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日記·延安檔案”之：革命聖地的近郊區

 

上：毛澤東與農民交談；下：邊區一老農

 
 

《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論證過一件事：經年不斷的革命和戰爭，使老根據地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趨於枯竭。以至“轉戰”出去的紅軍已經回不去了。那時，這種現象，無一例外地出現在江西蘇區、鄂豫皖和四川北部等地。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工農紅軍，四海為家，指東打西，收場爛攤子的則是當地農民。楊炳章這本書，隻寫到紅軍開進陝甘寧。在這個新的根據地，中共有沒有反省過去、愛惜邊區的人民了呢？《蕭軍 延安日記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回答了這個接踵而來的問題。

 

1943年11月10日至1944年3月6日，蕭軍攜妻子兒女，到距離延安十幾裏地的川口區碾莊、王家溝、劉莊一帶，做了四個月農民。屆時的延安已經堪稱“文明社會”，在這個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區，他們看到的農村是何景象？農民對於邊區政府和共產黨又是何等印象？（下列引言均出自《蕭軍延安日記》下卷P270至P359中）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個女孩沒褲子穿。

 

剪發的女人有一雙明亮靈活的大眼，米脂人，今年隻有二十五歲，她悲歎自己的命苦，丈夫不準她讀書，她會紡線，但不能生產。把一個六歲的女兒典出去了一石糧，現在全家就食此糧。

 

看到農民們辛苦的獲得一粒糧食，由早到晚，卻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奸細吃了，這使我非常痛恨。

 

晚飯後到村長家，他那個小兒子問我：“你又來要什麽來了啊？”“我來要你-----”我雖然和他玩笑著，但孩子這話卻給了我啟示，這說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沒有給予。

 

此地人種地不得法：不上糞，不積肥，鋤穀子時不培根，以至根不固，容易被風吹擺磨擦。……一般農民是固執的，聽天由命，保守，掩蓋在誠實下麵的小狡猾，訴苦等。

 

在王家一個臉肉腫、紋理亂的姓仁的短工，被人們慫恿著唱了“三杯酒”，“十二月送郎”，“十月盼郎”人們雖然帶著不懷好意地笑著，但他卻唱得很莊嚴。

 

晚間到姓劉的家裏去，兩個拖著鼻涕的孩子，光屁股坐在冷土炕上，而這些清苦農民們對孩子以虐待為愛惜！這真是半動物性的生活。

 

馮老漢……村長兩個青年勞動力，隻出了七鬥公糧，是個滑頭；他卻出了一石。

 

離延安僅十幾裏路的村莊，竟像隔了千百裏，這裏的人民除開送糧草的義務以外，似乎什麽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傳也接不到，看不出他們和這革命政府有什麽思想、感情等聯係。沒有報紙，沒有經常的宣傳，一句話，看不到政府的工作，黨的工作在哪裏。

 

聽說馮老漢的兒子馮文英在這村裏當教員時打了一份報告，就有了被托派利用的嫌疑。

 

房主人姓劉，有五十二歲，老夫婦，老婆性燥，口利，曾生過十六個娃兒，竟一個也沒活。

我很不敢問一些人們的生活情形，因為他們總是訴說公糧的數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糧的人。

 

代耕主任劉永庭……他的女人生過五個娃，但全沒活。

 

這裏離延安僅二十裏路，但卻像隔了一個世界。這些縣政府的人們辦事緩慢得驚人！

 

這一家人的命運使人們全感動！因為兩年中竟把四個孩子全死了。

 

這裏的居民隻感到對公家盡義務的負擔，卻不見權利的享受，比方一些工作---除開要糧草及人工外---其餘的文化、衛生、教育……在這裏是看不見的！（從死孩子的驚人數目可知）這使我想起了一些外國傳教士們底厲害了。他們在直觀上，隻有布施沒有需索，而且是有‘韌’性戰的。這一點共產黨差得遠的。這裏的人民對於共產黨和政府是沒有思想、感情上的連結的，他們隻感到‘誰坐皇帝給誰納稅’的義務啊！

 

第一年六鬥，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貸金---這是李老漢的納糧。他是李鼎銘的孫子輩。

 

一元法幣可換十元邊幣，一元白洋一百元法幣。

 

夜間替高虎家算帳，本鄉共出了二十幾萬慰勞費---唱戲三萬，給軍隊二口豬，三頭羊----算為新年慰勞費。劉莊共攤了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稱了二斤棗，一百五十元稱了二斤蔥，吃了一百元棗糕，給鳴兒及芬帶回了兩個火燒一百元……

 

那老人忽然和我談起前清……光緒年間……有主子，有地的納糧，無地的納稅，官兵全有餉，饃隻六個麻錢一個……今刻……

 

夜間在劉懷民家，他說在革命前自己有近三百坰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糧。牛、羊被東北軍殺了，糧吃了，地被共產黨分了，自己以中農身份參加了革命，……

 

劉永廷的老婆……幼年時曾在天主教堂讀了二年書，供吃、住，……她對於洋堂存著留戀，過門時曾給過一對銀耳環、首飾，卻被賊偷了。

 

這裏的人民正在深深地被鴉片和賭博困迷著。

 

王興甲大聲地述說自己聽過吳滿有（按：邊區著名的勞動模範）演說的意見：這吳滿有就是攔羊的吳XX的兒子，他上台說話了……我們出的糧多不算多，少也不算少……我們要好好生產，一年要打下三年的糧食……。我聽了手也沒拍就走了，他在說風涼麽！他並不勞動啊，公家卻還給他一頭牛，一頭馬，還有種地的刈……。

 

二斤鹽四萬元，一碗麵條一百元，一斤餅一萬元，一斤羊肉七百元。玉米一千二，黑豆二千元。

 

聽王興姚說碾莊劇團中又發現了一百多有政治嫌疑的人。

 

劉光喜原來是賭徒和巫神出身，最近還在販賣鴉片煙。他向那戲子比著手勢，買了六兩鴉片三萬多一兩……

 

煙和賭在這村幾乎公開流行著。

 

王興甲是難民，革命後來碾莊，革命給了他土地和窯，如今多出幾鬥公糧，他卻怨恨起政府來了。這就是說，一個農民一到了滿足狀態，他們的革命性就消滅了，甚至變成了革命的敵人……這倒是一篇小說的主題。

 

邊區政府征收公糧，激起逃亡和民變的事，“日記”也有記載。如1942年2月8日“第一年增征救國公糧五萬石，激起了民變。第二年九萬石，有的自殺、怨難。第三年……二十萬石……”（上卷P401）從《蕭軍日記》中物價等處看，1943年成功開展的“大生產”運動，隻打造了“陝北的好江南”屯田基地南泥灣，並未惠及邊區百姓。

 

其實，蕭軍下鄉不是以此為題做社會調查，故其所見所聞完全意外、匪夷所思。看來，地不分南北，共產黨根據地的人民，為革命做出巨大犧牲是一樣的；工農紅軍雖然改編成八路軍，在根據地竭澤而漁的慣例則一仍其舊。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毛澤東率部轉戰而去，根本就沒打算回來，隨即將供養了他們十年的老區人民拋諸腦後。直到六七十年代，邊區人民隻能以其極度的貧困，迎接北京等地前來接受再教育的知識青年，讓他們瞠目結舌雲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