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網友節後激辯難離北上廣
2013年8月20日，北京西北三環外一幢公寓樓裏，一位下班後的"IT男"在幾平方米的屋子裏邊吃飯邊上網。這個地段的二手商品房的價格每平方米已超5萬元，在這如水泥叢林般的大樓裏，租住著大量的"北漂"族，為了生活，他們以每月七八百元的價格蝸居於此
春 節假期結束時，那些密集發往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航班或列車，似乎分外心事重重，它們所承載的複雜思緒遠甚於平常。難以計數的年輕人—— 哪怕僅僅統計在北上廣深謀生的白領，數目可能已超過以色列或葡萄牙的總人口——結束了中小城市的短暫居停，結束了對家鄉文化的溫習，又要回到“萬人如海一 身藏”的超級都市。
因為感慨良多，這段旅程總是顯得比實際情況更為漫長，他們剛剛經曆了兩種生活模式的比對，有的人懷著對老家各種流俗、 老套生活觀念及人際關係的厭棄，越發 覺得一線城市的好，有的人迷戀於故鄉熟悉的味道、濃鬱的親情和安逸的節奏，再次懷疑自己在一線城市艱辛謀生的意義，還有的人，則是兩種感受兼而有之。
馬年春節過後，網絡上關於大城市與小城市的比較與激辯，異乎尋常地喧囂起來。打開微信朋友圈，許多人在轉發各類與此相關的文章，隨便逮住一個年輕白領追問幾句，他會講述好幾個關於同事或朋友的故事，有的已經離開一線城市，有的還在猶豫，有的無法適應家鄉生活重回一線……
春節期間，網絡社區“知乎”上的一個問題引發巨大反響——為什麽現在的年輕人，大多願意到北上廣深為首的一些大城市打拚，即使過得異常艱苦，遠離親人，仍然義無反顧。在老家踏實過日子難道不好嗎？是不是這個社會體製的原因使大家的價值觀產生了偏差，才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到 春節長假結束的時候，接近千人參與回答這個問題，其中最火的一個長回複，獲得“點讚”14000多個，這在“知乎”是非常罕見的。此回複的作者王遠成曾 在上海一家IT公司工作過幾年，為了照顧生病的母親而回到故鄉烏魯木齊，他曆數了在上海打拚的艱辛以及苦中之樂：比如見識增長，視野拓寬，而回到家鄉進入 工作單位，複雜的人際關係和普遍的謀求安穩的心態讓他無法接受，他發現自己已經難以融入幾乎生活了二十年的故鄉。
“為什麽到紐約”
披頭士主唱列儂當年接受采訪，曾被問到為什麽一個英國樂隊卻要到美國發展，列儂的回答是：“在古羅馬帝國時期，當時的哲學家和詩人都要去羅馬，因為那裏是世界的中心，我們今天要來紐約，因為這裏是世界的中心。”
美 國作家E·B·懷特則如此看待紐約的獨特吸引力：“在這麽一個濃縮的競技場上，擠滿了角鬥士、布道者、企業家、演員、證券商和買賣人。不論你身在紐約何 處，都免不了與偉大時代、輝煌事功、奇人、奇事、奇聞發生感應，它可以摧毀一個人，也可以成全他，很大程度上就看運氣。”
對於中國二三線城市的青年而言，北上廣深就是他們的紐約。任何帶有青春特質的靈魂，都沒法不迷戀超級大都市，它所具有的豐富、包容、新奇、魔幻、創造力，至少會有一種構成致命的誘惑。
2008年，連畢業證都沒拿到的大專生王遠成，帶著僅有的兩千多元，從就讀的西安跑到上海，他熱愛IT行業，並覺得上海這樣的城市才有足夠的施展空間。
2010年，李建華結束了在合肥四年多的工作經曆，選擇到北京發展，這個河南青年從事的是移動互聯網，在二線城市，他總是找不到合適的土壤。
除了可以滿足青春的夢想，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超級城市對於那些反叛傳統家庭、不適應原鄉文化或性情特異的青年，也具備足夠的魅力。
毛 姆的《月亮與六便士》中有這樣一段話：“我認為有些人誕生在某一個地方可以說未得其所。機緣把他們隨便拋擲到一個環境中，而他們卻一直思念著一處他們自 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處的家鄉。……這種人在自己親友中可能終生落落寡合，在他們惟一熟悉的環境裏也始終孑身獨處。也許正是在本鄉本土的這種陌生感才逼著他 們遠遊異鄉，尋找一處永恒定居的寓所。”通常，大城市更易於吸引這樣的遊子。
作家蕎麥屬於傳統家庭文化的叛逆者，他在自己的豆瓣主頁轉發了王遠成的長帖，並拋出自己的觀點：“為何遠離親人卻義無反顧？因為他們的目的就是遠離親人啊”，“現代文明就是要離開原生家庭獲得獨立。”
署名安雅的網友把北上廣深比喻為水草肥美之地，“起初生活艱辛、遠離父母都是為了更自由開闊生活可以接受的代價。而且……焉知遠離父母可能不是代價，而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馬年春節過後，專欄作者毛利、朱白等人在騰訊網的“大家”欄目展開了一場辯論，毛利指斥小城市的種種流俗，朱白站在了反駁的角度。毛利說，自己出生在上海郊區的鬆江，正因為如此，更可以清晰看到小城的各種積弊。
“我 仇恨小城市，仇恨生活在陋俗中，仇恨有這麽一撮人，總喜歡把別人拉到和自己一樣的泥潭，然後給你洗上八百遍腦，告訴你這種生活很不錯。”毛利以一種極 端的語氣說道，“大城市的空氣很糟交通很堵，但比較起來，起碼當你身處五道口或者南京東路，沒有一個人會因為你單身、是gay、新年沒和丈夫團聚而留下來 停留一秒鍾，這種情況在親戚家卻會遭到無休止的盤問。”
在網絡知名ID“和菜頭”看來，選擇在家鄉還是在超級城市生活，本身就是選擇不 同的生活方式，這種選擇與其說是基於能力，毋寧說是基於性情。 “在小城市裏生活，活在探照燈下，活在各種比較之中，活在千絲萬縷的關係網裏。你的價值取決於你對家族的價值，對於關係網的價值。在超級城市裏生活，萬人 如海一身藏，沒有人在乎你是誰，你在做什麽。……你的價值就是你個人的價值，這裏是赤裸裸的買賣市場，你總有個價，它決定了你的生活質量。”
從 事編劇等文字工作的柏邦妮20歲就到北京闖蕩，如今已曆十餘年，她說每年都有那麽幾個瞬間，當自己走出地鐵站，覺得驀然看到一座希望之城。即使沒有過上 自己最期望的生活，她也可以“忍受北京”，“因為這座城市給了我們最珍貴的東西——可能性。當然，很多時候，可能僅僅是可能，這正是殘酷之處。”
中心城市的諸多誘惑，形成巨大的吸附力，新近的統計數據表明，北上廣深的人口仍在持續膨脹之中，2000萬這個關口要麽已臨近，要麽已突破。城市本身的喘息，外來謀生者的喘息，都變得粗重起來。
推一下，拉一把
在北京工作兩年以後，因為參與的一個投資項目失敗，李建華心灰意冷，卷起鋪蓋回到了合肥，那是自己讀大學並工作過的地方，有著熟悉的環境，更重要的是女友也在那裏，適合療傷。
在 李建華回到合肥之前的一年裏，“逃離北上廣”成為幾個中心城市最熱門的白領話題，盡管一直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越來越多的人被身邊同事、朋友回歸中小 城市的選擇所觸動，甚至有出版商開始售賣“逃離北上廣”係列圖書，分別列舉三大城市的種種“不堪”。毫無疑問，這種集體情緒與“大城市病”的日益嚴重不無 關係，比如交通擁堵、空氣汙染、競爭殘酷，尤其是，以住宅租售價格為主體的生活成本不斷攀升，它們造成了北上廣深比較難看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數。
曾 有美國學者指出，促成不同城市間遷徙的，不外乎城市的推—拉作用。與中心城市的種種弊端對應的，恰恰是中小城市的優勢。不僅僅是在中國，這種 “逃離大城市”的潮流在美國也有先例，甚至一直綿延至今。最近幾年，曾貼著荒涼、野蠻等標簽的得克薩斯州，以其低廉的生活成本和悠閑的生活節奏，成為紐 約、洛杉磯、舊金山等大都市青年新生活的樂土，21世紀以來，那裏的人口淨增了一百萬以上。
與美國青年不同的是，中國青年“逃離潮”的目 的地，大多指向原生地，具有向家庭文化回歸的趨向。正如作家蕎麥所言，原生家庭與現代文明存在著某種矛盾。遑 論鄉村，即使在中國的中小城市，也大量保留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組織特征，以親緣關係為主幹織就的熟人網絡，給予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安全感和依賴感，同時，它也 要求一種趨同的價值觀，扼殺著個性與創造力。
總體而言，在1980一代身上，既不乏擁抱現代文明的衝動，又有著未曾斬斷的與傳統文明的臍帶，不那麽宜居的超級城市稍稍體現出推力，原生家庭的拉扯效應就顯著起來。別忘了，作為獨生子女一代，他們並沒有在成長環境裏獲取足夠的獨立意識。
學 者秦暉認為，人的天性中既包含對自由的追求，也有對安全感的需要。通常，自由與安全的內心需求此消彼長。盡管1980一代的整體婚育年齡已大大後延，他 們終究到了要尋求更穩定生活的年齡，既然大城市提供不了足夠豐富的安居樂業的機遇，這一代“大齡青年”的倦鳥思歸也就不足為奇。
傳統社會倫理仍對1980一代有深深的影響，父母的蒼老與疾患也是“逃離北上廣深”的重要原因。2013年5月，因為母親罹患癌症，王遠成被迫離開上海，當然，踏上四千多公裏歸程的時候，他不會使用“逃離”這個詞，反而帶有明顯的不舍。
“回不去”的故鄉
家 境不錯的王遠成回到烏魯木齊，很快獲得了令人羨慕的職位——事業單位的準正式員工。這是與上海那家IT公司完全不同的世界，有背景的人無須奮鬥，他們躺 進“編製”這把搖椅中，聊天、上網、打遊戲，做著極輕閑的差事，而臨崗合同工卻拿著最低的工資，做著沒完沒了的工作。“你努力上進根本沒用，因為誰該受到 重用和提拔就是領導說了算，人脈和後台就是一切。”母親很認真地找王遠成談心，要他學會溜須拍馬，不能太死板。
出外幾年，居然成了故鄉中的異鄉人，這絕非王遠成一人的感觸。在“知乎”那個問題的近千條回複中，隨處可以看到對中小城市“關係重於能力”的抱怨。
讓王遠成無法適應的還不止這些，他感慨於各種服務行業是如此缺乏服務意識，連公共汽車都不遵守運營時間表。在上海的經曆也讓他具備了一種發現的能力——居然，周圍的親朋有著如此接近的價值觀和樂趣，他們的談資不外乎比較誰家條件好誰家孩子收入高誰家鬧了矛盾……
一 位署名“逆風”的網友說，他回到家鄉的小縣城之後，開了一家網店，做起了電子商務，生意還不錯。這是小城鎮中的一種另類生活，基本擺脫了對於 “關係”的依賴，他也不會發出王遠成的那種感慨。不過，在與自己生活過的廣州比較之後，不如意的一麵還是顯而易見——文化生活匱乏，消費選擇有限，更重要 的是，在包括醫療在內的公共資源方麵，差距實在太大了。
合肥是李建華的第二故鄉，不過這幾乎已成了他回不去的故鄉。他返回合肥後僅僅停留 了三四個月，就很清楚地意識到，就自己的職業屬性而言，這種二線城市根本 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職位和薪資。這次停留短暫得如同一次休養，他又回到了北京，而且原本在合肥有著穩定工作的女友也隨之成為“京漂”，似乎表明了他們在這 個國際大都市堅持下去的決絕。
這些遊子的切身體驗表明，中國的超級城市與普通城市之間，有著明顯的文化上的、軟實力上的差異，它遠非 “有沒有、有幾家麥當勞”、“有沒有、有幾座萬達廣 場”這麽簡單，它也不是就業可能性多與少的硬指標對比，在超級城市裏，雖然也有官本位，也有熟人社會，也有分配不公，但它的參差多態，為個性和契約精神騰 出了足夠的空間，這恰恰是那些大興土木的二三線城市所不具備的。
一些遊子回到家鄉，見到當年的知己過上完全不同的生活，也大抵會生出失落或感傷。
柏邦妮在老家有一個幹姐姐，曾是一個熱愛朋克文化的青年。“我認識她的時候，也是不省油的燈，深夜我們坐在路邊抽煙，覺得自己是美麗世界的孤兒。”
幹 姐姐後來在那座三線城市的大學裏教書，由最初的清高，漸漸就範於現實，參與到教師間的名利競爭，再後來，過上了最庸常的嫁人、生子的生活。柏邦妮春節前 去姐姐家做客，覺得那裏沒有女主人的一絲痕跡了。交談中，姐姐和她說的是“配合吧，盡量配合吧”，這讓她沒法不感到惋惜。
在機關單位裏謀事，王遠成也不得不考慮家鄉的規則，他那篇回複在網絡爆紅之後，他感受到了壓力，先是隱去了作者姓名，繼而那條回複也消失了。
小城市如此不適，要不要回到大城市？對於那些“逃離”者而言，產生距離感的北上廣深，與小城市積弊對比下的北上廣深，似乎成了更美好的北上廣深。
專 欄作者何三畏的一篇《北京，難以離開》，近來在網絡上也被廣泛轉發，引起共鳴。在何三畏看來，北京的種種“不好”，和它的“好”折抵過後，依然值得留下 來。“盡管北京並非不存在不公，但在這裏，你隨時可以感覺到健康、向上的市場力量——按價論市，給有能力的人提供就業機會，讓勤奮的人得到更多的報酬。房 子、空氣、戶口也許讓你的生活異常艱辛，但作為一個平民子弟，你無法忽視，在這個城市裏打拚，你的前景將更加公平和光明。”
一位名叫羅登的網友則說：“我們指著北京上海亂罵，你們不公平！你們排外！你們有準入製度！要我說，北京上海是最公平的，有能力就有得混。在看似殘酷的背後，是巨大的公平！”
可選擇的煩惱
“我更知道我有一天會回上海的，哪怕會變成房奴按揭。我不在乎自己是否有房，因為我有理想。”由於牽掛母親的病情，這樣的念頭還隻能暫時存於王遠成的內心，而像李建華那樣付諸行動的也大有人在。
繼2011年的“逃離”浪潮之後，這個馬年春節前後，“重回北上廣深”成了新的潮流。很難預料，不久之後會否形成“再次逃離”的群體性選擇，並周而複始。
開 放年代以前，中國人最後一次標誌性的大規模遷徙，應該就是知青的上山下鄉運動了。不過，知青們隻能依從“偉大領袖”指引的方向，無法聽命於個人意誌。在 那個年代，人被牢牢固定在戶籍所在地，假使無法從官方開具介紹信，必然“故土難離”，寸步難行。及至當政者需要釋放更多社會活力以挽救國民經濟，對工作、 居住地的選擇才漸漸成為可能，盡管戶籍製度仍極為不公平地存在著。
當知青們的後輩長大成人，其中相當比例的人與數億農民一樣，離開原鄉。開始了對更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即使留在故土的人，過的也是選擇之下的生活，這真夠父母一輩暗自豔羨的——年輕一代畢竟擁有了一些自主選擇的權利，這是幾十年前不敢想象的。
擁有選擇權的人，就多出了一項煩惱——選擇的煩惱。
在 “知乎”那個引發熱議的問題下麵，一位用戶以匿名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內心的巨大矛盾：“我經曆了逃離北上廣又逃回北上廣，逃離是想找回生活，但真的回到小 城市發現工作沒有挑戰，感覺不到自己的成長，有了不安全感，於是又逃回了，覺得自己還是想奮鬥也完全可以在大城市立足。但回來又是擁擠的城市、匆忙的行 人，又有點後悔了。……隻能說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這樣的問題沒有標準答案。”
古典是一位比較知名的職業規劃師，他覺得人的履曆是一個打 開再合攏的過程——你需要在年輕的時候看到足夠多的可能，才有可能在而立之年從容地選擇自己想要 的生活。好的生涯軌跡一般是20-35歲前以職業發展為核心，在大城市嚐試各種可能，有機會就再往上。到了35歲前後，形成穩定的對生活的定見，然後過職 業—家庭—自我的平衡選擇，“你隻有一日看盡長安花，才敢在某一天平平淡淡才是真。”
古典不喜歡“逃離”這個字眼。“對於自己內心沒有方向的人，去哪裏都是逃離，而對於生命有方向的人，走向哪裏都是追尋。”
《南方周末》曾在一期“逃離北上廣”的專題中寫道：在他們對城市做出選擇的背麵，是城市對他們的選擇：北上廣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絕這批經濟上以及心靈上均處於無根狀態的人。
這說法太過殘酷。事實上，每一代人都有他們的生存方式，即便我們不去斷言可選擇的煩惱好過無可選擇的煩惱，至少沒必要把這一代年輕人的流動特征悲情化。
“和菜頭”就在《遷徙為何》中流露出一種超然的態度：“為何留下，為何離開，更多的時候是考慮自己更能忍受哪一種生活。幸運的是，無論選擇在哪一邊，總能留下另外一邊更美好的想象，人們可以靠著這個繼續生活下去。”
人的流動本身，就孕育著活力與機遇，誰又能否認，在遊子們的往返之間，大城市與小城市的某種交融也在悄然進行？
請 不要嘲笑年輕人的盲目和“瞎折騰”，生而為人，選擇自己更向往的居住地是無可指責的權利，大城市、小城市之間的比較與取舍，以及由此帶來的人群往返的潮 汐，凸顯的是一代城市謀生者安全感的缺乏、“無根”的困惑。他們對於城市的未盡人意乃至糟糕之處，用腳投出了選票。無論超級城市還是中小城市的弊端，都在 呼喚更高明的現代城市管理藝術。對於當代中國而言，有一種局麵讓人無法接受，那就是，既失去了原有的鄉村風貌、鄉土氣息，又建成了大量的不宜居的鋼筋水泥 的叢林。
來源: 南方周末
2013年8月20日，北京西北三環外一幢公寓樓裏，一位下班後的"IT男"在幾平方米的屋子裏邊吃飯邊上網。這個地段的二手商品房的價格每平方米已超5萬元，在這如水泥叢林般的大樓裏，租住著大量的"北漂"族，為了生活，他們以每月七八百元的價格蝸居於此
春 節假期結束時，那些密集發往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航班或列車，似乎分外心事重重，它們所承載的複雜思緒遠甚於平常。難以計數的年輕人—— 哪怕僅僅統計在北上廣深謀生的白領，數目可能已超過以色列或葡萄牙的總人口——結束了中小城市的短暫居停，結束了對家鄉文化的溫習，又要回到“萬人如海一 身藏”的超級都市。
因為感慨良多，這段旅程總是顯得比實際情況更為漫長，他們剛剛經曆了兩種生活模式的比對，有的人懷著對老家各種流俗、 老套生活觀念及人際關係的厭棄，越發 覺得一線城市的好，有的人迷戀於故鄉熟悉的味道、濃鬱的親情和安逸的節奏，再次懷疑自己在一線城市艱辛謀生的意義，還有的人，則是兩種感受兼而有之。
馬年春節過後，網絡上關於大城市與小城市的比較與激辯，異乎尋常地喧囂起來。打開微信朋友圈，許多人在轉發各類與此相關的文章，隨便逮住一個年輕白領追問幾句，他會講述好幾個關於同事或朋友的故事，有的已經離開一線城市，有的還在猶豫，有的無法適應家鄉生活重回一線……
春節期間，網絡社區“知乎”上的一個問題引發巨大反響——為什麽現在的年輕人，大多願意到北上廣深為首的一些大城市打拚，即使過得異常艱苦，遠離親人，仍然義無反顧。在老家踏實過日子難道不好嗎？是不是這個社會體製的原因使大家的價值觀產生了偏差，才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到 春節長假結束的時候，接近千人參與回答這個問題，其中最火的一個長回複，獲得“點讚”14000多個，這在“知乎”是非常罕見的。此回複的作者王遠成曾 在上海一家IT公司工作過幾年，為了照顧生病的母親而回到故鄉烏魯木齊，他曆數了在上海打拚的艱辛以及苦中之樂：比如見識增長，視野拓寬，而回到家鄉進入 工作單位，複雜的人際關係和普遍的謀求安穩的心態讓他無法接受，他發現自己已經難以融入幾乎生活了二十年的故鄉。
“為什麽到紐約”
披頭士主唱列儂當年接受采訪，曾被問到為什麽一個英國樂隊卻要到美國發展，列儂的回答是：“在古羅馬帝國時期，當時的哲學家和詩人都要去羅馬，因為那裏是世界的中心，我們今天要來紐約，因為這裏是世界的中心。”
美 國作家E·B·懷特則如此看待紐約的獨特吸引力：“在這麽一個濃縮的競技場上，擠滿了角鬥士、布道者、企業家、演員、證券商和買賣人。不論你身在紐約何 處，都免不了與偉大時代、輝煌事功、奇人、奇事、奇聞發生感應，它可以摧毀一個人，也可以成全他，很大程度上就看運氣。”
對於中國二三線城市的青年而言，北上廣深就是他們的紐約。任何帶有青春特質的靈魂，都沒法不迷戀超級大都市，它所具有的豐富、包容、新奇、魔幻、創造力，至少會有一種構成致命的誘惑。
2008年，連畢業證都沒拿到的大專生王遠成，帶著僅有的兩千多元，從就讀的西安跑到上海，他熱愛IT行業，並覺得上海這樣的城市才有足夠的施展空間。
2010年，李建華結束了在合肥四年多的工作經曆，選擇到北京發展，這個河南青年從事的是移動互聯網，在二線城市，他總是找不到合適的土壤。
除了可以滿足青春的夢想，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超級城市對於那些反叛傳統家庭、不適應原鄉文化或性情特異的青年，也具備足夠的魅力。
毛 姆的《月亮與六便士》中有這樣一段話：“我認為有些人誕生在某一個地方可以說未得其所。機緣把他們隨便拋擲到一個環境中，而他們卻一直思念著一處他們自 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處的家鄉。……這種人在自己親友中可能終生落落寡合，在他們惟一熟悉的環境裏也始終孑身獨處。也許正是在本鄉本土的這種陌生感才逼著他 們遠遊異鄉，尋找一處永恒定居的寓所。”通常，大城市更易於吸引這樣的遊子。
作家蕎麥屬於傳統家庭文化的叛逆者，他在自己的豆瓣主頁轉發了王遠成的長帖，並拋出自己的觀點：“為何遠離親人卻義無反顧？因為他們的目的就是遠離親人啊”，“現代文明就是要離開原生家庭獲得獨立。”
署名安雅的網友把北上廣深比喻為水草肥美之地，“起初生活艱辛、遠離父母都是為了更自由開闊生活可以接受的代價。而且……焉知遠離父母可能不是代價，而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馬年春節過後，專欄作者毛利、朱白等人在騰訊網的“大家”欄目展開了一場辯論，毛利指斥小城市的種種流俗，朱白站在了反駁的角度。毛利說，自己出生在上海郊區的鬆江，正因為如此，更可以清晰看到小城的各種積弊。
“我 仇恨小城市，仇恨生活在陋俗中，仇恨有這麽一撮人，總喜歡把別人拉到和自己一樣的泥潭，然後給你洗上八百遍腦，告訴你這種生活很不錯。”毛利以一種極 端的語氣說道，“大城市的空氣很糟交通很堵，但比較起來，起碼當你身處五道口或者南京東路，沒有一個人會因為你單身、是gay、新年沒和丈夫團聚而留下來 停留一秒鍾，這種情況在親戚家卻會遭到無休止的盤問。”
在網絡知名ID“和菜頭”看來，選擇在家鄉還是在超級城市生活，本身就是選擇不 同的生活方式，這種選擇與其說是基於能力，毋寧說是基於性情。 “在小城市裏生活，活在探照燈下，活在各種比較之中，活在千絲萬縷的關係網裏。你的價值取決於你對家族的價值，對於關係網的價值。在超級城市裏生活，萬人 如海一身藏，沒有人在乎你是誰，你在做什麽。……你的價值就是你個人的價值，這裏是赤裸裸的買賣市場，你總有個價，它決定了你的生活質量。”
從 事編劇等文字工作的柏邦妮20歲就到北京闖蕩，如今已曆十餘年，她說每年都有那麽幾個瞬間，當自己走出地鐵站，覺得驀然看到一座希望之城。即使沒有過上 自己最期望的生活，她也可以“忍受北京”，“因為這座城市給了我們最珍貴的東西——可能性。當然，很多時候，可能僅僅是可能，這正是殘酷之處。”
中心城市的諸多誘惑，形成巨大的吸附力，新近的統計數據表明，北上廣深的人口仍在持續膨脹之中，2000萬這個關口要麽已臨近，要麽已突破。城市本身的喘息，外來謀生者的喘息，都變得粗重起來。
推一下，拉一把
在北京工作兩年以後，因為參與的一個投資項目失敗，李建華心灰意冷，卷起鋪蓋回到了合肥，那是自己讀大學並工作過的地方，有著熟悉的環境，更重要的是女友也在那裏，適合療傷。
在 李建華回到合肥之前的一年裏，“逃離北上廣”成為幾個中心城市最熱門的白領話題，盡管一直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越來越多的人被身邊同事、朋友回歸中小 城市的選擇所觸動，甚至有出版商開始售賣“逃離北上廣”係列圖書，分別列舉三大城市的種種“不堪”。毫無疑問，這種集體情緒與“大城市病”的日益嚴重不無 關係，比如交通擁堵、空氣汙染、競爭殘酷，尤其是，以住宅租售價格為主體的生活成本不斷攀升，它們造成了北上廣深比較難看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數。
曾 有美國學者指出，促成不同城市間遷徙的，不外乎城市的推—拉作用。與中心城市的種種弊端對應的，恰恰是中小城市的優勢。不僅僅是在中國，這種 “逃離大城市”的潮流在美國也有先例，甚至一直綿延至今。最近幾年，曾貼著荒涼、野蠻等標簽的得克薩斯州，以其低廉的生活成本和悠閑的生活節奏，成為紐 約、洛杉磯、舊金山等大都市青年新生活的樂土，21世紀以來，那裏的人口淨增了一百萬以上。
與美國青年不同的是，中國青年“逃離潮”的目 的地，大多指向原生地，具有向家庭文化回歸的趨向。正如作家蕎麥所言，原生家庭與現代文明存在著某種矛盾。遑 論鄉村，即使在中國的中小城市，也大量保留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組織特征，以親緣關係為主幹織就的熟人網絡，給予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安全感和依賴感，同時，它也 要求一種趨同的價值觀，扼殺著個性與創造力。
總體而言，在1980一代身上，既不乏擁抱現代文明的衝動，又有著未曾斬斷的與傳統文明的臍帶，不那麽宜居的超級城市稍稍體現出推力，原生家庭的拉扯效應就顯著起來。別忘了，作為獨生子女一代，他們並沒有在成長環境裏獲取足夠的獨立意識。
學 者秦暉認為，人的天性中既包含對自由的追求，也有對安全感的需要。通常，自由與安全的內心需求此消彼長。盡管1980一代的整體婚育年齡已大大後延，他 們終究到了要尋求更穩定生活的年齡，既然大城市提供不了足夠豐富的安居樂業的機遇，這一代“大齡青年”的倦鳥思歸也就不足為奇。
傳統社會倫理仍對1980一代有深深的影響，父母的蒼老與疾患也是“逃離北上廣深”的重要原因。2013年5月，因為母親罹患癌症，王遠成被迫離開上海，當然，踏上四千多公裏歸程的時候，他不會使用“逃離”這個詞，反而帶有明顯的不舍。
“回不去”的故鄉
家 境不錯的王遠成回到烏魯木齊，很快獲得了令人羨慕的職位——事業單位的準正式員工。這是與上海那家IT公司完全不同的世界，有背景的人無須奮鬥，他們躺 進“編製”這把搖椅中，聊天、上網、打遊戲，做著極輕閑的差事，而臨崗合同工卻拿著最低的工資，做著沒完沒了的工作。“你努力上進根本沒用，因為誰該受到 重用和提拔就是領導說了算，人脈和後台就是一切。”母親很認真地找王遠成談心，要他學會溜須拍馬，不能太死板。
出外幾年，居然成了故鄉中的異鄉人，這絕非王遠成一人的感觸。在“知乎”那個問題的近千條回複中，隨處可以看到對中小城市“關係重於能力”的抱怨。
讓王遠成無法適應的還不止這些，他感慨於各種服務行業是如此缺乏服務意識，連公共汽車都不遵守運營時間表。在上海的經曆也讓他具備了一種發現的能力——居然，周圍的親朋有著如此接近的價值觀和樂趣，他們的談資不外乎比較誰家條件好誰家孩子收入高誰家鬧了矛盾……
一 位署名“逆風”的網友說，他回到家鄉的小縣城之後，開了一家網店，做起了電子商務，生意還不錯。這是小城鎮中的一種另類生活，基本擺脫了對於 “關係”的依賴，他也不會發出王遠成的那種感慨。不過，在與自己生活過的廣州比較之後，不如意的一麵還是顯而易見——文化生活匱乏，消費選擇有限，更重要 的是，在包括醫療在內的公共資源方麵，差距實在太大了。
合肥是李建華的第二故鄉，不過這幾乎已成了他回不去的故鄉。他返回合肥後僅僅停留 了三四個月，就很清楚地意識到，就自己的職業屬性而言，這種二線城市根本 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職位和薪資。這次停留短暫得如同一次休養，他又回到了北京，而且原本在合肥有著穩定工作的女友也隨之成為“京漂”，似乎表明了他們在這 個國際大都市堅持下去的決絕。
這些遊子的切身體驗表明，中國的超級城市與普通城市之間，有著明顯的文化上的、軟實力上的差異，它遠非 “有沒有、有幾家麥當勞”、“有沒有、有幾座萬達廣 場”這麽簡單，它也不是就業可能性多與少的硬指標對比，在超級城市裏，雖然也有官本位，也有熟人社會，也有分配不公，但它的參差多態，為個性和契約精神騰 出了足夠的空間，這恰恰是那些大興土木的二三線城市所不具備的。
一些遊子回到家鄉，見到當年的知己過上完全不同的生活，也大抵會生出失落或感傷。
柏邦妮在老家有一個幹姐姐，曾是一個熱愛朋克文化的青年。“我認識她的時候，也是不省油的燈，深夜我們坐在路邊抽煙，覺得自己是美麗世界的孤兒。”
幹 姐姐後來在那座三線城市的大學裏教書，由最初的清高，漸漸就範於現實，參與到教師間的名利競爭，再後來，過上了最庸常的嫁人、生子的生活。柏邦妮春節前 去姐姐家做客，覺得那裏沒有女主人的一絲痕跡了。交談中，姐姐和她說的是“配合吧，盡量配合吧”，這讓她沒法不感到惋惜。
在機關單位裏謀事，王遠成也不得不考慮家鄉的規則，他那篇回複在網絡爆紅之後，他感受到了壓力，先是隱去了作者姓名，繼而那條回複也消失了。
小城市如此不適，要不要回到大城市？對於那些“逃離”者而言，產生距離感的北上廣深，與小城市積弊對比下的北上廣深，似乎成了更美好的北上廣深。
專 欄作者何三畏的一篇《北京，難以離開》，近來在網絡上也被廣泛轉發，引起共鳴。在何三畏看來，北京的種種“不好”，和它的“好”折抵過後，依然值得留下 來。“盡管北京並非不存在不公，但在這裏，你隨時可以感覺到健康、向上的市場力量——按價論市，給有能力的人提供就業機會，讓勤奮的人得到更多的報酬。房 子、空氣、戶口也許讓你的生活異常艱辛，但作為一個平民子弟，你無法忽視，在這個城市裏打拚，你的前景將更加公平和光明。”
一位名叫羅登的網友則說：“我們指著北京上海亂罵，你們不公平！你們排外！你們有準入製度！要我說，北京上海是最公平的，有能力就有得混。在看似殘酷的背後，是巨大的公平！”
可選擇的煩惱
“我更知道我有一天會回上海的，哪怕會變成房奴按揭。我不在乎自己是否有房，因為我有理想。”由於牽掛母親的病情，這樣的念頭還隻能暫時存於王遠成的內心，而像李建華那樣付諸行動的也大有人在。
繼2011年的“逃離”浪潮之後，這個馬年春節前後，“重回北上廣深”成了新的潮流。很難預料，不久之後會否形成“再次逃離”的群體性選擇，並周而複始。
開 放年代以前，中國人最後一次標誌性的大規模遷徙，應該就是知青的上山下鄉運動了。不過，知青們隻能依從“偉大領袖”指引的方向，無法聽命於個人意誌。在 那個年代，人被牢牢固定在戶籍所在地，假使無法從官方開具介紹信，必然“故土難離”，寸步難行。及至當政者需要釋放更多社會活力以挽救國民經濟，對工作、 居住地的選擇才漸漸成為可能，盡管戶籍製度仍極為不公平地存在著。
當知青們的後輩長大成人，其中相當比例的人與數億農民一樣，離開原鄉。開始了對更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即使留在故土的人，過的也是選擇之下的生活，這真夠父母一輩暗自豔羨的——年輕一代畢竟擁有了一些自主選擇的權利，這是幾十年前不敢想象的。
擁有選擇權的人，就多出了一項煩惱——選擇的煩惱。
在 “知乎”那個引發熱議的問題下麵，一位用戶以匿名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內心的巨大矛盾：“我經曆了逃離北上廣又逃回北上廣，逃離是想找回生活，但真的回到小 城市發現工作沒有挑戰，感覺不到自己的成長，有了不安全感，於是又逃回了，覺得自己還是想奮鬥也完全可以在大城市立足。但回來又是擁擠的城市、匆忙的行 人，又有點後悔了。……隻能說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這樣的問題沒有標準答案。”
古典是一位比較知名的職業規劃師，他覺得人的履曆是一個打 開再合攏的過程——你需要在年輕的時候看到足夠多的可能，才有可能在而立之年從容地選擇自己想要 的生活。好的生涯軌跡一般是20-35歲前以職業發展為核心，在大城市嚐試各種可能，有機會就再往上。到了35歲前後，形成穩定的對生活的定見，然後過職 業—家庭—自我的平衡選擇，“你隻有一日看盡長安花，才敢在某一天平平淡淡才是真。”
古典不喜歡“逃離”這個字眼。“對於自己內心沒有方向的人，去哪裏都是逃離，而對於生命有方向的人，走向哪裏都是追尋。”
《南方周末》曾在一期“逃離北上廣”的專題中寫道：在他們對城市做出選擇的背麵，是城市對他們的選擇：北上廣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絕這批經濟上以及心靈上均處於無根狀態的人。
這說法太過殘酷。事實上，每一代人都有他們的生存方式，即便我們不去斷言可選擇的煩惱好過無可選擇的煩惱，至少沒必要把這一代年輕人的流動特征悲情化。
“和菜頭”就在《遷徙為何》中流露出一種超然的態度：“為何留下，為何離開，更多的時候是考慮自己更能忍受哪一種生活。幸運的是，無論選擇在哪一邊，總能留下另外一邊更美好的想象，人們可以靠著這個繼續生活下去。”
人的流動本身，就孕育著活力與機遇，誰又能否認，在遊子們的往返之間，大城市與小城市的某種交融也在悄然進行？
請 不要嘲笑年輕人的盲目和“瞎折騰”，生而為人，選擇自己更向往的居住地是無可指責的權利，大城市、小城市之間的比較與取舍，以及由此帶來的人群往返的潮 汐，凸顯的是一代城市謀生者安全感的缺乏、“無根”的困惑。他們對於城市的未盡人意乃至糟糕之處，用腳投出了選票。無論超級城市還是中小城市的弊端，都在 呼喚更高明的現代城市管理藝術。對於當代中國而言，有一種局麵讓人無法接受，那就是，既失去了原有的鄉村風貌、鄉土氣息，又建成了大量的不宜居的鋼筋水泥 的叢林。
來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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