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聞，我思我想
從大陸來到美國，至今在東西方度過的時日大致各半。願以我所見所聞觸及一下東西方的文化和製度。也許能起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
《紐約時報》官網截圖。布雷特·斯蒂芬斯的觀點文章：《強製戴口罩絲毫用處也沒有。會吸取教訓嗎？》
2月21日，《紐約時報》刊登了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的觀點文章（見上圖截屏），《強製戴口罩絲毫用處也沒有。會吸取教訓嗎？》。文章借用一位流行病學家湯姆·傑斐遜（Tom Jefferson）的觀點 —— 沒有證據表明戴口罩能造成什麽不同 —— 稱CDC的“口罩令”是個敗筆，應該為此認錯。
斯蒂芬斯與傑斐遜所說的“口罩無用”來自考科藍合作組織（Cochrane，是一家由超過37000名誌願者組成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分布於超過170個國家。考科藍成立的目的是希望以係統化的方式組織醫學研究的資訊，依照循證醫學的原則來提供醫護專業人員、病人、醫療政策製定者等所需要的資訊，以便於在醫療上的選擇。編者注）一月底發表的一個有關口罩是否減少呼吸道疾病傳播功效的研究。傑斐遜是這個研究的主要作者，他在接受記者瑪麗安·德馬西（Maryanne Demasi）采訪時說：“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它們造成了什麽不同。什麽也不用再說了。”言下之意，戴不戴口罩沒區別。
傑斐遜甚至還說，就是戴N95口罩也無濟於事，因為他們的研究表明，無論戴什麽口罩都看不出有區別，以前那些證明戴口罩對防止疾病傳播有效果的研究都是“非隨機的、有缺陷的”。
真的如此嗎？
第一、研究並沒有得出“沒區別”的結論
我首先找到了這篇論文，下麵是論文中“作者的結論”部分摘錄：
試驗中的高偏倚風險、結果測量的差異以及研究期間對幹預措施的實施率相對較低阻礙了得出明確的結論。
口罩的效果究竟如何無法確定。由於證據的質量屬於低到中等，就意味著我們對效果估計的信心有限，真實效果可能不同於觀察到的效果估計。
需要大型、精心設計的隨機對照試驗來解決許多此類幹預措施在多種環境和人群中的有效性，以及實施率對有效性的影響。
怕普通讀者不能完全理解，該論文還很貼心地提供了一個“普通語言的總結”（見下圖截屏），其“關鍵信息”這樣說：
洗手或戴口罩等物理措施能阻止或減緩呼吸道病毒的傳播嗎？根據我們的評估研究，我們不確定戴口罩或N95/P2呼吸器是否有助於減緩呼吸道病毒的傳播。
就是說，這個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戴口罩是否有作用“不確定”，而且還說明了，這是因為數據質量不夠好，即被要求戴口罩的那個組裏堅持戴、並正確佩戴的人不多，就是論文裏說的“實施率”不夠。翻譯一下就是：雖然表麵上看戴或不戴口罩沒什麽區別，但受數據質量影響，無法從這個觀察中得出有意義的結論。
而傑斐遜卻在接受采訪時無視論文的結論 —— 不能把“沒區別”作為結論，而隻能說“不確定” —— 直接把“沒區別”作為結論了。
“不確定”與“沒區別”怎麽能是一回事呢？我們來看看下麵兩個問答的不同：
“戴口罩有沒有用？”
如果答案是“不確定”，就等於是“不知道”。
如果答案是戴不戴“沒區別”，才等於是“沒有用”。
把“不知道”等同於“沒區別”，是小學生都不應該犯的語言錯誤。然而傑斐遜甚至還補了一句“什麽也不用再說了（Full stop）”。口氣這麽權威，怎麽不敢直接這樣寫在論文裏呢？
第二，這個研究受到了同行的嚴厲挑戰
傑斐遜他們的Cochrane論文發表後，2月7日，雷納·麥金太爾（C Raina MacIntyre）等4位作者在TVO Today上共同發表題為《蓋棺定論：口罩可降低傳播新冠病毒的風險（Once and for all: Masks reduce the risk of spreading COVID）》的文章，批評這個研究的方法和假設都存在問題。
雷納·麥金太爾（C Raina MacIntyre）等4位作者在TVO Today上共同發表文章
這篇批評文章指出，這類綜合研究中最常見的錯誤就是把蘋果和橙混起來進行研究。如果蘋果有效而橙子無效，將所有研究合並後獲得一個平均值可能會得出蘋果無效的結論。傑斐遜等就是犯了這個錯誤：將部分時間佩戴口罩或呼吸器的隨機對照試驗與始終佩戴它們的隨機對照試驗混為一談了。
讓我來打個比方，假設有A與B兩個實驗，A是一個100人的實驗組，其中50人始終認真地戴N95口罩，另50人不戴。實驗結果是，合格佩戴N95口罩對阻止病毒傳染很有效果；B是一個對10000人戴口罩情況的研究。這10000人中一半戴口罩一半不戴，但戴的人不持續，經常拿下來，而且戴的時候也是常常露鼻子。實驗結果是，戴不戴口罩區別不大。
如果把A和B兩個研究看成是完全相同的東西合並起來一起考慮，變成是一個10100的實驗，可想而知，A的效果會被B的效果取消，結論必然是戴不戴口罩區別不大。這等於是用一個質量很差的實驗否定了一個質量很好的實驗。嚴肅的研究是不應該將A與B合並考慮的。
麥金太爾等還指出了這個研究的一些其他專業錯誤。
事實上，麥金太爾等曾經發表論文，證明如果正確並持續佩戴N95口罩或呼吸器對防止呼吸道病毒傳播很有功效。
我認為，專業問題還是留給專業人士。我們並不需要一定將麥金太爾等人得出的結論作為“真理”來接受。無論是傑斐遜還是麥金太爾，以及他們的同事，都可以繼續研究，繼續發表論文或文章，彼此相互辯駁。我們靜觀最後結論就可以了。但像傑斐遜那樣對記者扭曲論文結論，甚至給出與論文結論截然不同的東西，既令人難解，也完全無法接受。
第三、作者通過對研究結果偷梁換柱，達到攻擊科學界主流的效果
傑斐遜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話不負責任，紐約時報這篇文章的作者斯蒂芬斯也耍了花招：他文章中沒有一個結論是從論文中來的，他隻是借論文的第一作者傑斐遜接受記者采訪時的話對讀者介紹論文的結論。
這也是好生奇怪的事情，他到底讀沒讀過論文呢？要說沒讀過，斯蒂芬斯倒是提到了那個研究有12位作者參與，基於78項隨機對照試驗，其中6項發生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共有來自多個國家的610,872名參與者。這明顯是來自論文的信息。而且，介紹這篇論文卻自己沒有讀過，最基本的功課沒有做，對一個時報的專欄作家，這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難道他沒發現作者說的與論文中寫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嗎？這是時報專欄作家的水平嗎？
很難置信斯蒂芬斯真的不明白論文的結論是“不確定”強製戴口罩（且稱為“口罩令”吧）有沒有用。一個可能的推測是，正是因為他知道這個結論，才故意不直接引用論文，隻是“借”傑斐遜的口來傳遞錯誤的信息。
在轉述了錯誤信息之後，斯蒂芬斯筆鋒一轉，把矛頭對準了“口罩令”和科學界主流以及美國國家疾控中心（CDC）：“強製戴口罩是個敗筆。那些被憤怒地嘲笑為怪人並偶爾被標簽為反對強製戴口罩的‘誤導者’的懷疑論者是對的。持支持態度的主流專家和評論家是錯誤的。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裏，後者應該承認他們的錯誤，同時為強製戴口罩給很多人帶來的巨大的身體的、心理的、教學的和政治代價承擔責任。”
在這裏，斯蒂芬斯與那些反對科學，以政治動機來反對“口罩令”的美國右翼保守力量終於發生了共鳴。
不出所料，簡中右翼公眾號對這篇文章“如獲至寶”。可笑的是，居然給著名的保守派布雷特·斯蒂芬斯加了個定語：“左派記者”
退一萬步說，即使“口罩令”真的錯了，也不應該是斯蒂芬斯攻擊CDC和科學界主流的理由。在與新冠疫情的艱難鬥爭中，誰在為國家和人們的福祉而努力，誰又是出於政治原因而不是健康原因反對采取預防措施，早就有目共睹。
而在這篇文章中，顯然，斯蒂芬斯首先引用了一個受到同行嚴厲挑戰的富有爭議的研究，其次又進一步曲解了這個研究得出的結論，偷梁換柱地把“不確定”變成“無區別”，最終達到了攻擊科學界主流對“口罩令”支持的效果。“口罩令”並未如斯蒂芬斯所言，毀了CDC的信譽。而斯蒂芬斯的這篇文章，恰恰是潑向CDC的一盆莫須有的汙水。
有趣的是，斯蒂芬斯還像中國讀者熟悉的那樣，找到了“美國國情”作為借口，說美國怎麽說都不適於推廣“口罩令”。因為美國人不願意戴口罩，所以“口罩令”行不通。但是，斯蒂芬斯會因為安全帶在不係時不起作用，就建議不要強製司機和乘員係安全帶嗎？
第四、作者與科學界主流的分歧
斯蒂芬斯在文章中說，不指望CDC官員等對“口罩令”認錯。而現在根本就沒有證據證明“口罩令”錯了。我倒是想說，不指望斯蒂芬斯對自己這樣錯誤百出的文章認錯。畢竟這位是一個長期以來一直對氣候變暖持懷疑態度的人。
去年10月，斯蒂芬斯發表了一篇長文，講述一次格陵蘭島的旅行終於改變了他對氣候變化的態度。
那是海洋學家約翰·英格蘭德（John Englander）為了說服在保守派中頗具影響的斯蒂芬斯而特別為他安排的一個旅行，包括坐直升飛機觀察海岸線變化的證據。
斯蒂芬斯說：“低空飛過覆蓋島嶼大部分地區的巨大冰原，我立即注意到大片蔚藍融水池和數十條急流衝過白色冰溝，有時消失在數千英尺深的垂直冰洞中。科學家報告說，這樣的湖泊在過去二十年中變得更加普遍，而且一年比一年出現得更早，也出現在海拔更高的地區。去年，甚至在北極圈以北約500英裏處的冰蓋最高點也下了雨。這是自1980年代開始保持記錄以來的第一次。”
斯蒂芬斯問飛行員，自從他在這條航線上飛行以來，冰川消退了多少。飛行員指著峽灣中央一個遙遠的岩石島說：“那是2007年冰川所在的地方。”
不少人很高興看見斯蒂芬斯終於接受了科學界的主流認知，我卻覺得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要對氣候變化有正確的認知，難道一定要靠如此的眼見為實嗎？有多少人有機會享受這樣一次見證機會？如果我們要靠這樣的方式來說服所有人，那麽地球肯定是完蛋了。
表麵看來，斯蒂芬斯能夠實事求是，在眼見為實後承認了氣候變暖的嚴重性。實質上卻是他長期缺乏科學態度，拒絕接受最基本的事實，直到被逼到再也無法否認的地步。所以，現在斯蒂芬斯在戴口罩問題上無法與科學界的主流意見達成共識一點也不令人吃驚。
但是，斯蒂芬斯是一回事，《紐約時報》是另一回事。在“口罩令”文這件事情上，我認為時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五、《紐約時報》失職了
西方媒體強調允許各種聲音。這是個好主意。但是，無論什麽聲音都必須尊重事實。
時報這類媒體的專欄作家往往包括各種流派、風格和專長，同時會照顧到比較廣泛的政治光譜。這也是好事情。給予專欄作家比較大的自由度也是媒體的常規。但是，即便是專欄或任何其他觀點文章，作為出版方的時報依然有著事實核查的責任。讀者對時報有很高的期待，即便是觀點文章，事實核查的標準還是一樣的。
顯然，時報在發表斯蒂芬斯這篇文章之前，並未對其進行基本的事實核查，而將這篇基調與事實不符的，達不到發表標準的文章呈現給公眾，這一次，時報失職了，犯了一個難以原諒的錯誤。
參考資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3/02/21/opinion/do-mask-mandates-work.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3/02/22/opinion/letters/masks-mandates-covid.html
https://www.tvo.org/article/once-and-for-all-masks-reduce-the-risk-of-spreading-covid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0748920301139?via%3Dihub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2/10/28/opinion/climate-change-bret-stephens.html
高高在上聲稱“事實核查”，似乎自己徹底掌握真理、完全代表真理，沒等文字展開就已經落了下乘。
某些媒體的根本問題就在於自以為絕對正確，不容置疑。除了庸眾，沒有人喜歡被人灌輸“事實/真理”。
Good article, tank you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