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道出了紙背玄機

——吳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 古代兵法：兵馬未動，糧秣先行。到了共產黨這裏，就是：欲有所為，輿論先行。這也是觀察中共政治極好的視角，可惜像我等這樣的平民百姓，一向隻能站在一旁看他們煞有介事地打著筆墨官司，多半弄不清那些“葫蘆案”所為何來。最近看到中共理論家吳江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才知道，大陸報章上特號黑體字、通欄標題，雲山霧罩的理論文章，都是為共產黨內派係鬥爭而作的，那一層層“言外之意”，非吳江先生這樣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一級人物的筆杆子，不能道其底裏。 吳江先生曾任中共中央黨校第一副教育長兼理論研究室主任，“文革結束後的十年卷入了政治鬥爭漩渦”。他這部政治生涯回憶錄敘述的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結束後，黨內派係一個個回合的“兩條戰線”之爭。如老百姓聽到的“理論上的撥亂返正”，其實是鄧小平、葉劍英之流為報文革一箭之仇，停止“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階級鬥爭”，進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造勢之舉。那期間，他們與華國鋒、汪東興、鄧立群、吳冷西等人有過一番較量。那些爭奪主導黨和國家發展方向之權的鬥爭，就是以能不能“反左”、“真理標準的討論”等等形式進行的。吳江先生的書裏，把這些我們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事情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講的清清楚楚。那不是局外人的考證，是他在胡耀邦授意和首肯之下，參與其事的第一手資料。也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之後，又一部深刻揭示中共高層內情的政治鬥爭親曆記。記得三十年前，中共信誓旦旦說要搞“改革開放”，卻“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積累了幾十年無數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也一拖再拖。事關他們自身的利益，竟沒有一點兒痛快勁兒，個中就裏我們一直不得而知。按照吳江先生的說法：黨內有派。有些人要維護既得利益，另一部分人想展展拳腳，上層在那裏掣肘、妥協，當然欲速不能。比如，為了改革經濟體製，先得“正名”，於是有過一次“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正在全國響應的時候，卻被胡喬木（中共黨內意識形態工作的主管之一）等墨守陳規的人停了下來。撰寫《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為推翻舊案之必須，一坐下來才發現：對毛澤東的評價既繞不過去，又不好下筆，起草小組無計可施，累[用得妙！]鄧小平為此做了九次談話、黨內和政治局大大地討論了兩番，寫了一年零八個月，才敷衍出了那麽個“初步的……良好的開端”了事。 誠然，“不在理論上搞清楚這些問題，我們將一步也不能前進。”這也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之一吧。吳江先生是哲學教授，談到那些枯燥、乏味的馬列主義，卻能深入淺出、要言不煩。《十年的路》中，1977到1987年間中共每逢理論上不能自圓其說之時、“筆杆子們”如何在“革命導師”的著作中尋章摘句、古為今用的花樣和技巧，都寫得簡潔生動。比如“中國社會主義目前所處曆史階段”問題，過去他們一直在說，科學的計劃經濟使中國“一天等於二十年”地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已經來到共產主義的大門口”，但是鄧小平要回過頭來發展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非秀才們給他的主張做個解釋，不能向民眾交待。於是吳江先生翻開了《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引經據典一番，草成後來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階段》，送給胡耀邦，得到胡的好評，成了“鄧小平思想”其來有自的根據之一。 吳江先生的敘述注重中共黨內意識形態之爭與社會形勢的關係，無意之中說明了一個問題：在中國，理論先行之所以重要，是社會製度、政權結構的需要，並非那些理論本身有什麽玄妙高深之處。就像古今中外的稅務，用什麽名目不要緊，但是一定要有一個。作者承認“馬克思主義一旦成為政黨的意識形態工具，就容易喪失其固有的科學性。”既然牽強附會是搞理論的訣竅，從洋洋大觀的經典著作裏，給當道者找個說法還不好辦嗎？黨內“秀才”的職責就是撰寫那種慷慨激昂、含義隱晦、非圈內人不知所指的理論文章。所以，當年連篇累牘的社論、評論、專論，其實隻有政治意義，沒有學術價值。 書中對幾位“黨內大佬”頗著了些筆墨。例如胡喬木，吳對他之處事為人有生動的描寫：“有時他居高臨下，說話讓人覺得如同晴天霹靂；有時又能與人平坐談心，談話中引大段普希金或托爾斯泰的話……”。看上去胡有點像康有為，曾經有過新派作風，形勢好轉他反而保守起來，處處與有了點新想法的老黨員過意不去。傷人無算、人稱“黨內一條棍子”的周揚（宣傳和文化工作的主管之一），晚年良心發現，戰戰兢兢地提了提表述任何事物都會走向自己反麵的哲學觀點——異化；和馬克思、恩格斯也講“人道主義”的事兒，立即被胡喬木一巴掌摁了回去。因為，麵對社會上的反共情緒，周的提議等於授人以柄。借著批判周揚，胡順勢掀起了“清除精神汙染”的濁浪，周則抑鬱而死。 還有就是前中共國家副主席王震了，吳江同陳雲（差堪與鄧小平匹敵的共黨大佬）之間有一點誤會，王是陳黨、夙與胡耀邦有隙，而吳是胡的人，王做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的時候，吳就遭到了胡陳相爭的池魚之殃。王震簡單粗暴的軍閥作風在共產黨內頗有代表性，吳舉一例道：秦川（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長）約我給他寫文章，文章見報後，王在電話上責問秦川：“《人民日報》竟敢發表吳江的文章，你們還要腦袋不要？”那時已經是1982年了。 《十年的路》內容豐富，說它是了解文革之後那十年中國政局的必讀書，應當不算過分。吳江先生的道德文章令人起敬，我卻還為他和像他一樣的中共學者懷著幾分悲哀。吳著中道：中共旗下“英雄豪傑雲集，人才濟濟……文有大思想家，大理論家，武有儒將。”我想，那些大學問家、大理論家的成就多集中在研究馬列著作、詮釋毛澤東思想上了。《莊子•列禦寇》言：“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而今時代已變，白首窮經達到的馬列主義造詣將成“屠龍之技”。一旦中共下台，即無用武之地，弄不好真的會“食無所”呢。平白當了共產主義神話的殉葬品，能不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