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煙

本隻想寫寫自家的故事,沒想到土匪竟然不允許!如今決定先致力剿匪,待自由民主之花在大陸盛開時,再來完成自家的故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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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神秘身份之謎:並非江青前夫那麽簡單(轉載)

(2015-06-11 08:26:13) 下一個

2012年8月23日是唐納先生的忌日—離他逝世,已經整整24周年了。

“唐納”這個名字,知悉的人應該不少。隨著“四人幫”的倒台,去國多年、近乎匿跡的唐納,重新回到了國人的視野中,成了普通民眾任意談論和想象的人物。

【曾經“為情輕生”】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現在,報章上出現了不少介紹唐納其人的文字,林林總總,不勝枚舉。總括而言,這些文字中,除了曾與唐納共事的幾位老報人的回憶有些真材實料外,其他的大都是捕風捉影,輾轉抄襲,且有不少杜撰成分。更有甚者,坊間一本號稱以“紀實手法”寫成的《唐納浮沉錄》,將其主要的人生經曆幾乎描繪成一部情海浮沉史,故事情節、人物關係大都出自虛構。

以訛傳訛、添油加醋,唐納的形象被塗抹得麵目全非,哪怕是離表麵的真實也越來越遠。唐納生前對此習以為常,雖有怨憤也無可奈何。國內某家刊物曾發表一篇涉及唐納1930年代婚事的文字,他看到後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不知是否我於二十餘年來看過諸如此類的文章太多了,並沒有引起很大的驚奇。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讓他亂抄亂襲去吧,我是不屑一理……這種財迷心竅、唯利是圖的‘作家’我也見得多了,沒有對他們重視的必要。”

那麽,這位江青的“前夫”,究竟是什麽樣的人呢?

唐納夫人陳潤瓊編選的《馬季良(唐納)文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有一段對著者的生平事略介紹:本名馬繼宗,1914年5月7日生於蘇州,父親馬培甫時任津浦鐵路局洋務譯員,母親費文英。兩歲時過繼給大伯馬含蓀為嗣,從小喜愛詩文。少時就讀於蘇州私立樹德初級中學,畢業後考入省立蘇州中學。從1930年開始,他以巨鈺、瞿覺等筆名在《吳縣日報》發表一些散文、短詩。“九一八”事變後的1931年11月,他加入由吳縣共青團委和蘇州進步青年發起成立的“社會科學者聯盟”,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還與進步青年佘增濤(史枚)、項誌逖(胡繩)、吳大琨、袁水拍等交往,經常議論國事,探討救亡之道。1932年3月,因中共吳縣縣委和共青團組織遭破壞,馬繼宗亦遭當局追查而避逃上海,改名馬繼良,後又用季良、驥良等名。同年夏考入聖約翰大學。 1933年,以唐納、羅平、陳陀等筆名在《晨報》“每日電影”、《申報》“電影專刊”、《新聞報》“藝海”等副刊發表電影評論,常有獨到見解,深受讀者喜愛。翌年秋,進華藝電影公司任編劇,為抗日影片《逃亡》主題歌《自衛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詞,由聶耳作曲而廣為流傳。後又進電通影業公司任編劇、宣傳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編導委員會副主任……

因唐納外貌俊朗,一表人才,被電通的導演看中,獲邀在喜劇片《都市風光》中出演男主角李夢華。他雖是初登銀幕,卻演得相當出色。正是在電通拍攝《都市風光》時,唐納與來自山東青島、本名李雲鶴的藍蘋結識並相戀,在不久後發生了聳動視聽的婚戀風波,成為報刊花邊新聞中的男、女主角。

傳記作家葉永烈撰寫的《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對風波的前因後果記述甚詳:1936年4月26日上午,唐納和藍蘋,與同為演員的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下舉行集體婚禮,由導演鄭君裏主持,上海法學院院長沈鈞儒證婚,一時傳為佳話。5月底,藍蘋稱到濟南探視生病的母親,竟一去不返,並來信表示斷絕關係,如雷轟頂的唐納6月下旬趕去濟南,遍尋無著,絕望中在旅店吞火柴頭自盡,幸被茶房發現送醫及時搶救過來。其實是到天津找前男友俞啟威的藍蘋聞訊來到濟南,在鄭君裏勸說下和唐納回到上海。但兩人共同生活不久,又多次爭吵而分居。1937年5月22日,唐納獲知藍蘋竟插足導演章泯的家庭後悲憤欲絕,一氣之下跑到吳淞口跳入長江,幸被路人救了上來……

但是,婚戀隻是整個人生的一部分,單從這個視角認識和評判一個人是遠遠不夠的,而且還容易流於片麵。需要留意的是,藍蘋在到上海認識唐納之前,經前男友俞啟威引導和幫助,已於1933年2月在青島加入了中共;因為一度失去組織關係,又在上海加入青年團。踏入影劇界時,她絕對是一個左翼文藝女青年。1937 年,她為了高遠的政治理想,放棄上海相對安逸的生活,奔赴條件極為艱苦的延安。在上海為藍蘋舍妻棄子的導演章泯,更是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此後一直從事左翼戲劇工作。藍蘋也好,章泯也好,盡管私人生活都有喜新厭舊的記錄,政治上卻非碌碌之輩。與藍蘋一度同居成婚的唐納,其時是什麽政治麵目呢?他與後來改名“江青”的藍蘋,有沒有共同的誌向呢?

【被忽視的政治身份:中共黨員】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上海、武漢、重慶再到上海,唐納稱得上是橫跨影劇界、新聞界的活躍人士。在上海,他編輯《大公報》“戲劇與電影”專刊,出演喜劇片的主角,還當過戰地記者;去武漢,他創作並策劃演出抗日話劇《中國萬歲》,轟動三鎮;到重慶,他進入英國新聞處當譯員,組織進步戲劇活動;回上海,他先任《時事新報》主筆,再任《文匯報》總編輯……唐納中、英文俱佳,是公認的多麵手。撇開給他帶來另類名聲的那段短暫婚史不談,以他在影劇和新聞方麵的業績,也堪稱出類拔萃的文化人。然而,唐納除了演員、報人的職業身份之外,還有一個當年罕為人知且以後也被忽略的政治身份:中共黨員。

《江青傳》在“沸沸揚揚的六和塔婚禮”一節中有個腳注,稱唐納認識藍蘋時,“其實已加入共青團。後來,他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另一處又轉述夏其言接受訪問時的回憶,他早年考上一家銀行當練習生,與同事馬驥善為好友,進而認識了其兄馬驥良亦即唐納,“那時候,馬驥良參加了‘C.Y.’,亦即共青團”。但對於唐納究竟何時加入中共,該書語焉不詳。

夏其言作為唐納青年時代的摯友,曾應新加坡《聯合早報》邀約撰寫《唐納與我》一文,回憶他與唐納相識於1936年,共同的憂國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們引為知交。一天,唐納說有個朋友是職業革命家,剛從國民黨反省院中逃出來,當局正在追捕,想找個可靠的藏身之所,問夏敢不敢接受。夏一聽是個進步人士,還是個傳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納的這個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濤),後來與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間。史枚很有學問,文史哲經,古今中外,無不通曉,夏尊他為師長。唐納三天兩頭來夏家,給史枚帶來許多外麵的消息。兩人一起談形勢,談救亡,談文藝,談著談著,一篇評論就出來了。唐納那時主編《大公報》的“戲劇與電影”專刊,上麵許多鼓吹國防電影、宣揚救亡圖存的文字就是夏家亭子間的產品。夏那時還隻有旁聽的資格。聽著聽著,再加上讀了史枚推薦的不少進步書籍,也就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

夏其言在文中說:“我之能夠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說史枚是最早的啟蒙人的話,那麽唐納應該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於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納作為他“最早的引路人”,應該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這一點上,還有一個文字記載可作為證據。2005年10月號《上海灘》月刊一篇題為《新聞界老戰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標題“唐納引他走上革命道路” 下,寫道:“1936年,他(夏其言)結識了共產黨員唐納……”該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後供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上海市委宣傳部,而夏其言在所屬機關報《解放日報》先後任經理、政文部主任、副總編輯直至離休。他們相互熟識,在文章中這樣表達不會沒有根據。

對這個問題尚不確定的是:唐納究竟是哪年正式成為中共黨員的?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團轉黨是比較普遍的做法,即入團後經過一段時間考驗,直接轉為共產黨員。有可能當夏其言知道唐納是“C.Y。”時,實際上他很快就成了“C.P。”(“共產黨”的英文縮寫)。這個推斷如能成立,唐納的黨齡應始於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見,盡管唐納與藍蘋很快就分道揚鑣,但最初能走到一起並不是偶然的,他們在政治思想上畢竟屬於同一陣營。

依照中共組織部門以1937年七七事變引發抗戰全麵爆發的劃線原則,唐納在那之前投身革命並入黨,屬於“紅軍時期”的幹部,是名副其實的老革命。如果說演員、報人均為唐納的職業身份,那麽中共黨員就是這位文化人的政治身份。因而,他的思想底色就像他當年向夏其言傳輸的革命理想那樣,是救亡圖存,解放勞苦大眾,建立一個人人平等、自由的新中國。

可以說,中共黨員這一政治身份,是解開唐納“人生秘密”的一把關鍵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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