傳學也被米丘林遺傳學取代。總之，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社會製度是蘇聯的，不是美國的。不僅美國的社會製度受到批判，美國的孟德爾，摩爾根的現代遺傳學也成了“反動的，形而上學的”遺傳學，而受到批判。兩個學派的主要分歧是：摩爾根學派認為，生物體中存在決定遺傳的特殊物質——基因：而米丘林學派否認這種特殊物質。到了20世紀50年代，分子遺傳學的建立和遺傳密碼的破解，證明了摩爾根學派的正確，遺傳界才迅速糾正了那一段錯誤曆史。
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下，中國遺傳學領域裏全麵掀起學習米丘林遺傳學的高潮，旨在用米丘林遺傳學改造和替代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說。與此同時，盲目地全麵學蘇，使蘇聯的李森科事件波及到中國遺傳學界，要求中國的遺傳學家在學習蘇聯先進的遺傳學成就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學習蘇聯學者的黨性、階級性和政治堅定性；把批判代表遺傳學發展主流和方向的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說，作為中國遺傳學界的首要任務。
中央農業部決定由蘇聯專家主持在北京舉辦一次全國規模的“米丘林農業植物選種及良種繁育講習班”，時間自1952年10月至1953年2月，曆時4個月。這是在中國農業科學領域裏影響最深、規模最大及涉及麵很廣泛的一次活動。在這個班上，主要課程有伊萬諾夫講授的《米丘林遺傳選種與良種繁育學》，杜伯羅維娜講授的“達爾文主義”，切爾德可夫講授的”唯物辯證法”。蘇聯專家不僅“傳授了蘇聯先進的米丘林生物科學，同時對資產階級形而上學的偽科學觀點在中國農業科學工作中遺留的影響，作了深刻的檢查和批判”。參加講習班的有全國主要農業試驗研究機構、農業教育研究機構與中國科學院的有關科技人員，以及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北京農業大學的幹部和師生。“講習班”結束後，中國科學院先後將這次”講習班”的教學材料分成四冊整理出版，包括《米丘林遺傳選種與良種繁育學一、二、三集》和《達爾文主義》、《農業科學專題報告》及參考資料集，合計120多萬字。《米丘林選集》和《米丘林全集》，以及有關”八月會議”權威性記錄本：《生物科學現狀——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1948年會議逐字記錄》由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組織翻譯出版。還有”蘇聯農業科學叢書”幾十種和《蘇聯農業科學》雜誌中文版也向全國發行。
本來科學沒有國界，真理也應當隻有一個，沒有美蘇之分，但是從那時起，40多歲的龍誌又順應政治形勢，被迫把自己從美國辛辛苦苦運回來的幾書架子英文專業書籍和自己十幾年熟悉的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最科學的美國科學及教育體係，研究方法及教材拋在一邊。又重頭開始學習俄文，學習蘇聯“老大哥”的那一套。在他百忙之中，在政治運動的間隙中，每天早早起來，大聲朗誦，孜孜不倦地背單詞，學習語法，翻譯俄文教材。功夫不負有心人，幾年之後，他的俄語水平也已經基本過關。那時也沒有複印機，他曾經利用外出開會空餘時間連續“開夜車”硬是將一本俄文《繁殖學》一頁頁地用手工抄寫下來準備譯成中文。後來才聽說不巧該書已經被翻譯出版了，蹉跎不已。
山西農大數理教授陸智良先生回憶道：“我與動物科學係多位教師合譯過三本高校外文教科書。在五十年代，出版社出了一批俄文高校教材及科技著作的中譯本，出版社主動向本校約稿。當時動物科學係的教師和我都是初學俄文，但欣然接受了稿約。張先生與動物科學係的多位教師，還有我在內，集體翻譯了俄文《綿羊學教程》，參加翻譯的還有外文教師。當時大家利用業餘時間，分工翻譯，集體討論和修改譯文，工作細致認真並按時交稿出版。張先生除主持這項工作外，也和大家一樣，分工翻譯，集體修改。他的事業心很強，覺得山西農學院動物科學係能在初學俄文的同時，譯成並出版此書感到很高興。他說，隻要這本書是山西農學院動物科學係譯成的，他就很滿意了。”
好在龍誌的科學研究的主攻方向是豬的營養和應用品種間雜交和雜種優勢利用，不是遺傳學的基礎理論。和雜交水稻、小麥、玉米、高粱一樣，豬引入品種搞雜種優勢利用的理論基礎是數量遺傳的微效多基因之間互作效應，是利用不同純係間經過自然和人工選擇在數量性狀上存在遺傳基礎的差異，在雜交後無窮的等位顯性基因及非等位上位基因之間互作的綜合結果。這些數量遺傳和統計遺傳學的理論正是龍誌在依阿華大學“勒敘學校（Lush’s School）”學習的精髓，是當時全世界最領先的家畜育種理論，即使在美國也才剛剛開始在學術界嶄露頭角。是和蘇聯的米丘林“獲得性”遺傳學格格不入的理論。在當時“大兵壓境，一邊倒”形勢下，龍誌沒有公開和米丘林叫板和爭論，而是選擇了“沉默是金”的態度。當時國內畜牧生產中動物營養的問題非常突出，科學研究課題多，應用價值非常廣泛。於是龍誌在科學研究中，將遺傳學與營養學有機結合起來，強調不同營養水平下遺傳雜交效果的觀察和雜種優勢的利用。而雜交和雜種優勢利用在推廣過程中簡單易行，推廣麵積大，生產上見效快，可操作性強。龍誌的這一明智的選擇，不僅避免了與米丘林遺傳學的直接衝突，而且與當時國內日益緊缺的糧食供應和“人畜爭糧”的生產實踐密切結合，反而使他領導的科學研究更上一層樓。即使今天看來，也是在實驗設計中將生物統計學、遺傳學和營養學結合，科學理論與生產實踐有機結合的成功範例。那才是真正的博學多才和高度政治智慧的結晶啊！
龍誌的學生，山西省農業廳高級畜牧師師駿華回憶道：“五十年代自然科學界米邱林學派占統治地位，張老師講繁育課時把受批判的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理論和育種方法講了很大篇幅，他說：“科學不應有界限，把它作為工具應該可以的”。實踐證明現在的育種學內容也是以孟、摩遺傳理論為基礎的。他講課深入淺出，學生像在聽講故事，深受歡迎。下放長子期間我和張老師同住一屋，他白天同我和學生下鄉調查長子豬，晚上整理材料，時間長了，我怕他身體受不了，勸他白天不要出去調查，他堅持還是要出去以身作則，後來我和同學們共同對他說調查的材料多要他看，請他白天不要出去了，他勉強同意了，但晚上還是看材料很晚才睡。有一天我對他說：“我們晚上用電時間長了，農場會有意見”。這話很靈，以後晚上最遲10點睡，由我掌握時間。為了照顧他飲食，每天中午特意多打一碗麵條（每天一頓細糧）留在晚上給張老師吃，時間長了他發現我們晚上都吃粗糧，他堅決不接受給他“一碗麵條”特殊待遇。張老師交給我一個任務，要我寫長子豬的育種方案，我很高興接受並很快交了稿，第二天張老師退給我原稿說：“你看看”，我查看他的表情知道沒通過，打開一看，大吃一驚，全給劃掉了，我沒敢多說等著挨批，張老師沒批評而是耐心告訴我應如何寫。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我一直保存著那一篇不合格的原稿作為座右銘。山西出版社約寫一本養豬小冊子，教研組每人承擔一章，但給我兩章任務，我寫好交了稿，張老師看後讓師兄唐顯作看，並征求唐的意見，師兄說：“寫得不錯”，張老師也沒表揚我，而是吸一口煙一笑，這是他高興時的表情，我的稿通過了。”
六、定縣調查身陷囹圄
1955年春，為了宣傳科普知識，激發教師、和農業幹部的科學研究 熱情，龍誌在緊張的教學活動之餘，見縫插針，與山西省農業廳的李秉權，動物科學係教授朱先煌等創辦了“山西畜牧獸醫雜誌”（後改為《山西畜牧獸醫通訊》）。該雜誌在全國省級農業科學雜誌中為首創之一。龍誌帶頭發表了與畫家盛壽藻先生合作的論文“山西豬的生產性能與體質外貌”，後來又在該雜誌上發表了多篇調查報告和科學研究報告。創刊號首期封麵上特意請盛壽藻先生畫了一隻剛剛破殼而出的小雞。一方麵表示祝賀該雜誌的新生，更為深刻的寓意更可能是表示他希望自己能夠獲得新生解放，為國家和人民效力的心境。同年夏天，龍誌就帶領山西農學院動物科學係1955級的畢業生到河北定縣，與北京農業大學的張仲葛教授所率領的十幾位學生會合，參加定縣豬的調查任務去了。
龍誌的摯友，北京農業大學的張仲葛教授回憶他們的相識過程：“定縣豬是河北省有名的豬種之一，它有較長的育成過程，在生產性能方麵有一定的特點，肉質品質優良，合乎出口規格。1954年夏天，中央農業部顧問，蘇聯專家巴裏金和來華參加蘇聯農產品展覽的畜牧繁育專家波波克夫曾經到定縣視察和指導，認為定縣豬是河北省的驕傲，應當加以深入研究和進一步提高。1955年夏，在河北省畜牧獸醫局的領導下，由北京農業大學和山西農業大學組成定縣豬調查隊。希望通過調查，掌握品種特征，特性和生產性能，掌握定縣地區的自然曆史和社會經濟條件對於品種形成的影響。以便了解豬種現狀和進一步的改良方向。
這次參加調查的兩校人員有：
山西農學院：教師張龍誌（教授），唐顯作（助教）
學生：許金友，李克驢，耿續陽，趙輔定，趙嘉琳，鄧萍津，伯令榕。
北京農業大學：教師張仲葛（教授），陳淑勤（助教），潘君乾（助教）
學生：劉智笙，周成瑜，趙含章，柯龍淵，周東舜，郭思增，藍其維，劉誌同，劉鑚綬，張子亮，費慶舜，何昌發，馮宗舫，張鳳榐，何嘉榕。
“我就是在那次協作調查定縣豬的工作中和龍誌先生結下深厚友誼的。在農村進行畜牧調查和實習工作，生活是非常艱苦的。特別是定縣一帶，夏日氣候炎熱，蚊蟲滋生，咬人絕不停嘴。初到時我們就在小樹林搭幾個帳篷，住宿其中。後來住到了老鄉家裏，也經常在房頂上睡覺，以避免炎熱。龍誌先生和學生一樣，堅持和老鄉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不以為苦。他常說“不吃苦中苦，難為人上人”。當我們實習工作進展順利時，7 月上旬，龍誌突然接到學校電報：“學校開展運動，速返”。龍誌和我說：“可能又是我在美國留學的問題，返校後，又要接受教育了。”
據了解，龍誌回去的情況比他想象的要困難的多，因為回校參加如火如荼的肅反運動，他身陷囹圄，被隔離審查了將近半年之久。
1955年7月31日，北京農大和山西農學院的師生同赴定縣明月鎮進行定縣豬市場調查研究。有關部門介紹 1）。各月份小豬上市情況。 2）本地小豬外銷情況。3）交易過程中的問題。4）養豬經驗。5）洋豬和本地豬的屠宰率、鬃毛和生長的比較。經過實習，同學們都感到收獲很大，特別是養豬學是一門實踐科學，聯係實際，發現、解決問題更為重要。通過這次定縣豬的調查，我們共同起草了《定縣豬》的調查報告，發表於《祖國優良家畜品種第II集》畜牧獸醫圖書出版社，1955年。”
果然，龍誌應招回校參加了1955年下半年開始的了肅反（肅清暗藏反革命）運動。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10月25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在群眾已經發動之後必須注意保證運動健康的指示》。這次內部肅反運動，經過兩年多的時間，到1957年底基本結束。通過運動，從黨和國家機關、軍隊內部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通過運動也弄清了一些幹部的政治曆史問題，使他們放下了包袱，振作了革命精神。由於對敵情估計過於嚴重，有些問題政策界限不清，這次內部肅反運動曾在一個較短時間內，發生過鬥爭麵過寬和“逼、供、信”的偏向。黨及時發現和糾正了這一偏向，按照“有反必查，有錯必糾”的原則，對清查對象及時進行了複查，對定性不準的進行了甄別，對絕大多數錯捕、錯整了的人進行了平反和妥善處理(摘自《中國共黨曆史》)。
龍誌與幾位留美教授留美的背景使又他被隔離審查半年。他一個人被軟禁在一號樓裏，每天交待自己的曆史和“罪行”。據有關專案人員反映，他們當時是按照上級“有美國特務證據”的指示辦案審查，甚至采用了一些“逼、供、信”的手段。據龍誌的好友，留美教授冀一倫先生回憶，龍誌把自己的交待活動形象地總結為“三個M”，即美帝（國家），銘賢（學校），穆懿爾（先生）都以“M”的開始。第一個M是和美帝（Mei Di）的關係，第二個M是銘賢（Ming Hsien），第三個M是前已述及的和美國援華農業科學家穆懿爾(Moyer Ray)先生的關係。
半年的時間不算短，卻是對龍誌的道德、意誌、肚量和智慧的一次嚴峻考驗。龍誌是一個老實厚道之人，知罪認罪伏罪，實事求是是他的基本態度。許多事情隻有他自己經曆過，他知道美國人與日本人不同，他們在中國是傳播現代科學知識和推廣先進農業科學技術，幫助農民擺脫文盲愚昧，增加生產收入，治療防止疾病並且戒毒防毒，對中國並沒有侵占領土野心和瓜分利益動機。而且他自己和美國政府和普通美國人的關係都是一般學業、工作和學術方麵的往來，僅僅從事相關的教學，科學研究活動。他沒有被委派任何反對共產黨新政權的“特殊”任務，也沒有和任何情報機構有任何聯係。和銘賢學校以及舊政府的關係也是如此。龍誌從來對政治與黨派不感興趣，甚至沒有參加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任何政治組織。他和基督教的關係，在榆林和銘賢求學時期有過一段一般關係，他曾經做過銘賢學校基督教會學生團契的主席。雖然肅反運動前前後後一共一年時間，最後，學校還是實事求是地相信了他的交待，1956年初便繼續對他重用，讓他仍然擔任動物科學係主任的工作。
龍誌雖然自從解放之後每年就忙於接踵而來一波又一波的運動，檢查交待問題，思想匯報，不能集中精力好好從事業務。最近又被軟禁半年，更被與世隔絕。龍誌看到最終結果清白，於是沒有任何遺憾和怨恨，反而更加感恩戴德，決心放下包袱，珍惜機會，爭分奪秒紮紮實實地從事自己喜歡的教學科研活動。他也從這些審查中經受了考驗和鍛煉，累積了寶貴經驗。
龍誌的患難之交，也是在山西農學院的第一個助手，山西農大高級實驗員盛壽藻回顧道：“我最初認識張龍誌教授，是在五十年代初，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運動的主要內容是肅清親美、崇美、恐美思想。由於他特殊的曆史條件，使他自然地成為曆次運動的焦點。然而，“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其誌甚遠也。[6]”。他也常告誡我，有就是有 ，沒有決不要胡編。由於他的坦誠，最後終能撥開雲霧，成為一名在全國養豬三張[7]中位居老大的新中國紅色養豬專家。”
1957年2月，山西農學院率先在山西高校和科研行政機關中舉行了第一次科學報告會。邀請了農業廳、文教廳、省農科所、畜牧局和山西師院、山西醫學院、太原工學院等單位的領導和專家參加。龍誌以及全院其他教授副教授都作了學術報告。龍誌如魚得水帶頭作了“山西本地豬的調查及改良意見”的學術報告。這次“曇花一現”的學術活動雖然在山西影響很大，但是馬上就被接踵而來的政治運動洪水淹沒了。
1957年4月27日，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無可置疑，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全麵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轉折關頭，在全黨進行整風，進行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改進工作作風和思想作風，以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需要，這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山西農學院黨委也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幫助共產黨整風，“大鳴大放”。許多老師和學生為龍誌鳴冤叫屈，認為按照1954年公布的公民憲法，在肅反時隔離審查不符合法律程序，幹涉的公民的人生自由。有的人甚至在他常去的廁所牆壁貼上了紙條，勸導龍誌響應黨的號召，馬上“醒悟”，站出來“鳴放”，給共產黨提意見。一位親自參加龍誌審查專案組的青年教師蔣恩鐵先生揭發，曾經被組織上告知按照“美國特務”審查龍誌的曆史，是典型的“先定懷疑罪，再找證據”。另外，為時半年隔離審查也是對公民權利的粗暴侵犯，對龍誌先生太不公道了。還有的學生對共產黨“外行領導內行”不滿意，他們畫了一幅漫畫，龍誌背上背了一個黨員教授，膝下騎了一個非黨員教授。那幾位提意見的教師和同學都後來不幸被定為“右派分子”。
山西省委也派王謙付省長在山西農學院蹲點，召開了座談會，發動群眾對共產黨的領導作風提意見。平時健談，愛擺龍門陣，謙卑厚道的龍誌卻始終守口如瓶。雖然滿腹冤屈，但他深知“以德報怨”是更高的精神境界，在政治上沒有對共產黨領導，對肅反審查表現出任何抱怨與不滿。也許龍誌一生的坎坷經曆使他此時此刻不敢“冒犯龍顏”，反而感恩戴德。雖然感覺解放後政治運動太多，甚至被軟禁半年，幾乎沒有時間和精力專心搞業務，白白浪費大好年華。龍誌對於共產黨的領導中所犯的錯誤采取了寬容的態度，也智慧地知道共產黨對於自己權利的維護，提意見的結果可能是適得其反。盡管經過百般動員，龍誌所提出的意見僅僅是要求改善他的養豬試驗站科研條件，使他能夠發現一條改良北方本地豬種的科學途徑。對於他在肅反運動中遭受的誣陷和冤屈則隻字未提。
一次他的試驗母豬下仔，天寒地凍，龍誌竟然把自己從國外帶回來的西裝脫下來包在豬仔身上。當時在學校蹲點的王謙付省長聽說後，深受感動，兩人惺惺相惜，建立了一生一世的莫逆之交。龍誌向王省長表示願意立下“軍令狀”，為山西省乃至全國的豬種改良和培育“長的快、適應性強、耐粗飼”的新品種建立科學研究基地，進行必要的科學實驗，保證到期交出令廣大農民滿意的答卷。王省長感到確確實實此人忠心耿耿，具有與眾不同的閃光之處，對政治和權力沒有任何訴求，一心一意為國為民專研養豬科學。龍誌的精誠感動了上帝，在如火如荼的反右運動中，龍誌不但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 反而又一次“化弊為利，因禍得福”。王省長於是很快想辦法在山西省緊張的財政中為龍誌領導的畜牧科學研究撥了專款。並授予龍誌培育山西省長得快，耐粗飼料的新品種任務。
得到“雪中送炭”的資金後，龍誌一方麵繼續參加“反右”運動，一方麵馬不停蹄地到處聯係建築材料，親自設計豬圈。經過學校批準，在學校的南校門外空地新建了規模較大的畜牧站和飼料加工場。又親自派人到著名的養豬之鄉長子縣和武鄉縣招聘農民養豬能手為畜牧站工人。在龍誌的努力下，山西農學院畜牧實驗站的建築規模和條件都達到了當時國內“獨領風騷”的一流的水平，有了這些硬件，龍誌就可以一心一意一開展一係列的種豬雜交試驗，大展宏圖了。反右運動的煩惱，政治運動的幹擾，也就紛紛拋在了腦後。
基本上還是舊銘賢學院建立的學術和人才基礎，動物科學係在龍誌領導之下，有留美碩士養牛專家冀一倫付教授、留日養馬專家，院科研會主任朱先煌教授、留法博士獸醫專家吳文安教授，和養羊副教授呂效吾等被龍誌戲稱為“五朵金花”的學術骨幹。
龍誌的這種一心鑽研業務的和發自內心對共產黨領導的“敬畏，服從，感恩”態度，使他在緊接的1957年反右運動中幸免於難，沒有被劃成右派。更使他後來一生中在多次受到打擊迫害後，能夠寬容忍讓，即使有機會也不隨波逐流，落井下石，尋求報複。這種不問政治權力，以德報怨的政治智慧是他一生高貴品德中的精華，也是使他立於不敗之地的生存之道。另外，他的舊銘賢中學同學，中學肄業就參加了革命，加入共產黨和遊擊隊的王大任在解放後貴為山西省委常委、省文教部部長。王大任在一次在太原湖濱會堂召開的座談會上告誡龍誌：“我一輩子謹小慎微，還不知道什麽時候說錯話，辦錯事。一定要戒驕戒躁，夾緊尾巴做人。”龍誌心領神會，時時銘刻在心。
還有，1956年6月到任的山西農學院黨工委書記、副院長張雨竹的愛人苗原是龍誌的榆林老鄉。張雨竹夫婦對龍誌一直關心、支持、保護，說他忠心耿耿，事業心強，是一個出身貧寒的“苦孩子”，在反右評議過程中幫助龍誌過關。“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龍誌也不是沒有缺點。雖然關鍵時刻領導的嗬護、保護和提攜會造成完全不同的後果。然而領導的支持也需要依靠自己工作的努力，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對領導工作的支持。領導的責任就是發現和支持這樣的人，而不會支持一個口碑很差的人。俗話說“禍從口出”，而語言則是心靈的窗戶和內心世界的表達。如果龍誌對解放後共產黨的領導以及肅反運動的審查耿耿於懷，他的“狐狸尾巴”一定會暴露出來，他的“右派言論”一定會被廣大擁有雪亮眼睛的群眾緊緊抓住不放。特別像龍誌這樣表裏如一，心直口快，甚至有點口無遮攔的人。那麽掌握政策的領導也一定不會隨便放他一馬，以致“引火燒身，自身難保”。如果平時不支持領導工作，甚至背後議論而得罪了了領導，那麽領導也會利用機會給你“穿小鞋”。
總之，龍誌雖然熱心腸，愛說話，愛評論，愛開玩笑，愛講故事，但是，他總是陽光正麵，從來沒有抱怨“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在背後議論和批評自己“外行領導內行”的頂頭上司，更沒有組織煽動下麵的人對共產黨的領導“不滿情緒”。這些都是發自內心對事業的精誠和為了完成事業的智慧，感動了領導和群眾，而絕對不是靠“偽裝”能夠掩蓋的。
當然，共產黨在處理“右派”問題上，也盡量本著“求大同存小異”原則，對那些忠心耿耿的“名牌大家”業務骨幹暗中保護，不拘泥於枝節問題，讓他們“放下包袱”，繼續發揮自己的專長，全心全意地為黨為人民工作。到了文化革命時期，學校張雨竹書記還為此受到株連，說他是龍誌反右時的“保護傘”，而龍誌則是個“漏網右派”。群眾說的也沒有全錯，“保護傘”是真有的，“漏網右派”則是子虛烏有，無限上綱，龍誌確實不夠格。到了後來十年文化革命，情況更加艱苦，時間更長，鬥爭更加慘烈。特別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龍誌被兩度隔離和“掛起來”審查了兩年之久，經曆了火與血的意誌考驗。居龍誌回憶，一次路上碰到恩人張書記，兩人相對無言，飽經折磨，滿腹冤屈的龍誌竟然一言不發，流下了幾行熱淚，龍誌一輩子對張書記這個“後台”感恩戴德，此乃後話。
1957年8月，在山西省委安排下。山西農學院新到任了一位黨委書記張若愚，並且開始了一係列組織措施，從地方縣調集了一批工農幹部擔任係總支書記和院級機關領導職務。再一次正式確立了共產黨在學校上上下下的領導地位。動物科學係也先後派來了工農幹部，總支書記李希文和劉生琪等。龍誌與這些新來的領導同誌保持了良好關係，他的表現就是“坦誠相待，馴服擁戴”八個字。
根據有關報道[8]，“到了1958年3月，院黨委根據中央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精神，決定停課兩周，在全院進行了“雙反”。運動中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開動員會、現場會等方式，揭露學校工作中的“三風”（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五氣（官氣、暮氣、闊氣、驕氣、嬌氣），揭露學校中的浪費、保守現象。揭露師生的種種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表現，掀起搞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覺革命，向“紅透專深”前進為中心的思想批判運動，開展“向黨交心”，“拔白旗、插紅旗”，製定紅專規劃，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學術思想等一係列“興無滅資”的思想鬥爭” 。
在高校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為中心，落實“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方法是“拔白旗”———名教授、名學者和知識分子普遍具有的“輕視勞動，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壞思想和壞作風；“插紅旗”———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參加勞動是浪費人力論”和“教材神秘論”。
龍誌畢生都對一波又一波“統帥一切，衝擊一切，幹擾一切，壓倒一切”的政治運動和政治學習無可奈何，不得不把自己寶貴的生命和精力用在認認真真應對政治運動和政治審查交代“政治曆史”問題上。他多次說過，他隻能利用政治運動的間隙來從事他一心一意鍾愛的教學與科學研究，也就是後來被多次批判他對於政治運動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由於他的政治背景和與美國人的曆史淵源，龍誌幾乎是每次政治運動學校重點批判挨整的對象，他又無處可藏，無處可跑，必須認真麵對。以致在文化革命中，龍誌得到了“老運動員”的“稱號”。
令人不得不歎服的是，在從解放的社會劇烈變遷到解放後每次運動之後，正直、精誠、坦蕩、一片丹心 的龍誌都不但沒有被打倒，反而能夠頑強地站起來，重新受到共產黨的信任，甚至得到更大的榮耀、提拔和重用。例如經過肅反和反右運動，龍誌反而浴火重生，承擔了一個解放後最大的科研項目，得到巨額撥款，各項工作更上一層樓。壓力越大，誤會越深，龍誌的反彈越大，工作反而更加積極努力。這個“規律”似乎貫穿了曆次運動，也貫穿了他的一生。到文化革命時期更是淋漓盡致。這說明了共產黨也需要一個成長的過程，也需要一個對龍誌了解的過程。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龍誌和共產黨兩者的關係每每都能夠最終達到“榮辱與共，肝膽相照”。
有詩為證：
【七律】《俊傑智慧》
大地易幟風標變，中美對峙開韓戰。
名校聘書如廢紙，留美光環頓黯然。
肅反受審長半載，反右沉默險過關。
敢脫洋裝護豬仔，感動省長撥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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