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潤墨跡
每一篇真相文章的閱讀，都會對我們這些文革後長大的人的曆史認知產生一次顛覆性衝擊。
階層流動與集體世襲
張弘（以下簡稱“記者”）：在您看來，階層流動的重要性在哪裏？
楊繼繩（新華社原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以下簡稱“楊”）： 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不是終身不變的，一個家庭的社會地位也不是世代不變的。人們社會地位的變動稱為“階層流動”。人們都希望向上流動，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嘛！社會流動通暢使處於下等階層的人們有進入上層的機會，有希望，有盼頭，因而化解階層矛盾，有利於社會和諧。如果下層的人們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滿情緒就會增加，就會產生一種社會張力。張力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社會震蕩。可以說，社會流動是階層和諧的重要保證。
記者：社會上有這樣一種現象，底層社會一些素質很高的人，社會地位不能提升；而一些素質不高的人，借助其家庭背景卻能身居高位。怎樣解釋這種現象？
楊：決定一個人地位有兩種因素，一個是先賦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一個是後致性因素，即靠個人努力。先賦性因素作用太大，這個社會的流動性就小，繼承性就大，也就是世襲性強。從宏觀來看，社會流動和多種因素有關。一是重大製度和政策變革；二是工業化、城市化和產業結構升級；三是個人努力。1949年的政權變更和以後的以消滅私有製為目的的“社會主義改造”、計劃經濟體製的建立，每一次重大製度變動，都有一批人社會地位上升，一批人社會地位下降。1978年的經濟體製改革，又是一次因製度變化造成的大規模社會流動。工業化使大批農民變成工人，城市化使大批農民變成了市民，產業結構升級使大批藍領人員變成白領人員。個人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決定其社會地位，也與製度有關。先賦性因素起作用太大的社會，是一個封閉性社會。後致性因素起作用大的社會是開放性社會。兩種製度相比，前者是落後的，是改革的對象。
記者：一個處於社會底層的人，若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必須付出巨大的人格代價，甚至出賣自己的良知和尊嚴。那麽，這個社會不應該算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吧？
楊：任何社會都有趨炎附勢的人，都有出賣良知和尊嚴向上爬的人。如果有一個選賢任能的製度，小人得勢的機會就要少一些。一個小人暢通無阻的社會，必然是賢者報國無門的社會，它的製度肯定有問題。幹部任命製，由少數人掌握著幹部任命大權，在密室裏策劃人員的任命，那就有可能小人當道、賢者退避三舍，就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兩句眾所周知之語，就是對這種製度憤怒的鞭撻。所以，幹部任免必須是民主的，人才選拔必須是透明的。
記者：您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出“集體世襲”這一概念。您是怎樣提出的？又是怎麽把它定義的？
楊：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社會階層固化就是社會地位世襲（也可以稱為繼承）的另一種說法。社會階層世襲那就不是個別人的世襲，而是集體的世襲。有人以為集體世襲是指高幹子弟的，實際上我說的是一種宏觀的社會現象，不是指高幹子弟個人。高幹子弟千差萬別、良莠不齊，有躺賴在父兄權力軟床上的紈絝子弟，也有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高幹子弟也是獨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當官、經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權力。令人憂慮的是，不僅有的高幹子弟實際上在依靠父輩掌握的公權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社會上還有一種利益機製，也在促使高幹子弟去利用父輩的公權。
這種利益機製形成的製度條件是，經濟市場化了，公共權力的運作方式還基本保持計劃經濟時的狀態。權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審批，審批的權力掌握在官員手中。對經營者來說，需要審批的是發財機會，得到了批文就意味著得到了財富。在這種情況下，與高官有關係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他們就成了一種極為寶貴的重要資源。有了他們的幫助，就有了貸款，就有了訂單，就有了地皮。而高幹子弟最接近權力。高幹子弟親自出馬經商，很快就可以成為億萬富翁。商人們有高幹子弟參加他們的商業活動，也會日進鬥金。經濟權力部門在權錢交易中獲得了實惠，黨政權力部門也不能“守著大餅挨餓”，官員任免權也隨之進入了市場，成為高度壟斷性的“商品”，賣官鬻爵頻頻發生。高幹子弟不需要花錢買官，人家會送給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給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會給我更大的官帽子。給高幹子弟送官帽子是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買賣。
因此，隻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隻要幹部選拔缺乏民主製度，高幹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裏，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高幹子弟依靠權力升官發財利益機製是這樣運行的：公共權力參與市場交易→要升官發財就必須親近權力→拉攏高幹子弟並讓高幹子弟升官發財→讓高幹子弟升官發財者，自己升更大的官、發更大的財。
我提出“集體世襲”時候還沒有“官二代”的說法 ，其實，現在流行的“官二代”，就是“集體世襲”的結果。
記者：您對“官二代”的形成說得比較清楚。那麽，“窮二代”是怎樣形成的呢？
楊：“窮二代”也是一種世襲，是被迫的世襲。眾所周知，教育是提高人們社會地位的重要階梯，所以，教育公平是帶有基礎意義的社會公平。目前，教育資源（教育經費、師資等）分布很不均等，農村和城市，市區和郊區，東部和西部，教育資源差別很大。處於西部的或者農村的孩子很難受到好的教育，在城市裏的邊緣人員，也受不到很好的教育。過去，中國實行全國統一高考製度，但同一所大學，在各省錄取分數線差別很大。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教育資源比較多的大城市，其分數線比湖北、四川、河南、山東、河北等省要低幾十分甚至一百多分。同一分數的考生，如果他是湖北農民的孩子，可能上不了大學，如果是大城市的孩子，卻可以進入重點名牌大學。聽說現在不是全國實行統一分數線，省、市可以定分數線，這樣一來，進入高校不公平的情況就合法化了。統計數據表明，近年來，大學來自農村的生源減少，來自城市的生源增加。
從綜合情況看，高等階層的子女比低等階層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機會和更優越的受教育條件。弱勢階層的子女獲得教育機會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條件要惡劣得多。教育不公平將會使得低階層的下一代很難向上流動，使社會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續和發展。“窮二代”就是這樣形成的。
除了教育不公平以外，就業不公平也是造成“窮二代”的原因。
記者：是的。貧窮家庭的孩子，在高考不公平的情況下，即使考上好大學，畢業後也很難進入高階層。
楊：是啊。原來都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現在，由於中上層社會地位的職務都被世襲了，所以現在即使得到高的學位，也難找到好的工作，知識改變命運這一條已經行不通了。工農子弟的大學畢業生能夠找到一個低級職位，那就謝天謝地啦。最近兩年出現了“蟻族”一詞。所謂“蟻族”，就是指“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據一份調查，僅北京保守估計就有10萬以上的“蟻族”。此外，上海、武漢、廣州、西安等城市也都大規模存在這一群體。他們的特點與螞蟻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好不容易考上大學的窮人孩子，為上學有的用盡了家庭的積累，有的靠向親朋好友借債，大學畢業後他們麵臨的緊迫任務是拿工資還債。一旦找不到工作，他們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僅不能成為“中產階層的孵化器”，卻成了使貧困者更加貧困的陷阱。所以，現在很多人棄考，不參加高考了。
記者：您在書裏麵說，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從低階層流動到高階層的比例高出90年代以後至今。這個變化是怎麽發生的？
楊：1980年代中國社會階層流動快有製度改變的原因，即改革開放的原因。隨著改革開放，政治身份的廢除，私有經濟的恢複，個人自由度的擴大，創造了大量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就個人提高社會地位的因素而言，1980年代，後致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較大，先賦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較小。到1990年代中期以後，後致性因素下降，而先賦性因素擴大，即世襲嚴重了。為什麽先賦性因素加強了？經濟市場化了，行政權力不僅保持著計劃經濟的狀態，還有強化的趨勢。計劃經濟的上層建築與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不匹配。再加上市場經濟還不完善，有很多可以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的漏洞。權力進入了市場，控製了市場，就形成了上麵所說的階層世襲的一個利益機製。
記者：戶籍製度是不是社會階層固化的一個原因？
楊：近年來戶籍製度鬆動了不少，但依舊是阻礙社會階層流動的一個重要障礙。在城市很多地位較高的職業，是以“有本市戶口”為招聘條件的。進城農民隻能從事那些地位最低的工作。
階層固化是社會不公的重要方麵
記者：《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是研究社會公平的。那麽，階層固化也是不公平吧？
楊：當然是。階層固化是社會不公的重要方麵。個人怎麽努力也無法提高社會地位，家族地位世襲，如此哪有公平可言？一個有合理階層流動的社會是有彈性的社會，一旦固化，社會就失去了彈性。玻璃是沒有彈性的，一有震動就會破碎。所以，階層固化的社會是容易破碎的社會，是不能經受震動的社會。在日常表現中就是階層磨擦、階層衝突。
記者：當前流行的“仇官”“仇富”的社會心理是不是不公平造成的呢？
楊：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說法的。因為官中有好官，富人中也有不少是靠自己的努力而致富的。實際上，人們仇視壞官，對好官還是尊敬的。袁隆平有錢，人們不僅不仇視，反而高興。因為他的發明對社會貢獻大。人們仇視的是那些得到不義之財的人。當今，利用公共權力為個人謀得的財富，就是不義之財。這跟偷盜沒有什麽兩樣，甚至更惡。“仇官”“仇富”的社會心理是怎樣產生的呢？?“仇官”的背後是官民矛盾；“仇富”的背後是勞資矛盾，如果是靠權力發財的，也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麵是官員的為所欲為。為什麽官員能夠為所欲為？為什麽能夠利用公權發財？這後麵就有製度原因，即有一個權力不受製衡的製度。當然，資本過度肆虐，其背後也有一個資本不被駕馭的製度。在這種製度下，權力的擴張、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成為社會強勢，這種強勢為了保持和擴大既得利益，就阻礙社會合理流動，於是就出現了“官二代”“富二代”和“窮二代”。“仇官”“仇富”的社會心理就是這樣形成的。“仇官”“仇富”會加劇社會震動，表現為規模不斷擴大、數量日益增多的群體事件。
記者：您在書中提到，官員是挨罵最多的階層，但我們也聽到很多官員都覺得自己很委屈。您怎麽看？
楊：我的書稿本來說官員是“挨罵最多的階層”?，2006年出版時編輯認為這個提法帶有貶義，改為“忍辱負重的階層”；有讀者看到這個提法寫信給我提出批評意見，所以在這次修訂中我又改回去了。其實，說官員是“挨罵最多的階層”並沒有貶低官員。官員是為公眾服務的，他的服務若得不到公眾的滿意，就要挨罵。何況社會各類人的要求千差萬別，官員的服務是很難得到百分之百的人的滿意的，所以，官員挨罵是常態。另外，官員活動在全社會的聚光燈下，如行為不端，勢必要受到很多人的譴責。
當今，官員權力太大，而且缺乏監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他們是“糖衣炮彈”密集“攻擊”的對象。如果自己不嚴格要求自己，如果老婆孩子不愛護他，就很容易被“糖衣炮彈”打中而落馬。從某種意義上說，官員是當今最危險的職業。關鍵是製度，在好製度下，壞人難做壞事；在壞製度下，好人也會變成壞人。近年來，官員頻頻落馬，主要是製度原因。“權力市場經濟”製度，是對官員腐蝕性最強的製度。雖然也有好官，由於官場汙濁，好官的名聲也被汙染，也在“陪罵”。
記者：在一個利益分配相對公平、對權力的監督和製約機製相對完善的社會裏，人們的選擇應該是多樣化和多樣性的，做官顯然隻應該是眾多選擇中的一種。但是，近年來成千上萬的人削尖了腦袋往公務員隊伍中擠這說明了什麽問題？
楊：公務員這個職業收入較高並且穩定，還有房子。更重要的是公務員手中還掌握公共權力。工農子弟如果當上了公務員，就是社會地位的提升。但公務員的好職位很多被世襲了。我去北方一個中等城市講課，聽說這個城市領導幹部的子弟上大學的同時就在當地給他安排了工作，是財政的、金融方麵的工作。他四年上學算工齡，畢業以後就是處長了。這是地位世襲最野蠻的情況。在社會階層固化的情況下，公務員公開招考，就給階層流動留下了一個縫隙。這個縫隙是那麽狹窄，招考一個人報名的上千人。考場人山人海。人山人海地爭一個名額的現象，也顯示一種力量，一種對階層固化的衝擊力量。但對於固化的力量來說，這種衝擊力還是很微弱的。
城市應該接納“農二代”
記者：關於農民工二代的問題，您特別在書裏麵說到他們忍受歧視和不公平待遇的心理沒有原來老一代人那麽強，更脆弱。不可能逆轉的是，大量的“農二代”生活在城市裏，他們回不去了，如果城市不能接納他們的話，恐怕也會產生不和諧。這甚至是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吧？
楊：農民工對打工地區的經濟發展、居民生活有著重要貢獻。據估算，外來民工對廣東GDP的貢獻率高達25%以上[1]。據粗略估計，2005年農民工提供給國家的財政收入為3300多億元，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10%左右[2]。北京市的財政收入至少有五分之一是農民工創造的。如今，在一些大城市，離開了農民工，社會生活就要停頓。
農民工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不能融入城市主流，被迫處於邊緣地位，處於城市社會的底層。原來的城鄉差別非但沒有因農民進城務工而消失，還被帶進了城裏。不僅在職業選擇方麵，無法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地位，而且在住房、醫療、勞動保險、就業穩定性、孩子入托上學等一係列方麵，都無法和城市居民相比。每逢重要節日或重大活動，還要粗暴地侵犯農民工的人權：將他們強製收容勞動或遣送回鄉。兩個不同的社會群體同在城市的屋簷下，而且很不公正地處於極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在這個屋簷下是很不安全的，更不可能奢談和諧。
現在的農民工基本隊伍是“農二代”。他們受過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也比較開闊，他們遇到難以忍受的不公正，就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或采取行動。城鄉差別被農民工帶進了城市，社會矛盾的焦點也由農村轉移到了城市。過去擔心農村不安定，現在憂慮城市不安定。現在中小城市群體事件較多，如果群體事件出現在大城市，麻煩就大了。除了農民工二代以外，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在郊區立足的蟻族，受公司過度盤剝的出租車司機，都會成為群體事件的積極參與者。
記者：城市怎樣接納“農二代”呢？
楊：最近幾年，農民工由“候鳥型”已經向“遷徙型”轉變，由亦工亦農向全職非農轉變。這說明農民工中的多數人不可能再回到農村了。從長遠看，農民工成為城市居民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當然，這個過程是與城市化相伴隨的。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城市化率提高了27.8個百分點。為了使幾億農民順利完成進入城市的過程，當前應當做的是：（1）構建城鄉一體化就業體係。（2）健全農民工權益保障製度。（3）強化農民工輸出地和輸入地培訓。（4）穩妥解決農民工戶籍問題。（5）逐漸解決農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問題。（6）扭轉對農民工管理的指導思想，由防範和管製式的管理，改為服務和接納式管理。
我們不能等待漫長的城市化來化解麵臨的矛盾，必須從製度上、政策上采取措施，迅速消除“二元城市”（一元是原有城市居民，另一元是進城務工農民）裏極不平等的狀況，給農民工以社會公正，給城市居民以安全。最近兩年，社會上一直在呼籲提高農民工的待遇，政府現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這些措施的力度遠不足以緩和麵臨的尖銳矛盾。
維穩要轉換思路
記者：您在書中談到，階層固化會影響社會穩定。那麽，怎樣保持社會穩定？最近兩年，中央一再強調社會穩定，一再提出加強社會管理，又會產生怎樣的效果呢？
楊：誰都希望穩定，誰都不希望動蕩。關鍵是通過什麽樣的方式來穩定。改革以前，各種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保證社會穩定的唯一的支撐力量。這時，保持社會穩定主要靠兩手：一手是權力強製和武裝鎮壓；另一手是輿論控製，壓製不同思想。這就是中國兩千多年來安邦定國的“文武之道”。那時能否保持穩定關鍵在於政府對種種社會力量的控製能力、對社會輿論的控製能力。政府的控製力弱了，社會不穩定的危險就大了。
通過改革，原來集中於中央政府的許多權力，正在向各種利益集團、自治團體以及獨立承擔風險的個體身上轉移。因此，社會穩定的支撐力量也開始分散，中央政府不再是支撐社會穩定的唯一力量。這樣，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製，而在協調和規範。政府要把不同階層的利益協調起來，要創造各種條件使各階層溝通、協商和妥協，政府規範市場，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並在市場失效的環節和場合顯示政府的作用。其中，保證社會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利益多元化以後，要允許各種利益主體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樣才能相互溝通，通過溝通達到理解、協商和妥協。大眾傳播媒介是重要的溝通渠道，保持這個渠道暢通無阻，就是保持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
記者：按照孫立平先生的觀點，很多底層民眾缺乏利益表達渠道。這恐怕不利於維持社會和諧和穩定吧？
楊：是的。堵塞言路，各個社會群體無法表達自己的訴求，不同階層之間缺乏溝通渠道，這當然是造成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言路不暢，隻好通過群體事件這樣激烈的方式來表達訴求。
記者：國家財政投入的維穩費用超過國防開支。您怎麽看這個問題？
楊：有些地方政府花這麽多錢，不是解決影響穩定的社會問題，而是用來阻止和打擊老百姓到北京上訪。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精力“截訪”，私人辦的“保安公司”就應運而生。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簽訂合同，通過暴力強製，限製上訪者自由並押送返鄉，向地方政府收取傭金。
記者：從“接訪”到“截訪”，這種變化意味著什麽？
楊：這是一個很危險的變化。“截訪”不僅不能保證穩定，反而加劇了社會不穩定。要知道，群眾上訪，說明他們還相信政府，群眾告狀，說明他們還相信法律。一旦他們覺得政府不能解決問題，覺得法律失效，他們就不上訪、不告狀了。這時，真正的麻煩就來了。但是，“截訪”這個愚蠢的做法也是考核製度逼出來的。控製上訪人數，是上級考核下級政府的重要指標，下達這種指標的原意可能是希望地方政府就地解決問題。地方政府不能解決問題，隻好“截訪”。在下一級“截訪”抓不盡的話，上一級政府的有關部門還要抓著送回去。送回去就得統計並上報上訪人數。上訪人數多了，就要影響政績，地方政府不願意上報統計人數。於是新的交易來了：我可以不上報不統計人數，但得拿錢來。拿多少錢？一個名額三萬！
記者：如您所言，僅僅采用社會控製的手段來維持穩定並不足取。那麽，應當怎樣保持社會穩定呢？
楊：現在的情況是，高壓鍋裏壓力正在增加，你是慢慢放氣呢，還是再擰緊螺絲呢？如果采取傳統的穩定思維，就是擰螺絲；如果采取新的穩定思維，就是放氣減壓。擰螺絲可能暫時穩定，但到一定時候可能就要爆炸了，所以還是要減壓，即采取向低層傾斜的再分配政策，減弱不平等程度等。
當然，放氣減壓也隻是暫時措施。最根本的要釜底抽薪，從製度上解決社會不公正問題。當今中國人不得不麵對兩個現實：權力沒有被製衡的上層建築，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經濟基礎。這樣，不斷擴張的行政權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資本，共同對普通大眾進行壓榨。這是社會不公正的製度根源。在這樣的環境下，社會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穩定。所以，要解決中國的社會穩定問題，就得製衡權力，駕馭資本。而製衡權力和駕馭資本，就需要建立一整套製度體係，這需要通過政治改革來實現。
注釋：
[1]據《新華每日電訊》2002年2月22日。
[2]柯寅生：《國家財政支農和農民貢獻哪個大？》，載《改革內參》2007年第2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