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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ysa Liu\' Dad

(2019-01-28 12:35:23) 下一個
世界日報:六四人物-劉俊國 天降大任於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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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訊2003年6月02日消息】       「六四」的槍聲響起,造成一大批中國大陸知識菁英及學子去國離家,流亡海外成為他們的宿命。一批年輕的學運領袖經過漂流歲月的錘煉,學有所成,其中幾位成為美國執業律師,他們共同的心願是有朝一日利用法律為武器,幫助母國健全法製和法治精神,為同胞貢獻力量。

    「六四」事件14周年將屆。當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天到來時,當年的學運領袖、今日的美國律師劉俊國(又名劉俊)等人,14年前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呐喊和槍聲似乎又在耳邊響起,東西長安街上的烽煙和鮮血猶如曆曆在目,許多人或許對「六四」的記憶已現模糊,但更多人的「六四」情結猶在,劉俊國等人永遠忘不了,當年北京市民和學生為此流血,世人為此流淚。 (博訊boxun.com)


    劉俊國現在舊金山主持「劉俊律師集團公司」,問他為何來美國後改名劉俊?他說:「因為離開大陸後,我就沒有了『國』」。」他原為廣東省廣州中山大學英美文學碩士研究生,八九民運時任廣州學自聯主席。可是,「六四事件改變了我的一生」。

 

    劉俊國為四川重慶人,20歲在四川西南師範大學畢業,分配到華北水電學校當了四年教師,再考入廣州中山大學攻讀碩士。由於出身「根正苗紅」,原為共產黨重點培養對象,「我曾立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在風起雲湧的1989年,因追悼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而掀起的天安門民主運動,迅速席卷大江南北,當時在廣州的劉俊國,「出於愛國熱情,義無反顧站出來」,並被推為廣州高校愛國學生聯合會主席。那段時間,他天天帶領學生上街遊行,住的宿舍也成了學生聯絡總部。

    劉俊國回憶八九民運,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日子,「最讓我感動的是,北京當局在6月4日血腥鎮壓學運後,第二天(6月5日),廣州仍有成千上萬的學生冒著危險上街遊行,使我深深體會到『疾風知勁草,路遙知馬力』」。

    「六四」後幾天,劉俊國繼續在廣州組織「空校運動」,以抗議當局鎮壓。當時他罹患肺結核,身體非常虛弱,容易疲勞,但一股精神力量和滿腔熱血支撐著他,他似乎是拚了命地高呼「反對六四屠城」的口號,走到後來,「已感覺不到眼睛存在,隻看到兩個黑洞」。

    不久,形勢逆轉,他成為被廣東當局通緝的四個「頭頭」(其餘三人為陳衛、陳破空和李正天)。最初,劉俊國不想逃亡海外,「因那時腦子還轉不過彎,總覺得不能『叛國』。有人勸我向當局自首,但我認為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錯的是政府,如果我去自首,等於承認自己犯罪,做人要有基本原則。所以我跟學校領導講,我絕不會去公安局自首。」

    一些同情學運的教授開導劉俊國說:「你身體弱,如被抓去關起來,健康一定會被徹底摧殘。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趁此機會出去看看外麵的世界,未嚐不是好事。」

    劉俊國覺得整天東躲西藏也不是辦法,而且還會連累收留他的人。他經香港地下通道出逃,1989年底到了美國,那時海外民運高潮已過,劉俊國雖然是廣州學運領袖,但在海外缺乏知名度,沒有北京「學運明星」的光環,也沒有鮮花和掌聲,所有的「好處」都輪不到他,一下飛機,他在逃亡途中病情加重,不但沒時間治療,立即麵臨生活難關。

    他自我開解說:「各人有各人的命運,所謂同人不同命,不要羨慕或嫉忌別人,而且,如果一個人連自己都不能養活,實現民主、為人類作貢獻就成了一句空話。」他決心「不吃民運飯」,憑雙手養活自己。他說,在出逃當日,他就發誓「一定要有所成就,否則愧對六四死難者和江東父老」。

    要想「有所成就」,當然要「武裝自己」,他決定排除萬難繼續學業,首先要解決的是吃飯問題,他一頭鑽進中餐館打工,並從讀夜校開始,半工半讀。

    由於劉俊國身體患病容易疲勞,開車上路時,眼皮就不停打架,很容易發生危險。晚上回到家中,經常連吃飯也沒力氣,累得癱在床上就再也不能動彈。「那時覺得民主離我是多 的遙遠,似乎前路漫漫,看不到曙光。」

    劉俊國覺得最難過的是自己這一關。為了八九民運,他付出極大代價,在大陸,他是「天之驕子」,前程似錦,被迫流亡海外後,一切連根拔起,一無所有,從零開始。有家不能歸,有國不能回。他永遠的痛,則是在大陸老家的父親患病直至去世,他因是「六四通緝犯」,不能回國盡人子之孝及送終。

    他說:「我不在乎別人怎 看我,有人可能會認為,堂堂一個大學教師,今天在美國淪落到在餐館打工,如我跟他們一樣想法,是跟自己過不去。在海外,最重要的是放下身段,要學會自我安慰: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他以此自勉。

    經過許多一言難盡的辛苦和鍥而不舍的努力,他考入加州州立大學希活(Hayward)分校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92年6月畢業,決定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但同樣由於他是「六四通緝犯」的背景,在大陸拿不到大學本科文憑,「因檔案被當局查封了」,即使他在美獲得碩士學位,並且是以政治難民身份獲美國庇護,但美國許多大學硬性規定,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入學前必須至少受過四年大學本科教育,劉俊國無法出示證明。頭一年,他申請了十多所大學想讀金融,到處碰壁。

    「這件事對我打擊相當大。但我不氣餒,1993年繼續申請攻讀政治學博士,但又是沒有一個學校肯要我,理由同樣是我拿不出大學文憑,這對我無疑是沉重打擊。」

    經過一段時間的消沉,劉俊國重新振作,再接再厲。第三年,他申請的是法學院。他解釋,第一年申請讀金融,是因碩士念的是工商管理,所以順理成章想再拿個博士學位,但因無法出示大學畢業證明文件和成績單未能如願,第二年嚐試念政治,是考慮可能校方會因他過去的民運背景,而以為他是「搞政治」的,較容易批準,後來他才知讀政治學的人也很專業。

    至於產生學法的念頭,是因考慮到美國是個法製健全的國家,而且很多政治人物包括美國總統、國會參眾議員等,原來也是學法律的。中國大陸基本上仍是人治社會,有法不依,大陸司法係統問題成堆,沒有獨立的司法權,法官專業素質低劣,有的人量刑輕重,不是根據犯罪事實和法律條文,而視乎送禮多少,「吃完原告吃被告」。基於這樣的想法,劉俊國決定改讀法學院,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利用所學幫助大陸的法製建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但這一回,劉俊國又險些被「三振出局」,申請結果幾乎是重複前兩年的命運。他一度非常絕望,想到投身八九民運以來的種種艱難困苦,來到自由民主的美國,卻求學無門,有誌難伸,他實在不甘心,決定孤注一擲,親自跑到加州大學海斯汀(Hastings)法學院的招生錄取辦公室據理力爭,他「逮」到招生辦的主任,一口氣訴說了他的遭遇和苦惱,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沒想到竟打動了那位主任。兩星期後,劉俊國終於結束三年來的奔波焦慮,被加大破格取錄。

    「我一直深深感謝那位主任,是他給了我這個機會。」此後,劉俊國踏入坦途,於1998年5月順利拿到法學博士學位,7月他就去考加州律師執照,加州和紐約州是全美國公認最難考律師執照的兩個州,報考門檻相當高,但劉俊國一次考取。

    在攻讀法學博士期間,他在律師事務所兼做法律助理,積累一定經驗。1998年12月,他與一位有多年經驗的美國律師合夥開設律師事務所,生意蒸蒸日上,現在則與四、五位律師建立合作關係,業務範圍包括民事訴訟、刑事辯護、移民、政治庇護、商業合約和公司法等。

    回首來時路。劉俊國說:「往事不堪回首,幾乎笑不出來。」當年在餐館打工的經驗,使他對「 食(謀生)艱難」有更深的體會,即使現在名成利就,他對餐館仍有特殊感情,平日光顧「給小費特多」。他珍惜來之不易的奮鬥成果,更不能忘記倒在「六四」血泊中的死難者。在做執業律師之餘,他不忘繼續參與及推動民運,最近當選為總部設在舊金山的中國大陸反對黨組織──中國共和黨主席,該組織的成立宗旨是「結束專製,創建共和,完成民主革命大業」。

    他說:「不想當將軍的不是好士兵。」「共和」兩字明白告訴世人,中國共和黨人追求的目標是創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實行多黨相互製衡的共和型國家民主體製。他希望集合誌同道合者「先走一步」,招攬有理想、有抱負的人才,一旦時機成熟,就「打回老家去」,建立一個嶄新的、國泰民安的民主共和國。

    從踏上美國土地的那一天起,雖然將自己的名字去掉了「國」,但他一直「人在曹營心在漢」,渴望早日回去「報效祖國」。不過,他強調,「愛國家和愛政權是兩回事」。

    問他做律師做得好好的,海外民運目前陷於低潮,一些人對民運人士印象不佳,此時此刻他卻挺身而出,會否影響他的生意,甚至「吃力不討好」?他說,做人不能忘掉根本,要正直善良和正義、正氣,這些年他從未忘記自己為何會去國離家,不忘自己是走過「六四」的幸存者,所以他不改初衷,矢誌促進中國民主人權,期盼大陸同胞生活在一個清廉、公義、有尊嚴的社會。

    劉俊國說,他的客人多是在美國的華裔,即使他們「親共」,但他為他們在美國法庭爭取權益,而不是跟中國大陸政府打交道,而且他的客戶來源大多是因他辦事認真負責口碑相傳,他繼續從事民運活動,相信對他的生意影響不大。唯一有影響的,就是他寧願少賺些錢,也要抽出時間來參與民運。

    「即使有影響,也是值得的,我自認這些年來,個人形象還不錯,民運需要正麵形象,也需要更多有專業知識水準和民主風範的人站出來,我不能明哲保身,雖然已有愛護我的朋友提醒我,可能一出來就會被人潑得一身汙水,但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曾慧燕) (博訊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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