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分鍾速讀版】
繼賓大校長辭職後，哈佛校長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ay)也於1月2日辭職了。表麵看起來，這是蓋伊沒能過被指控剽竊這一關。
但，她是否剽竊並無定論。指控本身不代表就是事實。
來自右翼的攻擊，將蓋伊的任何不完美都誇大為根本缺陷。然而，在談及克拉倫斯·托馬斯大法官五花八門的道德問題時，這些人就不見了。
不是說剽竊行為不需要得到重視，而是說，必須真正公平、認真和誠實地對待。隻有這樣，才對得起哈佛和社會。
而最令人不安的是，政府居然介入了哈佛的“私事”。
眾議院教育與勞動力委員會宣布對哈佛大學的反猶太主義行為的調查還將包括針對蓋伊的剽竊指控。
《哈佛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的社論文章質問道：“國會開創先例，自封為剽竊指控的仲裁者，這對美國人民有什麽幫助？《憲法》的製定者們究竟在哪裏建議國會——在立法和提供有意義的監督之間的空閑時間——對私立教育機構校長的學術研究進行審查？”
這“恰恰證明了其打擊校園反猶太主義的承諾是沒有誠意的。”
很多要求蓋伊辭職的言論都將箭頭指向多元化。這些拚命要去除平權行動的人，是在把曆史往倒退的方向推。
離任之際，蓋伊發表文章警告說：“反對我的運動不僅僅是針對一所大學和一個領導人。這隻是一場更廣泛的戰爭中的一次小衝突，這場戰爭旨在瓦解公眾對美國社會支柱的信心。”
當我們在將來回看曆史的時候，這隻是一個至暗時刻，還是繼續滑向深淵的起點？要看正義的力量能否頂住這股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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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查爾斯·M·布洛(Charles M. Blow)的觀點文章：“對哈佛大學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ay)的迫害”。（《紐約時報》截屏）
哈佛校長終於被搞倒了！好事還是壞事？
自去年10月7日巴以衝突以來，美國輿論分裂極其嚴重，而大學校園更成為相關言論分裂到登峰造極的場所。認為校方沒有及時譴責反猶太主義言論，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MIT)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校長被叫去國會聽證。
在聽證會上，紐約共和黨眾議員埃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咄咄逼人地問：“在你們的校園裏，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是受保護的言論嗎？”三位校長都拒絕對這一問題給出“是”或“否”的回答，因而被認為是故意曖昧，縱容種族滅絕行為，使對該問題的回答成了此聽證會標誌性的災難時刻。
為此，賓大校長很快就不得不辭職。
沒想到，哈佛校長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ay)於本周二（1月2日）也辭職了。
三周前哈佛董事會曾全體一致表示支持她。
董事會做出支持蓋伊的決定，是在麵臨外界要求她辭職的巨大壓力之下，在斯特凡尼克的“搞倒一個，還剩兩個”的推文之後。
或者說，斯特凡尼克的推文其實是給了哈佛校董們一個刺激和警醒，使他們決定要守住學校這個獨立學術機構的陣地。
但是，蓋伊還是辭職了。從蓋伊的辭職信可以看出，與其說是蓋伊沒頂住，還不如說是哈佛董事會沒頂住。
將來我們回過頭看時，會如何評價美國學界的這個時刻？
剽竊指控是最後一根稻草？
蓋伊被指控學術上有剽竊行為。
表麵看起來是，蓋伊逃過了聽證會一劫，但終於沒能過被指控剽竊這一關。
但是，哈佛校董全體一致表示支持她，是在對她的剽竊指控所進行的一項獨立審查之後。獨立調查“發現了一些引用不充分的情況”，但“沒有發現違反哈佛大學研究不當行為標準的情況”。
為什麽獨立審查的結論沒有動搖哈佛校董對蓋伊的信心呢？根據《哈佛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的一篇社論文章，“剽竊既包括將他人的觀點歪曲為自己的觀點，也包括對借用材料的錯誤歸屬。這兩種情況都很嚴重，但蓋伊的指控屬於後一種情況，其嚴重程度要低得多。”“正如一項獨立審查所發現的那樣，蓋伊的違規行為似乎明顯缺乏偷竊或欺騙的意圖，因而無法上升到研究不端行為的高度......因此並不構成她辭職的理由。”
就是說，蓋伊的情況不存在觀點、理念或意見的剽竊——這是一篇論文的價值所在。
據說，後來又有新的剽竊指控。那麽，我想說，不妨讓子彈再飛一會兒。難道不是認真審核後的結論才是最公平的嗎？指控本身不代表就是事實。司法上有疑罪從無（或無罪推定）的說法，這一原則也同樣適合這裏的情況，否則，隻要有人指控就認為是真的，這個世界就亂套了。
《哈佛深紅報》也是同樣的意見：“因為我們認識到臨時校長會帶來混亂而不是必要的穩定，所以我們認為蓋伊校長不應該辭職。至少，不是現在。”“早些時候，當禿鷲們因莫須有的對蓋伊國會證詞的批評而圍攻她時，我們懇求哈佛不要屈服。現在，當同樣的機會主義者提出類似的虛假批評時，我們懇求哈佛大學：不要屈服，不要屈服。頂住來自學者、政客和捐贈者的壓力。在對蓋伊是否有能力繼續執教做出嚴肅、公正判斷的基礎上，決定她的未來。”
同時，《哈佛深紅報》指出，不能忽視這一波新聞周期的驅動因素——保守派活動家製造了一場全國性的憤怒，意圖抹黑高等教育：最早提出剽竊指控的人之一，也是煽動了丟人的全國禁書風潮的保守派憤怒藝術家克裏斯托弗·F·魯弗(Christopher F. Rufo)，提出的所謂小學在教授有關種族問題的高級學術理論的指控，本身就是造謠。魯弗在自己的推文中“直接而明確地告訴我們，他這樣做是為了懲罰哈佛，進而懲罰高等教育的‘無知’”。
《哈佛深紅報》還指出：“許多要求蓋伊辭職的呼聲都暗示或直指她是‘多元化雇傭’或‘DEI極端主義’的產物。這些批評公然帶有種族主義色彩，隻能證明它們是惡意的。”這種惡意就是要把她趕下台，一招不行就再換一招。
正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查爾斯·M·布洛(Charles M. Blow)所言：“黑人婦女看到她們的資曆受到無情的攻擊，她們的人格受到指責，她們的生活受到玷汙。問題並不在於降低了她們成功的門檻，而是提高了門檻，以至於任何不完美都會被誇大為根本缺陷。這些女性被困在他人要求完美的監獄中。”布洛接著問道：當談及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五花八門的道德問題時，這些人在哪裏？
所以，馬上讓蓋伊走人，其實是中了保守派的計謀。不是說剽竊行為不需要得到重視，而是說，必須真正公平、認真和誠實地對待，比如讓子彈再飛一會兒，而不是被保守派當槍使。
隻有這樣，才對得起蓋伊，更對得起哈佛和社會。
公平的含義我們真懂嗎？
當我們把公平作為一個黃金準則的時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會試圖質疑自己的標準是否真的公平。
關於對哈佛校長蓋伊是否剽竊一事，《紐約時報》的一個讀者來信正好也說出了我的看法。
也是畢業於哈佛的馬薩諸塞州的讀者珍娜·馬拉穆德·史密斯(Janna Malamud Smith)這樣說：
《紐約時報》用了驚人的篇幅來梳理克勞丁·蓋伊的剽竊問題。我建議該報的記者在花更多篇幅之前，不妨先看看在她之前的所有哈佛校長的出版物。或許還可以看看哈佛最著名的教授們的著作。
今天的計算機技術可能會讓批評家們對她的著作進行更多的審查，而不是像過去沒有這種技術能力時對任何學者的著作進行審查那樣。
讓我們先看看她在她的圈子裏到底有多例外——或者是不是（例外）——然後再對她進行如此全麵的譴責。
這與不能隨便“挑選”人查稅是同樣的道理。美國對抽查稅表的標準非常高，沒有人能夠選擇誰的稅表來查，都是隨機抽查。報稅過程中出現錯誤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盯著查，很可能查誰誰就有問題，所以，非隨機的查，對被查的人是很不公平的。
不要和我說，心裏沒鬼就不怕查。不讓隨便查稅表，堵塞的是一個可能的政治腐敗的漏洞。那麽，如果在審查抄襲或剽竊問題時不采用公平的方式，就是為某些人的政治動機創造機會。很可能，沒有人的論文或著作能夠在現代AI的審查過程中完美過關。
所以，我們不反對審查，但我們反對不公平的審查方式。
校長任命一事上政府不該擔任任何角色
其實，最令人不安的是，政府居然介入了哈佛的“私事”。
眾議院教育與勞動力委員會在三位大學校長聽證會兩天後的12月7日，啟動了對哈佛大學的反猶太主義行為的調查。12月20日，該委員會又宣布，這一調查還將包括針對蓋伊的剽竊指控。這就很匪夷所思了。
《哈佛深紅報》對眾議院教育與勞動力委員會啟動對哈佛反猶太主義行為調查的報道。（《哈佛深紅報》截屏）
對此，《哈佛深紅報》的社論文章反問道：“反猶太主義的定義是什麽時候開始擴大到包括剽竊了？國會開創先例，自封為剽竊指控的仲裁者，這對美國人民有什麽幫助？《憲法》的製定者們究竟在哪裏建議國會——在立法和提供有意義的監督之間的空閑時間——對私立教育機構校長的學術研究進行審查？”
《哈佛深紅報》的社論文章繼續說道：“通過擴大調查範圍，委員會再次證實，他們對哈佛大學的調查隻是我國文化戰爭的另一條戰線。事實上，委員會對蓋伊學術記錄的調查恰恰證明了其打擊校園反猶太主義的承諾是沒有誠意的。”
我不知道美國曆史上是否有過國會對大學校長任命的如此幹預。但不管有沒有，教育與勞動力委員會的做法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尤其諷刺的是，眾議院這樣的舉動居然來自向來口口聲聲反對大政府的保守派。妥妥的雙標！經驗告訴我們，凡是出現雙標，背後就一定有鬼。這難道不該提醒我們質疑其背後的目的嗎？
同樣道理，如果大學被金主綁架，也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有人喜歡拿兩次哈佛校長的辭職做比較，一個是這次的蓋伊，另一個是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可是，兩者有可比性嗎？
薩默斯是因為相信女性在數學或工程方麵天生比男性差。在21世紀還持有這樣的陳舊觀念，他學術上再有建樹也不夠格做大學校長啊，更何況是哈佛校長呢。而蓋伊的問題是，對她的剽竊指控必須經過獨立調查的審核才能成立。再說一遍，不是為剽竊辯護，而是為程序的不公平發聲。
我們尤其不能忽視的是，呼籲薩默斯辭職的聲音全部來自草根；要蓋伊辭職的主要推力來自右翼政治力量和金主。任命誰做校長，既不幹政府什麽事，也不該被金主控製。
是多元過頭了，還是對多元的攻擊太無情？
很多要求蓋伊辭職的言論都將箭頭指向多元化，說左派走過頭了，極端了，言下之意就是蓋伊本身並不夠格做哈佛校長。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的相關文章可以說是典型代表。僅以蓋伊沒有著書和論文數量少，就認定蓋伊被任命哈佛校長僅僅是多元化的產物。
但是，根據《哈佛深紅報》，“蓋伊擁有一流的學術水平和四年領導哈佛最大行政部門的經驗，這使她完全有資格擔任這一職務。最重要的是，蓋伊是在包括數十位高素質候選人和其他高素質有色人種候選人在內的選拔中脫穎而出的。”
要我說，學術作品的質量遠比數量重要。不提供任何實質性學術評論就下結論說蓋伊不夠格，無法讓人信服。
哈佛校長的篩選往往從一個幾百人的名單開始。這幾百人都是鳳毛麟角的人物。進入最後名單的那幾位，絕對已經都是合格人選了，其區別，無非就是每個人的強項略有不同。這時候，如果給多元因素多一些權重，有問題嗎？
當然，在視多元為敵的人眼裏，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問題，無論被提名的人是否夠格。我們不妨看看下麵兩個例子。
在拜登總統提名凱坦吉·布朗·傑克遜(Ketanji Brown Jackson)擔任最高法院法官的當天，傳統基金會主席凱文·羅伯茨(Kevin Roberts)稱她是一名“激進的法官”，並說“她有限的司法記錄”顯示她“一貫無視憲法”。現在，一個由前川普政府官員經營的智庫呼籲對她丈夫的收入來源以及為紀念她宣誓就職而舉行的活動的資金來源進行道德調查。
加州民主黨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承諾，如果黛安·範斯坦(Dianne Feinstein)的席位空缺，將任命一名黑人女性進入參議院。範斯坦去世後，極右翼刊物《聯邦主義者》(The Federalist)有一文的標題赫然寫道：“黛安·範斯坦的參議院繼任者將由她所符合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標準來定義”。
這其實關係到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究竟有沒有意義。
耶魯大學教授伊利亞·安德森（Elijah Anderson ）曾經說過的一句話給我很大啟發。安德森是耶魯大學社會學和非裔美國人研究的斯特林教授（Sterling Professor，耶魯大學的最高學術級別，授予被認為是該領域最優秀的終身教職人員），其作品有深遠的社會影響。他說：“是的，平權行動的很多努力僅停留在讓少數黑人受益的象征性意義上，但即便如此，許多被用來裝點門麵的黑人還是很成功，導致美國出現了曆史上規模最大的黑人中產階級。”
所以，哪怕象征意義上的平權行動都是有實際意義的，更何況在保證質量後的權重加碼呢？
相反，那些拚命要去除平權行動的人，才是在把曆史往倒退的方向推。
有一個方法檢驗動機特別靈：給孩子洗完澡後，是隻潑掉髒水還是連孩子一起扔了？有一種奇怪的思維是，盡管承認目標是好的，但發現問題後，不是改進方法，而是否認目標。
這就證明了，這些人的出發點就是去掉目標。所以，他們隻會看見一些疵瑕，一些副作用，卻完全看不見那個目標所帶來的巨大好處。
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經常看見簡中自媒體舉著馬丁·路德·金的牌子反平權行動。的確，金博士說他的夢想是“我的四個孩子有一天能生活在一個不以膚色而以品行來評判他們的國家”。金博士當然是指一個他當時正在為之奮鬥的國家和社會，而不是說這個目標已經實現。
當今的美國社會遠不是一個平等對待黑人的社會。在係統性歧視還隨處可見的時候，把金博士的夢想當作現實，如果不是對金博士的話理解錯誤，就是故意扭曲，其實也是對金博士所領導的平權運動的詆毀。
結語
賓大和哈佛校長的辭職，是學術界的悲哀。
《紐約時報》報道說，哈佛大學的一些教師和校友認為，這是因為學校屈服於激進分子和強大捐助者的輿論壓力。
哈佛大學法律學者、該校最著名的黑人教師之一蘭德爾·肯尼迪(Randall Kennedy)在一條短信中寫道：“我為一所偉大的大學無力抵禦一場令人震驚的有效的誤導和恐嚇運動而感到難過。”
而右翼政客和活動人士在大學校長辭職後的邀功行為，更彰顯了他們的政治目的。
離任之際，蓋伊在《紐約時報》發表了觀點文章：“哈佛剛剛發生的事比我個人更重要”。她說，希望自己的離任能夠阻止那些蠱惑人心的人有機會進一步利用她的校長職位，破壞哈佛自建校以來的理想：卓越、開放、獨立和真理。然後她說：
在我離任之際，我必須提出幾點警告。反對我的運動不僅僅是針對一所大學和一個領導人。這隻是一場更廣泛的戰爭中的一次小衝突，這場戰爭旨在瓦解公眾對美國社會支柱的信心。這類運動通常從攻擊教育和專業知識開始，因為這些工具最能使社會看穿有目的的宣傳。但這樣的種運動不會就此結束。各種值得信賴的機構——從公共衛生機構到新聞機構——將繼續成為破壞其合法性和破壞其領導人信譽的協調企圖的受害者。對於那些對我們的機構冷嘲熱諷的機會主義者來說，任何一次勝利或領導人的倒台都不會耗盡他們的熱情。
希望正義的力量能夠頂住這股潮流。這樣，當我們在將來回看曆史的時候，這隻是一個至暗時刻，而不是繼續滑向深淵的起點。
參考資料
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23/12/31/editorial-gay-plagiarism-resign/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4/01/claudine-gay-resignation-harvard-plagiarism/676997/
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24/1/3/claudine-gay-resign-harvard/
https://www.nytimes.com/2024/01/03/opinion/harvard-claudine-gay-politic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4/01/02/us/harvard-president-campus-antisemitism-conservative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3/12/27/opinion/letters/plagiarism-claudine-gay.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4/01/03/opinion/claudine-gay-harvard-president.html
本文為非營利調查新聞編輯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義）”原創作品，與“美國華人雜談”聯合發表。
撰文：溪邊愚人
編輯：新約客，溪邊愚人
溪邊愚人, 你這是睜眼說瞎話 ！！！！
"DEI隻是選人過程中的一個考慮因素，並不是降低標準，放棄擇優。"
國會是在 Gay的聽證會後通過的Bipartisan resolution 303對126，很多民主黨議員投了讚成票。Stefanik雖然言論激烈但並沒有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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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 the very torrent, tempest, and, as I may say, whirlwind of your passion, you must acquire and beget a temperance that may give it smoothness...
..Now this overdone or come tardy off, though it makes the unskillful laugh,
cannot but make the judicious grieve, the censure of the which one must in your allowance overweigh a whole theater of others... "
(Hamlet, Act 3, Scene 2)
國會是在 Gay的聽證會後通過的Bipartisan resolution 303對126，很多民主黨議員投了讚成票。Stefanik雖然言論激烈但並沒有濫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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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understand they as the politicians need to show their hands after a highly tensed testimony, particularly for a politically unchallengeable reason, and passing a resolution is the best way of doing it. A resolution of vigorously condemning Gay's performance in general and her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n particular would, in terms of playing politics rather than being reasonable, have served their political need perfectly well.
Yet, to play safe (the safest) not for their sounding reason but for their own political career, they came up with the resolution to shield the political end of their own, instead of making a solemn statement for the well-deserved political cause. This overdone led their demand with no binding power to be easily ignored, and the otherwise strong purpose weakened.
Being bipartisan won't change this fact that they are co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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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that indicates neither a prohibition, nor a suggestion, nor even an argument. It's stating a fact everyone knows, with an almost naked anger toward those politicians for their cowardice, if without the decoration of those high-flying Fs that I normally would have toned down to..."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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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of course "can", for they won't be fined for doing it. But should they mess up with the business of a private entity merely because they disliked the way the business was run, or even worse, an imperfect answer Claudine Gay gave to a politically loaded question the purpose of which was nothing more than to get her. Did you remember any evidence Stefanik had ever brought up to support her accusations?
They certainly "can" do that, but should they?
Gay的上位很倒人胃口！保證質量的權重加碼，在哪裏舉個正方向的例子？
國會是在 Gay的聽證會後通過的Bipartisan resolution 303對126，很多民主黨議員投了讚成票。Stefanik雖然言論激烈但並沒有濫用職權。
以哈戰爭後，美國大學持久的支持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的遊行，讓共和黨(極右派)看到了政治機會，通過一個響當當的政治口號，利用一個模棱兩口的理由，幾個似是而非的證據，極右派通過對極左派大本營(美國大學)的攻擊，達到攻擊對手民主黨的目的。
無論是聽證會本身，還是聽證會上的政治叫囂，都是政客的政治操作，不敢恭維但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因此被視為"fair game“。這是美國政治／政客能做的最多了。
聽證會之後的game，倍受挫折後的自我調節/如何調節，是美國大學自已的事情。這是美國的正常運作方式 -- 沒有任何機構有絕對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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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聽證會之後來自美國政治／社會的持續壓力，無論是眾議院通過"要求哈佛大學解雇校長 Claudine Gay”的決議，Stefanik持續政治壓力，一些大款的持續威脅，都超越了美國民主政治運作的界限，成為與中共類似的政府插手決定“哪個想法活／哪個想法死”。共和黨保守派崇拜的裏根總統曾說，"Government is always the problem.” 而且，上任之初，以減少政府開支為名，裏根曾考慮關閉"美國聯邦教育部" －－教育是州自己的事情。看看現在的共和黨極右派，如此動用政府權力，他們還能稱自己是極右派麽?
以美國自由靈魂為代價，Stefanik 在利用此事盡力為自己撈取政治成本。 這麽做， it's more than just bridge too far, it is a betrayal of Conservatism in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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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在最高法院否定了大學 Affirmative Action 之後，美國很多的極左理念在被社會拋棄，或不得不做出調整。這是自由社會的正常現象／操作程序：自由意誌的學術機構向社會提供新的理念，嚐試之後社會自己決定接受／修正／拒絕。
Say you want the land of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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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治手段糾正？極左令人討厭，但在言論自由大原則下, 作為一種政治理念，糾正它絕對不是政府的生意，而是讓它在自由社會中被拒絕／被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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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眾議院通過兩黨決議，要求哈佛校長辭職"? Who the fuck did those people believe they are? （這幫人TMD 以為自己是誰?)
美國不僅有極左的大學，還有極右的大學，都是言論自由的產物。如果國會認為自己有權追殺極左大學，日後國會也會覺得自己有權追殺極右大學. Hell No! they have no fucking authority to do anything remotely close to that. It's not their fucking business.
這是最大的原則，你希望放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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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anik 打著"保護猶太人"的大旗舉行國會聽證會，就如文革中紅衛兵小將打著"保衛毛主席"的大旗開批鬥會。再去聽聽她與哈佛校長聽證會上的對話，如果你還聽不出來，那....你就聽不出來，就如鄭旭光至今還堅守在Stefanik 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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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聽到 Claudine Gay 辭職後，Stefanik 居然不依不饒，"不能這麽就便宜了她(大意)”? 她還想更加殘忍？ For what？What else does she want to do to her? 殘忍的政客不是中國才有，美國也是比比皆是。
Stefanik是川普的忠實支持者，成為川普的競選搭檔不要吃驚.
最近影響非常大的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英文方便你查詢我所言出處），有幾批人在發文反對當今醫生資格考試太難，把很多有色人種拒之門外，要求放寬考核標準。你認為這個DEI要求的目標是正確的嗎？如果此事成真，你會選這樣的醫生做你和你後代的醫生嗎？
抄襲怪現代技術先進？這個先進技術哈佛其他師生可以用，用到校長頭上就不合適了？引用黑人教師的話把這場辯論稱為恐嚇運動，校園裏對大量猶太師生的麵對麵的真正恐嚇卻雙標的連違規都不算？
還盼望正義到來，是希望再來一場黑命貴？美國如此混亂，有文化的人就這樣玩文化，良心何在！
She is too vulnerable, and had been leading Harvard in a wrong direction.
1。 被選去國會聽證會的三位校長都是女性。女性難道傑出到遠勝過男人？
2。Biden在要提名最高法院法官的時候說，他要選一個非裔女性，Why？
3。Newsom 公開說要提名非裔女性做加州的聯邦參議員，Why？
2，3的問題很明顯，和招聘新員工時要求員工必須是非裔女性，或者必須是35歲以上是同樣的問題。
我是民主黨，對這次哈佛校長被迫辭職感到痛心，對極右和資本對學術機構打壓感到痛心， 但這是左派的DEI露出了破綻被對方揪出來了。所以，正確做法是糾正DEI中極端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