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路的博客
這一生，我們都在走在回家的路上！
每一個來到哈爾濱的人，都要到這個城市最負盛名的中央大街上走一走，否則就好似沒有到過哈爾濱一般。
也許有人留意到，與中央大街交匯的一條小街上，有一個小小的西餐廳，也兼作咖啡館，它有一個很好聽的外國名字—露西亞。它座落在一座有百年曆史的俄式建築裏，這個建築的主體在中央大街上，而西餐廳開門在側翼。
拉開露西亞對扇的墨綠色木門，高高的舉架下幾張小桌，鋪著淡雅的花格桌布，還有花燈、大氣的窗和歐式的窗簾。倚在牆角的是一架立式老鋼琴，散發著久遠的年代氣息，一旁的小櫃子裏擺著幾台小巧而精致的老相機，和幾樣歐式的小玩意。在簡單的小裝飾之外，最惹眼的是牆上懸掛的一位優雅的俄羅斯女士單人或與家人們合影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這位優雅的女士，就是這所房子曾經的主人尼娜，全名叫作達維堅果·尼娜·阿法納西耶夫娜。
三歲時，尼娜隨父母來到哈爾濱。尼娜曾在道裏秋林公司做過會計，也曾在哈工大圖書館做過俄文圖書管理員，她不會說漢語，是一位像普通中國人一樣正常生活、可始終保持著俄羅斯傳統的俄僑。
尼娜於2001年9月去世，她一生以一種平和的心態，活在這片異國的土地上，從生，到走，竟是九十一年。
房子的新主人保留著她家裏的一些老物件。從這些老物件裏，人們仍然可以看到當年尼娜優雅而和諧的生活。這所房子和裏麵舊式的裝修、物件告訴人們，哈爾濱這座充滿歐洲風味的城市是怎樣出現的，曾經生活過什麽樣的人，以及這些人在這座城市裏曾經發生了怎樣的故事。
象尼娜一樣——在哈爾濱生活的俄羅斯人曾經很多，在最高峰的1922年曾經達到15.5萬人。
他們都是隨著中東鐵路的修建而來到哈爾濱這個遙遠的地方的。
哈爾濱原本隻是鬆花江邊上的一個小漁村，也有人叫它曬網場，這是在1898年以前。1898年是一個分水嶺，在這一年在東北的土地上發生了一件大事，它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走向。
這一年，由俄國人投資的中東鐵路在中國東北境內開始修建了，這條鐵路以滿洲裏和綏芬河為兩個端點，以現在的哈爾濱為中心樞鈕，一條支線則從哈爾濱通到大連。
1903年，中東鐵路全線竣工通車。從此，西方文化沿著中東鐵路源源不斷流入東北，哈爾濱作為中東鐵路幹線與南部支線的交匯點和鐵路附屬地，開始全麵向現代化轉型，並迅速成為東北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尼娜的父母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了中國。尼娜的出生地橫道河子現在是一個小鎮，距哈爾濱二百公裏左右，曾是中東鐵路的一個樞紐站，至今仍保留著中東鐵路時的站台、機車庫和站外的俄式、日式建築。
通過中東鐵路，大批的俄國人和其他國家的移民相繼進入哈爾濱。從1907到1943年，先後有二十幾個國家在哈爾濱設立了領事館，有近四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商人、資本家到哈爾濱經商辦企業。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內，幾乎包括歐洲所有國家以及美國、加拿大、日本、印度、阿富汗等國的幾十萬人湧進哈爾濱。
在今天看來，他們是異鄉客，而對當年的他們來說，他們是城市的主人。他們和其他的外僑一起建立了哈爾濱這座城市。在1922年之前的許多年裏，哈爾濱外國僑民人口數量超過總人口的二分之一。
從這一點上來說，當年的哈爾濱當然是一個國際化的都市，並且是一個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城市。
中東鐵路的修建引來大批外國人的同時，也引來了大批的中國外鄉人，另外還有闖關東來的一批關裏人（指老家在長城以南的那些地方逃荒而來的人）。直到今天，打聽一下我身邊的任何一個朋友，你的老家是哪裏，大多說出來的都是河北、山東，或河南，在現在的哈爾濱，追溯到上兩代，你幾乎找不到一個本地人。
所以說，哈爾濱是一個移民城市，這決定了這個城市的移民文化特性。
俄僑文化、猶太文化等外來文化與關內移民的中原文化相結合，使得哈爾濱人的性格裏既有做人做事的勤懇樸實特征，又有內心世界的優雅浪漫情懷。
在這其中，對哈爾濱人民影響最大的當然是在哈人口最多的俄國人（民間稱其為老毛子）。他們的生活和飲食習慣、包括他們的語言都在哈爾濱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對當年的哈爾濱人來說，他們就是最熟悉的、最普通的街坊鄰居。
夏夜的鬆花江畔，時時流淌著手風琴和小提琴的合鳴，人們隨著琴聲翩然起舞、和著琴聲和舞步引吭高歌的，常是遛彎路過此處的俄羅斯的馬達姆（音譯，女士、夫人之意），她們也許不會中文，但曲調是她們再熟悉不過的。拉琴的多是六七十歲以上的長者，拉的是他們年輕時的曲子，比如《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類的經典歌曲。
母親有一位最要好的從小到現在一直交往的女同學，就是二毛子（中俄混血）。一輩子做船員的姥爺在世時也會說簡單的俄語，我們常說的布拉吉（連衣裙）、為的羅（一種上粗下窄的水桶）、蘇伯湯（紅菜湯）也都是從俄語音譯而來。
此外，哈爾濱馳名全國的大列巴、紅腸、格瓦斯就是地地道道的俄羅斯風味，現在已經熱賣到南方市場的哈爾濱秋林公司出品的“格瓦斯”飲料，曾經就是汽水的代名詞。“秋林公司”的前身，是由俄國人秋林於1900年成立的“秋林洋行”。
而這些並不像某些偽民俗的旅遊區僅在景點裏才出售的東西，它們是哈爾濱人的日常飲食，融入了哈爾濱人的生活。
曾經應邀與一個攝影班的同學們做交流，其間聊到令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張照片。
無論自研習攝影之後自己攝了多少張照片，無論網上書上學習了大師們的多少圖片，但若有人正式地問我，留給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張照片？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說，是我很小的時候在江畔餐廳前麵拍的那張。
那是一張方底片的120相機拍攝洗印的黑白小照片。
當時正是七十年代的初期，一兩歲的我，穿著小小的革命裝，戴著小小的革命帽，手垂下來，腿微屈，剛好拄到餐廳前花圃的低矮的木柵欄上，背後是大大的磚木的洋式餐廳。
照片是怎麽拍的已經全然不記得了，畢竟那時太小，但以後多次看過這張照片，記住了自己小時候可愛的樣子和後麵那個“大大”的洋餐廳。
這個“大大”的洋餐廳其實並不大，隻不過和一兩歲的孩子小小的身軀比起來當然是宏偉壯觀的。
洋餐廳至今還在，一座獨層建築，是江畔的重要一景，從有我這張照片至今未曾有過改變。也許在我的照片攝下之前幾十年也未變過，至少從我查到的曆史照片中看是這樣。
也看過其他朋友家裏的老照片，也曾在舊市上收過一些老照片，在這些哈爾濱人的老照片裏發現，江畔餐廳不僅僅我一個人的記憶，而是哈爾濱整整一個代人的記憶。
近幾年來，當我開始關注我所生活的城市的曆史、關注承載了城市曆史的老建築時才了解到，保存在一代人記憶中的江畔餐廳建成於1937年，是由日本建築師大穀周造設計的俄羅斯式風格的建築。
日本人設計俄式建築，聽起來似乎很稀奇，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在始建之初的哈爾濱，不僅有日本人建造的俄式建築，還有俄羅斯建築師設計中國傳統建築風格的建築，比如哈爾濱最有名的省重點高中三中（現哈爾濱第三中學），就是是由俄羅斯建築師斯維利多夫設計的。
“混搭”既是建築師高水平的體現，也是城市文化融合的表現。
各國僑民的不同文化，使得哈爾濱的建築風格也相應地呈現出多元化。既有傳統的俄羅斯建築、猶太建築、日本近代建築、中國傳統建築，又有前衛的新藝術運動建築、折衷主義建築。
在中央大街步行街，就矗立著數十座造型別致、匠心獨具的巴洛克、新藝術運動、文藝複興風格的建築，這條街是哈爾濱最洋氣、最大氣的街道。你或許沒有去過莫斯科、沒有去過維也納、羅馬、希臘、巴黎，但隻要你在中央大街走一走，就盡可以完全領略這些城市的建築風采。
在建築學家眼裏，哈爾濱的中央大街是“一本濃縮的西方建築史教科書”、“一部凝固的交響樂華麗樂章”、“一個精雕細琢的藝術長廊”。
哈爾濱是一座大氣的城市，有著與生俱來的包容情懷。
20世紀初，哈爾濱容留了眾多為躲避沙俄暴政而逃亡來哈的俄國僑民，和為躲避法西斯迫害而逃亡來哈的猶太人。
僑民是哈爾濱的“民”，哈爾濱是僑民的“家”，對於在哈生活過的僑民以及他們的後代來說，哈爾濱更是他們的“根”。
2004年，時任以色列副總理後為總理的奧爾默特首次訪華。除北京外，哈爾濱是奧爾默特此次中國之行的唯一外地城市。奧爾默特不止一次地回憶，“我父親在87歲高齡去世時，留給世界的最後遺言都是哈爾濱當地話。”“我父親的心始終牽掛著中國，牽掛著他的第二故鄉——哈爾濱。”
猶太公墓，自1903年下葬第一位哈爾濱猶太人開始，共有數千人長眠在這座中國東北城市。迄今，哈爾濱仍完整保存著588座猶太人墓葬。
奧爾默特的祖父約瑟夫·奧爾默特正是其中之一。1918年，約瑟夫夫婦帶著兒子莫爾傑哈伊從俄國遷居中國。此後，他的後半生一直在哈爾濱度過，直至1941年5月14日逝世。
奧爾默特的祖父母去世後，就安葬在哈爾濱近郊的這片“皇山墓地”，也是遠東地區規模最大的猶太人公墓。
20世紀30年代，奧爾默特的父親回到以色列，與一個在哈爾濱相識，後在以色列再度相遇的猶太姑娘相戀結婚，她就是奧爾默特的母親。奧爾默特說兒童時代，他經常聽父母提起哈爾濱。在家中，奧爾默特的父母常用漢語交談。奧爾默特父親去世時最後一句話說的是漢語。奧爾默特說雖然他聽不懂是什麽意思，但是他知道父親將自己最後的感情留在了中國，留在了哈爾濱。
奧爾默特說：“我是半個哈爾濱人！”
資料記載，哈爾濱猶太人最多時出現在1920年，高達兩萬人。
今天的哈爾濱，聲名在外的中央大街、中央大街上的馬迭爾賓館、賓館門口常年熱銷的馬迭爾冰棍、冰棍店對麵永遠有人在排隊等候購買的華梅西麵包，早已成為哈爾濱最具異國情調的景色，而這百年傳承的背後無一不有著猶太人的身影。
前段時間，與一位朋友去其當年的學校懷舊，就在哈爾濱的城郊，我猛然想起並提及幾年前曾在此遍尋猶太人公墓不得，其中朋友的一位同學馬上接話說：“你要找的是毛子墳吧？就在現在的皇山公墓裏，是我們小時候常去瞎玩的地方”。
幾日後，一次去公墓參加葬禮時，特地到公墓裏單獨辟出的“毛子墳”轉了轉，“毛子墳”共分為東正教教友墓、俄僑墓和猶太人公墓幾部分，公墓總占地麵積很大，其它的墓地都可以隨意瞻仰，唯獨“毛子墳”專門有保安守護，欲觀瞻需到專門管理處登記方可。
對於哈爾濱來說，城市曆史的變遷和文化的消散，始於外僑的離開。
以猶太人為例，1932年日本占領哈爾濱，猶太人受到排擠時至以色列建國，部分在哈爾濱的猶太人陸續遷往以色列以及美國、加拿大等地。到1953年末，哈爾濱的猶太人總數為450人，1959年又減為130人。
到“文革”前，哈爾濱猶太人隨著人口急劇減少而進入尾聲，曾經盛況一時的社區活動銷聲匿跡。1985年，生活在哈爾濱的最後一個猶太人阿哥列在養老院辭世。由此，“哈爾濱猶太人”僅作為一個特殊的曆史概念留在了哈爾濱的記憶之中。
與此同時，俄僑也在消失。
2000年7月27日，一位7歲時來到哈爾濱，在哈爾濱生活了81年的老俄僑米哈依爾·米哈依洛維奇·姆亞托夫（昵稱米沙），在他居住的3平米的小屋內去世了。
半年過後，無國籍俄僑尤西科娃在東正教聖誕節前夜安詳地合上了眼睛。此後，在哈的老俄僑隻餘下3人，其中一位便是尼娜。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我們所周知的曆史原因，占外僑人數最多的蘇俄僑民陸續離開，尼娜是為數不多的堅持在哈爾濱生活的俄僑。
2006年9月22日，在哈爾濱的最後一位老俄僑葉伏羅西尼婭·安德烈耶夫娜·尼基伏洛娃離開人世，享年96歲，她的遺體安葬在哈爾濱皇山公墓俄僑墓地。至此，哈爾濱俄僑的曆史宣告結束。
與不可避免的僑民的離去一同出現的，還有哈爾濱優雅的不斷消失。
今天到哈爾濱旅遊的人有兩個必去之處，一個是索菲亞教堂、一個是中央大街。它們是哈爾濱曆史、建築和風情的代表。
索菲亞教堂現在已經不再行使一個教堂的功用，這座遠東最大的東正教堂已經成為哈爾濱的建築藝術博物館，內部有哈爾濱一些有識之士提供的珍貴的曆史圖片和資料，展現哈爾濱百年曆史，帶你步入百年老街、老屋，在老照片中體味城市的曆史文脈，風土人情和各式特色建築的舊日風景。
作家阿城說：“一座沒有鍾聲的城市，是一座沒有靈魂的城市。”
在索菲亞教堂的鍾樓上，有一口鍾是從哈爾濱曾經規模最大、最有名的教堂——聖·尼古拉大教堂（建成於1900年，哈爾濱的老人都叫它“喇嘛台”）拆除後移過來的。
曾經，我又不得不用“曾經”這兩個字，因為它確實存在於“曾經”，而不是當今。
當初，隨著聖·尼古拉教堂的鍾聲響起，大大小小幾十座教堂的鍾聲也隨著響遍全城，鍾聲滌蕩著信徒們的心靈，他們隨著鍾聲懺悔、祈禱，這是一幅多麽動人的景象。
可惜在1966年文革初始，這座教堂即被紅衛兵小將們拆除。據說拆除時小將們費了好大的勁，因為太結實了，一個釘子都沒有，全是卯榫聯結的。而現在懸掛在索菲亞教堂的大鍾是在建尼古拉大教堂時從莫斯科運來的，教堂拆除後被一工廠拉去做了上下班的報時鍾，後來索菲亞教堂修複後大鍾才被從工廠搶救出來又懸掛在了它應在的位置上，不過已不是原來的家。
某日與朋友掰著手指細數，往日的54座教堂到今天僅餘下不足10家。
甚至一些有曆史紀念意義的建築也難逃脫，如為紀念蘇聯對日本帝國戰爭勝利而修建的蘇聯紅軍紀念塔，如蕭軍解救出蕭紅的東興順旅館，如1927年10月24日中共東北地區第一次黨代會召開的原址道裏西十三道街48號等。
“當城市的曆史就這樣一座一座消失時，我們隻有在照片中尋找回憶。”當看到又一座老建築被扒得麵目全非時，我寫下了這句話。
曆史若失去了，我們還有什麽？我們或許隻餘下失落的優雅。
現在，我們已聽不到回蕩在城市上空高高低低、叮叮咚咚、起伏蔓延的鍾聲，卻依舊有鴿子繞著教堂的穹頂飛翔，它們也許在懷戀舊日的時光。
俄國詩人葉琳娜·涅捷爾斯卡婭的這首詩，或許最適合現在我心目裏的哈爾濱：
我經常從睡夢中驚醒，
一切往事如雲煙再現。
哈爾濱教堂的鍾聲響起，
城市裹上潔白的外衣。
無情的歲月悄然逝去，
異國的晚霞染紅了天邊。
我到過多少美麗的城市，
都比不上塵土飛揚的你。
From《中國周刊》10月刊 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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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來的不是逃避蘇維埃的白俄嗎?
教堂應該更多，教堂街上就有二十多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