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有海歸 待遇不同

中國外派留學生已經有點年頭了。學成歸國的：公派者，大都是去鍍金的，多半已經有個好位子在等他了；自費出洋自己找工作者也不怕，“洋文憑”一直比“土文憑”值錢。然而，風水輪流轉啊，曾幾何時，“海歸”裏出現“海待”了、“身價”今非昔比了……。

 

清朝後期，國門洞開，知識落後沒法再在世界上混了。於是政府出錢、地方麟選等多種形式的留學生出現了。因為需才孔急，回國的學子可以參加一種考試，通過者“等同進士”。人稱“洋進士”。那時，進士就可以做官了，起步就是“縣團級”。清廷還曾組織殿試出來的“土進士”聽“洋進士”講課。書載，在京的翰林、進士都去了，隻有兩個人抵製：蔡元培和徐謙。

 

有人說，清朝給留學生那麽高的地位，是誤信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結束使中國文化往“西”轉了個大彎，到後來，中國人想知道什麽是“儒家學說”，得問道於歐美等地的漢學家了。據傳陳寅恪先生曾說：“禍中國最大者有二事，一為袁世凱之北洋練兵；二為派送留美官費生。”還有人說，明朝開始有歐美傳教士長住中國，其所帶來的“奇技淫巧”，早就征服了貴族皇家，久矣企慕西方文化文明。再被列強的堅船利炮一打，遣大臣出洋考察與選幼童留學，是“必然與必須”之舉。

 

無論如何，到了民國，中國開始向現代國家轉型，大學重要科係和各自然科學學科“帶頭人”，大半由歸國學人掌握；政府部會也充斥歐美留學生。中國曆史、文學、哲學等領域，顧頡剛、錢穆這樣純本土的教授是鳳毛麟角，罔論其他。各大學按學位給授予教授、副教授、講師等職位。二戰前，歐洲學位比美國要價高，日本次之。起初，手持英、法、德博士文憑，就能直接當教授；後來僧多粥少了，才逐漸降至副教授、乃至從講師幹起。

 

曾任《中央日報》總主筆的陶希聖在《潮流與點滴》裏則具體講過留學生的社會待遇（商務印書館——大而正規的公司哦）：我是國內大學畢業而有教書經曆的，月薪80元，坐的是三尺長尺半寬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開水壺式的大壺向一個小瓷盂注入的。

 

若是日本明治大學一類學校畢業回國的人，月薪是120元，桌子長到三尺半，寬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者，月薪可到150元，桌子長到四尺，寬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紅藍墨水瓶，另加一個木架子，內分五槅，可以分類存稿。

 

若是歐美一般大學畢業回國的留學生，月薪可至200元，桌椅同於日本帝國大學的留學生。如果是英國牛津、劍橋，美國耶魯、哈佛，而回國後有大學教授經曆，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250元，在待遇上頂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蓋，除自己坐藤椅外，還有一個硬凳子，預備來接洽工作的人坐。

 

解放以後，先是：留學生全部公派，不是蘇聯就是東歐。但“歐美同學會”中人，還是位居教育和科研要津，“兩彈一星”的科研功臣中，歐美回來的占一大半吧？國務院涉外部委的職員裏也頗有具備外國教育背景的。即便不是留學生，燕京、聖約翰畢業的，也比北大西學語係、外語學院出來的定的級別高雲雲。

 

按學曆給待遇雖然有點像以貌取人，也可以看作對那些學校的評價和對學生的信任吧。名不符實的肯定不乏其人，但是“按證論價”能實行好幾代、那麽多年，說明大致適當吧。因為不管從哪裏、拿著什麽學曆回來，一開始工作就能分出斤兩了。不勝任的自然淘汰，出類拔萃者也不會被埋沒。比如錢鍾書，留英兩年、學士學位而已，但是他的學養、成就和學術地位並沒有輕視。除去文革初期無可避免地受了點罪，一直被捧得高高地噢。

 

輕視學位、惟學問為重的，還有一個著名的例子：清華國學研究院時代，梁啟超向校長曹雲祥推薦剛回國的陳寅恪。曹問：他是哪一國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大部頭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生氣道：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是我的全部著作加在一起，不如陳先生一篇《四聲三問》！陳獲聘“四大導師”之一的過程到底怎樣並不重要，事實上，陳寅恪13歲赴日求學4年；1910年官費留學德、法，先後就讀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後來又去美國念哈佛。共計遊學16年，沒有取得任何學位。陳留學的目的性很強：針對他的誌向，隻學該校與自己研究方向有關的科目。拿學位要讀許多用不上的書、聽許多不需要的課。曆史學家陳寅恪是不是有點未卜先知：後半生經曆失明之痛和社會之變，時間、精力有限，盡量早點開始做學問吧。

 

幾代留學生，故事各不同。近三十年又是一番風貌。陳寅恪、錢鍾書，是“異數”，提倡不起、普及不了的。為個人謀取好一點的出路而留學，無可厚非。其實，“海歸掉價”雖然是個人的不幸，卻是國家民族的好事，說明中國與歐美的差距明顯縮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