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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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注：本文是裘法祖先生自傳《寫我自己》的節選，記錄了裘老70多年前留學德國的經曆。裘法祖是中國著名外科專家、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裘教授從事外科醫療、教學、科研工作60餘載，發表醫學論文200餘篇，主持編寫醫學教材40餘本，2008年6月病逝於武漢。】
裘法祖，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外科學家
從上海到德國慕尼黑
二十世紀30年代要去歐洲，沒有飛機，也不能乘火車經西伯利亞前去，隻可走海路，即乘船經印度洋、紅海、蘇伊士運河、地中海到歐洲。在輪船上我們住的是經濟艙，兩張上下鋪，一張小桌。海上的生活是無聊乏味的，雖然每到一個大港口，例如香港、孟買，可以上岸去片刻觀光，但這是有錢中國人的享受；我們沒有錢，隻好站在甲板上遙望港口的車水馬龍。那幾個有錢的中國人，白天打麻將，住得好、吃得好，我們一想就來個白天睡覺，晚上向他們借來麻將牌打麻將。就這樣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航行，輪船終於抵達了目的地——意大利威尼斯。下船的那天，在早餐後看到餐廳的侍者站在餐廳門口收小費，有錢的人給的是50或100美元；我們沒有錢，謝毓晉說：隻給10美元，我們是學生，過去的時候不看他的麵孔就是了。就這樣我們挺過去了，那個侍者連一句謝謝都沒有吭出來。回憶起來，實在有趣。
威尼斯是一座美麗的水城，一座有著悠久曆史的名城。上岸後，我們買了一些桔子來吃，當我們剝開後，發現裏麵都是像血一樣的，以為壞了，就全部丟掉了，後來才知道它是名貴的血桔。我們無暇瀏覽水城的全貌，隻有稍作逗留，便離開了威尼斯。當我們到達奧地利維也納的時候，當地的學校已經開學2個星期了。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所有的商店按常規都關了門，連麵包都買不著。我們都很餓了，隻好多花錢去餐館用餐。
第二天我們便乘火車前往慕尼黑。到達慕尼黑後，謝毓晉便提出，我們幾個應該分開，不應該再在一起，因為隻要我們在一起便會講中文，這對我們學習德語是很不利的。於是他去了弗萊堡(Freiburg)。盛澄鑒也認為在一起不利於學習語言，便離開我們去了柏林。我和過晉源比較保守，二人沒有分開，留在慕尼黑大學醫學院繼續後期(臨床)學習。當時同濟大學與德國的大學之間有廣泛的合作關係，隻要再通過一門拉丁文初級考試，就可以注冊入學。幸虧我們在國內已取得那張拉丁文初級考試的證明，免考了，也就順利地注冊進校學習了。
慕尼黑是英語munich的譯語，德語叫München(明興)，是德國繼柏林、漢堡的第三個大城市，是Bayern州的首府，當時人口約120萬。德國人稱慕尼黑是德國的“天堂”，靠近阿爾卑斯山區，周圍環景非常優美，又是德國文化和科學技術的中心。1919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組成了國社黨，是納粹主義的發祥地，所以在希特勒執政時期，慕尼黑也稱為“政治運動首府”(Hauptstadt der Bewegung)。慕尼黑大學創建於1472年，至今已有500餘年曆史，是世界著名大學之一。我能就讀於此大學，並在此大學畢業，感到自豪。
我一到慕尼黑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住處。德國有不少家庭，由於節約就空出房間出租，在大門口掛出一張牌：“這裏有住房出租”；出租的房間備有簡單實用家具，包括床上被褥。慕尼黑大學醫學院的醫院、研究所都集中在一個區內，我就在這個醫學區內找住房。第一個住房在Walther街，每月30馬克，連供早餐。房東是一位老太太，非常和藹。我的住房在一樓，光線不足，讀書的桌在窗口，而窗口正在院子裏行人道邊，雖然有白色薄薄的窗簾，但不斷地來往人影使得我無法集中思路。此外，一到晚上9時房東老太太就來打門，說：先生可以睡了。
我住了一個月，無法再住下去，盡管房東老太太熱情地挽留我，我還是遷到第二個住房，在Häberl街；每月28馬克，少2馬克，也供早餐，房東是一對中年夫婦。我也隻住了一個月，由於房間在二樓，樓下正是一條汽車通道，從早到晚不斷地有卡車來往；另一個原因是房東夫婦經常吵架，男的打女的，女的大哭。在這種情況下，我隻能第二次遷居，搬到Frauenlob街，房租每月30馬克，也供早餐。房東也是一對中年夫婦，住房在四層樓，對麵是慕尼黑大學醫學院第三醫院(泌尿外科、皮膚科)，環境非常安靜。住房中還有一個房客，住在我的隔壁，是一位獸醫，叫Mayer先生，他在附近宰豬場工作，一個典型的德國南方靠近阿爾卑斯山的巴伐利亞人。他經常穿著巴伐利亞人的服裝，頭戴綠色呢帽，帽上插上一根羽毛，羊皮製的短褲，厚厚的毛襪子，重重的皮靴鞋。他下班總在夜晚11點鍾左右，走上樓梯的腳步震重，鏗鏗有聲；開門時鑰匙在門孔口亂插，然後砰的一聲關了門。一到房間就將二隻皮靴先後撬出來，砰砰二聲，接著就發出鼾聲。我也習慣了，不在乎了。問題是房屋很冷，有壁爐但沒有煤炭，我隻好將所有的衣服穿上禦寒。房東女主人Frau Schachtner非常善良，有一個女兒，每晚總囑我將皮鞋擺在門口，她會擦幹淨；每星期日早晨，她總送上自己做的蛋糕。我很樂意住下去，一直住到我畢業到1940年。
我的經濟狀況很緊，特別是在1939年開始，由於日軍侵略到上海、杭州，二姐已無法再寄錢了；她已前後五次共資助了我4200美金。我每月隻用70馬克，其中30馬克付房租，剩下來的40馬克用於吃飯和買書，幸而德國讀書是免費的。早餐是由房東供給的；中餐就去專供學生用的飯店吃，每餐60芬尼，加上小費是65芬尼。晚上就吃黑麵包，抹上一點果醬果腹了。果醬可以在小店裏自己拿空瓶子去另買。由於租屋裏沒有洗澡設備，每周約好過晉源同到公共浴場去洗；衣服就送洗衣店秤重後付錢，一周後去取。這樣，三年大學生生活渡過來了。
在國內我自己認為德文是很不錯了。但到了德國卻變成了聾子和啞巴了。慕尼黑人講話很快，又帶有地方口音，實在難懂。過了半年聽和講才好了一些。舉一個例子，德國人將“您”和“你”分得很清楚。“您”(Sie)是尊稱，“你”(Du)是親密稱；對家人、對16歲以下的孩子都稱“Du”。一次到公園裏散步，看到了一個很可愛的男孩，我就問他，您幾歲了；他忽然大笑著轉身去告訴他的母親說：他稱我Sie呀!我才明白，“您”和“你”是有分別的。好朋友都相互稱Du；對與長者或老師或不熟悉的人，都稱Sie。如果有朋友，感情較深，也要長者先提出Du稱，然後相互就用Du稱了。
在我讀完醫科第一個學期後，在1937年秋天，我忽然發現在直腸下端長有一個長蒂的息肉，當時我就去外科醫院手術。德國大學生的醫療費是全免的，而醫學生病了都是由外科主任或副主任親自手術的，這是傳統，教授對學生是非常關心的。雖然我是中國醫學生，並且剛剛開始學業，仍然享受著這樣的優待。住了一個星期醫院，回到我自己的住處，當時正是深秋，滿地鋪著褐黃色的樹葉，冷風迎麵吹來，我一個人慢慢地走在街上，想起了祖國，想起了家鄉，不禁哭了!此情此景到今日還深深地印在記憶中。
1939年，我獲得了二個獎學金，都是我的博士導師Borst教授親自簽字推薦的。一個是Wolf獎學金，三個半月，共420馬克；另一個是洪堡獎學金(Humboldt-Stiftung)，每月150馬克，共兩年七個月。這樣大大減輕了我的經濟壓力，不但完成了我三年的學業，並開始了在慕尼黑大學附屬醫院的外科生涯。
在慕尼黑當時隻有一家中國飯店，在Augusten街，老板姓徐，溫州人。我和過晉源有時也去吃一次中國飯，每餐1馬克，對我們來說這是一種享受；同時也可以見到幾個中國留學生。當時在慕尼黑大學學習的中國留學生約有20人，其中有馬節(經濟學)、徐維鑄(經濟學)、莊孝德(細胞生物學)、徐邦裕(製冷工程學)、許巍文(化學）、江希明(生物學)和他的夫人徐瑞雲(數學)以及當時在慕尼黑進修軍事的蔣緯國。記得還有幾位學醫的女同學，一位叫李淑家，一位叫葉景恩(同濟大學李國豪校長夫人)，她們都住在慕尼黑大學特設的女留學生宿舍；她們會做中國菜，有時也請我們去吃飯。
在慕尼黑的中國留學生相處得非常融洽，有時還一起去慕尼黑近郊Stamberg湖遊樂。這些情況都在二戰開始前，1938年、1939年期間。等到二戰開始後，氣氛緊張，大家都鑽於學習和工作，彼此的交往幾乎中斷了。過晉源在畢業後也去維也納大學醫院工作了，而我則忙於手術，且經常和我妻子在一起了。
坐在慕尼黑大學醫學院的教室裏
1937年2月我開始在德國攻讀臨床醫學(醫科後期)，前後共三年，到1939年冬畢業了。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需要大批醫生，因此，醫學學製由一年二個學期改為一年三個學期(Trimester)，這樣，就等於縮短了一年學習時間，我遂於1939年冬比在國內的同班同學提前一年畢業了。
德國臨床醫學的課程與國內的課程不很相同，三年內要學完14門必修課，方可參加畢業考試。14門必修課是：病理學、藥理學、微生物和衛生學、局部解剖學、病理生理學、內科學、外科學、婦產科學、兒科學、神經精神病學、眼科學、耳鼻喉科學、皮膚性病學和法醫學。由於上課的地點分散在不同的醫院或研究所，我和過晉源各買了一輛舊的自行車，在短短的課間休息時間，趕著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上課。例如早晨第一課在內科學院聽課，接著就去病理研究所聽課。好在這14門必修課的聽課和見習時間完全可以由學生自己來安排，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實際情況分散安排在三年中的八個學期中，完成上述所有課程的聽課和見習。
臨床學科的上課完全不同於國內情況，不是“填鴨式”的，而是“啟發式”地要求學生獨立思考。例如上外科第一課，老師先介紹了幾本教材，供學生閱讀參考，接著就以示範的方式授課。國內老師的授課是按教材係統地講授，隻見書本，不見病人；而德國則是聯係典型的病例進行示範授課。今天是一位胃癌病人，明天是一位顱內腫瘤病人，而後天是一位上肢骨折病人；老師簡述了病史，提示了X線片，也可能就在課堂裏施行複位。總之，要學生自己去閱讀書本，自己去思考，上課隻是示範一些典型常見病例。
每次上課要叫四個學生下來問答，問答一些基本知識。在一個或兩個學期中上完了一門課程，就可取得一張聽課證明，等到14門課程讀完取得了14張聽課的證明，就可以到大學去申請畢業考試。如果不勤奮，或不去上課，就無法報考，隻得延長學習時間。我遇到幾個德國同學已經讀了5～6年，還未讀完，一年一年拖下去，人們都稱他們為“老學生”。
一次在上婦科課時，我可進手術室觀看手術；當教授自腹腔中取出小兒頭大的子宮肌瘤時，我忽然暈厥過去，手術室護士(修女)立刻抬我到走廊裏吸氧，我恢複了，但我很傷心，看來我作不了“外科醫生”。
德國的大學裏流行著一句話，叫做“大學生自由”(Studentenfreiheit)，也就是不但學習時間的長短由大學生自己來掌握，而且可以轉到其他的城市學習，例如柏林大學的大學生可以轉到慕尼黑大學來繼續學習，也就是德國北方的大學生來到德國南方來讀書，或者相反。不少大學生喜歡這樣轉學，一方麵學習，一方麵可以了解當地的風俗人情、名勝古跡。
對我印象很深的是上臨床醫學課的場麵。講課的老師都是各學院或研究所的第一把手，教授或主任。他們都很講究儀表，熨得平直的白大衣、白長褲、白的領帶、白的皮鞋，後麵跟隨著一大批助教、講師，一樣是衣著整潔，也同時站著在教室的兩邊聽課。大學生不起立致敬，常是用手敲打桌子表示歡迎；如果有不同意的情況，學生就拖擦鞋底來表示。記得有一次，第一內科學院院長、血液病著名教授來上課，在他的白大衣口袋中的電筒還亮著，學生就拖擦鞋底表示有意見，當時那位教授搞不明白，幸而一位助教提醒了他立即關閉了電筒，學生立即敲打桌子，表示高興。
著名的教授上課時，龐大的梯形教室坐無虛席，連站立的空間都滿了。記得1937年世界著名的整形外科Lexer教授上課時，就是如歌劇院一樣的場麵。Lexer教授在上課時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外科學是一門科學、技術和藝術的綜合”，這句話到今天還深深地印在我的心裏，並影響了我一生的外科工作。
我和過晉源學習非常勤奮，上課時總搶著坐在第一排。寒假、暑假也不休息。三年中我們沒有去旅遊，也沒有看過一次電影，寒假、暑假時期，上午都去醫院見習，下午就準備博士論文課題，極力爭取按時完成所有必修課程的聽課和見習，按時報考、按時畢業。
三年的刻苦攻讀我堅強地挺過來了。今天回憶起來，仍然驚奇自己竟有如此持久的動力。特別在最後一個月考試階段，我經常失眠。由於我的住處離慕尼黑十月啤酒節廣場很近，每晚在睡前就去那裏跑步一圈，這樣才使我得以入睡幾個小時。
作為外國留學生，在德國可以享受一種優待的學位考試，即所謂Rigorosum，也就是寫一篇論文，參加四門臨床學科的考試，就可以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當時，我與過晉源商討，決定放棄這種優待，要同德國學生一樣，先參加德國的國家考試，再參加博士學位考試。德國的國家考試非常嚴格，都是口試，分四人一組進行，必須在一個月中考完上述的14門課。每門考試要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時間。例如病理學的考試，上午口試，先考問人體病理標本，繼而要看五張病理鏡片，作出診斷；下午還要自己做一個屍體解剖。我在一個月(1939年9月)裏完成了所有14門課考試，除了2門課是“II”(病理學、兒科學)和1門課是“Ⅲ”(藥理學)外，其他11門課都是“I”，因而獲得總成績“I”(最高分)，但精神卻疲勞到極點，體重也減輕了5公斤。隨後，在同年11月再參加了博士學位答辯。由於我的病理學博士論文在兩個暑假(1938、1939)期間己完成，因而順利通過了博士學位的答辯。
外國留學生在德國讀博士學位，不用參加國家考試，隻參加一種優待的學位考試，“Rigorosum”，就可以獲得博士學位的情況，這在國內是不清楚的，以為都是“醫學博士”，而實際上是有分別的。隻有通過了國家考試，才有資格獲得醫師執照，在德國可以做醫生。因此，如果現在我回到德國去，仍然有資格做醫生。另外，我在1945年12月獲得了德國“外科專科醫師”的資格證書，這是一項不很容易獲得的榮譽。
1938年我在慕尼黑大學醫學院病理研究所拿到了博士生的課題，導師是世界著名的病理學家Borst教授，具體指導老師是講師Höra博士。研究的課題是“肥大性闌尾炎的病理機製”。該研究所接收了一個成人拇指大的闌尾，不是腫瘤，也不是一般的炎症，病理診斷不明，因而Borst教授認為是一種毒性較低的結核杆菌所致的病變，但沒有證據，必須要在標本裏找到結核杆菌。我查閱了不少文獻，也有類似的報道，但僅僅是一種推測，沒有證實。我就在病理研究所自己動手，將標本作了許多的切片，用不同的染色方法，終於用Ziehl-Neelsen染色法找到了一條結核杆菌。診斷明確了，導師很高興，就要我寫成論文，作為博士論文發表。實際上這是一個病例報道，可是工作量還是不少的。當然，同現在的博士研究生論文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太簡單了。但在70年前的時期，已經算是一篇博士論文了。
我的博士導師Max Borst教授德高望重，學識淵博，德國政府授予他為“國家顧問”(Geheimrat)稱號。他身材不高，較穩健，經常結一條紅色領帶。他撰著的《病理組織學》是一部經典著作，有幾個不同文字的譯本。他熱愛古典音樂，擔任一個醫生交響樂團的指揮。Borst教授的性格開朗，富於幽默。醫學生都知道國家考試中的病理學考試特別嚴格，考試中要看五張病理鏡片，並作出診斷。這對一個醫學生來說，確實是困難的。
因此，在病理研究所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在考試前去找一位老技師，他的身材有些像Borst教授，給他5馬克，就可以拿到五張鏡片和診斷；在考試時也由這位老技師遞給Borst教授這五張鏡片。1938年，從另一個城市轉來慕尼黑大學醫學院的學生，在參加國家考試前也去病理研究所尋找那位老技師。恰巧在研究所的大廳裏遇到了Borst教授本人，這個學生認為他就是那位老技師，就給Borst教授5馬克，Borst教授接受了，也給了這個學生五張鏡片。
第二天，我們上課時，Borst教授一開始就說，在座哪位同學，我要還他昨天付我的5馬克。這件事引起了整個教室的學生長時間敲打桌子；表示高興和讚揚。今天回憶起當時的場麵，不禁要失聲大笑。Borst教授不幸於1946年因車禍去世。1979年我去德國訪問時，見到了Borst教授的兒子，Hannover醫學院的著名胸心外科教授，通過他我到慕尼黑拜訪了Borst教授夫人，我的師母，受到她的親切接見。
過晉源的博士生課題是有關維生素C的作用，他的導師是維生素C的開拓者，叫Stepp教授。過晉源每日喂養大鼠，非常辛苦。他的論文成績獲得“I”，而我的論文成績是“II”。相反的，國家考試我的成績是“I”，而他的是“Ⅱ”。這樣算來，我們兩人各有長短，實際是拉平了。
在這裏需要聲明的，我的大學畢業和博士學位證書上的名字是按德語拚音：TjiuFa-dsdu；回國後改為英語拚音：Chiu Fa-tsu；解放後一律按現代漢語拚音：Qiu Fa-zu。我的生日也有了改動，當時我隻知道我屬虎，冬天出生。按中國老的習慣，生日都不記年月日，隻記生肖；出生後到第一個春節就是一歲，也就是生日，因此我算一算是在1915年生；為了容易記住，我自己寫了生日是1915年11月15日。回國後我問了父親，他查了年曆本，我的真正生日是1914年12月6日，在德國所有證書上寫的都錯了。
我們在三年的臨床醫學學習時期，最使我不高興的是同學們認為我們是日本人。記得有一次，大學生學生會組織一次去慕尼黑郊區一個溫泉地區參觀，晚上開會時我和過晉源進入會場，大家喊著：歡迎日本人。當然，我非常不高興，我鼓起勇氣走上台階說：我們不是日本佬，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也能夠在慕尼黑大學留學!當時，會場一陣啞然，接著是一陣掌聲。今天，祖國強大了，富裕了，中國人站起來了。隻有我們老一輩的留學生才有這樣的親身體會!
耶魯爸，認識您真榮幸啊！我不是同濟醫大畢業的，我本身不是學醫的。86年大學畢業時，我被分到同濟醫大教書7年，然後出國。
我兒子的堂哥則是同濟醫大本科和博士畢業的，2011年在哈佛作博士後，然後回國作癌症研究。
對學醫的人，我是最崇拜和尊敬的了！我以前可想兒子學醫呢，可是，他卻選擇去作research。
耶魯爸爸好棒，同濟醫學院海外校友會的理事，哇，真佩服！難怪你可以寫出這麽多很有見地和分量的文章！
真沒有想到你是我們同濟校友，西西還是同濟的血脈，我的這篇文章你也可能會感興趣：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1002/201301/7.html
我們醫大還有一人，目前也做得非常好，就是Kang Shen:
http://www.hhmi.org/scientists/kang-s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