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的“以巴問題”，是一戰前後猶太移民在“不經意中”肇始的。當時，英國是世界老大，本想借著資助“猶太複國主義”，控製那個地區，一度掌握“委任統治”權。不想，移民與阿拉伯人的衝突越鬧越大，二戰結束後，英國已經束手無策，遂將“代管權”交還聯合國，接手的其實是美國。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愛德華·斯退丁紐斯說：中東的緊張局勢主要是巴勒斯坦問題引起的；我們在那個地區有極其重要的利益，美國應以極其慎重的態度和長遠觀點，處理那裏的事情。從那時到現在，美國從操縱“中東火藥桶”的遊戲中得到的了什麽？
地緣政治方麵，美國需要以色列這個楔子，釘在盛產石油的中東沙漠裏，並就近發揮保護周邊海運航道的作用；對付“十字軍東征”以來敵意未曾稍減的伊斯蘭教大本營，沒有強大的軍火和戰鬥力，如何彈壓得住？幾十年裏，人們看到的是：美國的介入加劇了“文明的衝突”，蘊釀出“九一一”恐怖襲擊。就像本·拉登“最後的錄音”所說：巴勒斯坦若是沒有安全，美國也別想安全；隻要美國繼續為以色列撐腰，我們就繼續攻擊你們。在當地，則是五次“中東戰爭”和無日無之的以巴流血衝突。
冷戰時期，蘇聯延續沙俄傳統，滲透阿拉伯世界。拿以色列當作美國抗擊蘇聯勢力的橋頭堡，有其無奈與必要。美國那時就忽略了：遏製蘇聯擴張的最有效的辦法，是攏絡阿拉伯人。反而分化瓦解阿拉伯世界，製造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也許美國的政治家忘了，伊斯蘭無論分為多少派係，反對猶太人、消滅以色列卻是一致的。阿拉伯人則明確地懂得：隻有團結起來，才能贏得下一次中東戰爭，分裂與失敗，美國在中東的存在是主要原因。所以，美國的中東政策成了給自己樹敵的政策。所以，“九一一”發生之時，許多人以為突襲者是巴勒斯坦人。
反恐戰爭至今十餘年，“越反越恐”已經成為事實，人員傷亡遠遠超出預料，經濟負擔重到不勝負荷……，前景陰霾重重。既然各方都認為“中東問題的核心是巴勒斯坦問題”，安撫巴勒斯坦就能緩和“文明的衝突”吧？然而，如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申請加入聯合國這樣的事，本來是美國向阿拉伯世界表達和解、善意的機會，但是，美國的反應是“提前祭出了否決權”。看似，吃了那麽大虧，美國還是並不反省、重新製訂其中東政策。正是諸如此類的舊帳，係緊了美-巴-以關係的死結。
雖然已經有127個國家承認了巴勒斯坦國，那次“入聯”表決，預計將有140左右個成員國讚成。但美國向來是不管什麽“眾意難違”的。因為美國一向高估自己的力量，其否決的，可能不止是巴勒斯坦的申請，而且是恐怖形勢好轉的契機，致使反恐局麵更加惡化。阿巴斯在中東地區的“茉莉花浪潮”接近尾聲時提出，顯然是“阿拉伯世界新時代”的象征之一，也許是“茉莉花”結穗灌漿的果實呢。拂了此意，徒增伊斯蘭對西方的仇恨。麵對可能的報複，如今美國的經濟實力、控製能力應付得了、擔當得起嗎？
事實上，巴勒斯坦早已進入聯合國了，隻差一個“扶正“的儀式；不能“加冕”，也沒有什麽損失。阿巴斯的申請是給美國出的難題，端看美國在：寵壞了的猶太勢力，製造麻煩的以色列和惹不起的伊斯蘭之間做何選擇？就國家關係、民族關係而言，武力解決，因於事無補、徒留禍患，其代價已經無人承受得起。人類文明需要發展出一套新的，以和平、和解、緩和為特征，處理國際問題、地區衝突、各自利益的方式方法。強權與尚武的外交理念，就像好勇鬥狠的青少年，是心智發育不成熟的表現。“冤家宜解不宜結”的常識，東西文化都有吧。
對美國而言，巴勒斯坦國進了聯合國又能怎樣？七十年代，尼克鬆主動接近中國，名曰解救七億中國人民於“憤怒的孤獨中”，實則為了離間中蘇關係，並從越南“體麵地撤軍”。最終受益的是美國乃至緩和了冷戰局勢。把巴勒斯坦“收編”進國際社會大家庭，應該符合美國的利益：緩和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就有望緩解“反恐”局勢；如果穆斯林不領情，美國繼續推行“既定方針”，並不增加成本；美國已經開始“勒戒”以色列某些加劇地區緊張局麵的行為，此舉是對以色列時常“抗命”的懲罰；巴勒斯坦人利用聯合國“鬧事”，則說明了聯合國的平等與民主------“帝國主義工具”之說自然閉嘴；對於巴勒斯坦國：給他一個講壇、給他一個身份，其實是對他的束縛和製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