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雜談：殘忍的行為坦然的心

《紅與黑》的作者斯丹達爾，描述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說：“人們做著最殘忍的事，卻沒有殘忍的精神。”一部分人天經地義、理直氣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另一部分人，常見於人類“以文明的名義懲罰野蠻”之時。事後則引經據典、舉證說明其必要性。與此相對的是流氓作風、強盜行徑，做時避人耳目，事敗低頭認罪。兩種行為的主要區別在於實施方的心境：受謀取私利的卑劣心理驅使，參與者少或為時不久；出以公心的正義暴力，很容易形成運動，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中長時間、大規模地展開。 代表人類文明最高成就的那些優秀民族，概莫能外。比如：我們在史書和小說中看到的法國大革命，最著名的如雨果的《九三年》和狄更斯的《雙城記》。德國的納粹主義，最直觀的如萊尼•裏芬斯塔爾的紀錄片《意誌的勝利》等。俄國的十月革命影像不多、蘇聯的大清洗文字不少。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美國長年種族歧視……。在中國，則軍閥混戰、國共內戰，還有史稱“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所有這些，都不是偷偷摸摸、躲躲藏藏，而是正大光明、有根有據，並且得到過大多數國民的熱烈響應。 當然，這些都可以看作“時代的局限”、“曆史的合理”。其無奈的部分，如列寧開導高爾基時所舉的一個例子：兩個人打架，你怎麽能分辨哪一拳必要、哪一腳多餘？於是，許多野蠻和血腥，一句：跌跌撞撞、代價高昂是人類曆史發展的規則，就輕輕帶過了。 文革之初兩三年，打砸搶、武鬥遍及全國，死人無算，公私財物的損毀難以數計。人們知道這是一種破壞行為，卻樂此不疲。沉溺其中的，絕大多數是文質彬彬的學生、老實持重的職員和本本份份的工農。他們認真、有條理、按計劃地強迫他們的同事、上司、親友低頭認罪，大量毀壞珍貴文物、書籍、建築。真正趁機泄私憤圖報複的是極少數，不具代表性。麵對屍體、碎片和瓦礫，林彪宣布：文化大革命，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於是，革命行為更加猛烈有力、義正辭嚴。 根據是一種寢食難安的危機感：中國麵臨“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毛主席和共產黨告訴人們：國內的階級敵人控製了經濟、文化命脈；國際帝修反，把我們包圍了起來。解脫之道，唯有無產階級專政和暴力革命。進而，我們還要用類似的手段，讓世界人民都過上“社會主義的好日子”雲雲。肩負這樣的理想和抱負，群眾的革命行動隻有坦然之意、毫無殘忍之心。就像蠻荒時代的原始人，放火燒山，並無破壞植被的動機，隻道火種刀耕人能勝天。 這種於理有據、出自真誠的破壞行為至今漫延。最近的大例子就是殉道式的“911恐怖襲擊”了。目前，大陸因崇尚名利地位而遵循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也在一本正經地製造另一種民族悲劇。不僅自相殘殺，人類還以同樣的壯誌豪情，開辟了另一條戰線：向自然開戰。人類之間，災難製造者均以“正義的代表”自詡；磨刀霍霍向自然，則因貴為“萬物之靈”，理應享有更高水準的物質生活。 對於自己、對於地球，人類之可怕正在這裏。伸張正義、追求幸福無界無限，尺度分寸沒有標準，我們能做的恐怕隻有借鑒曆史教訓，“冤有頭、債有主”，盡量縮小打擊麵；“不遷怒、不貳過”把破壞程度降到最低。

[小百臉]

說得有道理，少有人分析到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