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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三陪現象大寫真

(2012-05-31 13:03:14) 下一個

按:此文采訪寫作於1999年,發表及轉載於天津,江西,陝西等多家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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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歲末,照例是中國新聞界盤點的日子。剛剛過去的 1998 年,盤點大師們存留記憶的除了百年不遇的洪災、五十年不遇的下崗,還有數千年不遇的蔚為壯觀的三陪。 1998 ,三陪跳樓,三陪收稅,三陪被殺……關於三陪的消息此起彼落綿延不斷 . 有人戲稱, 1998 ,中國三陪年。

大風起兮雲飛揚 五湖四海三陪忙
四川有三陪小姐 100 萬;夜總會搞起了三陪小姐掛牌服務

中國的三陪小姐究竟有多少?這恐怕比歌德巴赫猜想還難回答。可以肯定的是,這是個天文數字,估計比世界上一些中小國家全國的人口總和還多。

要問三陪有多少,先得問娛樂場所有多少。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三陪”現象幾乎是與娛樂業共生的,凡娛樂場所幾乎都有“三陪”小姐,“三陪”小姐的人數在隨娛樂業的激增而驟然增多。有人估算,四川省內就有“三陪”小姐100萬之巨。在勞務市場中有“中國第一所”之稱的四川成都九眼橋職業介紹所,每年向外輸出近4萬人,其中65%為女性,她們中相當一部分人被招到各地去當“三陪女”。在福建的莆田、成都的青白區和太原、沈陽等市甚至開始對“三陪”小姐收費、收稅,使之變相合法化。由此引起爭議,也招來一些前往取經者。有的地方的夜總會、舞廳還搞起了“三陪”小姐掛牌服務,胸牌上公然標出“××小姐今晚恭候您”的字樣。去年以來又花樣翻新出現了“按摩女”、“洗足女”、“洗頭妹”等一些新行當,成為 98 三陪行業的新的經濟增長點。

在一些“三陪”現象猖獗的地區經常可以看到基層幹部成群結隊地湧向歌舞廳。在廣州郊區一家大型夜總會門口經常有高級轎車駐留,該夜總會竟十分周到地在停車場專門設置了一種能擋住轎車牌號的牌子,以掩蓋車主的身份。有的地方還將到夜總會請“三陪”作為招待上級客人的方式。從一些基層單位每年數額巨大的招待費中不難發現其中比例不小的桓鍪 渴歉櫛杼 ⒁棺芑岬瘸∷ 目 P磯喔鎏寤Ш退接 笠道習逡舶 ?ldquo; 三陪”作為自己公關的主要手段。對其“關係戶”提供請服務小姐陪吃陪喝、陪歌陪舞,直至桑拿按摩,甚至“出台”一條龍服務。有的地方職能部門的幹部月工資僅數百上千元,卻可以三天兩頭泡在夜總會裏,由此進行權與錢的交易。在近年查處的有貪汙受賄行為的幹部中有許多是這種娛樂場所的常客。

據記者的調查,山西省太原市六個城區即有歌舞廳、夜總會等娛樂場所2200多家;四川省眉山縣一條百米小街竟開有此類場所400餘家;河北省一個經濟尚不發達的貧困地區的小鎮也因開有百餘家這類場所而聞名。在一些人眼裏,娛樂業已成為“無商不富”的代名詞,一談改革開放發展經濟,首先想到的便是有沒有歌舞廳、夜總會。有的地方甚至改革的舉措無幾,歌舞廳、夜總會卻如雨後雜草叢生拔地而起了。

更嚴重的是,有的地方還發生過執法部門的公務人員身著公服,開著公務車,帶著證件前往勞務市場請“三陪”小姐的。據四川省成都九眼橋職業介紹所所長李中義稱,他便親自處理過這種事。

“三陪”名義上是陪酒、陪歌、陪舞,但在許多地方已演化成為色情服務。一些夜總會、酒店、歌舞廳的老板為了生意紅火,賺更多的黑錢,在陪客人吃酒、歌舞的幌子下,明目張膽地組織、容留或逼迫“三陪”女子賣淫。據有關方麵透露,公安部門查獲的賣淫嫖娼案件基本上都是通過“三陪”,包括桑拿按摩作為媒介發生的。據國家公安部提供的數據,1994年全國查獲賣淫嫖娼者為27萬;1995年為36萬;1996年為42.7萬;1997年為43.2萬。這組數據說明我國打擊賣淫嫖娼的力度在不斷加大。但同時也反證出另一事實,即賣淫嫖娼現象蔓延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國家公安部有關部門一位負責人一針見血地指出:“三陪就是賣淫嫖娼、吸毒和暴力事件發生的前奏、溫床和媒介。”

三陪陪色又陪命 屢遭殺戮為哪般
三陪成了最危險的職業 “現役”三陪膽戰心驚

1998 年下半年,關於三陪女慘遭殺戮的消息屢屢見諸報端。有調查稱:三陪已經成為時下中國最危險的職業。三陪女陪色又陪命成了市民的熱門話題,同時又讓“現役”的三陪女們膽戰心驚。

去年 10 月 16 日,在沈陽作“三陪”的外地女青年李某被殺死在她租住的寓所內,沈陽警方迅速偵破了此案:李某係因賣淫後欲多討要款額而激惱了嫖客,進而被其殺死。據沈陽警方提供的數據表明:3年時間裏,沈陽就有90餘名“三陪”小姐被殺。而且,此數字已呈不斷上升之勢:1995年,沈陽市的“三陪”小姐被殺數是15人,而今年前8個月已被殺28人,僅今年7月份就有4名“三陪”小姐被人殺死後棄屍於垃圾箱中、下水道內、樹林中或河流裏。如此觸目驚心的數字和事實給人們,尤其給那些涉世未深的女青年以極大的警示:當青春和美貌被充作色情服務的“資本”來斂財致富時,其背後往往隱藏著殺機。

經不住豐厚收入的誘惑,一些圖慕虛榮,貪求不勞而獲的女青年將“三陪”當作她們一份“理想”的職業,以每個小姐每天收入300元,每月20天計算,每年就可收入近10萬元,不但工薪階層望塵莫及,就是犯罪分子也側目垂涎,於是,他們將“三陪”小姐作為其搶掠財物的首選對象,圖財害命。而“三陪”小姐往往交際複雜,活動非法,人單力薄,加之自我防範意識差,於是,難以避免地成為了犯罪分子捕獲的獵物和魚肉的對象。3年多來,沈陽已有36名“三陪”小姐被犯罪分子殺死劫財。犯罪分子有的利用“三陪”小姐經常是深夜回家的特點,尾隨單身的小姐至街道僻靜處或樓道的緩步平台上搶劫殺人。

1998 年7月25日23時,鐵嶺來沈的金小姐回到丹東街她暫住樓的緩步平台時,被一尾隨的持刀歹徒紮死並搶走現金1350元;有的犯罪分子還通過先和“三陪”小姐交往,了解到她們的底細和住處後,利用白天她們在家的時機,騙門入室,殺人搶劫。今年4月14日17時,“三陪”小姐辛某被殺死在其租房中。有的犯罪分子還將“三陪”小姐誘騙至家中,奸淫後殘忍地殺死,並將其隨身財物洗劫一空。家住沈陽的男青年劉磊、王洪亮、師俊民做生意賠錢後,便將目光投向了穿金戴銀、風騷迷人的“三陪”小姐,想從她們身上弄錢。為此,他們進行了周密的策劃和精心的準備。他們在沈陽郊區租了一間空房,作為隱蔽的殺人場所,他們購買了大量的工業用硝酸和鹽酸,配製成“王水”,用於溶解“三陪”小姐的屍體。為了檢驗“王水”的效力,他們又買來了幾隻活雞,扔入“王水”中作實驗。針對“三陪”小姐願意與有錢人交往的特點,他們在與“三陪”小姐開始接觸時,出手都很大方。有些“三陪”小姐以為遇到了大款,為了以後能再賺到錢,她們都主動留下電話號碼或傳呼,一來二去,他們和這些“三陪”小姐混得很熟。他們從中挑選了兩名最富有、也是最漂亮的“三陪”小姐,將其引至出租房內,奸淫後加以殺害,劫去其隨身攜帶的金銀首飾、時裝、現金、信用卡、傳呼機等物品,然後將屍體拋入“王水”中溶屍滅跡。至今,在沈陽警方破獲的殺人案中,有三名“三陪”小姐被殺溶屍。犯罪分子在供詞中對他們的殺人動機都作了一個近乎相似的回答:她們(三陪小姐)也不是什麽好人,她們的錢也不是好道來的。

在“三陪”小姐被殺的案件中,也有因雙方苟且後因在價格上的討價還價而產生爭執,女方以告發私情或強奸要挾,導致一係列“三陪”小姐被殺案件。去年10月,無業遊民張某勾搭上“三陪”小姐那某後,雙方以100元價格談妥,即到宿處嫖宿。因另加有“服務”項目,那要求再加300元,否則就告張強奸。張盛怒之下,拿起菜刀將那劈死。 1998 年8月5日淩晨3點,兩名男青年來到和平區某練歌房,酒後與“三陪”小姐於某到一處發生性關係後,於向兩人要錢,其中一人掏出尖刀向於身上亂刺,為逃命於從四樓陽台上墜下,當場喪命。

年輕貌美的陪舞女郎,在狂風暴雨之夜連接被奸殺,或棄之於荒郊,或拋屍於河中,一時間引起社會震動,經沈陽警方多方偵查,終於破獲此案並將殺人惡魔捉拿歸案。原來,30歲的沈陽青年曹某與曾從事“三陪”服務的妻子離婚後,便把對妻子的仇恨轉移到對其他女性,特別是從事肉體交易的“三陪”小姐身上,其心理嚴重變態,產生了強烈的泄憤殺人動機。不到一年時間裏,他先後將7名“三陪”小姐帶回家中,摧殘奸淫後殺死,用刀肢解後裝入塑料袋內拋入河中。他已把殺死“三陪”小姐當成一種特別的嗜好,在被抓獲後他對警方說:“我就是特別瞧不起幹‘三陪’的,每殺一個心裏都感到特別痛快,這次如果不是被你們抓住,我還要繼續幹下去。”現在,曹某雖已伏法,但仍有不少性變態者依然在從事著殘殺“三陪”小姐的犯罪活動。今年7月20日下午3時,在沈陽某賓館的一房間內,發現一黑皮箱內裝有被肢解的女人的上身和兩條大腿。據警方分析,這可能是一起性變態者有預謀的殺人案。就是那些僥幸逃脫,沒被殺害的“三陪”小姐,也常常被一些性變態者摧殘、蹂躪以致抱恨終身。

“三陪”小姐雖然長相漂亮且年輕富有,但由於活動非法,名聲不好,所以很難追求到正常的愛情和建立家庭,她們隻能當有錢有勢的男人的“二奶”、姘婦。很多人成為了“愛”的犧牲品。三年多來,沈陽僅因“情”被殺的“三陪”小姐就有近30人。“三陪”小姐作為女人,也有正常人的情愛,她們中有些人對其所陪對象也會產生一種感情,姘居一起。隨著時間推移,年齡越來越大,感情不斷加深,有的“三陪”小姐便無法滿足這種姘居關係,她們要求結婚成家,以求得“名分”,然而,以玩弄女性為目的的姘夫自然不允,於是,“三陪”女便以公開私情或向單位告發相威脅,姘夫於是鋌而走險殺人滅口。1996年,“三陪”小姐王某在酒店與沈陽某大醫院醫生劉某相識,很快兩人姘居在一起,1997年底,王要求劉盡快與妻子離婚同自己結婚,否則就到醫院去告發他,此時,正值劉某晉職提級的關鍵時刻,劉某深恐醜事敗露,便將王某活活掐死。遼寧大學研究生朱某結識“三陪”小姐張某後,很快墜入“愛”河,兩人同床共枕,出雙入對,儼然一對恩愛夫妻,但時間長了,朱某便覺得張某俗不可耐,想結束這種關係,然而,張某豈肯放過這位研究生情人,死纏著朱某不放。朱某無法擺脫糾纏,卻又不忍心下手,於是,就找來弟弟,趁張某熟睡之時將其活活勒死。

三陪陪誰?小姐說:一陪官二陪錢
民謠:更喜小姐美如雪, 三陪過後盡開顏

中國一份權威刊物發表過一封讀者來信:究竟是誰在享受三陪?信中問道:是農民?農民老大哥每天臉朝黃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歸,一身汗臭早就嚇跑了“三陪”小姐;是打工仔?打工仔掙的是血汗錢,還要維持一家生計,不可能去光顧酒店、舞廳;是企業職工?目前企業普遍不景氣,有些下崗者連生活都無著落,他們不是“三陪”小姐陪的對象;是收入微薄的職員?他們沒條件去消受;是教師?他們幾百塊的月薪,別想去“瀟灑走一回”;是書生?他們沒經濟來源,迷魂宮不敢進。

 老民謠曰:更喜小姐美如雪,三陪過後盡開顏。 1998 年,一首題為“領導來了怎麽辦”的新民謠在南方流行。新民謠曰:領導來了怎麽辦?先住賓館再管飯。管飯以後怎麽辦?麻將桌上搓幾圈。搓麻以後怎麽辦?卡拉舞廳轉一轉。轉完以後怎麽辦?桑拿浴裏涮一涮。涮完以後怎麽辦?找個小姐按一按。按完以後怎麽辦?小姐問他幹不幹。幹完以後怎麽辦?領導瀟灑把字簽……這首新民謠,形象記錄了 90 年代領導們的吃喝嫖賭三陪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現代氣息。

事實上,官和錢經常是互相交織、互為利用。有權者,可借上級下來檢查工作之便,慷國家之慨。光顧舞廳、酒店,盡興地讓“三陪”小姐陪上一陣。也有單位或個人,為了利益得失,宴請“權力”、“關卡”部門的人員,花上幾千甚至近萬元,酒足飯飽後,到舞廳溜達,“三陪”小姐一摟,事情就辦到了。一個體服裝老板曾歎氣道:“做生意難啊!碰到麻煩事,總得求地頭官,酒桌上花幾千元是平常事,還要付‘三陪’費啊!一年所付的招待費是你們工薪階層好幾年的工資啊。”有錢者,一夜暴富者,揮金如土,滿世界尋找刺激,三陪成了他們填補空虛的最佳途徑。

“三陪”名義上是陪酒、陪歌、陪舞,但三陪的背後往往演化為色情服務、賣淫嫖娼。因此,從有關賣淫嫖娼的調查可以推之三陪的相關情形 。 1998 年 8 月,來自中國醫學界、社會學界、生命倫理學界、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以及婦女管教所的管理人士匯聚北京。在其後公布的一份《關於艾滋病與賣淫人員的調查報告》中,描述了“小姐”們對嫖客的認知和態度:

在從事性服務的女性眼中,最受歡迎的是韓國男人。從小姐的自述當中發現,在性交易過程當中,她們希望能夠受到平等的對待。“中國的男人,在完事後,就從衣袋裏掏出錢來,往床上一扔說,這是給你的,讓人感覺很不舒服。韓國的男人完事後,則會把錢捏得小小的,然後輕輕地放在你的手心上,說:‘妹妹,這是給你買化妝品的。’”   

盡管對中國男性頗有微詞,但個體老板仍最受賣淫者歡迎,其次是單位的領導。打工仔、長途司機等皆在不受歡迎之列。  

上海的調查者發現,賣淫女性對買淫者的身份大都了解得很清楚,從受訪對象反映的情況來看,現行的買淫者中私營老板占了大多數,共 69 . 5 %,如果加以細分的話,個體戶占 54 . 5 %,企業幹部占 20 . 1 %,國家幹部 11 %,外國人占 11 %,一般工人占 9 . 7 %,供銷采購人員占 7 . 1 %,司機占 6 . 5 %,港台投資者占 3 . 9 %,無業人員占 1 . 9 %。武漢的調查也表明,買淫男性的年齡以 20 ~ 40 歲為多,業務員和老板占到 82 %,其中本地人占 53 %,外地人占 45 %, 62 %的都是有錢或比較有錢的。

紅燈區:有人呼喚有人喊打
專家警告:中國愛滋病已超過萬例

四川省奉節縣發生過這樣一件事:該地一名22歲的姑娘,到沿海一帶打工從事“三陪”業,患上了艾滋病,她帶著一隻裝有賣身錢的皮箱返回家鄉,原想在死後用那筆錢為父母養老,其父卻在女兒死亡後將巨款與女兒屍體一起燒掉。

中國自 1985 年發現首例愛滋病病人到 1998 年 6 月底,累計對 1000 餘萬人進行愛滋病病毒檢測,有 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報告發現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10676 例,愛滋病病人 301 例。 1994 年以後,報告例數逐年大幅度增加。這是去年在京召開的世界愛滋病大會報告會暨控製吸毒傳播愛滋病研討會上發布的信息。與會專家強調,遏製愛滋病病毒的迅速傳播刻不容緩。中國目前公布的 HIV 的攜帶者的人數為 30 萬,據世界衛生組織推算,到 2000 年,中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人數將增加到 200 萬。而每個艾滋病患者的醫療費用是 8 ~ 10 萬元,這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

專家指出,三陪是賣淫嫖娼的溫床,賣淫嫖娼又是愛滋病傳播的溫床。性病在近三年的各類傳染病發病率排列中僅次於痢疾、肝炎而居第三位。 1998 年上半年全國性病報告數比去年同期增長 40.53% 。

三陪女及由此引發的賣淫嫖娼者已經成為傳播 AIDS 的高危人群。青島對 15 名性工作者的調查中, 15 人都認為,從事這一行業,即使認真預防,患性病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患有性病,有 10 人表示會治好後再工作,但 2 人表示會在治療過程中同時接客, 1 人表示不查不治療,而且會報複男人。上海的被調查者當中,也有 68 . 2 %的人表示,假設自己感染艾滋病,不會將實情告訴他人; 9 . 1 %人表示,感染艾滋病後,會繼續賣淫, 13 . 6 %的人表示,自己會把艾滋病有意傳給他人。“反正自己已經這樣了,不如多死幾個。”

針對三陪和賣淫嫖娼現象的迅速蔓延,有人建議,設立紅燈區,一切都公開化,在紅燈區工作的人要領上崗證,並做相應的健康檢查才能上崗工作,這樣能防止疾病的蔓延。反對者認為,如果這樣做將會導性服務業轉為更加隱秘的地下狀態,更無法控製疾病的傳播。有人表示,開放“紅燈區”隻能將涉世未深的妓女管理起來,而大量的、高級的、有“能量”的妓女不會“應邀入甕”。僅對這樣一小部分人進行健康管理以求達到控製社會上性病、艾滋病的流行與擴散,效果可想而知。而在傳統人倫觀念極強的社會,還遠未達到容忍賣淫嫖娼者公開出現在自己眼前的地步。

中國權威的媒體也提到過一個統計數據,目前中國湧入城市的農村打工妹有大約 1800 萬左右,平均年齡不到 23 歲,文化水平低於初中,其中又有 90 %的進入服務業,這部分人也將是從事三陪和賣淫業可能性較大的人群。過剩的流動人口為商業性交易設立了前提條件。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從港澳台來的,以及外國的投資者和管理者,也有性的需求;其次,暴富的人不斷增多,消費的畸形化還在繼續;其三,中國男女人口比例失調,據 1996 年統計,中國男性比女性多出 2000 萬。

從防治艾滋病的角度看,中國麵臨著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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