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t's World
五花八門身邊事，喜怒哀樂筆中行。
1870年6月21日，天津的老百姓一把火燒了一座名叫“望海樓”的法國教堂，並殺死了20名外國傳教士以及僑民，其中主要是法國人，事後，以法國為首的列強大兵壓境，清廷急忙派出曾國藩去調查本案，最後以清政府處死16名中國人結案告終，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稱“火燒望海樓事件”。
在火燒望海樓事件中，被憤怒的群燒毀的望海樓（1870年）
天津教案的前因後果及其發展經過到底是怎麽回事呢？天津的老百姓為什麽要圍攻法國教堂？他們為什麽要殺法國神父、並最終發展成對所有白人的無差別屠殺？
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其實十分值得人們細細品味。
這件事，首先要從一個條約講起。
1858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當中，大清國和法國簽署了《中法天津條約》，這個條約約定了和“傳教”有關的兩個條款：1。法國人有權進入中國內地傳教；2。法國人在中國犯罪，由法國領事逮捕和審判。
關於這兩點，《中法天津條約》兩個相關條款的原文如下：
“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勸人行善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獲保佑身家，其會同禮拜誦經等事概聽其便，凡按第八款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
“第三十八款 凡有大法國人與中國人爭鬧事件，或遇有爭鬥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別器毆傷致斃者，係中國人，由中國官嚴拿審明，照中國例治罪，係大法國人，由領事官設法拘拿，迅速訊明，照大法國例治罪，其應如何治罪之處，將來大法國議定例款。如有別樣情形在本款未經分晰者，俱照此辦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國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國辦理。”
《中法天津條約》簽訂之後，法國傳教士如過江之鯽、紛紛進入中國傳教。其中有一批法國神父和修女，在位於今天天津市河北區獅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從事傳教事業，這棟教堂俗稱為“望海樓”。
那麽，法國神父和修女們在這座“望海樓”裏麵，平時都做些什麽呢？他們做禮拜、發展教徒、講經唱詩。。。這些日常的事務就不必說了，與本案有關的，是以下這麽一件事：開辦“育嬰堂”。
望海樓教堂
在清末那個時代的天津，有不少窮人生下孩子養不起的，有將嬰兒丟棄的惡習，尤其是女嬰，在清末的中國，重男輕女的思想十分嚴重，女嬰被丟棄於鬧市、拋置於荒野，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當時天津的法國神父和修女目睹這個現象，他們就辦起了一所“育嬰堂”，專門收養這些棄嬰。
白帽子“姑奶奶”和天津仁慈堂。“姑奶奶”，是天津娘家人對女性的尊稱。在這裏特指當年天津百姓對天主教仁愛會修女們的稱謂。
“育嬰堂”辦起來之後，緊跟著，開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從城市裏、從荒野中撿到棄嬰，將棄嬰送到“育嬰堂”這裏來，交給法國神父和修女，進行搶救和撫養。
在這個時候，“育嬰堂”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給這些送棄嬰來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錢獎勵。“育嬰堂”的本意應該是良好的：獎勵這些好心人，鼓勵更多的好心人將棄嬰送來。
收了獎勵金的好心人當然是高興的，他們回家後，逢人便說，說自己今天救了一個棄嬰，送到育嬰堂，法國修女還給了我錢，哈。
不料，“送嬰兒到教堂有錢收”的事情，立馬就傳了出去，傳得飛快，並傳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這些市井流氓覺得自己“發現了商機”：啊，原來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嬰堂”就有錢收，你說這錢，是不是很好掙？
當初法國修女給好心人支付金錢獎勵的時候，萬萬沒有想到，自己這樣做無意中向社會釋放了一個錯誤的信號：育嬰堂“收購”嬰兒！
為什麽修女沒有想到這個呢？因為她們是粗線條的思維，她們沒有想這麽多，也沒有想這麽遠。
於是，在天津的民間，開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處搜集、四處拐騙小孩、將他們送到育嬰堂，並欺騙修女們說：這個是棄嬰，你看，我是好心人，該給我獎勵吧？
修女往往也不多想，循例辦理，付錢了。人生地不熟，語言也不通，法國修女沒有鑒別市井流氓的眼力，也沒有鑒定棄嬰的眼光。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這個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換一個角度去觀察，往往能產生不同的理解，法國修女和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錢、一手交人”的行為，從第三人、從旁觀者的角度看來，怎麽看怎麽像“拐賣小孩”，啊，多麽邪惡！流氓和教堂勾結起來、拐賣嬰兒----人們開始這樣想、並開始口口相傳。
事情繼續往更壞的方向發展。
6月來了，天氣逐漸轉向炎熱，病毒開始逐漸活躍，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開始流行。
“育嬰堂”裏的法國神父和修女，雖然幹的是一種自認為是收養棄嬰的偉大事業，但是當時的醫療技術水平和條件畢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棄嬰本身被拋棄就是因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來發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嬰兒夭折死亡，有數十名嬰兒死亡，他們要麽是死於瘟疫，要麽是死於先天性疾病。
這部分嬰兒死亡之後，神父和修女花錢聘請了喪葬工人，將夭折的嬰兒埋葬。不料，喪葬工人收了錢之後，為了節省成本，將掩埋死嬰的事情做得十分馬虎：往往是連買草席的錢都省了，直接挖一淺淺的小坑兒，就這樣將死嬰埋下。
說到這裏，筆者不得不指出：法國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個錯誤：沒有嚴格監督喪葬工人安葬死嬰的工作。
死嬰被草草掩埋之後，由於坑兒們實在是挖得太淺，野狗在半夜裏嗅到氣味、紛紛跑過來，刨土，並將死嬰們吃掉。
到了天亮的時候，野狗沒吃完的死嬰殘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了，這些老百姓並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後果，於是他們開始猜想：教堂殺小孩。
“教堂殺小孩”的說法傳開去之後，其中就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戶邊上偷看：看看這裏麵到底是怎麽回事，結果看到了什麽呢？結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圓滾滾的，實際上事後查明：那些不過隻是神父和修女醃製的一大罐洋蔥頭。
這下就更不得了了。
“教堂拐賣小孩”、“教堂殺小孩”、“教堂裏有一大罐眼珠子”。
這三個“真相”疊加在一起，在天津百姓的眼中東拚西湊就組合成了以下一項嚴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殺中國小孩、采眼挖心，用來製藥”！
“洋鬼子殺中國小孩製藥”！
這張照片經常被標注為“約翰·湯姆森於1871年拍攝的天津望海樓教堂廢墟”，但這張似乎不是望海樓應該是育嬰堂。
這個謠言很快就像插上了翅膀一樣，在天津衛飛快地傳播開來，一傳十，十傳百。。。謠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憤。
教堂裏的法國鬼子殺中國小孩製藥！咋辦？隨他們嗎？不能！那怎麽辦？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討個說法！
於是，1870年6月21日，數以千計的天津百姓將天津“望海樓”圍個水泄不通，群情洶湧，大家夥要求神父出來，給個說法----為什麽要殺害咱中國的小孩來製藥？
誤會，再加上語言不通，圍困教堂的百姓們開始和教堂裏麵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發生了口角，並開始互相投擲石頭。
在這個緊急關頭，一個關鍵人物出場了----法國領事豐大業（Henry Fontanier）。
在豐大業看來，這是中國人無緣無故圍攻法國教堂，這是中國人赤裸裸地欺負法國人，此時的豐大業眼中隻有《中法天津條約》，他一根筋地認為：依據《中法天津條約》，法國人有權在天津傳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據《中法天津條約》，就算是法國神父犯了罪，也應該由我豐大業領事官來逮捕和審判，輪不到你們中國人去圍攻教堂。
抱著這樣一種信念，豐大業帶上了自己的手槍，闖進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門”。
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門，豐大業上氣不接下氣、而且語氣毫不客氣地對中國的官員說：現在你們的老百姓圍攻我們法國人的教堂，請你立即派人前去鎮壓！
豐大業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門，沒有得到令他滿意的答複，豐大業於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見了天津知縣劉傑。
於是豐大業和劉傑論理，一來二往，性格驕橫而且魯莽的豐大業，在這個時候突然失去耐心，熱血衝上腦蓋，他拔出手槍，朝著劉傑“砰、砰、砰”大放一通，劉傑躲得快，但是劉傑的一個幕僚被當場打傷。
豐大業開槍傷人了。這下不得了，此時，圍觀的人民群眾一哄而上，將豐大業以及他的秘書當場活活打死。
豐大業開槍逞強、導致他和他的秘書被打死之後，這個事件就失控了，天津的老百姓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法國教堂“望海樓”一把火燒了，並且對天津的洋人，開展了無差別的大屠殺。
一共殺了多少人呢？一共殺了20名外國人，其中含法國人13名、俄國人3名、比利時人2名、意大利人和愛爾蘭人各1名。這些人當中，有傳教士、修女、商人、領事官員等。
不但如此，民眾在當天還殺死了30多名的中國籍天主教徒。
民眾殺紅了眼之後，將方圓附近的外國教堂，不分法國、英國、美國，也放火焚燒，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焚毀。
事發後不久，法國軍艦立即開足馬力駛到天津，進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個國家的軍艦也結集在天津，聲援法國----你中國必須處理本案，否則我們就揍你。
清政府剛剛在十年前被英法聯軍殺入北京、火燒圓明園，傷痕猶在，不敢怠慢，於是派了曾國藩到天津、調查處理本案。
1870年7月2日，農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國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遺囑。他說，他行將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他說，“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恐致激起大變”；並表示，“餘此行反複籌思，殊無良策”，但自從鹹豐三年組建湘軍以來，他就誓死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這一年，59歲的曾國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暈病症又進一步地折磨著他。5月16日，他的日記記載，“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開始臥床調養。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續假一月的奏折剛剛抵達北京時，朝廷以“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轉口氣，讓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塊燙手山芋。
和朝廷諭旨同日抵達的，還有來自江西，他為自己做棺材訂購的建昌花板。這個巧合讓曾國藩心有戚戚，他預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為此，在調閱津案文牘、與幕僚反複商議之餘，他開始以平淡、略顯悲涼的心境，細細交代著自己的一應後事。
他說，此行若死，靈柩應歸湘安葬，“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他說，他的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給後代子孫觀覽，但“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刻出適以彰其陋耳”。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布《諭天津士民》，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
“天津教案”被押赴刑場“抵命”的中國人犯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甚至直接稱其為“曾國賊”，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曾國藩隻好一直道歉，自稱：“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而另一方麵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不好的謠傳及不信任，這些謠傳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由於民怨沸騰，朝廷讓李鴻章接替曾國藩。交接當年，曾問李：“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麽辦？”李回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麽隻同他打痞子腔。”李鴻章最後判決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4名緩刑，其餘不變。曾國藩頗為惱怒，一年後即去世。這件案件的一個重要影響， 就是朝廷以為法國接受李鴻章提出的條件，認為李鴻章在外交方麵比較能幹。於是往後30年中重大外交事件都安排李鴻章辦理，殊不知法國人隻是因為普法戰爭失利，才無暇討處理教案。
1897年，望海樓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後被重建起來，1900年又在庚子之亂中第二次被燒毀。1903年用庚子賠款第二次重建。
1897年重建後的望海樓教堂
轉載自：網絡
謝謝點點分享曆史,周末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