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會
史良如教授於1983年在衛生部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向諾貝爾獎得主Georges J. F. Köhler展現自己培養的雜交瘤細胞。
史良如教授最近以84歲高齡仙逝，作為他的關門弟子，我當然會寫文章。國內寫紀念文章都是些官樣的八股，我從來不會寫那樣的文字，我隻寫他在我心中的點滴，也會談及他的人生和他的科學。
幾年前趁兒子博士畢業典禮的機會，我曾帶全家去聖地亞哥的史老師和師母的家拜訪。我以前就告訴過兒子和女兒，史老師是改變我們家命運的人。我帶年幼的兒子參觀洛杉磯附近的尼克鬆總統圖書館的時候，曾經對著尼克鬆塑像告訴他，尼克鬆讓我們全家移民美國成為可能，而真正幫助我們敲開美國之門的推手是史老師。
當我們在南加州風貌的街道行駛時，我們很快發現那是一片高尚的社區，估計很多房子至少都有百萬美元。這是一個勵誌的故事，國內來的小中男應該知道。史老師第二次去德國的時候應該己經過了五十歲，他受美國公司Pharmingen的創始台灣人黃博士多次邀請, 抵達美國在公司當單抗主任時更晚。他憑自己的才華和努力贏得了這麽美好的生活，非常令人欣慰。
史老師是很會動手的人，年輕時就是做實驗的能手，那天他做了一桌子的菜招待我們，吃到中途還發現有道菜忘了拿出來。如果我們說史老師的長子受父親影響成為美國生物博士和公司高管，那麽他們的老二則在美國的自由空間裏發展成為藝術方麵的教授，史老師的才藝基因多少在小兒子身上有所表達。史老師的兩個兒子都長得英俊瀟灑，長子文格與我們有過交往。我隻見過他家老二小時候的模樣，史老師江浙話的“華華”，我聽起來像“娃娃”的發音。朋友告訴我，他長得特別像史老師，他也為史老師和師母帶來了幾位混血孫子。
我們當時在中國進入免疫學領域的很多學生，應該都知道有個“南北二謝“的說法，指的是北京協和的謝少文和我們衛生部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的謝毓晉，史老師就是謝毓晉的得意門生。
史老師早年從浙醫大畢業，因為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數學係畢業的太太分配到華中工學院，他也選擇來武漢發展，師母還是教過我太太姐姐的數學教授。看來史老師是從浙江追到武漢來的，他們都是浙江寧波人，這是師母對我朋友圈帖子的說明：“你寫得太好了！謝謝你這一位勝於蘭的好學生。我和史老師初中高中均為同學，而大學我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數學，他去浙江醫學院學醫 61年我被分配到華中工學院任教，隨後62年他畢業就到了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
史老師加入生物所謝教授組後就是做抗淋巴或者抗胸腺免疫球蛋白的，也就是先分離淋巴或胸腺細胞，再將它們作為抗原打入豬或馬的身體裏，再試圖分離含有抗體的免疫球蛋白。因為排斥是淋巴細胞特別是T細胞介導的，所以他們試圖通過抗淋巴來阻止T細胞的作用。但是抗胸腺抗體是多克隆抗體，擁有效價低、重複性差和異源血清導致的血清病等諸多缺陷，所以可以想像德國博士後Georges Koehler 在英國劍橋Milstein實驗室發明雜交瘤技術的消息會令武漢的免疫學家多麽興奮。史老師長子文格告訴我，Koehler應該隨德文發音翻譯成寇勒。他在德國呆過，我們聽他的。
在留德照片裏謝毓晉是坐C位的，現在美國講究平等，己經很少這樣了。文中有張插圖為謝毓晉和裘法祖登船留德前的合影，這張照片裏的有些傑出海歸人物曾經徹底改變了中國的現代醫學。謝教授在前排正中，裘教授在謝教授的右手邊，謝教授的左手邊第二位是中國著名消化專家過晉源教授，他是同濟醫院長時間的大內科主任。
裘教授回憶在船上連如何給小費都聽謝毓晉的，他們抵達慕尼黑後，謝教授也指出大家不能在一起盡說中文，應該分去不同的城市。謝教授自己去弗萊堡，裘教授和過晉源留在了慕尼黑。他們不僅在城市上盡可能多樣，學科上也是裘法祖主攻外科、過晉源修內科、謝毓晉則成為預防醫學專家，這樣他們回國就將同濟提到相當的高度。不知道是否為他們自己還是國家的安排，當時的中國政府可以說是痛定思痛。
裘教授唯一沒聽謝教授話的恐怕是不要去追德國女孩，裘教授娶德國女子為妻後在德國發展達10年之久。英俊得多的謝教授在獲得弗萊堡大學博士學位後不久就回國，支持抗日防疫，同時娶妻建立家庭。謝教授還是蠻有眼光的，擁有幸福的家庭，據說兒子是相當級別公司的領導，一個女兒是經濟學家，另一個女兒是多倫多大學終身教授。裘夫人也善良陪裘教授在中國直到去世，而過晉源則沒有這麽幸運，他的外國太太不能忍受中國不斷運動的痛苦自己帶孩子回歐洲了。傳出的消息是，改革開放後過教授趁訪歐機會還去看過他們。
不知是否受裘教授的影響，謝教授很大部分的工作是試圖找到控製器官移植的排斥反應的試劑，可能也是想為裘教授排憂解難，裘法祖在同濟開創了中國的器官移植領域。
謝毓晉和史老師幾乎就是把單抗技術引入中國的先驅。史老師給我看過，他當年陪同單克隆抗體發明人寇勒於1983年訪問中國的照片，我當時想采訪他，但是始終沒有如願。我在飯桌上確實問過謝教授的風格，他說謝教授講話做事都是非常嚴謹的人。謝教授是國家一級教授，比裘法祖還高一級。政府在經濟上沒有虧待著名科學家，在學徒工十幾塊的年代，謝教授的工資是三百多塊，同事回憶去上海時謝教授請客吃西餐。
這次文格又給了我史老師陪寇勒訪華的大量照片和文件，讓我們能有機會見證那段珍貴的曆史。寇勒和Milstein的革命性論文是1975年在Nature發表的，證明人類能夠首次無限地製備針對預知抗原的抗體，因為產生抗體的B細胞是可以克隆的，這就是單克隆抗體名稱的由來，這是免疫學家的夢想。這個突破是當然的諾貝爾獎，但是真正授獎是在1984年，也就是說史老師陪寇勒訪問中國時他還沒有獲獎。史老師說他們在歐洲大家都預測他將獲獎時，寇勒沒有半點謙虛，直接回答希望如此。
這裏讓我講一點科學曆史，年輕德國博士後寇勒入劍橋Milstein實驗室徹底改變了免疫學。阿根廷旅英猶太科學家Milstein當時就是做細胞融合的，非常有名望，但他是將屬於B細胞的骨髓瘤細胞融合以研究免疫球蛋白的輕鏈與重鏈的分配。寇勒想將免疫過的能夠產生抗紅細胞抗體的脾細胞與骨髓瘤細胞融合，Milstein當時認為這根本不可能，因為正常細胞在培養液中是會死亡的。西方科學界的好處是，再大的科學家都是鼓勵手下博士生和博士後自己決定實驗的。寇勒真的融合了骨髓瘤細胞和脾細胞，他應用化學試劑將沒有融合的骨髓細胞殺死，而脾細胞會自然死亡，所以隻有融合了的細胞才能在培養液中存活。這些被稱為雜交瘤的融合細胞既帶癌細胞無限生長的特性，又擁有B細胞產生抗體的能力。寇勒應用的是最簡單的融紅細胞的斑塊實驗，據說當他和太太在聖誕夜看見那些融血斑塊時，激動得推著孵育的搖床慶祝。
史老師回國後將整套單抗技術帶到了中國，我們的超淨台和倒置顯微鏡都是進口貨，寇勒訪問武漢所見到的應該與他在英國，瑞士與德國使用的無異。我使用的冰凍切片機是Leica的，北京都派人跟我學。那是80年代初，史老師麵臨的挑戰可想而知，並且他的最大支持者謝毓晉教授己於1983年去世。史老師回國後麵臨的最大挑戰是細胞融合率低的問題，國內細胞培養的感染率特高，尤其是支原體感染，但是他在德國發明的一種方法對他克服這些障礙幫助巨大。他聰明地先將骨髓瘤細胞接種到老鼠身上，待瘤細胞在動物體內長到一定規模後，直接從動物體內取出來做細胞融合，這樣能夠顯著提高細胞融合的成功率。他們應用這個方法在德國製備了大量的單抗，當時是與美國哈佛醫學院競爭的後來被稱為分化抗原（CD) 的抗體，我們永遠都應該感謝德國科學家的慷慨，史老師帶回的是成批的液氮灌的沒有完全鑒定好的細胞株，包括後來成為中國首款治療用單抗的WuT3。
但是最終還是外科醫生厲害，謝教授患肺癌晚期時裘教授來看他，他還在問老同學是否能再做一次化療救自己的命。謝教授畢生致力於的免疫學最終仍然沒有救他的命，但是他敏銳預測的單抗技術則是現在免疫治療的主力軍，他也沒有看到自己的弟子史良如把它帶回中國的那一天。史老師這次也沒有抵抗住急性粒細胞白血病的猛烈攻擊，免疫治療在美國非常先進也沒有幫助到他，我同班同學的白血病就在Hopkins控製了六年沒事。這是史老師兒子給我的病情描述：
”我爸今年84歲半。一直沒啥毛病，平時還開車買菜。三月15號晚上上樓時跌了一跤, 頭上腫了個包，說沒事還擔心是因為新冠。然而第2天早上就站不起來。最後我叫急救車送ER。才發現血小板低，白細胞量極高，最後診斷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經Scripps到UCSD Jacobs Medical Center，他依然樂觀。上了低強度化療後，因惡性白血病細胞過多死亡後導致tumor lysis syndrome，情況轉差，進ICU上了呼吸機並腎透析機。4月5號病情有所好轉，又換回普通血液科病房，重啟化療。昨天又回ICU。因腎，心髒，肺功能失衡，4月7日晨7:42AM在家人們陪伴下，平靜中離去。[Worship][Worship]這病來的突然，很遺憾沒有時間通知朋友”。
看來是大量惡性白細胞破裂導致了綜合症，史老師的腎、心髒和肺都承受不住了。文格也同意到：“是的。在Scripps上了兩天Vidaza後轉UCSD後，用一個去除白血球的技術leukocytapheresis，再開始Venetoclax”。兩種都是誘導癌細胞死亡的藥物，還設法置換血中的惡性白細胞，都是常規對急粒的治療方法。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過度治療，史老師年齡大了承受不起。我看了史老師臨終前幾天的照片，他當時腦袋應該很清楚，擁有很強的求生欲，這點應該是與謝教授很相似的。從這點上看還是阿肯森英明，他覺得化療太難受主動要求醫生撥管終止化療，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托福和GRE考得不能再高的史老師長子文格與我幾乎是同時拿到的美國機會。他是複旦畢業的，先去的德國，然後到麥迪遜威斯康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文格曾經在我們聖路易斯華大醫學院的十樓做過時間不長的博士後，他必須隨老板去UCSD繼續做博士後。他導師己經很不錯，但是當時華大是處於對HHMI研究員都不留人的瘋狂時代。記得文格在小布什當選總統的那個聖誕節是在我們家度過的，他曾經告訴我，當他聽到密蘇裏的廣播時就知道這裏比威斯康辛保守，但是他恐怕不能想像的是威斯康辛將川普送進了白宮。
這是來自同濟校友和其他專業人士對史老師的評價，令人感動：
“驚聞史教授駕鶴先去，十分悲傷，史教授是我碩士研究生的學位答辯評定委員會主席。 當時應用的抗體就是他領導的病毒所提供的。 願恩師千古！”
“我當年碩士研究生時實驗就是用的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的武抗係統T淋巴細胞單克隆抗體。史良如的名字也是常常被我同學經常提起。[ThumbsUp]”
“史老師是一名真正的學者[Worship][Worship][Worship]”
“武漢大學校友經常談到史教授[Worship][Worship][Worship]”
“驚聞中國單克隆抗體領域先驅，原武漢生物製品所單抗室主任，中國第一個抗體藥WuT3®主持人，BD Pharmingen公司雜交瘤研發主任史良如教授，於今天早上在美國加州聖地亞哥市仙逝，享年84歲。史教授在我們公司創立初期手把手傳授雜交瘤技術操作”。
最先公布史老師去世消息的帖子，寫帖者為在美國開公司的南開校友，史老師應該幫助過他的公司怎麽做單抗。我隨即去史老師的微信留言，但是己經沒有他的回複了。我們時爾就疫苗等事項有聯係，他回複微信也快。
謝教授和史老師都是同濟的兼職教授，因為謝教授，我們生物所就有微生物與免疫學的博士學位授予權，當時同濟微生物都沒有。史老師在那個年代對武大病毒係也幫助很大，他們的免疫學課程是他教的。我前二屆的師兄就是武大病毒係的，這家夥是史良老師當時五位研究生中唯一在中國南方發大財的，其餘幾位全部留美，以此可見史老師對學生的關心與照顧。史老師為人相當豪爽，非常適合在德國和美國發展，史老師的性格就像是中國版本的華大教授阿肯森。我們當時的任務就是鑒定Wu係列單抗，WuT3作為中國首款治療用單抗是應該載入史冊的。感謝同濟教授夏穗生和他的博士生周曉霞將它首次應用到腎移植病人身上。
我在搬家時發現這本舊的中文免疫學雜誌，34年前的出版物，my goodness。談及輝瑞新冠疫苗的內核是德國製造，實際上我的免疫學也是通過導師史良如教授間接從德國人那裏學到的。
我們於1986年秋天十幾人分配到武漢生物所，現在那個造出中國新冠滅活疫苗的單位。當年中科大、武大、蘭大、川大和我們同濟的學生都有，實話實說我應該是裏麵相當努力的一位。我和同濟衛生係的，再加上華東化工學院的三人，被隨機分配到史老師的免疫學研究室。史老師當時更希望招生化的畢業生，因為他想做酶標記的抗體，但是武大的生化畢業生完全不聽話，當時又是老板沒有生殺大權的年代。
那是謝毓晉教授創辦的研究室，全研究所僅這個，並不是有些傳聞中的單抗室，後來有了生物工程室和病毒研究室，就在我們室加了免疫學的字樣。我進去時所裏決定我們大學畢業生是需要輪轉的，後來領導早把這事忘了，所以我就留了下來，沒有去疫苗和血液製品的車間，現在回想起來十分幸運。
當時史老師剛從德國著名的杜平根大學回來不久，從德國帶回了大量的雜交瘤細胞株，那是他在德國日夜工作的成果。我們也可以看出當年德國人是多麽地慷慨，允許中國學者把初步材料帶回國，當時從美國回國的學者也是大包小包地把實驗材料運往中國，隻有後來川普當局才把它們當成國家安全的高度。但是史老師帶回來的抗體仍然需要再做鑒定，這篇文章就是當時鑒定的結果之一，當時我僅從醫學院畢業了一年半，就以第一作者將文章發表在重慶辦的《免疫學雜誌》上，另外還有三篇分別發表在《中華微生物與免疫學雜誌》和《上海免疫學雜誌》上。這些中文科學論文代表著我的科學啟蒙，我永遠自豪地將它們放在我的簡曆裏。
我與阿肯森都同意，對於我們學醫的人開始跟誰接觸實驗科學很重要，因為我們幾乎什麽都不會。感恩我當年在生物所的史老師那裏學會怎麽拿試管和加樣器，也能辯別脾髒和淋巴結的T或B細胞的淋巴分區，從而開始做免疫學，而我考上海細胞所的研究生的方向是分子遺傳學。史老師自己留德，但是他是個視野寬廣的人，他最知道真正先進和適合外國人發展的地方是美國。單抗雖然發源於英國，但是美國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利用這個技術發現了大量的淋巴細胞表麵抗原，迅速將免疫的潮流向美國傾斜。記得當年我問史教授，我是否應該學德語，他反問我：“你見過任何一篇文章是德文發表，你必須讀的嗎？”，我說沒有；他說：“德國人都以發表英文文章為榮，你學德文幹什麽？”。所以我雖然同濟畢業，永遠不懂德語，到是兒子和女兒在中學都學過早己經忘了的德語。
人生有很多步驟幾乎無人能預測，機遇加努力造就了人生路。這是我以前說過的話：“我是從來不相信傑出人才未來所成就的輝煌是能夠通過所謂的”人生設計”來實現的。在很多情況下，尤其是學生年輕的時候，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麽走，更不能預測未來那一扇門在何時何處會向你敞開。你在事業和個人生活上將會遇見什麽樣的人也是隨機的。大家知道思想的碰撞為人類創造力的源泉，也就是西方人常提到的”同伴壓力”或夥伴間的影響與激勵，而人生中的重要合作夥伴也是很難預定的。美國的沃森去北歐才是他的初衷，而他隻有到了英國劍橋才能夠遇見克裏克，才有可能在弗蘭克琳度假時在倫敦看到她的衍射圖，而沃森和克裏克文章中的DNA雙螺旋圖像還是克裏克的具有藝術背景的太太繪製的，這些條件都不容易設計到所謂現代版的課題申請報告中”。
我當年出國是十分艱辛才拿到中國的因私護照，飛機在1990年8月13日從北京起飛香港的那一刻，我真有逃難的感覺，現在仍然慶幸我當年衝破萬難來到美國。我始終感謝史老師的那句話，他說：“隻要你出來了，一切都會好的”。
史老師在美國公司工作了很長時間在聖地亞哥退休，我們使用的眾多抗CD抗原的抗體應該是史老師領導的組做出來的。沒有當時我在史教授實驗室學到的他從德國帶回的先進免疫學，我會晚些時間才能跑到美國，肯定也不可能進入擁有美國頂尖醫學院之一的華大。
下麵為我送史老師照片下的留言：“史老師和謝毓晉教授於1981年訪問德國。現在講究學術譜係，我的科學源於史老師的教誨，我履曆表中的四篇原始論文都是在史老師實驗室完成的，您還推薦我到美國從事研究，感謝史老師的栽培。中國免疫學受到謝教授從德國帶回的科學傳統的影響，貢獻中國的預防醫學，也使我們受益匪淺。吳曉波敬上。”
史老師說這張照片是在1981年在德國杜平根的植物園拍攝的。史老師說自己很少留影，這是少數幾張，他看後自然高興。
我曾在史老師的實驗室看過謝教授感歎單抗實現了幾代免疫學家夢想的手寫文字。我是1986年秋看到的謝教授多年前寫給同濟研究生的稿子，令我印象深刻，他感慨自己老了，但是年輕人總是他的希望。單抗是1975年在英國劍橋發明的，史老師在1981年就去德國學習單抗，中國跟進速度並不慢。謝教授的視野可見一斑，他精通德文，英文也應該不錯。謝教授於30年代在德國留學數年的老牌同濟教授，後來曾經擔任過同濟醫學院的院長。史老師當年在德國是日夜在實驗室裏，做出那麽多單抗。史老師告訴過我當年在分配到生物所中的大學生中，他是努力讀文獻的幾位之一。人生巧的事情太多，謝教授半個多世紀前得博士的德國弗萊堡大學，正是後來因發明單抗技術得諾貝爾獎的德國科學家Koehler從瑞士巴塞爾返德工作的地方。我去過巴塞爾，弗萊堡就在北邊一點的德國大學城。
合影中可以看出師生在異國他鄉重逢的興奮，也是謝教授故地重遊，還見到40年前的同事。謝教授晚年患肺癌，當時在合影時就已經發病，史老師說醫生始終認為是心髒方麵的毛病。謝教授當年對自己的疾病發展采取不對外說的態度，德國人的影子在這裏起些作用，有些美國人什麽都說，但是謝教授即使到了癌症的晚期，求生的願望仍然非常強烈。
China comes a long way，經曆了謝教授和史老師他們幾代人的努力才有今天，才有現在億萬民眾打的國藥武漢新冠疫苗。我們在國內時，中國是一個連做實驗用的標記抗體都做不好的國家，更不用說治療用抗體了。
我與史老師微信聯係後，他和師母就經常讀我的文章，在朋友圈點讚。我長期有個心願是邀請他們訪問古董社區，在這裏住段時間，現在看來這隻是一個夢想了。我們平常出門愛犬泰迪都會隨我們走到門口，甚至爬窗戶目送。那天我們出去時他扒在那裏不動，他應該也是在為史老師的去世傷心。可惜再沒有史老師的點讚了，他特喜歡和懂毛孩子。我們動搖我家銀行帳戶買泰迪時，史老師要我做好二個準備：Bernese Mountain Dog的飯量很大，並且壽命比較短。
寫此長文紀念我永遠的導師史良如教授，一位擁有開創精神和對晚輩關照的長者，願他安息，他改變了我的命運。現附上華大教授當年寫給我的邀請信，重點提到錄用我的原因是基於史良如教授的鼎力推薦。在華大多少年的努力，我希望可以說自己沒有辜負史老師的期望。邀請信裏的Germinal Centers也很醒目啊，那是淋巴細胞成熟和產生抗體的微環境生發中心，我後來還在研究補體受體CR1/2時回去又研究過生發中心，加上在史老師實驗室是做抗T細胞單抗的，所以我覺得自己擁有相當的背景去評論新冠疫苗和疫情。
現分享我們全家拜訪史老師和師母在聖地亞哥的家的照片，攝影師是我太太。
承蒙文格給我這些史老師陪同諾貝爾獎得主寇勒訪華的照片和文件，倆位科學家都已經離世。那是1983年，寇勒一年後獲獎是預料之中的事，但是超出想像的是他在12年之後，就以51歲的英年因為感染去世。在先進的感染免疫學的故鄉德國不能控製感染誘發的心衰，令人唏噓。寇勒是個純粹的人，他和Milstein發明單抗後很多人讓他申請專利，他都堅決拒絕，他認為這是屬於全人類的知識財富。寇勒與從少年女朋友發展的妻子擁有三個孩子。
我1963年出生在生物所大院，我媽媽陳秀英，1957年畢業於同濟，分配到生物所，一直和史叔叔是同事。
我從小就認識史叔叔，他對人和藹可親，尤其喜歡逗小孩玩。他太太陳老師帶兩個兒子住華工，他在生物所住集體宿舍。
史叔叔多才多藝，一雙大耳朵尤其出眾，我小時候是先知道“馬耳朵叔叔”，後知道他的大名的。
1984年初，史叔叔送了一張自行車票，我家買了第一輛永久自行車，在友誼商店。
文格兄弟倆是在華工長大的，我不熟，見過一兩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