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澄宇：這不是改旗易幟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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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宇：這不是改旗易幟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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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澄宇同誌的這篇文章，根據台灣當局解密的資料，正確的揭示了一個本質和事實，就是特色早已經在本質上改旗易幟了，保留形式上的旗幟，隻不過是害怕沒有了這個偽裝而露出本來的麵目而已。可悲的是，那些糊塗的人還在阻止其不要改旗易幟。對於這些人，這篇文章不是一劑清醒劑嗎？

這不是改旗易幟是什麽？

澄宇

胡錦濤在他的政治報告裏，向全黨8000多萬黨員和全國人民宣稱他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那麽，我們這裏公布的《蔣經國暗助鄧小平改革開放》一文，看看他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還沒有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時候，偷偷摸摸在幹什麽？在給改革開放設計一條什麽道路？這樣的道路是不是改旗易幟？
文章說，1978年到1979年，鄧小平就物色財政部長王丙乾的秘書到日本和蔣經國的經濟學者劉建仁秘密聯係，結果一拍即合。蔣經國和鄧小平為什麽會這樣心心相印？兩個人都說他們是當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莫非在那個年月他們就有秘密私交，雖然後來各自在對立的國共兩黨。
劉建仁這個神秘人物在蔣經國的授意下，把有關台灣經濟方麵的資料整理了6個行李箱，於1980年4月，跑到中國大陸；一到北京，立即與鄧會麵；接見他的還有鄧穎超、王丙乾等中央領導人。這樣迅即、這樣隆重，使劉建仁受寵若驚。
鄧要和劉建仁單獨談話，把一塊兒接見的鄧穎超也排除在外。鄧開門見山說的一句話是：“你我都做過地下工作。地下工作的規矩我們都清楚……”劉當即回答：“出了這個門，我就沒見過你。”隨即，兩人哈哈大笑。這當然是會心的笑。
當劉問：你想聽真的還是假的？鄧說：“我想聽真實的。”他們的真實是什麽？自然是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之類的讕言。劉自然要說鄧愛聽的話：“如果不改革開放，中國隻有死路一條。”文章裏沒有公布鄧對劉講的話，但我們可以想見，鄧對這樣一位同學蔣經國的密使能不吐真言嗎？他的真言自然是貶斥大陸的社會主義是窮社會主義，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亦即胡錦濤說的“封閉僵化的老路”。
經過30多年的對比，人們已經明白，鄧小平和他的徒子徒孫們這套攻擊誣蔑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是天下最無恥的讕言。人們隻要看看毛澤東會見尼克鬆的照片，再看看鄧小平會見卡特的照片，把富有引力的強大汙蔑為“封閉”，把低三下四的賣國吹捧為“開放”，顛倒是非能蒙騙人們的雙眼麽？否！至於把社會主義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的原則以及要鬥私批修的社會主義革命誣蔑為“僵化”，把社會主義公有製改變為資本主義私有製，把按勞分配改變為按資分配以及無限製地誘發人的私心美化為“改革”，那更是亙古未有的社會主義大叛徒的行徑。鐵的事實已經證明，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經過毛澤東的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製度。這種製度給廣大工農勞苦大眾帶來的幸福感，深深埋在他們世代人的心中，豈是叛徒一句“封閉僵化”所能誣蔑掉的。
11月14日這一天，我到醫院看病。掛號排隊的時候，一位素不相識的病友說，電視台問：你幸福嗎？她要問到我，我就說，自打鄧小平改革開放那一天起，我就一天也沒有幸福過。毛主席給我們工人的福利，都給他們七改八改改掉了，現在連病都看不起。診室裏一位病友說，還開會哩，（指十八大）主席台那幫人哪個不挨罵？淨一幫抬橋子，不管老百姓死活。群眾的這些發自內心的議論，難道不是衝著你們“改旗易幟”的罪惡嗎？
鄧在他尚未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時候，就如此急切地從台灣蔣經國那兒請來高參，為他心目中的改革開放設置藍圖，就說明這個被毛主席定為走資派的內鬼，早就下定決心要走資了。蔣經國給他送來的走資藥方，他的愛資病吃了不但很見效，而且他還讓這位高參在他主持的一個會上宣講。第10天，按規定高參要回台灣了，突然，鄧的秘書告他，再多呆幾天。這位特使嚇壞了，以為鄧小平要翻臉算他的舊賬，不曾想是請他到中共中央黨校給省部級官員宣講。共產黨的幹部聽走資本主義的課，這就是鄧小平改革伊始導演的一場鬧劇。
鄧小平對這樣的曆史會見，當然是很看重的，但是，做賊心虛，不敢留有文字，隻好以幾張照片為證，送給特使回去交差。有了台灣國民黨蔣經國的支持，有了新加坡李光耀的支持，有了美國總統卡特的支持，有了內外反動派的支持，鄧小平改旗易幟的膽子就一天天大起來了。
這份和蔣經國暗自交往的材料，經過台灣方麵保密30多年後，“征求國內同意的前提下”，才於今公布出來。這和卡特的保密是多麽相像。這些內外反動派深知鄧小平改旗易幟的決心，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他們心心相印，全力支持，把毛主席一生創建的世界革命的紅色根據地，變成了美帝國主義的最大附庸國。其罪惡之大，滄海難容！
這份材料最後說：“將來人們寫曆史的時候，不要以為中國國民黨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旁觀者。中國國民黨在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是參與者，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參與了決策。”“蔣經國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初期所做的動作，是把民族利益放在黨派利益之上的。”前一句話，揭開了鄧、蔣勾結的實質，揭開了改革開放就是改旗易幟，後一句話，則是資產階級慣用的手法——用民族利益掩蓋階級利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毛主席就下過這樣的斷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鄧小平和蔣經國在改革開放一開始的勾結，證明了毛主席的論斷多麽準確，多麽富有預見性。
鄧小平的繼任者一方麵同意公布這份材料，企圖說明他們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定好了方向；一方麵卻在十八大裝模作樣地宣布：“絕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不是自打嘴巴嗎？其實並不奇怪。他們是實用主義者，實用主義就是自相矛盾的製造者。薄熙來事件，他們大叫“路線鬥爭”，指責薄是“文革餘孽”，大有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告別的氣概。不曾想，全國人民從中受到一次很大的教育。修正主義者的倒行逆施，從反麵教育群眾重新認識毛澤東，重新認識文化大革命。這兩個“重新認識”，把群眾的階級覺悟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保釣遊行示威，嚇壞了統治者。他們企圖用新的決議來壓製群眾。但是，這樣一來，不但會造成新的危機，而且修正主義黨因十八大召開而出現的裂痕也難以彌合。於是，離退休的元老們在養尊處優的位置上也飲食不安了，紛紛出籠，做平衡、彌合的工作。本來，徹底否定文革，重評毛澤東，是鄧小平的遺囑，是修正主義集團幾代接班人都想完成的任務。新一代交接班人因群眾而激怒的行為，是符合鄧的遺囑的。但是元老們畢竟比他們狡猾，他們審時度勢，說動了新一代交接班人，在十八大的文件上繼續保留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詞句，並且不觸及文革這個地雷。他們用心良苦，隻在抬高他們的黑貨如“科學發展觀”的地方，露一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達到安撫一些人的企盼。
但是，群眾的覺悟使他們的新欺騙難以得逞。首先，群眾有了曆史經驗，對這種修正主義換屆有了精神準備。當有人散布幻想時，就有人提醒：那個上西柏坡的人如何？其次，聽其言觀其行是多數人看問題的角度，連在國外的中國人都指責胡的政治報告說，誰要你口頭上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人們要的是行動上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第三，有了從路線上看問題的新覺悟。一位女將在看了習近平的就職演說，批判說，習隻講術，不講道。就是隻講人民，不講路線。路線不變，把人民講得再好，也隻是欺騙。
魏巍曾感慨地說：修正主義叛徒集團換一屆領導，都要喬妝打扮，欺騙一番，革命者就要向人民揭露一番。他老人家要活到現在，看到人民這種覺悟，該有多高興啊！我們應該換一種思維方式，就是在看穿了修正主義這一套把戲以後，“糞土當年萬戶侯”，把我們的眼光移向人民，把自己的希望移向人民，做人民需要的工作，像毛澤東晚年那樣，堅定地相信人民總有一天會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
新一屆修正主義領導，新的騙術還會出台的，諸如申報家產。但是，隻要人民有了路線覺悟，這些花招都會成為鏡中花、水中月。修正主義前麵的路，如一位網友說的：“中國的情況目前還是會繼續加速向下，很快就會開始進入另一個狀態，一進入隻能朝代更替。自下而上相對於自上而下更徹底，雖然死的人更多。”“不知他比崇禎如何，反正曆史已經走到這個時候。”（路路邊人《曆史已經走到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有這個共識。
蔣經國暗助鄧小平改革開放
國民黨以這種方式參與國家重大決策
中國大陸熱火朝天搞文化大革命的時期，寶島台灣在熱火朝天地搞經濟建設。經濟成果頗豐的台灣，當時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中國大陸1976年結束文革動蕩，又徘徊了兩年之後，在百廢待興的經濟困境中，再次複出政壇的中共領袖鄧小平毅然主導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工程。鄧小平也因此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人類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已使這個飽經風霜的亞洲窮國、大國逐漸變成經濟上小康的具有一定綜合實力的強國。實踐證明了鄧小平果斷地主導改革開放的正確性和必要性。
在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的初期，身在台灣的蔣經國已經知道他這位與自己曾經留蘇的同學以及昔日好友在幾經政治沉浮之後下決心為中國的未來掌舵，並將中國扭轉到正確發展的軌道上。蔣經國對此不僅樂見其成，還在暗中相助。
當時的海峽兩岸尚延續國共鬥爭的慣性，台灣還沒有解嚴，也沒有開放黨禁和報禁，就連開放老兵回鄉探親也是後幾年的事。在那時的封閉和對立的條件下，蔣經國是怎樣得知鄧小平的心思，以及怎樣配合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並在暗中助其一臂之力的呢？曾經在東北領導國民黨係統領導地下抗日組織以及指導地下抗日工作的紀剛（趙嶽山）先生在保守這個秘密將近30年後，透露了其中一段詳情。
在1978年和1979年，正當鄧小平再次在中國政壇上複出並主導國家政策的時候已經下決心進行改革開放。但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坦途還是溝壑？當時對改革開放的前景尚不明朗，鄧小平由此提出“摸著石頭過河”的主張、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貓論”。雖然改革開放的戰略目標已定，但怎樣打這場經濟戰役，還需在戰術上細細研擬。
時任中國財政部部長的王炳乾從他派到日本研究經濟學的秘書那裏得知台灣知名經濟學家劉建仁也在日本，並與王炳乾的秘書有同窗之交。
劉建仁年輕的時候在東北是地下抗日組織的領導人之一，其工作範圍在黑龍江省，據點在哈爾濱。新中國成立前，劉建仁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撤退台灣並參與了台灣的經濟建設，既有理論又有實踐經驗，被李國鼎、嚴家淦視為不可多得的經濟人才。
曾為東北偽滿洲國抗日地下組織的領導人之一的劉建仁先生與當時另一位領導人紀剛（本名趙嶽山）先生結下生死之交，互稱生死兄弟。紀剛先生在東北地下抗日組織的長春及沈陽總部工作，受羅大愚、張寶慈、高士嘉領導。地下抗日工作進入半公開時期之後，地下抗日組織被日滿軍警破壞得很嚴重。紀剛先生隨即在地下抗日組織中被認定為第四負責人。長年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尤其是自己陣營的同生死兄弟，彼此無話不說，但都約定不到時機成熟時絕不對第三人透露談話內容。
如今，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成果已舉世矚目，鄧小平、鄧穎超均已去世，劉建仁先生也於3年前病故。2009年9月，已經90高齡的紀剛先生約筆者暢敘，拿出了珍藏近30年的一份資料，囑附我在征求國內同意的前提下，將這段秘辛整理成文字或留存或公之於世。
1979年，王炳乾的秘書奉中央之命在日本找到了劉建仁，談起中國大陸在經濟領域推行改革開放的設想，還試探著問劉建仁可否秘密去大陸一趟，同時還為他提供來往進出大陸的方便條件。劉建仁雖然是位經濟學家，但當時海峽兩岸的政治對立還沒有結束，尤其是美國已決意與中國大陸建交，同時結束了與台灣的官方關係，使台灣在國際舞台上遭受沉重打擊。劉建仁表示個人有這個興趣，但不便立即做出決定。
隨後，劉建仁回到台灣即向蔣經國報告此事。他當時也有兩種心理準備，一是蔣經國聞之大怒，徹底否決，二是勉強同意，以不聲張也不阻攔的方式默認。沒想到的是蔣經國聽到這件事，沉思片刻之後，心情複雜地說：“我們的同胞也要吃飯啊！”
劉建仁知道這是蔣經國同意了。不但同意了，還指示劉建仁搜集台灣這些年來搞經濟建設的資料，由劉建仁篩選出認為能切實幫助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的資料和數據。劉建仁得此指示後，心情愉快並緊張地進行赴大陸的準備工作，並與王炳乾在日本的代表商定赴大陸的具體行程安排。
劉建仁在動身去大陸之前，特意找到了當時在台灣開兒科診所的紀剛先生，興奮地告訴了紀剛有關這次赴大陸之行的曆史使命。劉建仁說，蔣經國想在暗中向鄧小平提供幫助，有關台灣經濟方麵的資料就整理了6個行李箱，要劉建仁去大陸時帶給鄧小平。但這件事不能公布，隻能在秘密狀態下進行。5月份，劉建仁回到台灣，除了向蔣經國匯報與鄧小平、鄧穎超、王炳乾等中共要員見麵以及在中共的中央黨校開會發言的情形之後，也與紀剛先生詳述了整個過程。
劉建仁於1980年4月以經濟學家的個人身份秘密抵達中國大陸的北京，並被立即安排與鄧小平見麵。按劉建仁的想象，進入會客廳後，鄧小平見到他，從座椅上站起來打個招呼就已經是不得了的禮遇了，因為當時的鄧小平在中國可謂位於九五之尊，是中國未來的實際掌舵人。令他感動的是到了人民大會堂的時候，鄧小平與鄧穎超兩人親自在玄關迎接劉建仁（見照片1）。在熱情的寒暄之後，隨即進入正題。鄧小平安排與劉建仁單獨見麵詳談。鄧小平的機要秘書為他們拍照留證之後，也走出會議室。這時，在會議室內，隻有鄧小平和劉建仁（見照片3）。鄧小平開言道：你我都做過地下工作。地下工作的規矩我們都清楚……劉建仁接下話茬：出了這個門，我沒見過你。 隨即，兩人哈哈大笑。
劉建仁回憶說，鄧小平非常誠懇也非常客氣地與他交談，開誠布公地介紹中國前幾十年的經曆，以及當時要推動改革開放的決心。鄧小平還簡述了他準備推動的經濟改革計劃。劉建仁問：您是隻想聽好聽的？還是不拒絕聽難聽的話？鄧小平答道：要是聽好聽的，我們的人民日報可以天天講我愛聽的，那就不需要你來了。“我想聽真實的。”這是鄧小平的原話。
劉建仁說：那我就沒有什麽顧忌了。說了難聽的話，您也不要生氣。
劉建仁表示，中國大陸前幾十年走過的路，已經是過去的事了。鄧先生推動改革開放，以經濟為先，確是必須走的路。雖然前景如何不好一一預測，但總體上可以這麽說：改革開放一定有危險，但也有生機。鄧先生提出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想法，就是一種一邊摸索一邊前進的想法。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一定會出現預測不到的事。出了事，再說出事的解決辦法，但如果不改革開放，中國隻有死路一條。
劉建仁向鄧小平透露了蔣經國對此的態度，樂見大陸走改革開放的道路，並表示將台灣這些年的經濟建設資料提供給鄧小平做參考。這次帶來了6個行李箱的資料。如果大陸方麵需要更多的資料，可以再由劉建仁回到台灣之後整理出來向大陸提供。劉建仁在與鄧小平的單獨會談中還特別提及政治改革的問題。這也是蔣經國的意思。劉建仁說，經濟體製改革可以先行，但政治體製改革也不能滯後太久，因為兩者既有別，又有關聯性。即便兩者不能平行地同時改革，也要考慮到經濟體製與政治體製的和諧性與適應性。
與鄧小平單獨會談之後，鄧小平又安排鄧穎超和時任財政部長的王炳乾一起與劉建仁合影留念（見照片3）。劉建仁又被邀請參加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經濟改革會議”，並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在會上發言。在發言中，劉建仁講了兩個主題，一是台灣經濟發展成功過程及策略，並建議大陸在經濟改革中采行台灣經濟建設模式。二是闡述自由市場的經濟功能，並建議在經濟體製改革進行到一定時期後，進行政治體製的改革。
劉建仁原計劃在北京停留10天。 就在劉建仁準備次日啟程離開北京的時候，鄧小平的機要秘書來到了劉建仁住的賓館，請他延長在北京的逗留時間。
劉建仁當時心裏沒底。心想是不是共產黨要算我的老帳？因為國共鬥爭時期，尤其是三大戰役中的東北戰役時期，劉建仁若是不混在逃難的人群裏，一定會被林彪當成革命對象來處理。多留幾天意味著什麽？確實沒有答案。但這個疑問又不好直接問鄧小平的機要秘書。然而，鄧小平的機要秘書似乎懂得劉建仁的心思，向他說：多在北京留幾天不是他個人能做主的，這是鄧先生的意思。
劉建仁問，多留幾天做什麽呢？鄧小平機要秘書答，鄧先生希望劉建仁在省級幹部會議上再講一講同樣的內容。
由此，劉建仁在北京期間，除了單獨與鄧小平密談之外，還參加了鄧小平主持的第一次經濟改革會議，並參加了中共中央黨校、省級幹部的經濟改革會議。
在離開北京之前，鄧小平的機要秘書送給劉建仁三張照片，並轉達鄧小平的話。鄧小平表示，由於這是一次不公開的安排，文字的東西不必要存留。回到台灣後，蔣經國看到這幾張照片，已經足夠說明問題了。
2009年9月，紀剛先生約談筆者，敘說這一曆史事件的時候，還談起了他對蔣介石和蔣經國兩人的看法。紀剛先生說，蔣介石沒有領袖的肚量，他容不下張學良，更害怕東北有地方武裝。唯一值得肯定的是沒有放棄三民主義，始終有民族情懷。而蔣經國則比他的父親做得更好些。尤其在民族和國家問題上，有政治家的氣度。國共之爭是政權之爭，不是國土之爭，當然也談不上民族對立。所以在國家和民族問題上，蔣經國有他的主張和底線。
蔣經國暗助鄧小平改革開放，出於民族大義，將來也對曆史有個交代。將來人們的寫曆史的時候，不要以為中國國民黨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旁觀者。中國國民黨在改革開放的一開始就是參與者，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參與了決策。
紀剛先生還說，現在台灣的國民黨由馬英九領導。馬英九非常在意選民的選票，在一些問題上讓人看得邁不開步。其實，馬英九既然領導著國民黨，有理由理直氣壯地宣揚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第一條就是民族主義，也是三民主義的精髓。蔣經國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初期所做的動作，是把民族利益放在黨派利益之上的。
偽共的困境 作者: 無芯
偽共的困境就在於：想無視毛，又怕別人撿起毛，於是無視的路子走不通； 想汙蔑毛，壞話說盡髒水全潑，結果發現按其邏輯推理下去毛成了神，還是失敗。
於是說自己是繼承毛，是實事求是後的與時俱進；可惜毛生前就把話挑的明明白白了，把走資派的畫像纖毫畢現的畫出來了，人們拿來一對：咦，現在的這些不是“會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的那些人麽？於是繼承一說也破產了。
毛若沒發動文革，現在的偽共就能把毛徹底綁上自己的戰車，然後再讓其摔下懸崖粉身碎骨。毛就是第二個斯大林，縱然有挽民族陷於危亡之功、開國之業、接手木犁轉手原子彈之績，也不免被大眾恨屋及烏：最後結出惡的果實那一定是當初種下惡的種子，蘇共最後的特權腐化就是因為從斯大林開始的獨裁專製。永遠不要期待大多數人有什麽唯物辯證和曆史辯證的眼光，人們大多是活在現在著眼當下以自我為出發點，並且有種審判情節、歸宿情節、一勞永逸情節、大團圓情節。於是製度末期的惡，連功績彪炳的開創者都要承擔，而且還擔了最大的一份。因為多數人的邏輯是：你要當初。。。，現在就。。。（王子與公主最終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而且將永遠幸福，永遠永遠！）。現在沒有。。。都怪你當初沒有。。。，你是罪人。什麽“不懷念就是沒有良心，想回去就是沒有頭腦”。多冠冕堂皇的話，可惜價值判斷上一片混沌，按此標準，曆史也好現在也好，都是“善”的（也就是必然的）。如果存在就是必然，必然就是對的，那麽我們研究曆史又有何意義？我們又如何定義善惡辨別價值？
於是毛做絕了，在其晚年毅然決然的站在了他自己一手締造的官僚組織係統的對立麵，一點念想都不留給那些他認為已經不是革命戰友的官僚集團。身後被這些確實不再是革命戰友的官老爺們的刀筆喉舌所汙蔑，醬油群眾一度還跟著對屍體吐口水，轉眼間形勢大好。
於是自發樸素的熱愛毛的群眾覺得痛心；理智的熱愛毛的小資們為其不能獨善其身而扼腕歎息。在論壇上總能看到這個句式：我熱愛毛主席，但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也會犯錯誤。要是晚年按鄧小平的路線發展經濟，而不是搞文革搞運動，那麽中國肯定比現在發達。這是熱愛毛的小資思想的集中體現；當然最後還有那些真的痛恨毛的，肯定對於此歡欣鼓舞，無不帶著曆史勝利者的優越感的偽善：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這就是你的下場！
若毛真是神，在天上聽見這話，我想他一定哈哈大笑：你們呀，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這不，當他們比照蘇聯來看待現在的中國，發現曆史走到戈爾巴喬夫的時候，卻怎麽也不能按比照著“捆著斯大林的蘇共粉身碎骨”的劇本來演“捆著毛澤東的中共粉身碎骨”了。人民竟然自發的把毛與現在的偽共做了切割。這不是人民突然學會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了。而是這種切割毛確確實實做了，不但做了，還被偽共走資派當做罪責毫不掩飾的大力宣揚了30年，弄得天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世易時移，晚年的“昏聵”竟然成了（民眾審判下的曆史） 無罪的證據，還被構陷的人自己廣而告之，這如何是好？真真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啊。
不過老毛自己不過是站隊總站在大多數人的那邊而已，這是他認為的正道滄桑，曆史評判不過是附帶的玩意兒。
但是，毛若不是堅信最大的力量來自於人民群眾，不是堅信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未來還將是曆史評判者與書寫者，不是堅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全心全意的為人民服務並信任人民，是不可能如此豁達的看待曆史的。邏輯就是這樣，如果毛隻是口中喊喊人民萬歲而心裏麵堅信人類的未來永遠將是精英集團統治，一切的價值由精英統治集團給出判斷，一切的曆史由精英統治集團書寫，那麽毛是沒有底氣也沒有動機站在這個集團的對立麵的，這種實踐需要篤信不疑的價值判斷。自我犧牲 ——尤其是在曆史中自我犧牲是一種大神勇，因為曆史判斷中充滿了“吃人”。“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字字千鈞。
毛在麵對幾千年“吃人”的曆史、麵對人類社會組織自誕生伊始就產生分化的精英統治的情況下，還能夠完全相信人民，即便人民是由擁有動物性的自私、貪婪、短視的個體的人所組成的。相信隨著曆史的發展，這樣的人民終將克服自身的局限，獲得自我解放，並創立價值，評判曆史，書寫曆史。毛為這種信任壓上自己的生前身後的全部。如此堅定的、自信的、樂觀的、利他的、富於犧牲精神理想主義者在人類曆史上幾可為神成聖。即便是無神論的唯物主義者，表達相應的敬意也不為過分。當然跟著自己屁股走的所謂的唯物主義者說說“臘肉”也無妨，除了逞一時口快於毛無損分毫，毛自己說“那也沒有什麽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用封建禮教的葬製規格來套天馬行空的毛完全對不上，二維生物又如何知道三維生物的高度是個什麽概念。
冷眼看習李新政：中國陷入走不出的現實泥潭 香港蘋果日報
曾有人說過，當中國問題專家是最容易的事，因為你不需要作任何研究，無須掌握新課題新信息，中國政治五十年不變，永遠拿著內部權爭、老人政治、垂簾聽政這幾道板斧去分析就行了。但每次中共有甚麽循例的大動作，社會就會出現一些盲目樂觀的分析，比如胡溫上台時有人講胡溫新政，十八大又講習李新政，談胡錦濤裸退的意義，習近平講話強調了多少「人民」，他父親習仲勳又是改革派，習家與胡耀邦、趙紫陽的關係，這些都成為對他的改革的一廂情願的期望。
但任何對新政的期待都離不開中國社會的基本現實：1，權貴經濟的發展使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裏；2，官員貪腐成風；3，官員斂財和官商勾結形成了富豪特權階層；4，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各地群體性抗爭越趨嚴重；5，大量的官員和富豪把家屬和財產移往國外。在這些基本現實因素的主導下，改革有機會嗎？
今年6月美國波士頓谘詢公司發布《全球財富報告》。報告稱中國百萬美元富豪家庭數量超過140萬戶，世界排名第3。家庭財產逾1億美元的超級富豪有648個，比去年多了110戶，增長了20%，排名全球第5。《福布斯》雜誌評論稱，「2009年中國在超級富豪人數榜上還是第13位，沒有一個國家實現過這樣的跳躍。」
至於財富的集中度，據2009年《人民政協報》報道，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
過去十多年，財富是通過以下幾種方式高度集中的。1，國有資產在改製中被少數人瓜分成為私家財產。2，官商勾結，少數人利用公共資源和公權力中飽私囊。一些下海經商的官員，利用人脈關係，與掌握大量公共資源的官員形成利益共同體；如能源、礦山資源，以及商貿、金融、通訊領域，都有官員或明或暗入股分紅。這種官商合作，在股市、房地產中內外勾結、瘋狂斂財。3，許多中小企業靠賄賂工商稅務官員偷稅漏稅而盈利，而工商稅務官員也常常對企業獅子大開口，然後又以減免稅收，接受賄賂從中獲利。
另有報道稱，在財富一億元以上的超級富豪中，有91%是高幹子女。
中國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2007年亞洲開發銀行發表了《亞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報告，指中國基尼係數2004年已接近0.5，成為世界上貧富最懸殊的國家之一。0.4是基尼係數的警戒線，一旦超過0.4，表明國民財富已高度集中於少數群體。中國基尼係數從30年前改革開放之初的0.28上升到接近0.5，近年相信繼續上升以致中國國家統計局再不公布基尼係數。
習近平在當選為總書記的講話中，重提要走「共同富裕」道路，有人認為他會糾正鄧小平「少數人富起來」和江澤民讓資本家入黨的政策。但在官員貪腐成風的現實中，受各級掌權者的利益牽扯，習近平縱有心，但能作怎樣的改革呢？反貪腐？公開官員財產？「共同富裕」？算了吧。
中國已陷入泥潭之中。各級官員對這個國家也無信心，90%的官員家屬和80%的富豪已申請移民，或有移民意願，大陸的許多官員都是「裸官」。高官和富豪近年也急速向國外轉移財產，據英國一份統計，中國富豪轉移至海外的資產高達1.189萬億美元，在全球向外轉移的隱形財富中占5%，在所有新興國家中位居榜首。如此大麵積的國家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階層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一麵在大陸搜刮，一麵謀退路，確是世間僅見。
對中國局勢，筆者認為最宏觀又到肉的評論，是艾未未一位推特粉絲，對他提出「中國的未來如何？」的回答：「在中共國還在的時候，中國的未來就像且戰且跌的股市K線圖。她每一次救市回升，都將消耗巨大的社會資源，但管理者的獲利從未停止。最終資源耗盡，所有的價值觀崩塌，連美好的詞匯都將消耗殆盡。人們殘留的動物性是可以就地複活的唯一希望。我們努力尋找個體間的信任吧。」
記住，這是「中共國」；十八大的人事更替，是消耗巨大社會資源的「救市回升」；執政者（管理者）的獲利從未停止：最終是所有美好的東西消耗殆盡；希望隻在個體間尋找信任，對掌政者的信任是不用找了。
大陸各地的群體抗爭，從十年前的每年八千多起，發展到去年的16萬起。丟掉幻想，準備抗爭，是大陸的動向。香港的動向是：丟掉幻想，準備自保。（李怡）
亞洲周刊：溫家寶事件後北京高層人人自危 作者：咼中校
攻擊溫家寶的目的不僅要為薄熙來開脫，而且要抹黑黨內改革派，為十八大後中共準備進行改革添加障礙，甚至影響改革方向。
十八大在即﹑處理薄熙來案件的關鍵時刻，《紐約時報》報道指稱溫家寶家族擁有二十七億美元隱形資產，北京高層人人自危。北京高層有人認為擁薄勢力在背後操弄，高調支持溫家寶，立刻加速對薄熙來的嚴厲處理，並對其採取強製措施。挺薄左派認為溫家寶事件“大快人心”，要求中央立即查處溫家寶；也有自由派認為薄熙來支持者想混水摸魚。
蟠桃盛宴還沒開始，有人就要掀桌子？中共十八大前《紐約時報》關於總理溫家寶家族二十七億美元“隱形財富”的報道，不但在民間炸開了花，也激起北京高層強烈反彈。挺薄的左派人士彈冠相慶，稱“大快人心”，要求中央立即調查溫家寶；海外一些中文媒體則質疑報道，甚至力挺溫家寶。盡管溫家寶兒子溫雲鬆通過律師發表聲明，但溫家寶改革者的開明形象已受到損害。為此，不少學者呼籲，中共應盡快製定陽光法案，公開官員財產，讓一切在陽光下運行。
亞洲周刊獲悉，不僅僅是溫家寶對《紐約時報》的報道震怒，中共高層大多數人都認為該報道極具挑釁性，因為其他領導人也受到威脅，現在北京高層人人自危。北京高層支持溫家寶出聲為自己辯護，並加速推進薄熙來案的處理，懲戒國內蠢蠢欲動的極左勢力。
更重要的是，在十八大召開之前、處理薄熙來事件的關鍵時刻《紐約時報》拋出這個報道，被認為有影響中共政治的企圖，更有一種聲音認為是薄熙來的支持者想混水摸魚。
哈佛法律學者、中國問題專家黃賢認為，這次《紐約時報》的報道內容已經不是新鮮東西，對溫影響不大，而且也不會對十八大人事有什麽影響，一是在這次人事換屆中溫家寶也沒有特別的人要硬塞進去，另外北京對國外的“幹預”向來是非常排斥的。所以，這次曝光除了有損溫家寶的曆史名聲外，對溫家寶及其家族不會有什麽實質影響。
中共高官家屬經商已是普遍現象。據悉，一些外媒很早就開始對中國領導人的家族財產進行調查，然後選擇時機公開。在《紐約時報》曝光溫家寶家族“隱形財富”之前，今年六月彭博社就曝光了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所謂“家族財產”。更早之前，二零一零年英國《金融時報》刊發《生而為錢的太子黨》，二零一一年《華爾街日報》關於中國太子黨與私募基金的報道等，都已經對中國權貴階層的工作和生活做過具體的描繪。這次《紐約時報》針對溫家寶家族財產的報道，正處於中國內政外交非常時刻，因而激發強烈反響，其他外媒在深入調查之後也將推出報道，彰顯自己在中國政治報道上的影響力。
下一個被曝光的中國領導人會是誰呢？因此，中國高層很多人有危機感，雖然這些報道可能不會在政治上造成多大損害，但是他們還是會在意自己的曆史名聲。因此，《紐約時報》“挑釁”的不是溫家寶一個人，而是整個中共決策高層。
麵對“挑釁”，北京高層的回應非常激烈，可謂惱羞成怒——外交部發言人嚴斥有關報道是“抹黑中國”和“別有用心”，《人民日報》批《紐約時報》有“抄襲”、“造假”前科。
說的太對了！
不走“封閉”的老路，就是不回歸純潔打算繼續賣；不走“邪路”是因為目前威信降到最低，不敢立馬放開選舉，必須暫時利用這塊幌子緩一口氣，等緩過來氣後，摘牌子，不是輕易而舉嗎？
這招真奸！所以，無論從哪方麵說，這都是中共最後一次全國性的大會了，這一點毫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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