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芷傷寒蒂 蛾眉憂晚花
山西土窯洞裏住了八年的北京知青，“老三屆”中老大哥，網上人見人恨的“朱老忠”就是在下我。“疏雨”是本人另一個網名，出自唐詩“疏雨過中條”。
正文
從“農民不滿意”談起
——論老三屆插隊知青的特殊性
“上山下鄉”，在經曆了幾十年的曆史之後到1980年結束了。結束的理由有幾個“不滿意”，無論三個“不滿意”還是四個“不滿意”，都包含了一個“農民不滿意”。很可惜！研究上山下鄉的專家學者們似乎對這個“農民不滿意”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
沒有人問過：既然號召“結合工農”，或“與工農相結合”，或“與工農兵相結合”，可是為什麽工人沒有“不滿意”？為什麽士兵沒有“不滿意”？為什麽惟獨隻有農民“不滿意”？
也沒有人問過：從1939年起就號召“與工農民眾相結合”，農民一直沒有不滿意；從1955年就開始組織城市青年上山下鄉，農民還是一直沒有“不滿意”。為什麽要等到1968年以後才開始“不滿意”？
更應該知道：農民的“不滿意”都在哪些方麵？出自什麽原因？
1968年12月的“最高指示”告訴我們：“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這裏最後一句“應當”，道出了“不歡迎”的存在，也道出了農民“不滿意”的苗頭和開始。
從此以後，“結合工農”被抽掉了“工”，隻留下“農”，“相結合”也改成了“接受再教育”。與此同時出現了一種與曆來上山下鄉不同的模式，也是文革產生的“新生事物”——大批知青集體插隊。盡管日後把知青去國營農場（含兵團）也要十分勉強地往“接受再教育”上靠，但眾所周知：去農場是五十年代就已經存在的模式，文革期間知青去農場不過是以前模式的繼續，隻是規模和年齡結構上有所不同。
顯然，農民的“不滿意”隻是由“到農村去”而引起，和知青去農場沒有關係。1968年秋季以前的上山下鄉以去農場為中心和主體，農民沒什麽可“不滿意”的。和農村不同，農場是國營企業，農場的農工是國家的正式職工。知青去不去農場不關農民的事。而1968年秋季以後開始的這一階段，無論數量上還是動員力度上，“上山下鄉”的插隊模式都遠遠超過了去農場的模式。據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1968年開始的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已經轉為以知青集體插隊為中心、為主體。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不僅內容抽掉了“工”，針對的對象“知識青年”也與以往的概念不同。這裏已經不是什麽“受過教育的年輕人”，農村本來就有很多“回鄉知識青年”；也不是指什麽“知識分子”，那些以自己的知識和教育基礎為生活來源的人。雖然“最高指示”中也提及“大學畢業”，但眾所周知大學畢業乃至中專畢業，在當初都是掙工資吃商品糧的國家幹部，真正能下農村的數量極其有限，更不可能掙生產隊的工分去和農民分糧分紅，“各地農村的同誌”也因此沒什麽可不歡迎的。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最高指示”中的“知識青年”特指的是文革期間初中、高中畢業的“老三屆”，也就是“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下培養出來的這批人，這批被“來一個動員”大規模發送到農村插隊的中學畢業生。
到此我們已經非常明確：1968年秋季以後開始的“老三屆”集體插隊是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的主體和中心，也是引起“農民不滿意”的真正原因。研究知青問題，研究上山下鄉問題就必定要重點研究1968年秋季以後的插隊知青和他們的“上山下鄉”。必須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階段的老三屆插隊在所有上山下鄉曆史上規模最大、涉及麵最寬、影響也最深遠。也必須把老三屆插隊這一文革產生的新生事物，與以前和以後的上山下鄉、與上山下鄉的其他模式，嚴格區分開來。
明確了“農民不滿意”原因的同時還應該清楚：農民不是對老三屆插隊知青不滿意，而是對這一新生事物的政策不滿意。因此最終解決“農民不滿意”，不是對個別表現差的知青加強管理，而是要調整政策。
那麽為什麽會出現老三屆大規模插隊這一引起農民不滿意的新生事物呢？因為高、初中老三屆總共六屆中學生同時畢業，這一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現象在1968年的中國發生了。
“老三屆”是指自1966年起文革期間滯留學校的中學生。本該在1966年畢業的高、初中學生，沒有升學和分配的任何出路，到1967年便積壓成為兩屆，但直到1968年秋季，招兵、招工、去農場僅僅安排了少部分人，遠遠不足以消化秋季以後高、初中同時畢業的六屆中學生，麵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
“大轟大嗡”、“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動蕩”已經延續了兩年多，好不容易才用“工宣隊”結束了全國的學生運動。而孩子們可不管你文革不文革、批判不批判、鬥爭不鬥爭、路線不路線，該長大就要長大，長大了就要上學。正常的學校流程在“老三屆”這裏被“梗阻”，孩子們麵臨無學可上的處境。解決問題迫在眉睫。
沒什麽別的辦法，農村曆來是用以“藏汙納垢”的地方。介於最高行政處分和最低刑事處分之間，有一種處分叫作“遣返”，就是注銷城市戶口，發配農村種地。插隊的老三屆就這樣，被施以類似“遣返”的手段，一鞭子趕去了農村。雖然有“響應號召”的“光榮”，有鑼鼓喧天的“歡送”，但與“遣返”一樣地不歡迎你再回來。
類似遣返的老三屆插隊知青，被扣上了“很有必要”的“接受再教育”的帽子，當然無須通過“政治審查”，政治上的“可靠”已經不存在。給農民平添了義務監督教育的“任務”，農民當然會“不滿意”。打發知青插隊去，不管年齡是否成年，健康是否適合，農村也一樣什麽樣的年齡什麽樣的身體都有，自然也無須體檢。生產隊的本隊子弟初中畢業回鄉尚且難以容納，又突然來了很多年齡體質未必適合務農的知青，農民當然會“不滿意”。僅僅提供有限的“安家費”，給農村平添了分糧分紅人口，增加了農民的經濟負擔。生產隊是自負盈虧企業，農民當然會“不滿意”。
1968年秋季以前的下鄉知識青年都是要求“一輩子紮根”，尚未被提及“接受再教育”。筆者正式下鄉山西之前曾於1968年10月在內蒙牧區停留了一個月，體會到當地北京知青的政治地位，無論1967年11月未經政審去的，或1968年6月“名額有限”去的，都不需要“接受再教育”，和貧下中牧都是平起平坐，是政治上的依靠力量（在日後挖“內人黨”時甚至高過貧下中牧）。和秋季以後的大批插隊完全不一樣。
在老三屆插隊知青以後還有應屆插隊在城市郊區的“小知青”，“接受再教育”是跑不掉的，可是對他們就不再號召“一輩子紮根”，而且有不成文的默許：兩年“再教育”畢業，由原城市招收就業。
隻有對老三屆集體插隊知青，卻是既要“紮根”又要“接受再教育”的“雙料”要求，甚至有“一輩子接受再教育”的提法。這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最突出的特征。
然而諸多對上山下鄉的研究，幾乎都沒有注意到老三屆插隊的特殊性。因為同期上山下鄉的也有數量可觀的知青去了兵團（農場），其中也不乏老三屆，於是老三屆插隊知青就被與兵團（農場）知青混為一談，不被意識到是文革才出現的“新生事物”，也被誤認為是五十年代起上山下鄉的繼續。
老三屆的插隊知青與兵團（農場）知青待遇上是有本質區別的。最顯著的區別：插隊知青沒有後勤，日常生活沒有保障。為生存，麵臨一個非過不可的“生活關”。
這一點各插隊知青點不完全一樣，各有各的土政策。個別地方是有後勤的，就是讓隊裏提供後勤（可能是公社一級定下來的）。大部分和農民一樣沒有後勤——這才是“接受再教育”，這才是“當農民”。下工回家自己做飯的不用說，無論留下知青專門做飯，還是隊裏派出社員專職為知青做飯，隻要是下地知青分攤全部做飯工分的，後勤仍屬自己負擔。兵團（農場）的集體食堂製則不一樣，所有後勤人員的工資收入均不包含在飯票中，不計算在成本之內，完全由國家負擔。有後勤，實際上是兵團（農場）知青附加的又一個無形收入。
人們往往還會認為：插隊知青比兵團（農場）知青“自由”，似乎還享有一定的“優越”。筆者以自己插隊山西的體會來分析一下這個“自由”。
前文提到插隊類似遣返，已經超出行政處罰條例的極限等級。生產隊長也好，大隊支書也好，公社主任也好，都不能把插隊知青怎麽樣，隻要不犯法，知青可以不聽上級的話，不服上級的管。
兵團（農場）知青完全不同，那是要通過政審，通過體檢，才有可能在有限的名額中得到的資格。這樣的地位是國家正式職工，有工資，有一係列附加的無形收入：有勞保，有後勤，有節假日，有公費醫療，而且全是旱澇保收。舊社會農村扛長工的有話：“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所以同時也有一整套的管理條例。正是因為不能輕易放棄這樣的地位，才要遵循條例的管理，才沒有插隊知青的“自由”。
兵團（農場）知青乘車都有公費報銷，不會有“蹭車”（即無票乘車）的體會，但在插隊知青中則非常普遍。“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下出來的老三屆在校時，甚至有因一次沒帶買票的錢乘公交車，下次自覺購兩張票的事情。“蹭車”並非他們不誠實，並非他們要占什麽便宜，而是不滿社會待遇的不公平。上級還會特地指示車站不賣給知青火車票，“蹭車”也是官逼民反。即便“蹭車”被抓住，也仍然沒有辦法、沒有條例給予處分。
插隊知青沒有人負責管理，沒有可依據的條例來管理，無論生活、學習還是勞動方麵，隻能是自己管理自己，各插隊知青點情況也因此千差萬別。“統籌解決”統不起來，知青辦更是無能為力。這就是所謂“自由”的實際狀況。
隻有陝北插隊的北京知青，日後派出大批“北京幹部”進行了管理。條例仍然無法可依、不能製定，賦予“北京幹部”的“尚方寶劍”，就是在知青分配工作時有生殺大權。但這一行之有效的“尚方寶劍”同時給了插隊知青一個明確的信號：日後有望分配回城。插隊知青的“待業”性質終於被公開，所謂“一輩子”、“紮根”的欺詐性也萬般無奈地浮現出來。
對待插隊的老三屆知青就出現了這樣一種口是心非的奇特現象：一方麵要求知青“一輩子”“紮根”，另一方麵讓最早最先最響唱出“一輩子”、“紮根”高調的插隊知青提前“拔根”，離開了農村。就連本屬就業性質的兵團（農場）知青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一些有“門路”的兵團（農場）知青為回城甚至可以不惜放棄身份“轉插”到生產隊。當然所謂“門路”不是指“轉插”，而是指“轉插”以後的“分配”。沒有分配門路就“轉插”的傻事是沒人幹的。筆者1975年所在知青點就接納了一個來自黑龍江兵團的北京知青，是通過他已分配在縣城計委工作的姐姐“轉插”而來，在村裏也隻是短暫停留，以後的去向對外保密，但心照不宣。
雲南兵團知青喊出“我們不是農工，我們是知青”的口號，就是否認就業性質，要靠到插隊知青可回城的待業性質上來。想回城的心願無可厚非，但這口號也側麵反映出了插隊真實具有的待業性質。
遣返的地位，待業的本質，構成插隊知青所謂的“自由”。沒有人會喜歡長期的這種“自由”，這種“自由”和失業的“自由”沒什麽區別。這一“自由”階段因為長期不被當作連續工齡對待，很多應有的待遇，晉級、分房、病假全工資等等，回城後的老三屆插隊知青都不能得到。
“待業”這個詞，顧名思義就是等待就業，是停止上山下鄉以後才出現的。中國要體現“優越性”，“失業”二字是不能提的，於是就發明了“待業”這麽個詞。雖然1980年以前還沒有這個詞匯，但本文仍然用在了老三屆插隊知青，因為等待就業也是這些人實際上的處境。1980年以後，給無法安排就業的中學畢業生以“待業”身份，取代了“上山下鄉”。和以前插隊不同，不是在農村，而是在城市等待就業。但和插隊還有共同點：無需通過政審和體檢；也有和插隊一樣的“自由”。
如果說“待業”就是等待就業，就是緩和就業危機的手段，同樣應該認為，作為一段時期上山下鄉中心和主體的老三屆插隊，究其駐村“待業”的本質，同樣是為了緩和就業危機。
很遺憾！因為沒有重視到老三屆插隊的特殊性，很多學者，很多知青問題的研究者、關注者，乃至很多知青自己，都沒有把1968年秋季以後出現的大規模知青插隊的本質，看作是緩和就業危機。這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法國學者潘鳴嘯先生的名著《失落的一代》。
筆者肯定潘鳴嘯先生為知青問題的研究做出的巨大貢獻，但也必須指出該書在這方麵的重大失誤。這個失誤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觀點。
這樣的觀點把老三屆插隊這個文革中的“新生事物”視為仍然是1955年以後上山下鄉的繼續；這樣的觀點把1968年才有的“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和以往的“與工農相結合”不加區別。也因此把文革前上山下鄉的上層動機——“一箭多雕”、“一石多鳥”，原封不動地套用到了老三屆插隊知青身上，從而忽略或淡化了老三屆插隊的“待業”、即緩和就業危機的本質。
這樣的觀點把上層發動上山下鄉的動機分為四類：
——意識形態動機（改造青年思想，消滅社會差別）
——政治動機（恢複秩序，強化毛的權威）
——積極的社會經濟動機（開發農村和邊疆地區）
——消極的社會經濟動機（減緩城市發展和城市就業）。
結合那條“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內容、時間、針對性和緊迫性，前三類就說不通了：為什麽僅僅局限在農村？為什麽回避了工廠和農場？難道去工廠和農場就不能“改造思想”？就不能“縮小差別”？就不能“恢複秩序”？就不能“製服紅衛兵”？就不能“開發農村和邊疆”？——當然都能！
但當時明顯地，無法將六屆同時畢業的中學生完全安排在工廠或農場。也就是說，餘下的動機隻有最後一類：“減緩城市發展和城市就業”。而以往堅持的其他三類動機，到這時已極其次要，隻能變為“來一個動員”所使用的借口：
——意識形態動機站不住腳：“改造思想”在日後證明是完全失敗的；
——“恢複秩序”在1968年已經不成為理由：從1967年起破壞社會秩序的“文鬥”“武鬥”已經從中學生轉到大學生和工人農民，中學文革早已不足掛齒；
——積極的社會經濟動機基本不存在：“開發邊疆”不靠譜，老三屆集體插隊基本沒有去邊疆的；政治地位低於“貧下中農”，造成插隊知青對農村能起到的積極作用也大受限製；更不要說當時很多初中老三屆尚未成年，根本不可能成為農村生產建設的骨幹。
這樣的觀點的產生原因，一個是難以聽到插隊知青的發聲。
前文提到過：“改造思想”在日後證明是完全失敗的。因為在上層看來並沒有起到正麵的積極作用（國家不滿意）。插隊的老三屆知青真正接觸到了中國農民，真正看到了農村的貧困，低於貧下中農的社會地位也使得他們真正了解到了社會底層的陰暗麵。因此插隊的老三屆知青的思想往往被“改造”得十分“負麵”，不同於其他知青群體的“負麵”聲音就往往更加難以公開發出。相反，那些有組織、不散漫、不“自由”，思想更趨“正麵”的兵團（農場）知青，往往更容易通過大規模的展覽、演出等活動，通過文藝作品等方式發聲，在宣傳的聲勢上占了明顯優勢。老三屆插隊知青妄為多數和主體，反而難以突出自己的聲音。
另一個原因：很多人過多過深受了上層文件和講話的影響。
“來一個動員”中存在著很多欺騙，其中一個很不實在的，就是極力在把老三屆插隊知青和其他模式和階段的知青混為一談。
以往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以去國營農場為主體，是一種就業方式。但上層文件和講話卻用“一輩子”“紮根”同樣要求實際上待業的插隊知青。妄圖讓人們相信：插隊也是就業方式，我國沒有失業現象。用“防修反修”、“戰備疏散”之類的借口強調插隊“不是權宜之計”。很遺憾！這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說教很多人似乎很願意接受。
潘鳴嘯先生還堅持和宣揚了一個奇怪的，但頗能迷惑一些人的“統計依據”：
“1966年到1976年10年間，被招工進城的農民數量是跟被下放農村的知青數量‘一樣那麽多’，或者是‘幾乎一樣那麽多’，而且他們之中的大部分都成功地在城裏定居下來。”“從1981年起，所有的中國資料都肯定這件事情。”潘鳴嘯先生無論如何想不通：“但是68年後，最主要的動機是屬於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假如減少城市勞動力和城市人口是主要動機，怎麽解釋從1968年到1977年當知青大規模地下放農村的時候，大約同樣數字的農民在城市裏得到了永久性的雇傭？”
筆者要指出，這組統計數字的時間跨度在10年，根本就難以服人！如果在上山下鄉高潮中的一、兩個月，最多半年之內有這樣下鄉進城數量基本平衡的統計，才算得上可靠的依據。毫不稀奇，整個人類社會的曆史，城市和城市人口就是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發展起來的。即便存在人為幹涉，如果把時間跨度再擴大，必定是進城的比下鄉的多很多。
可是潘鳴嘯先生同時列出這樣的統計：“10年間，下鄉知青的人數一般估計在1300萬和1700萬之間。同時那10年間共有1400萬人招聘進城，其中600萬是知青，800萬是農民。”
10年期間從農村進城的人口還包括了近半數的返城知青，反而更加說明：上山下鄉的集體插隊，正是把就業危機“緩和”、“轉嫁”的一個“權宜之計”。
在此更加應該著重指出：老三屆插隊知青的返城不是被原城市直接招收，大都是在當地就業。如上文所述，10年間占用了將近一半本該屬於當地農村青年的農轉非指標——就業危機就這樣，赤裸裸地轉嫁給了農村，轉嫁給了農民。“農民不滿意”更是理所當然、理直氣壯的。
甚至還有些“上山下鄉”問題的研究者，沒有認識到1968秋季以後緊迫的中學畢業生安置形勢和轉嫁就業危機，沒有認識到集體插隊是文革的“新生事物”，誤以為和以往的不同隻是多了“接受再教育”的政治口號，反而得出這個階段政治是主要原因的結論。歸根結底，他們還是把1968年秋季以後大規模的插隊看作是五十年代以來“上山下鄉”的延續，不肯承認這一模式的特殊性。死抱著這樣的認識難免繞進死胡同，鑽入牛角尖，得出古怪的結論。
雖然說老三屆插隊是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心和主體，但畢竟也是幾十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組成部分，這個模式的本質逐漸暴露的過程，始終在影響著運動的全局。日後、直至今日，各種“知識青年”的很多請願和動蕩，，正是源於當局對緩和就業危機這一根本動機的百般掩蓋，源於把文革出現的這一“新生事物”與五十年代“上山下鄉”模式的故意混淆，正是源於官方對老三屆插隊知青的欺詐。
同是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同是要求“一輩子”“紮根”，既然插隊知青能通過“分配”拔根，兵團（農場）知青還有什麽理由不讓回城？盡管對雲南兵團請願事件的最終妥協，有可能出於準備“對越自衛反擊”的原因，但兵團（農場）知青要求和插隊知青同等返城權，乃是一個遲早要全麵爆發的基礎。
給文革期間下鄉的兵團知青開了大批返城的口子不要緊，文革前的兵團戰士、農場職工，連帶五十年代去新疆的生產建設兵團人員理直氣壯提出：同是兵團戰士，同是農場職工，他們能返城，我們為什麽不能？山西已經在當地分配了工職的插隊知青：和兵團戰士一樣，都屬於文革期間因上山下鄉離開原城，他們能回原城，我們為什麽不能？一連串的問題接踵而來。至今還有很多早已不是青年的“知識青年”的請願活動難以平息。根子在哪裏？就在把老三屆插隊的待業性質，用什麽“一輩子”“紮根”掩蓋起來，與農場（兵團）的就業性質混淆起來。要是提前認真地承認老三屆插隊是不同的模式，是為解決和緩和就業危機的“待業”，還會有這些遺留問題嗎？
文革被否定了，“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說法不成立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不成其為借口，也隨之“沒有必要”了。從邏輯上完全可以認為，應“最高指示”而生的老三屆插隊模式已經同時被否定。沒必要羞羞答答不肯承認這一“新生事物”的失敗，沒必要否認打發老三屆插隊是為緩和就業危機的實際動機，更要明白隻有老三屆插隊，才造成了“農民不滿意”。
老三屆插隊知青，這一上山下鄉的主體，這一文革中出現的“新生事物”，這一引起“農民不滿意”的駐村“待業”大軍，盡管其特點尚待人們去充分認識，但事實上成為了葬送上山下鄉運動的起源和主因。
（此文發表於2014美國南加州知青協會年刊，略經加工貼到網上）
真正要命的事情是生存——不是生活，生活苦一些好辦。當地農民已經解決了的生存問題，插隊知青還要從頭解決。很多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未成年插隊知青，會有生存問題突出地產生，給上邊帶來“容當統籌解決”的尷尬。
我父親也是從農村出來的
自從一九六六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入學考試(簡稱高考)停止以後，許多城裏的高中畢業生無法進入大學，又找不到工作，於是就被下放到農村體驗生活，鍛煉意誌。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完成了中等教育，因此被認為是有知識的青年。幾位知青當中，王建和與馬成敬兩個性格迥異的人給我的影響最深。
王建和非常靦腆、和善，不愛講話，即使講，也輕聲細語、慢條斯理，加上戴一副眼鏡，顯得很有教養。我從來沒有見他生過氣、發過火。每逢勞動休息時，他總要我給他講當地的歇後語。問他為什麽會對那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感興趣，他說那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想廣泛收集、編輯成冊以後，傳給城裏的人。更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他常常對著快要落山的太陽和繚繚升起的炊煙發楞，甚至連夏天知了的叫聲也覺得悅耳動聽。
與王建和的“靜”不一樣，馬成敬顯示出“動”的性格。他整天樂嗬嗬的，比較喜歡串門。由於個子非常高，常常會在走家串戶時撞到那些比較低矮的門楣。他善於搗鼓、折騰電器，村民們的廣播不響了總會找他。我的一些基礎物理知識都是從他那裏學來的。雖然他們一個偏內向，一個偏外向，但是，兩人在對自己的處境問題認識上都很一致，那就是沒有優越感。正如馬成敬曾直言不諱地說“我父親也是從農村出來的”一樣，他們敢於認同、接受暫時不如人意的現實，從不因為自己身份的移位和環境的變換而產生失落感和抵觸情緒。
我小心翼翼地和他們來往，從他們那裏第一次知道了“數學”即是“數字的學問”，“物理”即是“物質的道理”。在用煤油燈照明的時代，從城裏來的任何知識，對山坳裏的人來說無疑是難得的精神財富。隨著和他們兩位交往的增多，除了學到不少書本內的文化知識以外，也長了許多人生的見識。事實上，他們也和我一樣失學了，而且還被下放到農村，與家人兩地分居、互相牽掛，麵臨的許多困難和不便是我們不易體會到的。比如說，鋤頭的使用對他們來說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此外，還有打麥子用的連架等。最感到困難的可能要算是挑糞。他們可以把裝滿人畜糞的兩個糞桶擔起來，但卻邁不開步。原因在於不能掌握行走的節奏和步伐的協調，因此就產生了顛簸，造成糞桶裏碧波蕩漾、浪花飛濺。那麽技巧在哪裏呢？當挑起糞桶抬腿邁步時，肩上的扁擔會上下振動，此時身體也必須跟著起伏。隻要頻率合拍、幅度不至過大，不僅糞桶裏風平浪靜，肩上的擔子也會輕省。因此，那些挑著擔子，身輕如燕、健步如飛的身影，就宛如錦繡大地之上的無聲之歌、生命之舞。
文革終止了高考，也終斷了成千上萬的城鎮和農村青年的學校教育，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如今看回去，覺得事情非常荒唐。可是那樣悲愴的曆史篇章卻是由無數當事人的激情和忠心譜寫出來的。倘若我們今天隻是一味地指責、咒詛，而不是真正從根本上去認識人本性中的非理性部分，那麽，我們當今樂此不疲正在做的某些事情，說不定在若幹年後再回首時，也覺得荒謬至極。
黎明的曙光總是出現在黑夜到了極點之後。受文革的衝擊而中斷了十年的高考製度，在一九七七年的十月十二日，由國務院宣布當年立即恢複。於是，知青和當地讀過高中的回鄉青年們紛紛扔下鋤頭，奔赴考場，要重新拾回讀書人的斯文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