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為何是中共政治的“常青樹”？

何清漣 | “小組”為何是中共政治的“常青樹”？

中 共總書記習近平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之後，還不辭勞苦地親自擔任各種小組長，至3月15日出任“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為止，他已經出任 了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國家安全委員會、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的負責人，此外還有一個外界沒太注意的“釣魚島應變小組” 組長。

三權集於一身，加之現在是多事之秋，這種“小組長”隻增加習近平的工作勞煩，並不給他的權勢再添榮耀，他為何還要親任各種小組組長？要了解這個問題，先得弄清楚“小組”在中共政治中的功能，才能解釋習為何熱衷於成立這種小組。

“小組”：重組內部事權的政治手段

“小 組”政治在中共內部有悠久傳統，各種名目的領導小組不但是中共推進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內部事權整合的重要手段。早期黨史上最著名的小組就是長征時期的三 個“三人團”， 依次為“最高三人團”、“中央隊三人團”和遵義會議後的“新三人團”，毛澤東成為後兩個“三人團”的重要成員，為其掌握中共最高權力鋪平了道路。此後，毛 為了便宜行事，經常成立各種政治小組，重組內部事權。“延安整風”是小組政治的巔峰時期，從1941年7月開始，陸續成立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局、清算過去曆 史委員會、幹部審查委員會，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等，服務於不同的目的。毛一生最為人熟知的是“中央文革小組”，他賦予這個小組的使命是奪權鬧革命。隻是 其時毛已是天下第一人，不再出任組長。

2013年5月，搜狐網搜集舊文，編了一輯《“小組”如何治大國？》，該輯介紹，“小組”是中共黨 政係統中常規治理方式之外的補充，並在特定時期擁有跨部門的協調權力。級別不同的小組，擁有的權力也不同，國家領導人親任組長的小組權力最大。該文並不避 諱這些小組的“神秘性”：機構設置在官方資料中鮮有詳細記載，公開報道更少之又少。這些小組既不掛牌子，在黨的組織機構名錄也找不到它們。眾多“小組”沒 有固定的辦公場所，也不單獨確定人員編製。很多領導小組雖為常設，但並不需要日常辦公，多數隻在出現了需要應對的重大問題時，以組長牽頭組織聯席會議、多 部門聯動的方式完成決策。該文用“尋常無蹤跡，大事現真身”十個字概括以往的中共小組政治，倒也傳神。

習近平時期的小組政治有其特點：從小組成立的密度來看，堪比延安整風時期；從其親任組長之多來看，遠超曆屆中共最高領導；從小組活動的方式來看，從過去的神秘隱身走向公開。

習近平為何偏好“小組”政治？

習近平成立各種“小組”並親任組長，並非完全對小組情有獨鍾，實乃時也勢也，不得不如此為之。

鄧 小平確定的集體領導體製，自從薄熙來向上借助常委支持、向下借助草根輿論，想迫使中共高層改變內定接班人的規則以來，就受到了嚴重挑戰。中共高層政治的裂 痕不可避免地展示於世人麵前。所謂“集體領導體製”雖然可以避免一人專斷，但卻成了“多龍治水”的權力分散之局。胡錦濤第二任期內，中共最高層“各吹各的 喇叭各唱各的調”，多個高層家族利用分管部門、行業的事權貪汙腐敗，形成了一條條粗大的利益鏈條，導致特赦腐敗論公然行之於世。鑒於這種事權分散，最高領 導人權威弱化之局，習近平希望重樹領導人個人權威，為中共政治的朽壞之局注入生氣。

可以說，小組的密集成立並親任小組長，隻是出自危機感與不放心，與外界期盼的“政治體製改革”並無關係，我曾總結過，他的兩個30年之說，很好地詮釋了他是要用毛式政治鐵腕，維護鄧小平確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利益格局。

中 共執政逾60年，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科層化的官僚行政體製，雖然富有中國特色，比如以黨管政，但這種管理組織結構已經形成一套特定的規則與程序，有明 確的權威登記，權責自上而下傳遞。江、胡兩人都是中共內部法定的權威，隻是胡的權威由於其治績與能力而受到挑戰與損害，形成了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中央部委 權力坐大，尤其是國安、軍隊與警界過去由周永康管理，已成尾大不掉之勢。習近平履任以來，雖然已往各省區“空降”一些官員，但整個架構與官僚構成並未經過 大的調整，深感（或者說擔憂）指揮不靈，因此，習采用毛當年習慣用的“小組”形式，既達到了重新整合事權的目的，也便於其直接插手各領域的工作。

習 近平能順利地將各種權力集於一身，有幾個其特有的因素。第一，他出身“紅二代”，中共政治承認這種非體製化資源，加上京城政治中“紅二代”特別活躍，認為 紅色江山是他們父輩打下來的，是他們的家天下，對習近平采取支持態度。第二，習性格強勢，比較善於利用“一把手”的地位優勢，更兼胡錦濤在卸任時，將軍委 主席一職移交給習，習再無元老掣肘之虞；三是新的七位常委大多出身平民，並無習的“紅二代”優勢，俞正聲雖然也是紅二代，但其家族早年失勢，王歧山隻算半 個紅色家族成員。有此三點，本屆常委已經不可能維持“多龍治水”格局，隻能成“眾星拱月”之勢。

習的個人專斷於中共政治之影響

中 國（包括中共）的政治文化傳統是崇拜強人政治。主弱則臣欺之。胡錦濤時期即如此，每年兩會，一些委員公然炫富，將會場變成了時裝、名表、名包的展覽場地； 億元級貪官的層出不窮，導致“政令不出中南海”，都是外界可以感到的主弱則臣欺的表現，再加上溫家寶自行一套的政改說辭、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令很多黨內人 士及擔憂動亂的知識精英曾為中共的前途憂心忡忡，因此，習近平的強硬作風，以及他對腐敗的打擊，對幹部考核指標的改變（如不以GDP增速為考量標準，將環 保納入考核體係等），讓體製內人士看到了政權穩定的希望。這種個人專斷的弱點是：領導者個人能力與見識決定了其施政高度。

習近平的政治選 擇，出自中共統治集團對局勢的判斷。王歧山數年前向黨內官員及知識分子推薦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實有雙重用意。對統治集團意在警告：托克維爾定 律的真義是，別以為“改革”那麽好玩，“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所謂“改革”就是找死。對那些要求民主化的知識 界人士，其意在提醒：曆史進程未必如他們所願。中共垮台之後，未必會帶來民主與秩序，更可能出現的局麵就像當年法國大革命一樣，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潭，清算 富人、踐踏精英將成為常態，大家千呼萬喚才出來的民主化，有可能隻是斷頭台政治重演。

出於維護政權穩定的需要，習近平對維權者以及西藏、 新疆、香港的政治反對者的強硬打壓是全方位的，動輒抓捕反對人士、加強互聯網管控、收縮言論空間等等。這些措施在短期內看似加強了中共的統治，但從長遠 看，卻扼殺了一個社會的政治進步因素，導致中國長期徘徊於黑暗專製中而不得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