隴山隴西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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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裏克·蘭德（Eric Lander），圖片來自Wiki，攝影Maggie Bartlett
撰文 | Sharon Begley
翻譯 | 陳曉雪 王承誌
校譯 | 宗朱
基因組測序的先驅埃裏克·蘭德（Eric Lander）是美國科學界最有影響的人之一，他沒有濫用經費，沒有性騷擾，也沒有抄襲或捏造數據（編者注：這些都是能讓一個大科學家徹底倒台的行為）。但是，他寫了一篇關於CRISPR曆史的綜述，由此在過去一周成為網絡惡毒攻擊的對象。CRISPR是一項革命性的基因編輯技術，部分開創性的工作是由埃裏克·蘭德在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Cambridge Mass）的同事完成的。
可以肯定的是，蘭德給他的反對者們開了個頭。《細胞》（Cell）雜誌上周發了他的這篇小文，但在涉及到CRISPR時，《細胞》和埃裏克·蘭德一開始並沒有披露蘭德在CRISPR方麵可能存在的利益紛爭。一些科學家認為，這篇綜述存在多處關鍵事實錯誤。之後，蘭德進行了“澄清”，卻更加激起公憤。批評者指責道，蘭德並沒有寫出一個客觀的曆史，卻淡化了兩位關鍵的科學家在CRISPR(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而這兩位科學家恰好是女性。
這些“小錯誤”一步一步引發了網絡上的一場惡戰，甚至在推特（Twitter）上貼上“蘭德門”（Landergate）的標簽。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生物學家邁克爾·艾森（Michael Eisen）聲稱這篇綜述是“最負麵的科學洗腦”，要求雜誌撤稿。同時，很多科學家在PubPeer（編者注：一家匿名評論同行評議網站）揭蘭德的老底，質疑他的動機和性格。對蘭德的抨擊也蔓延到科學討論之外，女權主義網站Jezebel.com評論道，“一個男人企圖把女性從CRISPR的史冊中抹去。”
這場亂戰震裂了輿論大壩，公眾對蘭德那受壓已久的批評意見隨之一瀉千裏。
對蘭徳洶湧而來的憤怒源於人們對他和他領導的博德研究所多年來積聚的“壓抑已久的仇恨”，一位資深生物醫學研究員如此描述。
“科學也能成為一項血腥的運動，”杜克大學科學史學家和政策專家羅伯特·庫克-迪根（Robert Cook-Deegan）說，“這看來是其中的一次。”
向蘭德扔去的“磚頭”有些來自業內的妒忌，特別是因為他走了一條非常規的道路，登上分子生物學的最高層。另一些批評似乎是為了彌補自己多年來被蘭德傷害到的自尊心，這可以追溯到他20世紀90年代末參與人類基因組項目時期。還有一些憤怒來自蘭德和他的研究所代表的大科學，很多人因此憤憤難平且充滿敵意。
現年58歲的蘭德告訴《STAT》雜誌，雖然他並沒有仔細閱讀社交媒體的批評，但是他所看到的批評“怎麽看都不像是針對我個人的。我很高興大家有許多不同的觀點，而科學需要不同的觀點”。
《STAT》聯係了埃裏克·蘭德的現同事和以前的同事，他們對蘭德的評價是他很聰明、易怒而自以為是，“自負得沒有盡頭”，“見慫人壓不住火”，但也是“一個真正的天才”，“可以看到我輩目力所不及之處”。1987年，30歲的蘭德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自2009年起，他擔任奧巴馬科學谘詢委員會的主席之一。
“我想說的就是，他超越了我，”曾與蘭德在科學政策問題上有過親密合作的一位科學家說，“對一般人而言，你能夠看到他們腦子在轉，但對埃裏克，你看不到。”
博德研究所從2003年的零點開始崛起，直到分子生物學的巔峰。到了2008年，博德研究所的三位科學家，包括蘭德在內，名列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領域中文章引用率最高的前十名學者。根據湯森路透旗下《科學瞭望》（Science Watch）的數據，2011年蘭徳有最多的 “熱門論文”（意指被其他科學家引用最多的論文），在過去兩年間在所有研究領域中超過任何科學家 。到2014年，《科學瞭望》評選出來的基因組學中“17個最火的研究員” 有8人來自博德研究所。
博德研究所的表現也超過了它的量級。它吸引到的捐贈令人瞠目結合，慈善家泰德·斯坦利 （Ted Stanley）2014年為它的精神病研究項目捐贈6.5億美元，而洛杉磯開發商伊萊·博德（Eli Broad）和他的妻子艾迪瑟（Edythe）自2003年開始為博德研究所捐贈，迄今已有8億美元。它還獲得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2015財政年度的1.765億美元，所得研究經費位列第34位。當然，其他更大的機構得的更多——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為6.04億美元，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5.63億美元——但如果論及科學上的貢獻與影響力，博德研究所的少數幾個核心研究員早把競爭對手甩在車後的滾滾塵土之中。
對其他研究機構的許多生物醫學研究者而言，庫克-迪根講道，“感覺就像是，波士頓的這些家夥比上帝還有錢，而且在秀實力…… 博德研究所的家夥認為他們在世界上最好的生物醫學研究機構工作，而且在會議上，他們要讓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
庫克-迪根很欣賞蘭德：是他提名蘭德獲得著名的阿貝森科學公共服務獎（Abelson Award），美國科學促進會將在下個月為蘭德頒發這一獎項。
除了博德研究所的成功引發妒忌，對蘭德揮之不去的敵意還因為蘭德代表了大科學（Big Science）。
幾十年前，原子加速器出現，大型合作開始主導物理學，個人研究變得非主流，物理學因此成為了大科學。2015年，一篇關於希格斯玻色子（“上帝粒子”）的關鍵論文署名作者有5154人。隨著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實施，生物學研究也走上了大科學的道路。人類基因組計劃通過國際合作確定組成人類DNA的60億個分子“字母”。
1990年，這一價值30億美元的項目誕生之時，蘭德並未參與，但是他負責的懷海德研究所（Whitehead Institute）測序中心成為競賽中的一支勁旅。大量的工作由機器人完成，涉及到的創造性工作很少（一旦科學家找到如何測序的方法）。有些個人研究者感到他們在這場比賽中無法與測序中心的同行競爭。
“他成為一個標誌性的人物，就是把大量資源投進工業化卻不必思考的科學，用機器和技術員就能幹，這並不是真正的生物學，”那個時代的一位學者說，“埃裏克用這種方式把生物學變成大科學。”
更進一步，蘭德的背景與經驗讓他在項目中發揮出超大的作用。作為一名數學家，蘭德1978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1981年，他以羅德學者的身份獲得牛津大學數學博士學位。1981年至1990年，他在哈佛商學院教授管理經濟學。他逐漸對MBA的世界感到無聊，卻對生物學開始著迷，1990年他創辦了懷海德研究所的基因組中心。他在基因組學這一白熱化的領域先聲奪人的辦法，可不是那種尋常的付學費讀分子生物學博士，然後再做博士後的成功之路 。
“在科學界的一些權威看來，埃裏克似乎是個科學暴發戶，以數學家的身份闖入擁擠的分子生物學家的俱樂部。”前博德研究所科學教育與傳播主任芬坦·斯蒂爾（Fintan Steele）說。
1990年代後期，根據NIH的保密文件估計，到2005年整個人類基因組測序不能按計劃全部完成，而最多隻能完成三分之二 。如果這樣，將會是場災難：遺傳學家雷格·文特爾（Craig Venter）和他的公司Celera已經發起了針對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競爭，並誇口說，他們將在終點線上完勝公共項目。更糟的是，文特爾想要將DNA序列申請專利，這意味著無論什麽基因，隻要Celera先測序完成，都會被這個以盈利為目的的公司所擁有。
1998年早期，DNA雙螺旋共同發現者之一，也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前領導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讓蘭德說服NIH更多更快地為該計劃撥款。蘭德認為問題其實遠不止資金。他在2000年告訴《紐約客》雜誌：基因組計劃“太特麽複雜，參與的研究組太多”。基於他的商業敏銳度，蘭德覺得這項計劃應該更專注，由幾個研究組來承擔。他對2010年發表的一本關於人類基因組的書作者維克多·麥克爾赫尼（Victor McElheny）說，他還認為讓二三十個實驗室分別承擔的基因組中的一部分序列“簡直是瘋了”。任何一個實驗室慢了就會拖累整個計劃。
所以蘭德推動重新規劃整個基因組計劃。根據詹姆斯·雪利夫（James Shreeve）2004年出版的《基因組戰爭》（The Genome War）一書描述，不同意他的策略的科學家“怒吼著抗議”。蘭德“持續要求”他的實驗室擔任越來越多的測序任務“導致了熱烈對話的高潮”。但是蘭德的粗胳膊見效了：NIH的公共項目和文特爾打個平手，雙方都於2001年公布了“人類基因組草圖”。在《自然》（Nature）雜誌揭示“生命之書”的論文中，蘭德名列共同牽頭作者中的第一位。
他的成功讓很多資深遺傳學家對這位新貴感到酸澀，雖然他幫助拯救了1990年代最矚目的科學行動。但“與文特爾的競爭給他的行為挽回了很多”，時任Celera顧問委員會成員的紐約大學生物倫理學家亞瑟·卡普蘭（Arthur Caplan）如是說。
蘭德將人類基因組計劃“巨大的成功”主要歸功於“它有將不同觀點和技能的人組合到一起的靈活性”。他說，在五年裏的持續的每周電話討論中，“我們討論和爭論了一切能夠想象的東西”。
2003年蘭德把人類基因組測序項目從懷海德研究所轉移到剛成立的博德研究所。“他帶走的不僅是基因組中心，”博德研究所的前員工斯蒂爾說，“還有資助中心的大量資金。”
蘭德這次跳槽的動力部分來自懷海德研究所已經裝不下基因組中心；中心的經費已經達到整個懷海德研究所的四分之三。
蘭德和他的基因組中心的離去給懷海德研究所帶來非常負麵的情緒。這次紛爭的一位當事人回憶說當時情況“非常糟糕”，特別是懷海德研究所當時並未能募集到多少資金，並且很擔心蘭德會將剩餘捐獻者一起拉走。此後的幾年中，懷海德研究所的年度報告中展示的其位於劍橋肯德爾廣場的建築圖片，都可疑地不顯示其隔壁的博德研究所。
在麻省理工學院四周的生物技術溫床之上，似乎每個生物博士都開了自己的公司。蘭德是千禧製藥（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Infinity製藥公司、Verastem公司、癌症疫苗新興公司Neon Therapeutics的共同創始人。他還是癌症基因組醫學公司基金會的顧問，並且與風險投資公司Third Rock Ventures關係密切，該公司是CRISPR技術公司Editas（編者注：Editas是博德研究所核心研究員張鋒創辦的基因編輯技術公司）主要的投資者之一。
在這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世界裏，雖然蘭德的參與並不會使得他顯得不尋常——就像其它大學那樣，麻省理工學院鼓勵科學家將他們的研究轉化為藥物或其它產品——但這或多或少讓反感他的人更加怨恨。一位博德研究所以前的科學家說，“人們相信博德的研究者們已經完成癌症基因組的所有工作，而這個基金會的建立是基於這一點。人們可能會問，這些家夥是不是利用我們的工作發財？”
蘭德最嚴重的失誤是在發表《細胞》雜誌的這篇評論時，沒有聲明潛在的利益衝突：博德研究所正陷入與加州大學關於CRISPR專利的苦戰。蘭德雖然向《細胞》雜誌報告了這情況，但雜誌的政策是不聲明這些“機構間”的利益衝突。在同期雜誌上發表一篇CRISPR綜述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詹妮弗·杜德納（Jennifer Doudna），也沒有聲明潛在的利益衝突，盡管她是CRISPR公司Caribou Biosciences的共同創立者之一，推特上的人卻並沒有攻擊她。
批評人士說，蘭德淡化了CRISPR研究的先驅杜德納和她的關鍵合作者埃馬紐埃爾·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的工作，並誇大了博德研究所的生物學家張鋒的工作。這被描繪為性別歧視，這個印象還被他文章的標題放大：CRISPR的男英雄們（Heroes of CRISPR）。由於領軍科學家被頻繁曝出性別歧視和性騷擾醜聞，民眾對此的敏感度很高。而蘭德的辯護者們則表示，蘭德實際上長期以來都是女性在科學活動中強有力的支持者。
哈佛和博德研究所的女生物學家帕蒂斯·撒貝提（Pardis Sabeti）說，“他一直是我最大的擁護者。”她在最近埃博拉疫情爆發中做了關鍵的遺傳學工作。“他為博德研究所雇傭了強大、堅韌、偉大的女科學家，他使這裏成為女性科學家最好的工作地方之一。”
蘭德說，他希望他發表在《細胞》雜誌的這篇評論隻是“把聚光燈投向CRISPR研究20年的背景故事”，顯示科學是一項“整體”的事業，即便是關鍵性的發現都很難被辨別出來——很多學術期刊早期對CRISPR的研究曾經拒稿。“但我猜一些人想把重點放到眼前的衝突是很自然的”，他說。
英文原文標題為
“Why Eric Lander morphed from science god to punching bag”，發表於STAT。STAT是一家專注於健康和醫學前沿報道的媒體，《知識分子》獲STAT獨家授權翻譯該文並刊發，如需轉載，請聯係《知識分子》編輯部。
英文原文鏈接：http://www.statnews.com/2016/01/25/why-eric-lander-morp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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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2 個評論)
- 回複 智取生辰綱
- 其實是為了今年的炸藥獎造勢。整件事情越熱鬧越好。
張鋒是個好同學，為人很好，無私傳授技術，在整個生命科學界都有好評，將這個技術發展到哺乳類動物應用，對生命科學發展估量無窮。如果能夠和伯克利分校的同學同時獲獎，是中國大陸來美人士的後代獲獎的突破。
張鋒的工作把理論研究突破到實際應用，是近年來諾貝爾獎委員會所提倡的，應該承認他的貢獻。諾貝爾獎頒獎人數不超過3人，兩位女同誌就不要吹毛求疵了吧？啊？
Lander同學為中國人撐腰，搖旗呐喊，明顯是個好同誌嘛。至於他高傲，這不是科學家的缺點，而是優點，老鼻祖Watson說過：“Avoid boring people”，是有道理的。
資金來源豐富的Broad Institute在目前經費緊張（什麽時候又有過不緊張了？）的情況下，比上帝還有錢的現象當然會遭人嫉妒，樹大招風嚒。但沒有Lander在外麵風塵仆仆地籌款，這些錢會從天上掉大撒幣包子那樣方便？
Lander同學的問題是策略上的問題，”CRISPR的男英雄們（Heroes of CRISPR）“，我的意見是將Heroes改成Pioneers，”CRISPR的先驅們（Pioneers of CRISPR）“。或者改成”Legendaries“，CRISPR的傳奇人物們（Legendaries of CRISPR）“。
Broad Institute在Lander同學領導下，是非常民主的，重大問題都要廣泛討論，不論是院士還是刷瓶子的實驗員，都有機會大放厥詞，所以每個Broad成員出去講話，都有Lander的派頭，這是自然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