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傳------如夢的人生

   1979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了夢寐以求的大學錄取通知書---被天津大學化工係基本有機合成專業，據說是以全天津大學倒數第一名的成績錄取，從而翻開了我生命的新的一頁。回首過去的21年，一個沒有讀過高中，與鮮魚水菜打了近五年交道的“黑五類的狗崽子”，卻一步登天地跨入了全國重點大學的門檻，怎一個夢字可以形容？

　　　　　　　　　　　（一） 身世

    我的父親出生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梧州市的一個佃農家庭，在日寇的鐵蹄蹂躪神州大地之際，三代單傳而且是遺腹子的他，初中畢業後毅然投考了黃埔軍校炮科（第15期）。畢業後，他以少尉炮兵排長的軍銜加入了牟廷芳的94軍與侵華日軍浴血奮戰，分別參加了鄂西會戰及湘西會戰，並因戰功而屢獲升遷。特別是在湘西會戰（又稱：雪峰山戰役）中，父親所指揮的山炮陣地遭到日軍炮火猛烈攻擊，通信員為掩護我父親而犧牲，父親也受了傷。湘西會戰，以國軍的完勝結束並標誌著日軍在中國戰場攻勢的終結。傷愈後，父親被調任62軍157師（師長：何寶鬆）炮兵參謀。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父親隨隊赴越南海防市受降。10月，父親隨隊自越南海防赴台灣受降（2014年9月1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前夕，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民政部公布了在抗日戰爭中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在著名抗日英烈名錄中，有94名國民黨將領入選。父親及其戰友們在抗日戰爭期間所流的血，終於得到了認可）。

    1946年8月，駐防台灣的157師，被海運至天津，擔任津塘地區的守備任務。在駐津守備期間，父親不願再戰，借口傷病，一直沒有再上前線，直到在1949年初隨部隊於黃村參加了北平和平解放之後，他正式解甲歸田。

    我的母親出生在天津。我姥爺那一輩共有兄妹四人，我姥爺排行第二，姑姥姥則排行老幺。當年，孫中山在南方鬧革命，我的大，三姥爺結伴南下參加了革命軍，他們在北伐戰爭中先後戰死，遺骸被國民革命政府收容後安葬在了天津北郊的“江蘇公墓”。其中，大姥爺在參加丁泗橋戰役臨終前官至北伐軍連長。他的墓碑是純白大理石製，有一人多高。我姥爺一直在原河北督軍家（位於河北區元緯路）當管家，有了點兒積蓄後買下了督軍家對麵，元緯路元福裏六號的一個共有六個房間（其中一個是裏外套間）的小院落。1942年我姥爺因病去世，姥姥改嫁後，母親就和我外曾祖母相依為命了。由於自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占領了全華北，學校也被迫進行奴化教育，因此，我母親會說一口流利的，略帶大阪口音的日本語。五年級，在一次全市小學生日語演講會上，母親還闖入了前三名。河北區教育局長在激動之餘，當眾宣布免除母親的學雜費並認母親做她的幹女兒。小學畢業後，家裏的積蓄殆盡，院裏的房子也紛紛出售，隻留下自己住的一個裏外套間。

    為了生活，剛入豆蔻之年的母親隻好休學，謊報年齡後進了日本人經營的紗廠當了一名紡紗工。一天，母親在班上忽然尿急，在回工作崗位的路上，突然從電話交換室傳出陣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探頭一看，電話交換員並不在，母親不知深淺地進去接通電話後得知是日本大阪方麵急需與日籍廠長通話，母親隨即根據電話號碼標示版接通了廠長室，廠長卻因故沒有上班，母親隻好根據秘書的指示接通了廠長家，然而，廠長又沒在家，與朋友去了酒吧，母親又根據廠長夫人（日本人，不會說漢語）的介紹接通了酒吧完成了通話。廠長通完話後，越想越覺得不對勁，交換手的聲音怎麽這麽生疏？轉天，廠長召集全體女工，詢問，昨日的電話是誰轉接的？電話交換手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嚇壞了，一再聲稱自己不知道。母親隻好硬著頭皮承認是自己無意中轉接了電話，並一再聲稱，自己僅僅是轉接，絕沒有監聽，不知道廠長與大阪方麵的通話內容。聽到了母親的陳述（對話過程全部使用了日語），廠長當即將母親從紡紗車間調進了電話交換室當了電話交換員。那個時候，電話交換員處於信息要道，地下黨也因此不時地與母親接觸，要求母親提供她所知道的經濟情報。

    我的姑姥姥身為小學教員，在那個年代，也算是個大知識分子了。她心高氣傲，卻最終在1947年初料理完我外曾祖母的喪事之後，給一個姓華（書法大家華世奎的遠方親戚）的毛筆商當了填房。由於157師的軍需處長與姑姥爺是同鄉，因此，常常到姑姥爺的店裏采購文具用品。而我父親與軍需處長是好朋友，所以，他也成了姑姥爺的座上賓。1947年冬天，姑姥爺急需赴關外采購一批狼毫，卻手頭吃緊，豪爽的父親當即支援了4根金條幫姑姥爺渡過了難關。然而，隨著北方戰事吃緊，生意越來越難做，姑姥爺一直沒能歸還所借的金條。為此，姑姥爺一直很內疚。他在得知父親尚未成家之後，就與姑姥姥商量將待字閨中的母親許配給我父親。能夠與年輕有為的師級軍官交往，在當時也是一件可遇不可求之事。但是，母親借口自己年紀尚輕，而且一直盼望著能繼續讀書，不願立即成婚。父親也沒有過分勉強，隻是拿出自己的積蓄，交給母親，讓她辭去紗廠的工作，考進了位於河北區天緯路的河北師範大學法律係。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同年6月20日，父親與將要年滿20歲的母親舉行了簡單而莊重的婚禮，證婚人是何寶鬆師長。成婚後，父親離開了軍隊。我父母憑著父親的“起義解放證”到軍管會領取了路過解放區時必需的“路條”，返回了廣西梧州。雖然祖奶奶視母親為飛來的鳳凰而倍加嗬護，但是，語言，文化背景以及生活習慣的巨大差異使婆媳之間很難溝通，終於在我大哥出世後，祖奶奶同意父母攜馮家的傳代香火返回了天津。

    返津後，父親成了天津市房管局河北區房屋修繕服務隊裏的一名工人，月工資為62元。母親起初被姑姥姥介紹到西箭道小學當了一名代課教師，後因工作出色，轉正後被東窯窪小學的諸葛校長“搶去”，定級為四級教師，月工資為5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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