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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把真實的曆史告訴人民

——讀於幼軍的《社會主義在中國1919-1965》

鄭佳明/文

一些人持續不斷地宣揚革命史觀，實際上是一種政權焦慮，政權合法性焦慮，以革命的合理性證明政權的合法性，這完全沒有必要，是藥三分毒，宣傳過了會害人誤國。

 

作者鄭佳明係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湖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電視劇《雍正王朝》總監製，《走向共和》總策劃。

在我看來，於幼軍作為一個中共高官，在仕途遇到挫折之後，以讀書療傷，以寫作重振，值得稱道。憑一人之力書寫黨史，勇氣毅力可敬可佩。我不是黨史專家，不好從學術上說三道四，從普通讀者的角度看，這本書至少有三點可圈可點，第一，以章回體寫黨史，內容嚴肅，形式通俗，深入淺出，是可貴嚐試;第二，力圖打通史論，在敘述曆史過程中探求社會主義的規律，思路開放新穎;第三，用他自己的話，務求對曆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自己的良知負責，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實事求是，站在了黨史研究的前沿。這三個“負責”實際上是最重要也最難做到的曆史觀。

一、建黨九十年，建國六十年了，這些突破來得太遲，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關於建黨初期的曆史，該書披露了許多被忽略的細節。年輕的一大代表們，如何經過激烈的爭論，最終確定在建黨思路上照搬照抄俄共模式，這一過程寫得十分詳盡。作者肯定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恰逢其時。同時也指出，在建黨初期，早期共產主義者生硬移植俄共建黨模式，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殘缺不全，且帶有實用主義色彩，黨的組織原則先天缺乏民主意識和民主機製，這都為以後革命事業中屢次遭遇挫折埋下了深深的隱患。

對曆史人物的批判力求實事求是。於幼軍大膽地肯定了陳獨秀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並用事實分析指出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罪名很大程度上是替共產國際背負的。再比如張聞天也是本書著墨較多的人物。在黨的曆史上，曆次重大轉折關口，張聞天都保持了一個共產黨人深明大義的高尚品格，如遵義會議上反對博古、力推毛澤東;西安事變中率先力主和平解決、聯蔣抗日;延安時期發揚民主作風，鼓勵大家講真話;廬山會議上敢於堅持真理、不計個人得失、不畏強權，為彭德懷講公道話。在實事求是原則的指導下，作者將張聞天高大的形象凸顯了出來。可以說，這本書對張聞天的形象刻畫是公正客觀的，也是能夠感染人心的。

作者力圖克服黨史過去為尊者諱的痼疾，恢複了一些關於毛澤東的事實真相。1930年，紅軍創建初期接連發生的“AB團事件”、“富田兵變”、“社會民主黨事件”，是黨和軍隊曆史上極為慘痛的一頁，其曆史教訓不可謂不深刻，但在《中國共產黨曆史》上，隻占據區區一頁多一點，對主要責任人，也概不提及姓名，隻以“少數領導人”、“負責處理此事的領導機關”來指稱。於幼軍在書中不但詳細寫出了這一係列事件的來龍去脈，而且將責任人明確地提了出來：“AB團”事件蔓延時，是“毛澤東和總前委簽發文件”，指令紅一方麵軍成立肅反委員會，將事態進一步擴大;富田兵變後，“周恩來、項英、任弼時等主張作內部矛盾調解處理，毛澤東等人則認為性質嚴重必須嚴懲”。

類似的例子書中還有很多。紅軍被迫長征，遵義會議後的四渡赤水並不是用兵真如神，而是打了兩次敗仗的，並且為黨內許多領導所詬病，毛澤東還差點為此再次丟掉軍事指揮權;三年災害期間，蘇聯並未落井下石，而是提供了救助，並給予了債務延緩和免息的優惠，是毛澤東本人為了爭麵子而在災荒年代提前還款，導致災難加重。

講真話不容易，把真話講好更難。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犯過不少嚴重的錯誤，指出錯誤需要勇氣，而總結經驗則需要智慧。三年時間完成三大改造，一般曆史書上視此為重大勝利，但事實果真如此?作者在本書中花了不少篇幅分析三大改造的曆史意義，肯定了成績，更多地指出了其中蘊藏的問題，特別是在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辯證關係上，有十分精彩的論述。“當時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間問題上，無論是提出需要三五年還是十五年、二十年，其實不過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別而已。”也就是說，這種急進和盲動不是一兩個人的決策問題，而是整整一代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認識不夠的問題。

對大躍進、“三年災害”、廬山會議等篇章，作者也下了不少真功夫。在敏感的“餓死人”的問題上，作者沒有回避，盡量采用了接近事實的史料。難能可貴的是，看到問題、指出問題的同時，作者沒有將曆史錯誤孤立地進行評判，也沒有將責任簡單地推卸到某個人或某幾個人身上，而是將曆史事件和曆史背景作為一個整體來論述，力求找到問題的根本。

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一方麵為於幼軍的勇氣和當局尺度的放寬高興，另一方麵也為黨史研究的落後感到遺憾和悲哀。於幼軍突破的畢竟是一些常識問題。建黨九十年，建國六十年了，這些突破來得太遲，付出的代價太大。為什麽黨史研究如此艱難，究竟是什麽原因讓黨史撲溯迷離，使研究關隘重重，不能直麵人民和世界?楊奎鬆說，“對曆史學家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能否保持一種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而要做到這一點，在中共黨史學界又恰恰最難。”

二、中國古代統治者往往以史治國。中國人把曆史作為自己的宗教

為什麽難以用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來研究黨史，原因很複雜，曆史觀的混亂是個基本原因。評論這本書，自然聯想到當前的黨史熱和我們的曆史觀。我想了一下，對黨史研究影響比較大的曆史觀有三種。

一是傳統曆史觀。雖然近代中國曾熱鬧的引進進化論史觀，但它隻是被當作了革命史觀的鋪墊。真正長期起作用的還是統傳史觀。中國傳統的曆史觀某種意義上說是帝王史觀。曆代統治者不僅以史為鑒，以史資政，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且以史為憑，以史為據，把曆史作為自己政權合法性的依據。傳統的曆史主要是講統治者的曆史，也就是講統治者打江山坐江山的曆史，也是某某家天下的曆史。史官是帝王的奴仆，史學是政權的婢女。人民在這裏麵並不重要，而且，人民是被這種並不全麵和不真實的曆史所蒙蔽和欺騙的對象。

中國古代統治者往往以史治國。中國人把曆史作為自己的宗教。章學誠說，六經皆史。對中國人來講，文史哲不分家，曆史就是文化，就是思想，就是政治教科書和道德律令。掌握了曆史的撰寫、宣傳和解釋的權力，就掌握了話語權、引導權和是非裁判權。儒家文化主張德治人治，強調內聖外王，好的曆史記錄，可以使統治者及其後人，站在道德的製高點上，取得統治和繼承的合法性。曆代統治者對曆史都抱有一種功利和敬畏的心情，一方麵要文過飾非、隱惡揚善，另一方麵又要做成“信史”，不露痕跡。

李澤厚關於巫史傳統的觀點，闡述了中國文明中儒家文化與曆史傳統和政治傳統相匹配，相輔相成的關係。這種文化基因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的曆史觀。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否定傳統文化的思潮隻是雨過地皮濕，傳統史觀並沒有得到認真的清理，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中共黨史深受傳統史觀的影響，至今的研究成果，仍然像打江山坐江山的曆史，贏家的曆史、正統的曆史、朝廷的曆史和領導核心的曆史。今天指出古代中國曆史觀的功利性和階級性，並不否認中國傳統史學的巨大曆史文化價值，也不否認傳統史學保存的極為寶貴的中華文明信息，隻是提示一下曆史觀轉換的任務還沒有完成。

二是革命曆史觀。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形成的曆史觀，實用性、功利性更加強烈。唯物史觀是中共的基本指導思想，但是在革命鬥爭中，本來還沒有生根的觀點又被扭曲了。唯物史觀有幾個基本觀點，生產的觀點、人民的觀點和階級的觀點，依我看還應該強調一下文化的觀點，從總體上說，唯物就是要講物質第一性，講客觀條件和環境，講客觀真實性。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也無可指責，黨史要是真正貫徹唯物史觀就會好很多。問題是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壓倒了其他觀點，也壓倒了客觀真實的基本要求，黨史服從於階級鬥爭和奪取政權的需要，維護領袖的權威和黨的團結的需要，醜化敵人、修改曆史是可以接受的，客觀真實性當然隻能放在第二位。

十年血海，幾大戰役，幾十年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造成了特殊的情境和特殊的心理。客觀性、原則性、按規矩出牌都被說成是書生氣十足，黨史秉筆直書被說成是“資產階級客觀主義”。成王敗寇，成為革命史觀的法則。毛澤東說，“曆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例如，我們講抗日戰爭的時候，長期不講正麵戰場的巨大作用和國民黨將士付出的巨大犧牲;又例如，黨內鬥爭一些失勢者很少受到公正評價，所以我們的黨史有些地方禁不起曆史的考驗，黨付出的是信任的代價，價值觀的代價。

近代曆史上，中國的政治家都難免說假話，難怪林彪總結說“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剛聽到林彪這句“名言”的時候，感到十分震驚。後來，知道了越來越多被掩蓋的曆史實事，才知道他不過說了句實話，才產生了上當受騙的感覺，才產生了信任和信仰危機，才產生了曆史虛無主義的思想。那種認為揭示曆史真實，就會否定黨的曆史，造成曆史虛無主義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扭曲曆史，才是宣揚虛假和荒謬，才是破壞中華民族誠信品德和社會價值底線。

當生死選擇成為最大選擇，生死存亡的搏鬥導致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甚至陰謀詭計流行泛濫，善良誠信平和的中國人，為了生存不得不相信權謀、玩弄權術，厚黑學成為有中國特色的學問。這也不是共產黨一家的錯，曆代帝王、北洋軍閥和國民黨都說假話，急功近利，饑不擇食，近代中國人講假話是曆史病、文化病加和現實病的綜合雜症，文革使老病複發，遺禍至今。如今黨內和社會上遏製不住的說假話現象，是對功利主義曆史觀的繼承。中國人說真話應從執政者開始，從曆史觀開始。

革命史觀誇大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意義，反映革命鬥爭的要求，對於革命也許是需要的，但是革命本身隻有相對的真理性。革命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是暴力悲劇，是特殊曆史條件下的特殊曆史過程，是人類應該盡量避免的，至少是不應該無條件歌頌欣賞的。一些人持續不斷地宣揚革命史觀，實際上是一種政權焦慮，政權合法性焦慮，以革命的合理性證明政權的合法性，這完全沒有必要，是藥三分毒，宣傳過了會害人誤國。

三是極左的曆史觀，或者叫做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曆史觀。建國以後工作重心沒有及時轉變，指導思想越來越左，革命史觀演變成極左曆史觀，階級鬥爭史觀、暴力革命史觀被不斷強化。我是在文革中念的北大曆史係，當時編寫的曆史教科書，封麵上赫然寫著，“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文革時期，曆史就是按這個思想寫作的。中國曆史變成了階級鬥爭史，中國思想史變成了儒法鬥爭史，中共黨史變成十一次路線鬥爭史。確定林彪為接班人之後，黨史居然以林彪取代朱德在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曆史學變成了巨人手中的玩偶，愚民的工具。

毛澤東熱衷中國曆史，他以史治黨治國。他的思想和做法深深地影響了黨的思想和黨史研究。不誇張地說，中共黨史實際上是他開創並按他和《聯共(布)黨史》的路子搞下來的。試舉幾個例子，搞延安整風、《學習與時局》初步總結黨的曆史，寫《中國革命與共國共產黨》，推薦《甲申三百年祭》，推崇《聯共(布)黨史》，命胡喬木寫《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等等，毛澤東充分運用他的曆史知識，運用曆史的政治功能，統一思想、整頓組織、集中權力，以解決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推翻三座大山，他是成功的。

毛澤東建國後在史學領域展開的一係列批判鬥爭，一直到文革批《海瑞罷官》、《清宮秘史》、《燕山夜話》、陳伯達“英雄史觀”和林彪“稱天才”，都是拿曆史說事兒。直到晚年，他還創造了“十一次路線鬥爭”之說，反複強調“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林彪看懂了這一點，一九六七年大講政變經，講得毛骨悚然，連毛澤東都怕了。毛澤東是運用曆史資源的大師，他使曆史文化成為黨和國家形成共識團結禦侮的強大精神力量。但是在他運用曆史進行黨內鬥爭和權力集中的過程中，他個人和黨也付出了道德和價值上的代價，包括曆史觀的代價。毛澤東晚年的嚴重失誤是與他的曆史觀聯係在一起的。

以上講到的三種曆史觀，雖然所處時代不同，階級屬性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在文化價值取向上都是國家主義、極權主義，都是以奪取政權和攫取權力為價值取向的，我把它叫做權力史觀。權力史觀是一種政治史觀，作為集團要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作為個人要攫取權力、維護權力，這就是曆史，這就是迄今為止中國幾千年的官方文明史。權力史觀是農業文明的價值觀的反映，是封建主義文明價值觀的反映，在生產力水平發展緩慢的農耕社會，剩餘產品是按權力大小分配和享受的，資源占有多寡是與權力大小掛鉤的。權力史觀作為權力本位價值觀的反映，深植於我們民族文化的基因裏麵，在革命和“繼續革命”中又得到加強，將長期影響我們的政治和社會。封建主義以權為本，資本主義以錢為本，隻有社會主義才有可能以人為本。

三、曆史觀是一個變動的思潮，一條流淌的河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在經濟領域裏得到撥亂反正，但是在文化領域、學術領域，特別是曆史學領域，似乎沒有得到認真的清理，雖然隨著曆史的進步，海內外學術的影響和交流，情況有了一些改善，但是黨內和學界階級鬥爭為綱的權力史觀仍然盛行，政權焦慮症糾纏著我們，影響著我們的黨史研究和宣傳。這是今天中共黨史研究和傳播過程中發生激烈爭論原因之一，也是當今中國重大方向前途問題爭論的熱點。

現在我們似乎處在一個黨史熱中，大部頭專著不斷湧現，各種日記、回憶和揭秘應接不暇，新史料新發現不斷，網絡上黨史文章廣泛流傳，此類題材影視作品充斥熒屏，當局審查的尺度也漸漸放寬，一些不同意見也發表出來。全民關心黨史，朝野討論黨史，甚至國內外議論黨史，對毛澤東等重大曆史人物的爭論趨於白熱化。於幼軍的著作既是黨史熱的產物，又推動了黨史熱。為什麽會產生黨史熱?除了建黨九十周年這樣的具體原因外，還有社會轉型的深刻背景。

我們從什麽地方來，我們到哪裏去?除了少數學者之外，整個民族對黨史的關注，都反映了對現實的關切。人們對黨史的關心是對國家命運和前途的關心，也是對自己的關心。從來沒有哪一個黨的好壞與老百姓的利益有那麽大的關係，從來沒有一個黨的黨史與這個國家民族的方向道路有那麽大的關係。中國處在曆史的十字路口，黨的先進性和執政能力，黨的曆史觀和價值觀如何，關係重大影響深遠。中國如何從革命黨真正轉變成執政黨，一個不可回避的課題就是使自己黨史成為現代科學。中國也應該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在文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實現曆史觀的現代化。

　　第一，權力史觀應該轉變為人民史觀。價值觀上應該從以權為本轉向以人為本。人民史觀包括兩層含義，一是人民應成為曆史的主體，二是曆史要對人民負責。執政黨的黨史跟革命黨的黨史不一樣，執政黨的黨史有兩個基本要求，一是客觀真實，二是向人民公開。因為人民有權知道執政黨的真實曆史，而這兩點是最難的。我們有宜粗不宜細，一切向前看的說法;有錯誤公開以後會被敵對勢力利用，導致動亂的擔心。最常見的一個說法就是蘇聯解體是因為公開性，公開了蘇共的曆史錯誤。我想，首先是那些錯誤危害了蘇共，其次是實事求是地認識和公開糾正那些失誤太晚，導致了蘇共的被動。如果我們真正吸取蘇共的教訓，最好的辦法就是及早尊重人民，把曆史真相告訴人民，讓人民自己判斷，我們應該相信人民相信黨。我就不相信一個光明磊落一心為民領導中國走向富強民主文明的黨，會被幾個西方敵對勢力搞垮。如果我們不說實話，自己會把自己搞垮。而且隨著自由度的增加和傳播的發展，曆史的迷霧遲早會撥開，黨史研究應占據製高點發揮引導作用，放下曆史的包袱，黨內外才能形成新的共識。任重道遠，應輕裝上陣。

過去的曆史觀不可避免地包含曆史的局限性，客觀真實地科學地總結曆史是一個曆史過程，我們要抓住機遇加快這個曆史過程。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處於寶貴的發展機遇期內，政治經濟形勢比較好。認識和評價重大曆史事件和重要曆史人物，一是要要逐步揭示曆史的真相，二是要科學地說明實事背後的曆史規律。公開剖析失誤是認識和避免新的失誤的最好辦法，認識曆史上的失誤和醜惡才能避免新的失誤和醜惡。糾正曆史上的錯誤認識，才能減少今天對人對事的偏頗認識。

退一步講，如果說在階級搏鬥中，鬥爭需要以“革命”的名義扭曲曆史，在共和國誕生初期，因形勢危急需要掩蓋或者隱秘曆史，那麽到了和平發展的年代，應該恢複曆史的真相，讓真相和真理重新放射出光芒。讓我們的孩子在真相和真理的光芒照耀下正常成長。我驚奇地發現，我周圍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一些年輕人，大學生、研究生比我激進，一些人對暴力革命，對國內戰爭，對殘害人的文革抱著一種欣賞讚美的態度和生不逢時的遺憾。我百思不得其解，免不了杞人憂天。

為什麽會這樣，因為我們的曆史觀沒有變，甚至還在強化，我們沒有把真實全麵的曆史告訴人民。在講偉大光榮正確的同時，也要趁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時候實事求是的把災難和教訓多說一說，把幾十年來的失誤如實告訴人們，讓激進主義的禍害遠離中國，對後人來說，曆史上的反麵經驗是極為廉價的資源，因為民族和人民已經付出過巨額學費，是極為寶貴的財富，因為除了我們誰都沒有。所以主張建“文革博物館”的聲音不絕於耳。如果真正要鞏固政權就必須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努力建設和諧社會，摒棄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權力史觀、鬥爭哲學和政治史觀，推動以人為本的社會進步和文明轉型。

怎麽看古人，就會怎麽看今人。在中國人的認知體係裏，曆史觀就是價值觀。曆史認同就是價值認同，文化認同和文明認同，也是一種整體認同。曆史觀有一種特有的整體感，共同的曆史是一種整體認同。對於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大聲爭論，甚至揚言要分道揚鑣的中國人來說，尋找曆史的共識，就是謀求現實的共識。真相和真理是共識的前提，真實的曆史是共識的開端。

第二，把政治史觀轉換為社會生活史觀。上層建築是從“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並由這個基礎來解釋的。這是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演說中闡述的曆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也是馬克思一生最偉大的兩個發現之一。我們的曆史觀察和思考的應該更加全麵。在人民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中講曆史，人與自然的關係，生產和科技中的大事，社會生活、文化觀念的變遷與政治生活同樣重要。不僅從階級的觀點看古人，而且從生產的觀點、文明的觀點、曆史進步的觀點看古人，看的角度不同，我們也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人民大眾是曆史的主體，老百姓的生活生產是曆史的本體，統治者的重要性並不大於人民。當我讀《劍橋中國史》的時候，我覺得他們比我們更接近唯物史觀，那一幅幅曆史畫卷更生動深刻真實。當年，策劃電視劇《走向共和》的時候，我給編劇開的書單，第一本就是《劍橋中國晚清史》。從近代到現代，從革命到發展，從封閉到開放，人們對曆史的關注點不同、側重麵不同、闡釋的意義不同、發揮的功效不同、甚至事實的真偽也不同。黨史研究的關注點除了奪取政權的曆史線索之外，還有發展生產力、實現代化，推動文化發展、社會進步等曆史經驗要總結。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曆史觀，一種社會有一種社會曆史觀，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曆史觀。而曆史觀的民族意義、文化意義、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都具有相對性。盡管自古以來，曆史科學古老深厚，但是曆史哲學在不斷更新中進步。曆史觀是一個變動的思潮，一條流淌的河。客觀真實科學負責，這些不變的原則是人類曆史價值觀的永恒主題和永遠追求。

第三，把封閉的曆史觀轉換為開放的曆史觀。曆史觀應該更加開放，更加多樣，更加包容。當人民自己當家作主之後，在中國曆史向和平與發展轉型之後，應該用更寬闊的視野、更普遍的觀點看待中外曆史，應該以更科學、更人本、更加富有建設性的觀念看待中外曆史。和平發展和合作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的潮流。一個領導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黨，一個領導中國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力圖實現現代化的黨，一個領導者中國追趕世界潮流、實現民族偉大複興的黨，本身的曆史價值觀停滯不前，甚至食古不化，就很難談什麽軟實力，很難談什麽崛起和複興。

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將近百年，從馬克斯韋伯、湯因比到剛剛去世的亨廷頓，從E.胡塞爾、G.盧卡齊、M.海德格爾、K.T.亞斯貝爾斯、H-G.伽達默爾、保爾·利科爾到J.哈貝馬斯和米歇爾·福柯等等。在現代化過程中，在西方曆史觀的嬗變中，人類對自身的認識，對人與自然的關係認識，對於人與人的關係的認識都在深化，這些豐富深邃的思想資源真的對我們大有好處。中國的革命戰爭時代和和極左時代，不僅僅阻斷了中國的啟蒙，而且阻隔了中國曆史哲學的開放與交流，我們隻能在自己的文化圈子裏近親繁殖。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中國不僅僅在經濟上應該追趕世界潮流，而且應該在文化上學習與追趕世界上先進的潮流，才有可能很好的總自己的文化，複興中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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