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加拿大，你就不知道中國政府對人權的定義有多準。那就是：人權首先是生存權。風景再美麗，吃不飽肚子就沒精力欣賞。當然也有例外的，比如我就在街上遇到過幾個魁北克人，直愣愣的伸出手跟我要錢。還用半生不熟的英語解釋說，他們是為了傳播法裔文化流落到渥京，顯得沒錢不是他們的錯。那是1999年底，我正在為自己的銀子發愁，也就學他們攤開手聳聳肩，也用半生不熟的英語回答說：古得阿富得怒，您看我像有錢人嗎？
後來才知道，魁北克人是這個國家的大拿，一向牛。前兩天一個家夥因為沒錢，直接就爬到魁省六萬五千付的高壓電網上，準備把銅線砍下來賣掉。這個國家的總理也基本來自魁省，就這回出了個西邊的哈珀還是個少數搖搖欲墜。我在留心他們的故事，還準備開個專欄，就叫可怕的魁北侉。當然這是後話，在1999年的下半年，我還沒有功夫關注別人的故事，隻有傻不愣瞪的坐在多倫多的一顆大樹下，設計自己有可能搖搖欲墜的下半個30年。
誰寫回憶錄的時候都會說自己當年的戰略有多英明，就像長征被說成是光榮的戰略但實際上也就是一條逃跑之路。我們真正應該承認的是，成功的逃跑也是一種光榮，就像沙漠之狐。當然，我這樣繞來繞去的目的，就是想說當年我在多倫多那顆大樹下，其實什麽也沒想出來，甚至開始懷疑我為什麽當初就拎著幾個破箱子來了。多倫多的秋天眼看就要過去了，我在花了三個月時間給資本主義三個工廠添磚加瓦以後，準備到首都去碰碰運氣。
1999年12月21日，懷揣兩個麵包，我坐上了從多倫多到渥太華的灰狗巴士。在冰雪交加的加國首都，在填完一大堆表格以後，我被通知入讀該校經濟係研究生。當天晚上，饑寒交迫的未來經濟學家在裏多街上到處找旅館。沒有車，沒有信用卡，沒有駕照，小旅館的老板狐疑地看我，對我掏出的100刀現金嗅了又嗅，似乎來路不明，最後非要逼著我掏出護照，又對著那個頭發很短的照片看了幾遍。我解釋說，照片看上去確實沒有我真人這麽帥，因為我對照標準照總是很別扭，照出來的東西很不標準。老板最後終於放行了，但給了我一間挨著街道的房子，邊上燈火通明半夜還人仰馬翻地熱鬧。我半夜疲憊不堪地起來要求老板給我換一個房間，裏麵明明有空著的，老板就是牛著不幹。社會主義加拿大人民共和國的首都，第一個晚上就讓我成了趙無眠。冰雪交加之中我發下一個毒誓，等兄弟夥今後發達了，一定要給這個老板上上眼藥。
多少年後，我把食品廠長帶來的中國旅行團帶到了這個旅館，在大堂裏遊了一圈兒，當年檢查我的那個半禿頭老板喜出望外地迎了上來，我很熱情地跟他握了手，掏出護照給他看了看，我說您看我的標準照還是那麽不標準，然後我領著一群西裝革履的國內暴發土鱉，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小旅館。俗話說得好，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12月 29日，多倫多正在熱鬧的聖誕氛圍中，我和夫人租了一輛房車， 搬上簡單的家具，靜悄悄離開了這個生活了4個月的城市。此時此刻，新世紀的鍾聲即將敲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