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政策此長彼消

一黨專政的中國，開始幾乎沒有法律、靠政策管製，到了建立法律、逐步取代政策的時候，必然經過目前這樣一個：政策與法律並存的雙軌期。由於法律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維護黨的利益，所以，出現與政策看不出明顯區別的現象。比如，法律有定義比較明確、全民適用、接受檢查等特點；而政策則為權宜之計、故意弄得概念模糊、語義不明，以便相機行事。

 

一建國，毛澤東就宣布：“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當然，主要是“毛澤東思想”。這類的話進入過憲法。所以，“憲法”也者，不過是“黨章”的“補充文件”，並非“國法”。翻開現行憲法，未見賦予共產黨法律地位，天然地淩駕在國家之上。“根本法”如此，其它法規訂得像政策一樣，不是必然趨勢、順理成章嗎。

 

建國伊始、千頭萬緒，需要時間摸索和積累執政經驗。先立幾部做樣子的法律，以免束縛手腳，先用政策管理，也還說得過去。政策不僅模糊，而且靈活，列寧同誌說：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個案分析當然也就個案處理了。有“法”管著就不行，惟有“政策”有此靈活性。慣享政策之便的政黨和黨員主持立法，能不帶有明顯和政策痕跡？

 

1949年至今，中國的憲法幾經修訂。從法律徒具其名、人大是橡皮圖章，到目前黨開始借用法律的名義，已是不小的進步了：法律漸進、政策稍退。過去隻有紅頭文件哦。現在，黨把需求揉合在法律詞句之中。不止是統治手法的花樣，也反映了統馭力度的弱化。

 

蘇共最強盛的時候，斯大林肆意清洗，全民噤若寒蟬；經過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和“解凍”，削弱了鐵腕和極權的社會基礎。到了勃列日涅夫，“古拉格群島”逐漸為“精神病院”替代。雖然還是關押政治犯，名義之變，說明政治在退步，不然何必多此一舉。那時的蘇聯也有經曆了類似過程：雖然政治色彩濃厚，畢竟法律開始出現；先與政策並行，最終取代黨的意願，實現蘇共倒台。

 

回顧文革時期前後，執行“殺、關、管”並無一定之規。同樣因言獲罪，運氣好時，單位開會批鬥一番，算“寬大處理”；抓到牢裏關幾年，是罪有應得；碰上“嚴打”，就拉出去斃了。一切根據形勢需要而定。時代不同，中共為所欲為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但是，維權與異見分子，人還在，心不死。“死法律”如何能管“活思想”？懲罰“思想犯”若是需要湊條件、等審批，豈不誤事？隻能歸入刑法，授予特權、便宜行事。

 

平心而論，修訂法律能討論、許質疑，已經是進步了。社會轉型，法製與政策彼消此長。大方向是“國進黨退”，然而，建設偌大的法製社會哪能一蹴而就？

 

[沈成涵]

說得好，是這樣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