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及其他——閑談2012諾貝爾文學獎

在祝賀莫言之前，讓我們回顧一下2000年8月15日北明就中文文學和諾貝爾文學獎對馬悅然所做的專訪。

評獎程序

問：評獎的程序是什麽樣的？

馬：除了我剛才談到的瑞典文學院的18個院士做評選工作。有資格推
薦獲獎候選人的人包括：世界上每一個大學文學係的教授、每一個作家協
會的主席和副主席、每一個文學學院的院長和副院長、還有以前獲獎的作
家以及瑞典學院的院士。推薦書應該每年二月一號以前寄給瑞典文學學院
。每年2月份，我們收到的推薦信中有一百五十到二百個作家被推薦。然後
，我們把這被推薦獲獎的作家列成名單，在每個星期四開會討論這些作家
作品。到了四月份，長的名單就縮短了。淘汰剩下的名單包括二十來個作
家的名字。到了五月底，名單變成最短的，包括五到六個作家的名字。六
月、七月、八月，我們就不再開會了，就開始念候選人的作品。

問：閱讀作品時，作品不同的語種問題如何解決？

馬：如果不懂原文，那就要找譯文了。所有的院士都要念所有候選人
的作品。因為要念許多書，所以這段期間內我們比較忙。九月二十號就要
開始開會，討論這五六個候選人的作品。十月十幾號開始投票，決定誰是
當選者。得多數票的人就是年度得獎者。
在國外，很少讀者會閱讀中文文學作品

問：但是為什麽沒有中國文學家獲獎呢？這個問題我覺得也許應當問
一問（笑）。

馬：……

問：為什麽沒有中國作家獲獎？……是因為寫的數量不夠？還是因為
外國對中國文學介紹的不夠？還是因為西方人認為中國是一個共產國家，
專製社會，在這樣的國度裏可能出不來什麽象樣的文學作品？到底是什麽
原因，您能否談談您的看法？

馬：（沉默六秒鍾，然後沉吟著）在國外，很少讀者會閱讀中文文學
作品。在瑞典隻有不到一百個讀者能夠閱讀中文作品。（沉吟）嗯，所以
……（停頓），一個中國的、或者日本的、印度的作家，完全要靠翻譯。
他（她）主要的作品一定要翻成外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什麽
的。要不然他在國外沒有讀者。不僅要翻，而且要翻得很好。翻得好，他
就可以出名了；翻得不好，讀者就會以為，啊！這本小說簡直不行。因為
譯文不好，他們就認為原文同樣不好。所以，一定要，一定要大量的翻譯
他們的作品，而且要找些個好的翻譯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一
個英國寫小說的，或者用法文、德文、俄文寫作的作品，就比較容易了。
……這個是事實，沒有辦法。

問：那您剛才說，中國作家這麽強烈地關注諾貝爾文學獎，是不正常
的，您的意思是說，別的語種的作家就沒有這樣強烈的關注，是嗎？

馬：噢，他們還是很關注的。當然還是很關注的。他們想獲獎的。
（但是）諾貝爾文學獎不是一個世界冠軍賽。因為瑞典學院隻有十八個院
士。一半是學者，一半是作家。其中有的是詩人，有的是寫小說的。我們
十八個人，每年要選一個好的作家。但是不能說這個作家就是世界上最好
的作家，那根本就不可能的。可以選一個好的作家，說，他的作品非常好，
我們喜歡他的東西，他應該得獎。好，就發給他了。但是……這個是沒有
辦法了，……我們隻有十八個人，要選，也不可能覆蓋世界上最好的作家。
我們隻能希望選上的作家是一個好的作家。我覺得，從1940年代以來，我
們選的得獎的作家還是很不錯的。以前，二十年代或者……就有一些也許
選的不太準。但是最近五、六十年，我覺得還是成績比較好。可惜就沒有
一個中國作家。但是這個是個時間問題。我也會盡我的力量。
問：您認為最近幾年內，中國大陸的作家有沒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
獎？

馬：有這種可能。我頂大的心願（笑）就是諾貝爾文學獎能夠給一位
中國作家。但是這個名字我不能提出來，不能說。

比較熟悉和喜歡的中國作家和作品

問：您個人比較熟悉和喜歡哪些中國作家和作品？

馬：那很簡單了。寫小說的是高行健和李銳；詩人是北島和楊煉。北
島現在僑居美國了，但是在原來大陸的朦朧詩人中，我認為北島是第一位
的。但是台灣也有很多，台灣的詩很好。

隻有我一個

問：那八位院士裏頭隻有您一位能讀中文，是嗎？

馬：嗯，隻有我一個。

問：隻有您一位能讀中文，可是中國有這麽多作品……

馬：對。但是當然我也可以介紹。因為我知道哪些書翻的好，哪些翻
的糟糕極了，我就可以把翻譯的水平介紹給我的同事們，以便他們選翻譯
的好的作品看。

中國作家張承誌張煒

問：我想提一個中國作家的名字，聽聽您對他怎麽評價其作品：張承
誌。他也是中國非常著名作家，作品也比較多，但是我個人認為，他跟您
所提到的高行健、李銳、王安憶、殘雪，在審美上屬於不同類型。

馬：我沒有念過他的作品。

問：張煒的小說您讀過嗎，比方《古船》？

馬：沒有。

這個訪談讓我覺得，頒給中文作家的諾貝爾文學獎，差不多是由馬悅然個人的品味決定的。在馬悅然比較熟悉和喜歡的那些中國作家中高行健排名第一，高行健於是成了全球第一位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被問到喜歡哪些中國作家時，馬悅然沒有提到莫言，會不會是因為，馬悅然下意識裏已經開始保密了呢？作家和作品都太多，讀不過來當屬正常。可是，如果馬悅然連張承誌的《北方的河》和張煒的《古船》 都沒有讀過，那麽，北明沒有問到的重要作家張賢亮，謝寶瑜….. 又怎樣呢？

這並不是說，我認為張承誌張煒張賢亮謝寶瑜都更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就我所知，張承誌已經多年不寫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了，僅從這一點上來講，他就不會被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來考慮。我的意思是，馬悅然忽視張承誌張煒這兩位當代最優秀的中文作家這個事實，至少說明不止一兩個當代優秀作家長期處在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的視野之外。當然，任何獎項都不可能評得恰到好處，連自然科學獎都不例外。然而，如果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中唯一懂中文的，掌握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話語權的馬悅然，既不善於搜索信息並迅速查到在批評家同行和讀者眼中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也沒有大量閱讀優秀文學作品的習慣，那麽，選出實至名歸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幾率，也就不免太低。

莫言的長篇小說，想象力狂野魅人，語言恣肆粗鄙。應該說，莫言是個極其聰明的作家，他以濃墨重彩替代了對曆史的反思，以嗆俗的口味掩蓋了思想的淺陋。在德國，有讀者問莫言如何理解《豐乳肥臀》這個標題，莫言說：“豐乳肥臀這四個字中文和德文在意義的理解上是有一定差異的，中文裏它有著很多複雜的含義，讓人聯想到‘母親、生育、土地、生命’等等符號，可是翻譯成外文聽起來卻挺嚇人的，假如你能把小說從頭到尾讀下來的話，就不會對這四個漢字產生岐義了。” 其實在中文裏，豐乳肥臀未必讓人一下子聯想到“母親、生育、土地、生命等等符號”，作為小說名字也是頗為低俗的。

在“動物的眼睛，人的靈魂——記莫言柏林文化記憶朗誦會 ”一文中，黃雨欣寫道：“我本人每次讀莫言的小說都摻雜著半是欣賞半是驚悚的感覺，我欣賞他作品裏所流露出來的那種波瀾壯闊的時代感和磅礴大氣的手筆，卻對裏麵那些觸目驚心的超極端的描述手段心存異議，比如《豐乳肥臀》中的母親在磨坊裏為挨餓的子女們偷黃豆，為了不被發現自己先把豆子吞進肚子裏，回到家裏再嘔出來煮給孩子們吃；《紅高梁》裏日本鬼子對九兒家的長工先是用尖刀挖掉生殖器，再挖眼睛、削耳朵的血淋淋的描寫，包括這部新作《生死疲勞》裏不吝筆墨地大量對地獄酷刑的渲染……我想知道這位大家在細致逼真地創作這些令人不舒服的情節時，究竟要表達一種什麽樣的情緒”。

針對黃雨欣的疑問，莫言回答說： “其實，我在描寫這些情節的時候心裏也很難過，這裏有對母親的感激，因為關於母親的情節不是我憑空想像出來的，而是確實發生在我母親那一代人身上。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如果沒有母親們像動物返咀一樣地喂養我們，就沒有我們這代人的今天了。你提到的其他極端的情節描寫，在國內文學界也有很大的爭議，有人似乎認為文學創作隻能表現美的東西，從我對小說美學觀念上的理解，那種極端的東西反而更能襯托生命中的美麗，更能激發出覺悟不高的民眾麵對敵人的殘暴渴望報仇雪恨的情緒。”

對於“麵對敵人的殘暴渴望報仇雪恨”這樣的說法，出生於文革前的中國人都不陌生。顯然，莫言並沒有超越文革的思維方式和話語體係。與其說受西方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莫言後期的小說倒更像是莫言的寫作天份與一種農民式的狡黠相結合的產物。莫言早期的文學成就，與一個常年獨自放羊的孩子對風向特有的敏感不無關係：《紅高粱家族》的獨特性在於突破性的禁區和抗日禁區；《酒國》的魅力則在於伴著酒香的針砭時弊。而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退去之後，一個專業作家，如果藝術技巧平平，人文素養不高，道德勇氣不足，那麽，除了表演雜技，還有什麽別的方式可以既得到鬧市上的喝彩又不必付出被鐵錘擊扁砸碎的代價？《檀香刑》裏走形的曆史，怪異的情節，刻意放大的情色暴力，從這個角度來看，便不難理解。

是的，文學創作並非隻能表現美的東西，然而，極端的東西亦並非總會襯托生命中的美麗；性與暴力不是不可以寫，可是以什麽樣的心態去寫，怎樣去寫，卻決定了一部作品是深刻還是膚淺，是純正還是低俗。張賢亮的中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對性的壓抑及性的回歸的描寫大膽前衛，卻沒有絲毫把玩情色的味道。謝寶瑜的長篇《玫瑰壩》寫盡了從土改到文革玫瑰壩生活的荒誕與殘酷，卻沒有任何展覽暴力的可疑。《玫瑰壩》的時代背景與莫言的《生死疲勞》大致相同，與《生死疲勞》相比，這部小說細節更經得住推敲，人物形象更為豐滿生動；在對惡的描寫背後，是作者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曆史的深入思考，和對二十世紀中葉中國人命運深刻的悲憫。在我看來，《玫瑰壩》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部當代中文作家的作品能夠與之相比。

說到《玫瑰壩》，我想起了北美文學藝術評論家廖康對這部小說的評論 。廖康寫道：

“一百年後，很多當今紅得發紫的作家肯定會被忘得一幹二淨。但人們不會忘記我們在二十世紀經曆的最慘痛的悲劇，人們也將繼續閱讀、研究像謝寶瑜這樣的作家，像《玫瑰壩》這樣的作品。關於這段曆史的教科書中那些普通陳述和枯燥數字才會在讀者心目中產生感人肺腑的形象；那個受迫害最深最久的群體才會憑借王秉文、陳素芬等人而有血有肉地活在人們的腦海裏；人們就會了解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這一係列荒唐事件是怎麽發生的，尤其是對共產原罪的產生及其前因後果獲得感性認識。這應該是我們留給後輩的慘痛教訓，希望有助於他們在追求理想的狂熱中想到我們的盲目，三思而後行。海蚌因砂石刺痛，它的肌體會流淚而結出珍珠。中國人民在共產實踐中所受的苦難豈是海蚌的刺痛所能比擬！如果我們結不出珍珠，那罪可就白受了。《玫瑰壩》是這樣一顆珍珠。”

《玫瑰壩》二零零六年出版於加拿大，至今沒有能夠在中國大陸正式發行。說中國不存在言論自由問題的漢學家和形形色色的現行政體辯護者們不妨收起他們的說辭——連《玫瑰壩》這樣一部以幾十年前的中國社會為背景的現實主義小說，主管部門都不能放行，自娛自樂的舞蹈家們可以“自由”起舞的那張高桌，半徑幾分周長幾寸不就一目了然了嗎？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並非沒有機會讀到最優秀的中國當代小說——那麽，究竟是什麽，使得馬悅然對於以《綠化樹》，《柏慧》，和《玫瑰壩》為代表的，鑲嵌著曆史記憶，懷抱著愛和悲憫，閃耀著人類精神光芒的那一部分中文小說，忽視到連句非正式的評論都沒有的地步呢？

莫言說，“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當代文壇沒有出現大作家，才使我這樣的人得以成名。”    莫言這樣說，是相當謙虛了。不過說到世無英雄，卻未必是真的。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