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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Shi - Liu Dao-yi, history (zt)

(2017-03-22 12:43:00) 下一個

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被撤職的一段經曆——打破教育壟斷,引進民間教育[轉]
已有 4362 次閱讀 2008-9-1 12:36 |個人分類:生活點滴|關鍵詞:武漢大學,劉道玉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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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檔案:劉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棗陽人。中共黨員。著名教育家、化學家
、社會活動家。1977年,出任國家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1981至1988年擔任武
漢大學校長,是當時中國高等院校中最年輕的一位校長。在任內,他率先推行了一係列
教育改革:學分製、主輔修製、插班生製、導師製、貸學金製、學術假製度等,在國內
外產生了重大影響。1988年因與教育部上司有分歧被免職。 原武大校長劉道玉出自傳
解釋當年被免職原因


   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攜自傳抵穗,爆17年前被免職內幕,“我已經沒什麽顧忌
了,寫自傳是給社會一個交代”。昨天下午,頭發花白、身著風衣的劉道玉出現在廣州
購書中心的大堂時,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對很多人來說,劉道玉的名字也許陌生,而對於武大學子而言,73歲的劉道玉是他
們心中的一段傳奇,一種向往。劉道玉被譽為“武漢大學的蔡元培”,他首創並推行的
一係列高教改革,如學分製、插班生製等等,使武大成為當時教育改革領域上的急先鋒
。電影《女大學生宿舍》中的校長路石就是以劉道玉為原型創作的。但1988年,劉道玉
因為改革激進,被突然免職。在沉寂了十幾年之後,劉道玉帶著他親筆撰寫的自傳《一
個大學校長的自白》,重新出現在公眾麵前。

盡管已是古稀老人,但劉道玉的思維依然敏捷銳利。“中國的大學要做世界一流的
大學,至少還有30-50年的差距”……在昨天的見麵會上回答讀者問題時,劉道玉就中
國教育侃侃而談。

  記:在中國的大學校長中,您可能是第一位為自己寫自傳的。在上個世紀七八十
年代,您是中國高等教育界的一個風雲人物。但從1988年,您離開武大校長一職後,這
十幾年逐步淡出公眾視野。為何在您古稀之年要抱病寫自傳?

  劉:我經曆過新中國以來的種種政治運動,也曾經當過“工具”。中國有句古語:
“七十而從心欲不逾舉”。我到了七十古稀之年,對一切都已置之度外,寫這本書時,
我已經沒有什麽顧忌了,“我手寫我心”。我從69歲開始著手寫這本自傳。寫這本自傳
,是出於我的一種懷舊情結,也是我對自己的一次全麵徹底的反省,回憶檢查自己一生
所經曆的主要事情,讓大家知道我為人所知的一麵,也是為了讓大家知道我鮮為人知的
一麵。是給我自己一個交代,也是給社會一個交代。

  記:除了出於您個人的一種生平總結外,從社會大環境而言,是不是也使您想公開
地表達自己的一些看法?

  劉:我出這本自傳,我想,也是現在教育形勢下的一種需要。現在高等教育的情況
,是大眾議論的一個熱點。這種關注,一是大眾認識到教育是興國之本;第二是因為大
眾對中國的教育有著種種不滿。教育原來是一片聖潔的淨土,而現在教育也腐敗了。我
感到很焦急。我認為,出於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我應該出來說一說了。

如果是校長我會留住陳丹青

  記:在大學教育界,今年的確出了不少震動的事件,比如清華大學教授陳丹青辭職
、清華大學博士生王垠申請退學、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停招研究生等等。您對這些事
件怎麽看?

  劉:我認為,像陳丹青這些人的舉動是出於對中國大學教育現狀的一種失去信心的
無奈之舉。我理解他們,他們的舉動是一種勇敢之舉,因為他們潔身自好,不願濫竽充
數。

  如果我還當大學校長的話,如果他們在我的大學裏,我會勸阻他們,請他們留下,
盡量尊重他們的意願,給這些教授、學生更靈活的自主權。可惜,我一直沒有看到這些
教授、學生所在校方的一種回應,對此,我感到失望。

教育部應該放權

  記:“文革”之後,您為中國高教戰線上的撥亂反正和恢複統一高考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高考在中國已恢複了近三十年,現在公眾對高考的批評卻不少。

  劉:“文革”後,恢複高考是時代的需要。現在的統一高考製度已經不適應經濟、
社會發展的需要,進行改革也是必要的。現在教育部門也對高考製度進行了一些改革,
但我認為這是添枝加葉式的,關鍵還是要從源頭抓起。教育部應該要放權,讓高校招生
有自主權,比如一些重點大學可以自主出題、自主招生。選拔考生,不能再光看分數。
現在經濟都多元化了,考試也應該多元化。

大學校長應是職業教育家

  記:大學校長在中國是一個特殊的職位。今年由博客中國網站發布的一個“中國大
學校長公眾認同度調查問卷”的結果表明,有69.87%的受訪者認為當下中國大學校長的
總體形象更接近官員。您認為,理想的大學校長是什麽樣的?

  劉:我把現在中國的大學校長歸為學者型的、雙肩挑式的校長,因為既要做學術,
又要管業務,因此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烏紗帽。我認為一個好的大學校長應該有
良好的學術背景,有人文素養。但是當他當上校長,他就要下決心不再做自己專業研究
的工作,而應該做一個職業的教育家,掌握教育的規律。而怎麽樣當好這個校長,調動
員工的積極性?靠提拔、靠發獎金,這不行;應該要抓改革,在改革中比比看誰是英雄
好漢。

教育改革情結難消除

  記者:十幾年前,有人說您是因為改革過於激進而被免去校長職務。現在,您還是
把改革掛在心中。

  劉:教育改革的情結在我心中一直揮之不去。這是我的理想主義。我會把我這本書
的稿酬捐給劉道玉基金會,讓基金會為中國的教育改革做一些事。我在教育戰線上是改
革的弄潮兒。我想,我會呼籲教育改革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後一刻。“杜鵑夜半猶啼血,
不信東風喚不回”,我相信教育改革的東風一定能喚得回!

  為什麽被免職後不做官或離開武大?我為什麽不願當官?道理很簡單,那就是做官
與做學問是兩個道,“道不同不相為謀。” 我為什麽在這裏挨整而不願離開呢?因為
我在這裏度過了浪漫的青春時代,貢獻了人生最寶貴的壯年時代,經曆了如火如荼的改
革的黃金時代。……那些整我的人,既沒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惟一的就是要
把我趕走,如果我調離學校,那不正是中了他們的計謀嗎?

找出中國教育危機的禍根——教育改革的著眼點:培養創造力

  記者:當年你走馬上任當武漢大學校長時,認為當務之急要開刀改革的是哪些問題


  劉道玉:我被任命為校長,完全出乎意料。本來我辭去教育部的官職回到珞珈山(
武漢大學坐落在珞珈山麓——。記者記者注),是要從事我的化學教學和科研業務,沒
有想到回來不僅沒有擺脫行政管理事務,反而還把我推到了校長的位置。不過自古華山
一條路,上任了我就不能退卻。既然報紙上說我是“年輕校長”,就得有年輕校長的樣
子——朝氣蓬勃,立足改革,提出“臥薪嚐膽,十年雪恥”的口號,要改變武大“老牛
拉破車”的落後狀態。

  我當時最想做的,首先就是營造一個民主、自由、寬鬆的教育環境和學術氛圍。我
既崇拜蔡元培,也崇拜馬寅初:蔡元培提出的大學獨立、學術民主、自由的辦學理念,
是世界各著名大學辦學之通則,他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中寫道:“政治家是以
謀現世幸福為其目的,而教育家則以人類的終極關懷為其追求了。故而前者常常顧及現
實,而後者往往慮及久遠。”馬寅初因《新人口論》而挨批,他寫了一份《附帶聲明—
—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書》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
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他們的辦學理念對我影響很大,一個校長,應該有這種瞻望民
族前景的長遠目光,應該有這種堅持追求真理的獨立精神,在校內創造適合科研和教學
的自由空間。

  第二個,是著力培養學生的創造力。當時我推行一係列教學製度的改革,允許冒尖
,允許跳級,就是為了在製度上適應學生的個性與興趣,尊重學生的選擇權,為富有創
造力的人才的脫穎而出,從製度上給予保證。

  當時我在武漢大學實行轉學製時,沒有請示任何人,認定我作為校長就有權這麽做
。這個製度實行後,學生在校內可以轉係轉專業,文理科可以互轉,校外的也可以轉來
——北大、上海同濟大學、中國科技大、武漢醫學院等校都有學生轉到武漢大學來。平
心而論,我們的學術水平和師資力量不一定趕得上他們,但為什麽這些學生向往武漢大
學呢?就是因為我們的比較自由民主的學術環境、尊重學生誌趣的氣氛。

  第三,辦學要確立“學生是主體”的觀念,學生既是受教育者,也是辦學的參與者
;既是改革成效的檢驗者,也是教學改革的依靠者。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參加學生的活動
,接待學生,與學生通信——這也有利防止我的思想僵化。

  記者:對,你當時對校長辦公室有三條要求:凡是學生寫給你的信不能扣押;凡有
學生要見你不得擋駕(但可以約時間);凡學生舉行的活動應當通知你。


被免職最遺憾的是壯誌未酬

  記者:你得知被免職時是如何想的?

  劉道玉:自從我選擇改革那一天起,就沒有凖備後退。我預料到我的下場可能不妙
。果然,我的任期還沒有滿,突然地,以電傳的方式免除我校長職務。我本來不想當官
,對這個校長職務本身我並不留戀,如果說有遺憾的話,主要就是我正在製訂武漢大學
改革的第二個十年規劃,還沒有出台,更沒有來得及實踐 ——至今我那些設想還沒有
人提出來呢。

  例如,我要改變“文理科分科招生”的模式。現在我們實行的分科招生,其實是為
了提高升學率。1949年以前和五十年代學生學理科學文科,都是自己真正有興趣,如錢
鍾書、吳晗這些人為何選擇文科?因為他們熱愛。但1961年之後,分文理科主要是為了
升學率,部分考生認為自己數理化基礎不強,進大學把握不大,於是就轉向文科。這就
造成了某些學生的素質缺陷。

  其次,我要改革文科的教學模式。文科到現在停留在表述性的教學模式上,基本上
沒有形成形象化、實踐性的教學手段。我當時凖備在文科建立五大實驗室:以哲學係為
基礎建立心理學和思維科學實驗室;在經濟學院建立經濟模型實驗室;在法學院建立模
擬法庭,擁有民事審判的正式權限,有法官、庭長、書記員一整套編製——美國就是這
樣,他們的一流法學院就有民事審判權;在圖書情報學院建立信息工程實驗室;在新聞
學院建大眾傳媒實驗室,可以製作影視作品。這樣就把理工和技術手段引進文科,徹底
改造文科教學。

  第三,如果說我八十年代中期重點是放在教學製度的改革上,那麽第二個十年想推
出來的,是教學體係、課程設置上的改革。多年以來我們的課程設置體係,都是重視知
識的傳授,而不重視科學思維方式的傳授,我們90%的課程都是知識型的——像你們這
一輩學生都是“灌”出來的,中文係弄那麽多小說選讀課,老師一篇一篇去講主題、結
構!我想大幅度地改革課程,將大部分、至少一半學時,來培養科學的思維方法。

  這些想法不能付諸實踐,才是我最大的遺憾。到現在我沒看到哪個學校想到這些問
題,更沒推出改革措施。

為何得罪國家教委和省委負責人?

  記者:你被免職究竟是什麽原因?在你的書中寫了,你被免職後,當時國家教委主
任李鐵映在北戴河召見你,肯定你的教改,希望你去北京領導國務院屬下一個教育改革
與發展規劃的機構,或者選擇任何大學再出山當校長。有人由此推測,你被免職,可能
是一個在中國司空見慣的人事算計之謎。你自己如何分析?是當權者認為你“離經叛道
”,還是因為他們的利益受到了觸犯,還是有某些恩恩怨怨? 。記者:你被免職究竟
是什麽原因?

  劉道玉:原因是多重的:改革理念的分歧、“功高蓋主”引起的嫉妒、我的所作所
為對某些領導人的權威提出的挑戰……但我認為核心的問題,是利益的衝突。例如國家
教育部門那位主管,就認為我威脅到他的地位。1982年,教育部長蔣南翔任職到期,誰
來接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到教育部來,對處長以上幹部進行一次“部長候選人”的民意
測驗,我的得票是第一位,當時的這位副部長得票比較低,據說他為此還氣病了。當然
,我是堅決不想當的,當時我就到中組部去陳述說,我已經在1979年當了一回教育部的
“逃兵”,任命了我也不會來的,千萬不要任命我,免得我也被動,你們中組部也被動


  這是這位主管第一次感到我威脅到他的位置:論年齡我比他年輕十歲,論在群眾中
的威信我比他高,論教育論著我也比他多。1985年,中央要把教育部改成比部高半級的
國家教委,據說人事方案之一是由萬裏副總理兼任教委主任,我擔任第一副主任,這消
息傳得非常廣,我得知後,再一次到中組部去陳述我不能擔任這個職務的理由。我非常
高興後來中央決定了另一套人事方案,但這位主管又一次感到我是他的威脅。

  關於改革理念,我與他們也說不到一起去,發生過三次衝突。一次是關於“學分製
”的。這位主管在會議上公然說,搞什麽學分製啊,美國搞學分製失敗了,蘇聯不搞學
分製,衛星上了天!有次我與他辯論說: “××同誌,如果你不是健忘,你就是無知
。你從哪裏得知‘美國學分製失敗了’?據我所知美國現在各大學依然還是學分製,而
且更有發展。至於蘇聯不搞學分製,我們也沒有說學分製是大學培養人才唯一的製度,
可以試驗嘛。”

  第二次是關於培養“創造型人才”的問題。他批評我們武大說:提出“創造型人才
”,就是好大喜功,好高騖遠,大學四年怎麽可能培養出“創造型人才”?我說:培養
“創造型人才”,是我們提出的辦學指導思想,培養創造性人才也有一個漸進過程。我
們這麽提,是強調在教學過程中要開發學生的創造性素質,為他們今後從事創造性的工
作奠定基礎;也不排除少數出色學生在學習期間就能出創造性成果,現在不是就有學生
出版了文學作品、學術論文嗎?你認為大學四年培養不出“創造型人才”就不能提這個
目標,我倒要反問你:現在提“要培養學生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世界觀”
,是否能保證大學四年樹立這樣的世界觀?如果說學生做不到,是不是我們也不能這樣
提?

  第三次,是關於政治輔導員問題。一百個大學生配一個政治輔導員的製度,是1962
年由清華首創,推廣到全國,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反修防變的產物。我調查
研究發現,這個製度並不受學生歡迎,政治輔導員隊伍也極不穩定——選業務好的教師
來幹,他不安心;選業務不強的教師來幹,他沒有威信。1985年,我將這個製度取消了
。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啊!教委主管指責我說:你取消政治輔導員,就是削弱思想政
治工作。我說,加強思想工作不在於形式而重在實效,我們將英國牛津、劍橋的導師製
引進來,規定每個講師以上教師都要帶十個學生,將教書育人製度化,這就是加強思想
工作。

  這幾次爭論,他雖然輸了理,但他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對我耿耿於懷。

  記者:武漢大學歸國家教委和湖北省委雙重領導,湖北省委的態度如何?

  劉道玉:我跟湖北省委主要負責人也發生過衝突。那是1984年5月的事,武漢大學
與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為建房,爭占楊家灣80畝水塘,民工打起架來,雙方都有人受傷。
我當時在上海開會,回來得知後批評了我們學校有關部門。省委書記的秘書是水院畢業
的,不知他怎麽匯報的,這位書記就召集武大和水院兩邊領導和基建負責人開會。

  那是一個星期天,開會是臨時通知的,我事先並不知道。一大早我去漢口同濟醫院
看望著名曆史學家唐長孺教授,參加醫院關於他病情的會診。回家後,家裏人說你趕快
到省委去開會。我趕去了先檢討說因沒接到通知,來晚了。省委書記大發雷霆說:你們
武大欺人太甚,逼得人家水利電力學院師生員工沒路走了!我說,你這話可不符合實際
,難道水電學院五六千人現在每天不能走路?他又說,這塊地你們兩家誰也不給,省裏
要收回!我說,在中央的政策是支持教育,為大學發展拓寬用地,你要將屬於學校的土
地收去,是跟中央精神背道而馳。如果你一定要收,我保留直接向中央申訴的權利。他
說,這塊地也不是你的呀!我說,我們查過了,是1934年武漢大學從農民手上買的,地
契至今保存完好。他說,國民黨的地契,共產黨不承認!我說,此話差矣。香港是滿清
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割讓給英國的,我們1949年以後也沒有“解放香港”啊?我們是曆
史唯物主義者嘛!他氣得說不出話來,說:“你是個名人,說話要注意影響!”我說:
“我不是什麽名人,今天我是在你省委書記主持的會議上,我是黨員,是武大黨委副書
記,是省委委員,我不過是行使權利發表意見而已。”

  會後,我就到東湖賓館去找胡德平。他是胡耀邦的兒子,當時是中央派到湖北來的
整黨聯絡組長。我說,如果兩個農民發生了矛盾,生產隊長會先聽甲方的道理,再聽乙
方的說法,背靠背做工作,差不多了再弄到一起調解。省委書記可倒好,將兩所大學的
領導弄到一起,當眾支持水電學院來壓我們——這連生產隊長的水平都不如嘛!

  這個話我在學校裏也說過,有人向省裏打了小報告,書記、副書記大動肝火,說這
個劉道玉狂妄到了頂點,竟然說省委書記不如生產隊長的水平!後來國家教委副主任彭
佩雲問我是否說過,我說:我是說了,但我是特指他處理這件爭地糾紛的水平。

教育失敗的總禍根是當局決策失誤

記者:在你被免職十七年後的今天看中國教育,我承認,我對中國教育當局的思路
十分困惑。從表麵上看,主管更迭了好幾屆,都並未“因人廢言”,沒有由於你個人的
悲劇性遭遇而否定你的教改實踐、你的教育觀念,甚至也沒有阻撓你率先創立的那些現
代教育製度,在各大學推廣、施行。但是,他們對你教育思想的核心——培養創造性人
才,都避而不談;他們與你所憧憬的前景,似乎南轅北轍,漸行漸遠。你對教育現狀怎
麽看?你認為中國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記者:你對教育現狀怎麽看?中國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劉道玉:時至今日,不管是一般市民還是關心教育的廣大知識分子,教育成了大家
議論的熱點,這既體現了民眾對教育的關注,也反映出了民眾對教育的不滿。

  大學合並,鬧得天翻地覆;大學擴招,弄得天怨人怒;研究生、本科生質量下降,
學術腐敗日益蔓延,學者剽竊抄襲時有報道;教授數量扒堆但素質卻嚴重下滑,有些人
不務正業,在外兼職撈外快成風。學術成果不能說沒有,但是真正原創性的、能夠跟國
外的重大發明創造相提並論的成果,幾乎沒有……當前的危機,我覺得可以概括為一句
話:大學失去了理念,失去了正確方向,失去了嚴謹學風。

  這一切的原因是什麽?有政治體製上缺乏民主製衡和監督機製的問題;有市場經
濟導致消費急劇增長,人們一切向錢看;從學術上講,沒有自由民主,影響到學術的健
康發展。現在的中國,不僅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簡直就是一個沒有任何信仰的
國家。我們年輕的時候還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為人民服務,信仰奉獻精神,現在什麽
信仰都沒有了,就是信錢。金錢成了人們最想要、唯一想要、永遠沒有滿足的東西。西
方資本主義發展中也經過了早期斂財致富的過程,為什麽沒有中國這麽亂?他們的基督
教對人們的道德起到了規範和製衡功能。中國沒有這個東西,什麽製衡都沒有了。

  根子追到哪裏?我想去想來,可能還得歸結為最高教育當局決策管理上的失誤。

“教育產業化”的口號究竟最先是誰提出的?教育部後來否認說沒有這麽提。我覺
得問題不在於口號,而在於實際上怎麽做。大學合並盡管遭到許多人反對,但還是要強
行合並,從上一直合到下,提出要‘打造教育界的航空母艦’,牌子是誰批的?教育界
掀起持續的‘升格熱’,中專升格為學院,學院升格為大學,大學的係升格成院……是
誰點頭的?建設“211”工程(即“要在21世紀建設100所重點大學”),是誰訂的?建
“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是誰提的?還有,各個學校急劇擴大招生,“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高產”,在拉動教育消費的思想指導下,超過學校承受能力的高速擴招指標,又
是誰下達的?

現在不少重點大學積極參加“高校教育成果交易會”,簽訂那麽多毫無約束力的“
意向合同”,這不是“產業化”又是什麽?美國雖然是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但他
們也沒有要求學校自給自足,中國是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怎麽反要求搞創收呢?現在大
學都在搞“圈地運動”,校園越來越大,樓房越來越高,辦公室越來越豪華,勤儉辦學
的宗旨早就忘得一幹二淨了。據說某重點大學創辦了三個“科技園”,還在全國各地建
了五個研究院,大力發展所謂“成人教育學院”,實際上是降格以求的變相本科教育…
…這不是搞以創收為目的的“產業化”又是什麽呢?國家安全靠國防,國家興旺靠教育
,這是民族生存發展的兩個命根子,保證國家安全的國防,誰都知道不能當成買賣;保
證國家興旺的教育,怎麽可以當買賣呢?這是最危險最可怕的買賣!國家在這個買賣中
巧取豪奪,教師在這個買賣中弄虛作假,百姓在這個買賣中不堪重負。

創建“一流大學”也是中央領導人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喊出的口號,接著出現“
千軍萬馬爭‘一流’”。“一流大學”是靠提口號建起的嗎?哈佛大學有名,是在三百
多年的曆史中逐漸自然形成的。世界一流大學都不是一朝一夕豎一個竿子就能見到影子
的,它是長期的、甚至是上百年的積累。

教育決策失誤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大致上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那是個分水
嶺。譬如“211”工程、“校長學者化”、“振興教育行動工程”……都是在那時候;
“一流大學”、大學合並、“985工程”、大學擴招、研究生大發展等也都是九十年代
末的事。八十年代,中國大學還有一批職業教育家,他們都有比較強的決策能力,全心
全意辦學,按照教育規律辦事。可是,九十年代初以後的大學校長都是“雙肩挑”的學
者,多數人沒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沒有獨立辦學權,隻能上傳下達,照章辦事。中國曆
來有刮風的習慣,上麵一刮風下麵就跟風,教育領域的問題就越來越嚴重了。

想到教育問題,我就想用“醉漢”來比喻,酒鬼明明喝醉了,他就是不承認;教育
明明出了問題,教育當局也是不承認,反而自我感覺良好,沾沾自喜。這是非常危險的
,諱疾忌醫,到頭來隻能釀成大病,現在中國教育就是一個患了浮腫病的“病人”。

出路在於改革教育部領導體製

記者:用什麽辦法能夠對教育界起到強刺激作用呢?教育如何走出危機?

劉道玉:還是要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要從源頭改起——從教育部領導體製改
起。關鍵是教育部要放權,大力精簡機構,轉變職能,不能再維持大一統的教育領導體
製了,不能再以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通過控製、分配資源來領導全國教育了。大一統
的領導體製,一旦上麵決策失誤,就是從上到下全局性的、長遠性的,上麵決策錯了,
下麵跟著執行就要跟著錯麽。如果是大學獨立辦學,你上麵錯了,下麵可以不執行嘛。

1985年,中共中央通過了教育體製改革的文件,我參加了那次會議,那個文件就
是強調要放權,但現在基本上沒有實行。美國是世界第一教育大國,但是美國就沒有像
中國這種教育部。美國於1980年才成立教育部,它隻有兩項職能:一是教育信息統計,
為全國提供信息;二是監督製衡教育公平問題,其它都不管。中國呢,教育部的權太大
了,基本上控製了中國教育的一切資源,這和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計委控製一切經濟資源
是一回事。因此,教育部必須放權,從招生、科研計劃、教學計劃、教材、人事任免、
基本建設、評獎……統統要放權,有的是放到重點大學——你看哈佛、耶魯,不都是自
己管自己嘛,它歸教育部官員管嗎?有的是放到各省市——像美國的公立大學,主要就
是州裏管。放權之後,國家教育部就是製訂法規,製定宏觀政策,負責監督製衡。

記者:當局或許擔心這會危及對青年學子的全麵控製,不是光教育部門改得了的


劉道玉:是的。有個記者就對我說:“教育現在成了中國最保守的一個領域,甚至
比科技體製、比文化體製還要保守。”科技、文化體製也都放開了,可教育體製迄今一
直還是按照計劃經濟的模式在運轉。說起來這真算荒唐的笑話了,連大學生在校可以結
婚,教育部也發個文。有憲法、有婚姻法,你教育部該管大學生結不結婚嗎?你憑什麽
管?還發了個“幼兒園管理”的文件,國家教育部管幼兒園!由於它是按照計劃經濟的
思維方式來管教育,所以一舉手一投足就錯!

再比如招生,隻給大學5%的招生權,自己控製95%!北大、清華招生,自己不能做
主嗎?規定他們對5%的學生,“分數線可以下滑30分”。這要你教育部管嗎?哈佛大
學招生招什麽人,要誰不要誰,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你國家管不著。還要規定“下滑30
分”——31分都不行?太可笑了。 說到底,教育部要放權,照老子講的“無為而治”
。否則,中國的教育沒有希望。

其次,要實行“教育家治校”,不能按照學術威望的高低來選拔校長,一定要選拔
那些懂教育、熱愛教育、願意獻身教育的職業教育家來做校長。現在大學辦得不好,校
長要負一部分責任,雖然他們很辛苦。我就公開提出來,教授治學,校長治校,要由治
學的人來選拔治校的人,要將選拔校長的權力由黨的組織部門轉交給大學的教授們,他
們才懂得選什麽樣的校長。學術聲譽並不是與領導能力劃等號的,專門學問家與教育家
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行當。同時,不能把校長當成一個官員,不能給他規定任期,規定行
政級別。隻要他幹得好,教授們接受他,他就可以長期幹下去。“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他招收的學生四年才能畢業,時間短了,怎麽能檢驗他培養的學生好不好?我統計
了美國著名大學的校長,幹得好一般是都在20年左右,哈佛校長艾略特幹了40年。耶魯
大學的校長列文——耶魯本來與我們武大結成姊妹學校,他幹了13年,是幹得最好的。
列文13年來沒有帶過一個研究生,沒有教過一節課,他就專心致誌地當校長。

要做一個職業校長,當完全的、整個的校長,而不能當陶行知先生所說的“命分式
的校長”,所謂“命分式的校長”就是一個人有了妻子,還想著情人。現在我們絕大部
分校長,又要當校長,又要參加人大、政協,又要出國開會……還要帶研究生——這就
造成了不公平競爭:你校長帶研究生,申請基金、申請成果,別的教授當然搶不過你!
當了校長,就不得再從事具體的教學科研工作。我個人認為,校長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熱
愛、值得獻身的事業,小者影響千萬人的學業,大者影響國家民族的命運。傑出的大學
校長常常是曆史轉型期時的民族精神的導師。中華民族正處在一個曆史轉型期,當前正
應該湧現出民族精神導師式的大學校長!

第三點,我認為應該大力整肅學風。雖然不能搞運動,但是要廣泛宣傳和檢查,要
花大力氣。這已經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治亂世必用重典,不矯枉過正是糾正不
了的。 “魚”“漁”和“漁場”

記者:你在武漢大學校長被免職之後,去搞民辦學校,是怎麽考慮的?

劉道玉:我這個人是理想主義者,我能做成一些事,是理想主義;我的某些失敗,
也是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者對現成的東西是維護的,追求眼前利益。理想主義者對現實
往往是不滿意的,他總想變,追求完美,追求終極的關懷、終極的價值目標。我覺得一
個校長就應該是理想主義者,他播下理想主義的種子,才能夠培養有理想的學生,才能
夠從有理想的學生中收獲精英。

但是理想主義者往往又是失敗者。因為要實現理想就必然要改革,必然跟現實的利
益、與既定的體製發生衝突。我當時想辦民辦大學,沒有辦成,因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
對民辦大學控製得非常嚴格,國家有個“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對民辦大學要求“嚴加
控製”——上麵要“嚴加控製”,下麵就是“一律禁止”。我到珠海、到深圳、到海南
……去嚐試,都沒有搞成,上麵不批準,特別我又是個有些人眼中“敏感”的人。後來
沒辦法,去辦民辦中小學。我的想法也很天真:我是搞“創造教育”的,實行“創造教
育”需要從幼兒開始,趁思維還沒有定型,就要培養創造性。這所學校辦了六年,確實
還積累了很多經驗,發表了很多文章,我還寫了一本書《愛的學校》,由湖北人民出版
社出版,獲得了武漢市教育成果一等獎。那本書,就是我辦民辦中小學的一個記錄,包
括教育理念、方針、方法、校訓、學風……都是我自己設計的,我設計了一個在中小學
實施創造教育的“一主二輔三結合”模式,很成功,但是後來這所學校因為資金不足垮
掉了,教育改革也不得不被迫終止。

  當時我以為民辦大學有完全的獨立自主權,可以實現我的辦學理念,其實這種理想
主義是根本不可能在當前中國實現的,私立學校的空間很小很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時
全國出現“私立中小學熱”,現在垮了80%。為什麽垮?大部分是政府和公立學校打壓
的結果。本來武漢市的私立學校辦得很好,但是政府要重點中學搞“一校兩製”,要他
們打著自己的“公立重點學校”招牌辦一個民辦中學,搞高額收費。中國的市民還是信
公不信私,所以幾年之內,武漢市乃至全國,真正的民辦私立學校很多都垮了。

民辦大學境況當時相對來說稍微好一點,但也很艱難。現在呢,上麵出了新招:出
現了所謂“獨立學院”——這就是公立大學尤其是重點大學的“私生子”:民間企業家
出錢投資,重點大學出招牌,迎合群眾上好大學的心態。這實際上就是重點大學在變相
地賣文憑!真正獨立的民辦大學呢,空間就又被打壓—— 他們總是打壓!

與國外聯合辦學,卡得非常嚴,得教育部批準,外資輕易進不來。依我看,50年內
,甚至100年內,像美國那樣創建一批著名的私立大學,是不可能的。

  記者: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比較中美教育,現在人們常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
漁”(給人知識,不如給人獲得知識的技能),這句話的思路,對於將中國目前灌輸知
識的教育方式轉到培養素質,是有用的。但我認為,美國教育更重要的一個特點是,給
學生以“漁場”——提供讓他們自己在“捕魚”的實踐中,鍛煉提高技能的廣闊空間。
用這個思路來看中國現在教育的問題,根本弊病就是當局對資源的高度壟斷,限製民間
資金和外來資金,致使“漁場”無法擴大。不知你怎麽看?

  劉道玉:有道理。你這個“魚”、“漁”和“漁場”的比喻,確實很形象地點明了
中國教育問題之所在。像我吧,對教育可以說非常鍾情,但我如果沒有“漁場”我能幹
什麽呢?一個熱愛教育的人,沒有了學校、沒有了學生,就什麽事也做不成。“漁場”
被他們牢牢地把持在手裏啊!柏拉圖,羅素,杜威,他們有了自己的教學理念,就能自
己辦學,中國早期的教育家,也能辦實驗學校。

可是現在中國一切都要教育部大一統!有的民間教育家像南洋集團董事長任靖璽,
我還當過他的一段顧問呢,參觀過他的民辦南洋學校,他是晉商的代表,很有頭腦,培
養學生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碰到由教育部統管的體製,他培養的學生就是素質再高,
過不了升學率這一關,家長要看升學率,學生也要看升學率……

  記者:他在2004年無償地捐出自己的所有股份,退出了,寫了個小冊子,憤怒地
抨擊教育部的利益集團壓製民辦教育。

劉道玉:最後他無法做下去——就像北宋的宋江一樣,你不被招安,就沒法生存;
受了招安,就得接受他們那一套。我當年辦學也是這樣啊!所以現在我不辦了,我年紀
大了,身體也不太好。我現在就是思考問題,寫文章,參加討論,傳播我的教育理念。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來探討:中國的教育出了什麽問題?對中華民族有什麽危害?是什
麽原因造成的?還有最重要的問題:怎樣救教育?怎樣救中國?

劉道玉:一個時代的悲劇,一個民族的悲劇

道玉先生的悲劇,決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一個民族的悲劇,一個時代的悲劇,
這是一個中國人至今沒有走出,而且還將深深地影響著一代、兩代人的悲劇。不少發言
者對導致道玉先生下台的當事人耿耿於懷,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要看到,這個事情
還有更加深厚得多的時代背景,某當事人不過是影子而已。

有一位發言者提到,劉道玉的武大是當時中國的“小深圳”。這個比喻非常形象、
直白地表達了武大當時在全國教育領域裏的改革地位。可是,在一個對當代中國一無所
知,卻了解世界現代文明的人看來,一所大學的重要地位需要借助於一個經濟特區的比
喻來表達,真有點莫名其妙。

真正大學,從來就是一個特區。近代文明就是城市工商運動與大學運動相呼應的產
物。巴黎大學之於法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之於英國,柏林洪堡大學之於德國,哈佛大
學之於美國,福澤諭吉的慶應義塾之於日本,魏茲曼的希伯萊大學之於以色列等等,…
…每一個成功的現代化國家莫不是以大學特區為中心。即便在現代中國, 蔡元培的北
大也是現代中國的真正起點,國共兩黨政權崛起的關鍵分別也是黃埔、延安這兩所“準
大學”,西南聯大對現代中國的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今天國人卻有一個經驗——這是隻有當代中國人才有的特殊經驗,中國的繁
榮與深圳這個地名聯係在一起。這裏竟然不是大學,不是教堂,不是革命根據地,而僅
僅是南方海邊的一個小漁村,是它引領了中國的改革開放。

憑什麽?因為對麵是香港,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與國際接軌。換句話說,中國
不是由內部智慧引領和創造的,而是由外部力量拽著走的。因此,與所有其它成功的現
代國家不同,它的特區不是自己的大學,而是這個能看到外國榜樣、能與之直接溝通(
雖然還隻是二手貨)的小漁村。劉道玉是幸運的,那是在改革初期,中國人內心的生命
力還在激蕩的時候,大學招生造成了整個民族精神的振奮,也帶來了大學文化的繁榮。
80年代初期,這位最 年輕的大學校長,這位最有膽識的大學改革家身上,聚焦了這個
民族新生的希望。他是有可能成為中國的洪堡、福澤諭吉、魏茲曼,有可能成為新時代
的蔡元培、梅貽琦、張伯苓的,有可能代表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方向的。

也許劉道玉本來是這樣的人,所以他居然放棄了做團中央書記,放棄了做武漢市長
,甚至放棄了做教育部長的機會,隻是專心做一個大學校長。這在當代中國人看來是匪
夷所思的,卻不知在現代文明的國家,名牌大學校長是全社會最高的名譽。然而,這是
在中國,在一個隻顧經濟建設的中國,一個以跟蹤別人既有時尚為發展之路的中國,一
個由一幫愚昧的、鼠目寸光的經濟學家主導的中國,一個以GDP的增長為轉移的中國,
一個居然想得出以大學產業化來拉動GDP增長這樣荒誕主意的中國。

在這裏,人是不需要擁有自己的大腦的,大學僅僅是服務於經濟目標的工具。而且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大學的獨立思想和創造力不僅不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而且還構
成政治穩定的威脅。這樣,大學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劉道玉,這麵80年代大學改革的旗幟,可謂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他的命運原來早
已注定。1989年初鄧小平說,改革開放的最大失誤是教育,似乎有了劉道玉命運的一線
轉機。但幾個月之後,鄧小平又補充說,教育失誤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失誤。此後,劉
道玉徹底淡出了中國大學的視線。從來沒有一個現代民族的真正崛起,不是以自己真正
的大學為核心的。

  中國需要一場真正的教育體製改革 原武漢大學校長

劉道玉 2008年3月22日

一、大學教育改革應從體製改革入手

1. 教育體製改革的曆史。回憶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曆史意義。“它的重大意義怎麽
估計都不為過”。其中有兩位曆史功臣,一個是冒險為很多人平了反的胡耀邦,他是“
中共的良心”;另一個是趙紫陽,推動了農村改革。回憶自己參與關於教育體製改革草
案的製定。“可惜的是這個草案後來不了了之”。鄧小平講話中談到對教育問題的高度
重視,可惜沒有落到實處。

2. 何謂“從體製改革入手”。這才是從根本上改變教育現狀的困。要減政減權,
有係統的進行改革,要擴大學校自主權。教育的根本目的:提高民族素質。衡量教育的
標準是人才,而不是經濟指標。可惜現狀並非如此。

3. 為何要從體製入手。教育體製屬於中觀的體製。中國自古有大一統集權的體製傳
統,教育體製也不例外。特點是壟斷一切教育資源。甚至出現教育部的法盲行為,管得
過寬,與現有法律都產生了抵觸,如限製學生結婚、租房甚至買電腦——這在劉道玉的
時代是不可想象的,這不是大學。教育體製的集權還體現在工程思維上,巧立名目,炒
作。各種各樣的教育工程計劃,教育部直屬的大學也越來越多。各種評比,搞形式主義
。浪費寶貴資源,“好大狂”的做法。本質上是計劃經濟時代沿襲下來的計劃教育。這
與市場經濟是相悖的,與教育規律是相悖的,與時代精神是相悖的。

4. 形式主義與官僚作風盛行。為什麽現在中國的大學普遍沒有特色,缺乏創造性?
這和瞎指揮和冒進有關。比如合並大學,是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合並的,不能體現大學自
身的需要。211工程搞了10餘年,勞民傷財。毫不客氣地說某些大學雖然進了211,但是
本質上是垃圾。大學的發展和合並,就要像自由戀愛,而不是包辦。“本科教學評估,
逼良為娼,形式主義,不能再搞了”某參加教學評估的校長這樣告訴他。

在這樣形式主義盛行的中國教育界,卻沒有大學抵製,這一定程度上和中國人“同
向思維”的定勢有關,也難怪現在豪華建校的浮誇建設之風。不能不說是中國教育事業
的悲哀。

二、獨立、自由、自主是大學的精神

1.大學的理念。回憶了大學的起源。大學的理念精神決定辦學思維和體製。中國
大學沒有教育家,是因為中國的教育家都不懂哲學。西方的哲學家很多都是教育家,哲
學家很多研究教育。因為不懂哲學就不懂思維,不懂思維就不懂教育。而中國的哲學家
卻專門研究政治。

大學的理念很重要的就是獨立,或者說是對外界的冷漠。“獨立,追求真理,精
英教育,分權管理”是大學理念的重要信條。西方大學的起源在教會學校,那是學者們
與世隔絕專心治學之地,和世俗紛擾甚少。中國的大學以國立大學為起源,早期的教會
大學並沒有得勢。中國的大學從一開始就和集權有關,不獨立,是實用主義的產物。

2.中國大學的問題。“移植西方大學沒有靈魂的軀殼,模仿出不倫不類的體製。
”用他自己編的謎語:中國的教育體製——剝了殼的熟雞蛋,外麵是白的,是西方的,
裏麵是黃的,中國的。

三、中國大學需要什麽樣的體製

1.必須改革大一統的體製。舉例美國教育部,職能範圍很窄,隻管教育公平與統計
事務。按老子的話說,“無為而治”,當是給當下中國教育部的箴言。“教育部如果太
有為,下麵的學校就無為了。” 例如:應該在高校民主選拔校長,作為民主改革的突
破口。因為高校是最具有理性的機構,選民素質條件具備。解放前的武大,校長的選拔
權就給了學生和老師的。作為一個校長,他學術貢獻並沒有其教育思想更能衡量其資格


北大從前的“兼容並包,學術自由”校訓很好,可惜現在有一個不倫不類的校訓。

2.招生體製必須改革。統一高考在現在不適用了,作為參與恢複高考和高考30年進
程的人他如是說。製衡辦法:三權分立。教育部製定監督,考試院獨立組織考試,大學
自主錄取。舉例美國模式。

3.改革教學與管理體製。80年代武大的成功改革,連北大的教授都想來武大,高考
狀元來武大,成功就在體製改革。比如學分製。但是現在的學分製,很多學校是真的學
分製還是假的學分製還有待商榷。

4.改革本科培養人才的模式。專才還是通才?以前學習蘇聯,培養專才,但是現在
俄羅斯大學已經拋棄那一套了,中國為什麽還堅持?以前反對這種模式就是右派了,而
今天堅持這種模式是實用主義在作怪。大學要全麵培養素質,而不是進行職業教育。不
是名校名師出人才,人才靠的是誌趣、興趣、信念、執著、成功。中國的科學家研究的
不是自己的興趣, 而是國家的任務,這就是中國為何沒有得到諾貝爾獎的重要原因。
“科學研究的動力在於好奇心和閑暇。”亞裏士多德(?)如是說。

總之,中國需要大學教育精神的啟蒙。

  一個大學校長的最後自白 前武漢大學校長 劉道玉 2008-03-23

“既然計劃經濟不能振興我國經濟,難道工程思維就能夠振興我國經濟嗎?”

中國教育是“大一統”體製。“教育部把持,也壟斷著一切教育工作的決策與管理
權。”他諷刺地說到“現在大學生結婚還要教育部批準,這群人就是法盲!還有大一的
學生不讓帶電腦,不讓在外租房,這完全是沒有意義的”回想他當年上學的那會,“班
上有結婚的,有懷孕的,還有生小孩的,戀愛,結婚是每個成年人都享有的權利,而教
育部連這個都不懂。”他指出現在的教育部就是“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又要管,這就
是沒有抓準方向!”

他還說到,我國現在的教育就是一種“工程思維”。“這是一種計劃經濟的思維模
式,是典型的‘好大狂’和形式主義。但是,既然計劃經濟不能振興我國經濟,難道工
程思維就能夠振興我國經濟嗎?”“文革前教育部直屬的高等院校為23所,78年為34所
,現在為76所,越來越集權!現在流行什麽教育工程,什麽211工程,973工程,陽光工
程…明顯帶有炒作之嫌。”而這樣做會對我們的大學造成很消極的影響: 大學無個性
,“千人一麵,萬人一格”;無創造性,瞎指揮,大躍進;相互攀比,評估造假;形式
主義盛行。對於大學的合並熱潮,他幽默地打趣道“這是逼良為娼”,我們一定要“提
倡自由戀愛”

中國大學的體製是“剝了皮的煮雞蛋——外白內黃”

獨立、民主、自由是大學教育的精髓。他從大學的起源講起:“西方大學起源於意
大利和法國,世界最早的博洛尼亞大學和巴黎大學都是由教會主辦的,現在的大學精神
都源於那個時代。中國最早的5所大學也是教會主辦的,可惜沒成氣侯,國立大學走上
了主流,鄙校就是當時最早的一所。中國的當代教育主要還是學西方,可悲的是,我們
隻學會了形式而沒有通其本質,移植了軀殼而沒有靈魂,搞得不倫不類,沒有自己的理
念。”

他言辭犀利又不乏幽默:“謎語:中國大學的體製——打一個雙色熟食”

謎底是剝了皮的雞蛋——“外白內黃”套用西方的模式,但是還是沿用中國的傳統
思維模式。

我一生搞教育,思考得越多就越痛苦。為什麽中國沒有諾貝爾獎獲得者?就是因為
中國沒有獨立自主的學術體製!那麽中國怎麽才會有?究竟要用什麽樣的體製?“我認
為,要用道家的‘無為’,上不為,下才會有為!”“中國需要一場教育改革的啟蒙運
動,否則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教育改革!”教育如何搞?老校長提出了他的建議


首先,要改革校長選舉製度。“哲學教人思考,校長一定是要具有思想家的素質的
教育家。但是中國很怪:教育家不懂哲學,而學哲學的有不搞教育,他們專心政治。還
有就是要民主選舉校長,校長治校,教授治學,要治學人選舉治校人,這樣才有出路!


其次,改革招生製度。他主張“三權分立”,教育部擁有決策權,獨立考試院擁
有考試權,大學擁有招生權。取消全國統一考試,采取大區、省、重點大學和藝體院四
類分別考試的方法。指出大學錄取一定要有針對性。

接著,改革教學與管理體製。移交於製度的改革促進教育體製改革,建立民主、自
由的體製。他回想武大當年的輝煌,北大教授、學生都想轉到武大來…“但是,現在落
伍啦!”他有一點無奈,“現在好多大學弄的都是假的學分製度,如果一個學校不許學
生自由轉係,自由聽課,那麽它就沒有學分製。”

最後,要改革本科培養人才的模式。“我總結人才的成功模式就是:誌趣——信念
——理想——執著——成功”他這樣評價自己:“年老未敢忘憂國。”他堅信,執著追
求會讓中國教育的明天充滿陽光!

互動環節

劉: 人生本來就是不斷的選擇,在我剛從蘇聯回來的時候周總理當時讓我去從事軍
事,我沒去,如果當時去了,我可能成為一個將軍了。我熱愛教育!並且執著從事教育
改革,對於這項事業我一直很激動。是的當時是有人跟我說過,如果我做了教育部長也
許回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京官難當呀!在“皇帝”身邊,你快了,他說你 冒進,
慢了,他說你落後…那個舞台不適合我,我隻有在武大這個小舞台上呐喊,現在這個舞
台也沒有了,我的舞台就是我的家,我的書。我一年出一本書,十篇論文,談教育改革
話題,六月武漢大學出版社將一次性出版。我相信,隻要堅持,中國的改革就會有希望
!你們要記住:曆史是沿著改革的道路前進的!

問:顧海良書記前幾天發出公告說,武漢大學明年開始招收35%的高價生,說是為
了償還債務。劉爺爺,你作為武大前校長和教育家,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呢?

劉: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個問題到底如何解決還是要慎重,如果隻是為了還債
,那麽還真是值得考慮,我們不能夠把債務轉嫁給家長。當然各個學校的標準也不一樣
,例如美國的學費就很高,但是各種各樣的獎學金很多,幾乎每個學生都會有,大學生
幾乎不用問家裏要錢就可以生活;印度的學費很低,但是還有很多人支付不起。學費上
漲牽一發而動全身,物價上漲都要聽政,學費上漲也要聽政再做決定也不遲呀!

 
劉道玉
編輯
劉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棗陽蔡陽劉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學家、社會活動家。1977年,出任國家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為高教戰線上的撥亂反正和恢複統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是當時中國高等院校中最年輕的一位校長。1988年3月6日,劉道玉被國家教委幹部局負責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漢大學校長職務。現任劉道玉教育基金會會長。
中文名
劉道玉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地
湖北省棗陽蔡陽鄉劉坡村
出生日期
1933年11月
職 業
教育家化學家
畢業院校
武漢大學
信 仰
共產主義
主要成就
法國總統密特朗頒榮譽軍團勳章
代表作品
《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論與實踐》
影 響
化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
目錄
 
  1. 1 個人經曆
  2. 2 成就作品
  3. 3 社會評價
個人經曆
編輯
1933年11月24日 出生於湖北省棗陽縣(市)蔡陽鄉劉坡村[1]
1941年-1947年 先後在蔡陽古城私塾和蔡陽鋪中心小學讀書
1947年9
[?IMG]
月-1953年6月先後在襄陽二中(原襄樊二中)、聯中、棗陽中學、襄陽五中讀書
1953年10月-1958年8月 在武漢大學化學係學習
1955年 任武漢大學脫產專門從事肅反的學生幹部
1956年 評為湖北省高等學校肅反積極分子
1957年 任班上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四清工作團副團長
1958年9月-1960年12月 在武漢大學任助教1961年1月-1963年7 先後在留蘇預備部和前蘇聯科學院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學習,任支部書記和學生會主席
1962年,武大派他到蘇聯科學院,攻讀有機氟專業
1963年9月-1966年4月 在武漢大學化學係任講師[2]
1966年5月-1977年4月 先後任武漢大學副教務長、校黨委副書記,曆任校文革教育組組長;武漢教職工戰鬥兵團司令;北京大學
[?IMG] 劉道玉著作1
革聯絡組組長;工宣隊任命的校教改組組長[2]
1973年7月 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代表[2]
1977年5月-1979年4月 任國家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等教育司司長,為高教戰線上的撥亂反正和恢複統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78年3月 被北京市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79年5月-1988年2月 先後任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常務副校長、校長1979年11月 率代表團訪問法國,與法國政府簽定第一個交流協議[2]
1981年11月 率代表團第二次訪問法國,與法國政府簽定第二個交流協議1982年8月,1985年5月 先後被評為化學副教授和教授[1]
1982年9月 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代表[2]
1983年5月-1993年9月 任武漢市人民政府谘詢委員會第一、第二屆主任
1983年9月 率代表團訪問日本 與東京都大學等學校簽定交流協議
1984年8月 參加在美國召開的中日美第二屆金屬有機化學討論會
1985年5月 接受法國駐華使館公使拉奧授予的法國密特朗總統榮譽勳章[2]
1985年7月 作為代表團副團長參加中日大學校長第一次會議
[?IMG] 劉道玉著作2
1985年11月 率代表團第三次訪問法國,簽定第三個交流協議
1986年9月 參加美國耶魯大學第20任校長就職典禮和簽定交流協議
1987年11月 參加日本創價大學17周年慶祝活動並發表演說。接受池田大作授予的東洋哲學學術獎章[2]
1988年2月10日 被免除武漢大學校長職位
1988年5月-1999年2月 任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專家委員會主任
1988年10月 被聘為中國科學院金屬有機開放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
1989年3月 參加香港章(太炎)黃學術思想研討會,並宣讀論文
1988年3月6日,劉道玉被國家教委幹部局負責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漢大學校長職務,但劉道玉卻被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譽為“永遠的校長”、“武漢大學的蔡元培”[1]
1989年12月 被英國劍橋名人中心(IBC)聘為終身會員和名譽顧問
1990年10月 參加中國化學會,被選為22屆理事、永久會員[2]
1991年1月 參加“863”高技術評審會議並承擔一項重點課題任務
1993年3月 獲英國劍橋名人中心頒發的20世紀銀質功勳章[2]
1994年3月8日 武漢路石教育改革基金會成立,任理事長
1994年7月 赴英國參加第16屆金屬有機化學大會,宣讀論文,擔任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
1995年6月6日 參加“麵向21世紀教育改革與發展研討會”並作了報告
2011年任劉道玉教育基金會會長[1]
成就作品
編輯
劉道玉是中國教育改革的傑出代表,他對中國教育創新做出了不可磨
[?IMG] 劉道玉2
滅的重大貢獻。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劉道玉就提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問題,並確立了高教改革在當代中國教育中的地位。[3]
後來,劉道玉提出了“教育的創新理論體係”和它在中國當代教育事業中的地位與作用,更是抓住了中國當代教育發展中的根本問題,極有啟發性,而且從這一問題的探討,到具體在現實中的運用,且使這個問題成為中國教育改革中的一個熱點,劉道玉功不可沒。
劉道玉在1981年—1988年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期間,倡導自由民主的校園文化,推動學分製、主輔修製、插班生製、導師製、貸學金製、學術假製等改革,領風氣之先,拉開了中國高教改革的序幕,被譽為“武大的蔡元培”。[3]
劉道玉作品
日期
作品
所在刊物
期次
獲獎記錄
1984年7月
《新的技術革命與未來》
原創

  
  
1984年10月16日
《改革與創造型人才》
中國青年報

  
  
1985年1月11、12日
長篇報告文學《劉道玉晶核》
《中國青年報》

  
  
1985年11月
《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論與實踐》

  
  
湖北省優秀社會科學著作三等獎
1986年12月
《搞好教育終合改革》
《紅旗》
12期

  
1988年8月
《教育經濟學研究》
原創

  
全國教育成果一等獎
1989年5月
主編《中國當代高等學校管理》
主編

  
  
1989年9月
《知識、智力、創造力-談創造教育》
原創

  
  
1992年6月
《關於創辦中國實驗大學》
光明日報

  
  
1994年10月
《生命六十始》
傳記文學

  
  

  
  
  
  
  
1995年12月
《創業與人生設計》
原創

  
  
1996年7月26日
美國參加第9屆國際合成金屬科學與技術大會論文
原創

  
  
1996年11月
《愛的學校》
原創

  
武漢市優秀教育成果一等獎
1997年2月28日
“素質教育與培養創造力”
光明日報

  
一等獎
1998年1月
《新世紀曙光》
主編

  
  
1998年11月
紀念改革開放20周年錄有劉道玉專訪的《流金的歲月》專題片

  
中央電視台

  
1999年7月
“麵向21世紀大學生學習觀”
高等教育研究
第4期

  
2000年1月6日
“21世紀我國基礎教育展望”
《浙江教育報》

  
  
2000年5月11日
“關於大學創造教育模式構建”
教育發展研究
12期

  
2001年2月
“實施創造教育,培養創造性人才”
《天津市教育科學學報》

  
  
2001年12月

  
  
  
湖北省自然科學二等獎
2002年3月
收入英國劍橋名人中心世界2000個名人錄

  
第一版

  
2003年3月
《怎樣建成中國一流的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
第2期

  
2003年11月
創造教育新論
原創

  
  
2003年12月
《中國現代化為什麽不能產生著名教育家》
教育評論
第6期

  
2004年1月
《高校學風亟待整肅》
高等教育研究
第1期

  
2004年7月
《論世界一流大學建設》
《高教探索》
第2期

  
2004年11月
《我們需要怎樣的大學校長》
學習月刊

  
  
2005年3月
《中國應當遴選大學校長》
《高教探索》

  
  
社會評價
編輯
劉道玉是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原武漢大學校長,上世紀80年代的教改風雲人物。[4-5] “四人幫”被粉碎後,他被“借用”到教育部,擔任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主抓高等教育的撥亂反正。在鄧小平召開科教座談會期間,他作為座談會的組織者之一,曾建議來自武漢大學的代表查全性當麵向鄧小平建言,廢除了“文革”中盛行的大學推薦製,從而恢複中斷多年的高考招生製度。應該說,高考製度的恢複,劉道玉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高考的恢複,是全國改革的先聲。就是在這種春潮湧動的關口,以身體不適為由辭卻教育部一切職務的劉道玉,回到了武漢大學,旋即被任命為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1981年8月21日被任命為武漢大學校長。當年,他48歲。第二天的《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了國務院對他的任命,並說劉道玉“是我國解放後自己培養的大學生中第一個擔任大學校長的人,也是全國重點大學中最年輕的校長”。[5] 重任在肩,期待無限。[4]
中國高校至今在“錢學森之問”上沒有舉措,這是劉道玉的無奈,又何嚐不是科技泰鬥錢學森的尷尬呢。息兵罷戰,不是他的性格。他是個戰士,為達目的,一往無前是他的個性。他最終選擇了——呐喊。[5]
劉道玉不是聖人。當然,他也不是偉人或完人。他就是一個戰士、一個衝在最前麵的戰士,有理想、有擔當,也有失策、有失誤。於是,他煙塵滿麵,傷痕累累,卻義無反顧、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來。[6]
戰士是會贏得敬重的,哪怕是“受傷的戰士”;而評價一個曆史人物,則要看 他代表什麽、麵向何方。事實上,劉校長成為武漢大學抹不掉的記憶,中國教育繞不開的話題,並不因為他“一貫正確”,更不因為他“完美無瑕”,而僅僅因為他 代表著一種精神。他,甚至隻是這種精神的符號和象征。這種精神,就叫“改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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