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戒成全了異見藝術

自古，藝術派別都指藝術界內的門戶，唯有“異見藝術”是行業外的政治。那批“異見藝人”，大概從小就不安分。在其政治覺悟和藝術感覺的啟蒙者中，蘇聯“解凍時期”的文學，位置可能比較靠前。有了這個底子，改革開放前後接觸到歐美的“波普藝術（Populor Art）等，不禁思路大開，發展到“行為藝術”順理成章。恰逢中國“思想解放、信仰危機”，雖然式微但是餘威猶存的政治禁錮，就成了他們最好的題材。取材和表現方式突出“離經叛道”的原則。如願在政治和藝術領域，跨界開拓出一片天地。

 

這是一個巧招。既然藝術源於生活，批判現實就是天經地義。從社會上取材有政治風險，如何發泄不滿而又避免坐牢呢？“行為藝術”提供了這個可能：你說我反政府、不主流，我是藝術。“異見藝術”隱秘而又宏大的背景，是“文化冷戰”。文革前後，政府可以名正言順地以“防止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顛覆”等由頭，嚴厲打擊。改革開放之後，則措辭多有不宜。所以上次政府抓艾末末用的是經濟理由。

 

“異見”有如此，“藝術”呢？藝術允許不知所雲，對藝術不宜牽強附會。你說我“隻有行為沒有藝術”，我這不是行為、是象征，藝術可以采用任何象征形式吧？藝術家的功能不是教育讀者和觀眾。我隻管表現，你一試圖理解、聯想，我就成功了；至於你們想到哪兒去了，我都沒責任、管不著。

 

當今之世，承認自己不懂藝術、但是崇拜之的人很多；認為自己不懂政治、卻又敢參預的人很少。這就是他們的社會基礎、關注群體和成名的原因。日益沉淪的道德操守和水準下降的專業素質，更成全了他們，讓他們得以“藏拙”。“解凍”、“波普”的時代，去“古典”未遠，搞文學弄藝術得有點功底、講究個技法；變成行為藝術之後，就都不需要了，敢想、敢為可矣。頗有“沒有做不到、隻有想不到”的氣概，從艾未未等人的經曆上看，難以推托與“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淵源吧。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時代不同了，“君子”也者等同“迂腐”；“野”才盡興、才有人追捧。“野”中顯現見識、角度和個性。其實，“野”者，是自然、原始，本自天成、不事修飾。即便望之荒誕、怪異，於無意中得之，卻似有深意，不但不會令人反感，甚至還能有所啟發。如若真做到能這樣，或恐出現大手筆。但是艾某一派作的品和人物：做作、生硬、牽強、淺薄、粗糙、拙劣……俱全，一件又一件，都是“皇帝的新衣”。

 

人群是分層又分派的，有嗜痂之癖和逐臭之夫畢竟是極少數。讓他們各有所依、自得其樂，社會不就和諧了嗎。問題出在他們的表達欲望無界，政府的容忍尺度有限。“新疆姑娘辮子多”，隨便抓起哪個來都能殺雞儆猴。不料，聰明如艾未未者早就算好這筆帳了：你整我，等於給我提供素材、讓我積累資本。至於你想“臭”我的理由，如今的中國，會有人在意嗎？有點像明正德年間，武宗要去江南，諫者即處廷杖。但是大臣們前仆後繼，爭相以當眾被打一頓為榮------承平時期，不鬧點出格事情，青史留名難啊。

 

對蘇冷戰雖然勝利，文化冷戰在華卻交戰正酣。改革開放到如今，國內政治自由度能有今天的局麵，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際社會的壓力。無數政府、團體和個人，已經形成習慣：中共製造的每個政治事件的壓力有多大，海外的抗議力度就多大。表麵上中共步步為營，實際是節節後退；三十年了，這類事情最少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