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王佩英》是張大中兄妹為母親拍攝的紀錄片,由胡傑先生製作。王佩英女士 1915 年出生在河南開封,曾就讀於教會學校靜宜女中。大饑荒發生後,王佩英女士公開批評毛澤東的錯誤並要求他下台。1963年,王佩英女士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1965 年,王佩英女士要求退黨。1970 年1月27日,王佩英女士被勒死在去往刑場的路上。
張大中先生無疑是當今中國最具膽識的人之一。他試著理解母親的內心世界,並將母親定位於為真理和正義而獻身的烈士。2010年,在王佩英女士誕辰九十五周年及就義四十周年之際,他籌辦了在一黨專政的中國不是沒有危險的大型紀念活動,並廣泛贈送《我的母親王佩英》和《王佩英女士誕辰九十五周年紀念會現場實況》予社會各界。
王佩英女士的罪名之一,是為劉少奇抱不平。在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之後,中國沒有幾人敢就此直陳其言。王佩英女士的勇氣無疑是非凡的。也許是由於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也許是曾與劉少奇有過直接或間接的接觸,王佩英女士對劉少奇有著很高的評價和特別的尊重。在她看來,毛澤東劉少奇代表著水火不相容的兩極。
現在,我們可以利用很多資料來做出自己的判斷。在王佩英女士所處的時代,擁有這些信息是不可想象的。中國的政治體製有其獨有的文化特征,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前蘇聯,在東歐,在朝鮮,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無不被套上奴役的枷鎖。固然不是所有極權統治都是共產黨統治,但是共產黨統治卻必然成為極權統治。二十世紀,將近半個地球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實驗場,共產主義受害者不計其數。今天,我們可以大聲地說,這個有著理想主義外殼的社會實驗,已經被徹底地宣告失敗。
毛澤東有罪於中國人民,這一點毋庸置疑。換一個人執政,至少不會有那麽多人餓死,也不至於有反右和文革。可是,馬克思主義不僅僅是一個有著錯誤假設的理論,它更像一個有著致命缺陷的程序——它一旦啟動就自動運行,其運行必然以人的尊嚴,自由,乃至生命為代價。一個人愈是冷酷無情,他愈有可能被推向權力階梯的頂端,因為這個程序需要並產生暴君。毛澤東也好,劉少奇也好,周恩來也好,他們都是馬克思號海盜巨輪的船員,無論誰當上船長,航向都不會改變,所不同的隻是航行的快慢和劫掠的程度。王佩英女士最大的亮點,乃是與馬克思號公開決裂。她一旦看清真相,就與其分道揚鑣,絕不容許自己的理想被玷汙和利用。
張大中先生邀請劉少奇的家人參加王佩英女士誕辰 95 周年紀念會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請劉少奇之女劉亭亭為王佩英女士的畫像揭幕,恐怕是由於張大中先生低估了王佩英女士要求退黨的意義。雖然劉少奇曾經身陷囹圄,可是毛澤東劉少奇的較量大半是權力的較量。當劉少奇意識到自己不被憲法保護的時候,他是否想到過千千萬萬與政治無涉的受難平民?他們的厄運,可能僅僅是因為三十畝薄田兩間廠房一個店鋪,或半頁日記一封私信幾句牢騷 。憲法可曾保護過他們?
不知道劉少奇在他最後的日子裏是否意識到,社會主義製度跟憲法的精神從根本上就是對立的。社會主義製度要求個人交出最後一點權力和自由,而憲法恰恰應該是對個人權力和自由的承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連國家主席的人身自由都保護不了,這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同時也彰顯出這種製度的荒謬。這樣的製度導致人人自危,就連毛澤東也不例外。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文革即起源於毛澤東對自己的權力地位缺乏安全感。所有的獨裁者都是可憐的:在向權力頂峰攀援的過程中,他們泯滅了自己的人性;絕對的權力使他們不可一世,然而他們騙得了別人,卻騙不了自己——在他們天下第一的恢弘氣派後麵,是不可避免的恐慌與驚懼。
毛澤東劉少奇及其同僚走了。昔日的情仇恩怨並沒有妨礙他們的子女盤根錯節,形成新的利益集團。他們不但變相掠奪納稅人的財產,而且阻撓國人對文革的反思和對共產黨極權本質的認識。劉源提攜其弑父仇人之後毛新宇,使之成為中國目前最年輕的少將;毛新宇不但不以其祖父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為恥辱,反而以宣揚毛澤東思想為晉身之階;薄熙來重慶唱紅歌,李東東打擊互聯網…. 聽起來匪夷所思,可是仔細想想,他們自有他們的邏輯:徹底否定毛澤東,等於徹底否定他們的父輩,並危及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而他們的財富權勢,無一不是從共產黨而來。共產黨是皮他們是毛 ——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王佩英女士所承受的痛苦是巨大的,因為那殘酷的巨輪不僅吞噬她自己的自由與生命,還危及她至愛的孩子們正常的生活與前程。王佩英女士又是幸運的,因為她的兒女終於理解了他們的母親。王佩英女士與中國共產黨的對峙,是一個有良知的弱女子與極權統治的對峙,她的名字,不會被曆史遺忘。
2011年12月,俄亥俄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