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開槍理由多

“六四”發生至今已經25年了，說是“彈指一揮”，日子卻是一天一天數過去的。經常有人提到八九民運、六四屠城，有時是回顧、有時是分析、有時是對比。說到開一次槍維穩這麽多年；說到政治體製未見改變；順因形勢、共產黨蛻化成利益集團等等，脈絡環節都離不開鄧小平。

 

民運期間，全民上街，黨政機關大多聲援、參與。何止是竊喜，人們有理由認為：窩裏反、中共完蛋指日可待！天安門孩子和知識分子精英，頗有人討論起接掌政權和組閣的細節了。直到槍聲響起，他們才意識到：滿坑滿穀的示威隊伍，唯獨未見軍隊的身影。“軍隊再一次穩定了局勢、拯救了黨”。

 

鄧小平是毛澤東的最佳接班人。不愧毛說他：政治上強；前途無量。雖然一解放他就離開了軍隊，但是，軍隊在黨史上的作用他牢記在心。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托洛斯基認為軍隊靠不住，不如試走議會道路。在殘存的黨人中引起熱烈反響。毛澤東則在建軍的同時發明了“把支部建在連上”。控製了軍人的政治思想，得以在千難萬險中度過長征；在民族戰爭中虛與委蛇；在內戰殘殺中手不發軟……。直到文革，國內秩序大亂，一個軍管，各行各業立刻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了。鄧某雖然流放江西，局勢還是了然於心的。

 

所以，老鄧不惜在世人側目之下，以一介普通黨員之身，占據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之職，以應事變。若是沒有這個遠見，中共政權可能真要丟失在政治局那些平庸之輩手上。誠然，中共安然度過八九民運，開槍隻是“技術手段”，沒有一個有足夠社會基礎、完整政治理念和相當行政經驗的黨派接替中共，是深層的社會、曆史原因。能夠如此預防在先，也是鄧小平的政治遠見：提出政治改革口號，隻為贏得掌權支持而不切實施行！個中分寸（或曰騙術），非老謀深算（或曰政治無賴）者不辦。

 

看似，最懂政治遊戲底蘊的，毛後惟有鄧小平。而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鄧比毛手段更辣：1976年“四五”，毛欽定了“反革命事件”，出動的工人民兵手裏拿的是木棒；忌疑更少：既然作了婊子就不立牌坊。因為，政治就是強權、強勢、強加於人。先把眼前這關過了，後麵的事慢慢再來收拾。鄧小平心裏有數：共產黨也窮怕了，正想讓資本主義養著呢；隻要鎮壓之後繼續改革開放，就混得下去。底牌已定，一心不可二用，街頭廣場先拖一拖，乘機把趙紫陽給辦了：這小子太不懂事，真想改動政治體製。因他表麵占理，一直沒有適當理由拿下，趁這次的機會，打他個“泄露機密、製造動亂、分裂黨！”

 

史稱，鄧小平是1957年“反右鬥爭的具體操作者”。那回的局麵與1989頗為相似。右派對黨的攻擊大半正中要害，如不收斂、糾正，專政資格不保。但是，絕對不能認帳：承認你們說得對，我們怎麽辦、鞠躬下台換你們上來？同理，八九民運中各界提出的抗議、要求，都是黨的痛腳、社會時弊、執政不力的證明，所以不能表示同意。反省、改正我們悄悄地做，功勞不能記在你們身上。而這次反黨浪潮氣勢太大，鎮壓力度需要加強-----保住執政地位是一切措施的目的，代價讓別人付去吧。

 

“開槍”還有一個作用：強調中共在中國的地位、實力和掌權的決心。文革傷了共產黨威信的元氣，其說教號召已經無人理會，馬基雅維利早就教導他們：君主者，寧可讓國人畏懼，不可被臣民輕視。而文革中後期開始，馬恩列斯毛的信徒日漸流失；國門開後，外麵的世界真精彩，共產黨更成了愚蠢、無能、可笑的代名詞。道德、理念上中共提不出新花樣，搞運動的老辦法也試了幾次，今天反自由化，明天批異化論，還是降服不了人心。中共大佬對全國民眾怨恨日增，製造一次極端事件，大概是他們因勢利導、重建威權的需要吧。

 

作為一個成熟老練的政治家，老鄧不僅陰險、殘暴，還懂得社會發展規律和人性的弱點。八九民運之興，乃此前改革開放部署不當：原來隻要經濟大改，政治少動。一不留神，意識形態的口子開大了，民主自由說過了。不找個機會斷然煞車，情勢就兜不住了。屠殺不僅是一次教訓，也祭起了達克摩斯之劍。相信浸著鮮血的記憶足夠深刻，自能長久提醒各類鬥士遁跡斂行。政治中人都知道吃這碗者大約的斤兩：諒那幾個民運領袖經不住牢獄和物質引誘，把他們拋給“境外反華勢力”豢養吧，民運離了本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自生自滅去吧。

 

常識道，凡事總得付代價。老鄧把政治智慧都獻給了黨，其個人的曆史份量就要打折扣。原來在毛澤東麾下，什麽事都算在老板頭上。後來作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僅此一單，本可以讓他在中國現代曆史進程中的地位與毛齊肩，但是六四這筆帳他無可推諉，隻能永遠地瞠乎其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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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槍總不好，開槍很無奈，小平為此背著十字架含冤含憤含無奈的離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