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t's World
五花八門身邊事，喜怒哀樂筆中行。
1960年春，北京發生了一起被英國路透社向全世界報道的白日點燈事件，驚動了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書記處。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嚴肅認真過問了這一事件。
1960年3月12日，星期六。
中午時分，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遊客行人漸漸多起來了。11時許，從東長安街方向走來了一個四十來歲的小個子男子。這人穿一身黑色衣衫，髒兮兮的已經泛著油光了，肩上搭著一個比衣服還要髒的包袱，亂發蓬蓬，青灰色的臉上籠罩著一層晦氣。這人來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抬頭仰望了片刻，沒有走上台階，一個拐彎轉到了旁邊。那裏背風，高高的紀念碑座基正好把不時吹刮過來的還帶著寒氣的風擋住；又是迎著太陽的，略有些春暖之意，所以停留有好幾個人。小個男子走過去，在一旁坐下，慢慢地打開他那個包袱。
小個男子從包袱裏取出了一件在旁人眼裏看上去顯得有點稀奇古怪的東西，那是一團折疊著的白色綿紙，呈不規則形狀，一頭用細細的麻繩連結著一根尺把長的木棍。旁邊的人被吸引住了，盯著他看。小個男子隨即把白色綿紙拉開，眾人吃驚：這竟是一個長圓形狀的紙燈籠。
遊覽天安門廣場的人很雜，帶什麽東西的都有，但從來沒有聽說過帶一個紙燈籠來的。這主兒想幹什麽？隻見他在眾人驚訝的目光的注視下，又從包袱裏拿出一支紅色蠟燭，點燃後，小心翼翼地插在燈籠裏麵底部的一根釘子上。
然後，小個男子就提著這盞紙燈籠，離開了紀念碑，慢慢地朝廣場的南側方向走去。他的背後，聚集了許多道目光，伴隨著聲聲議論：這人這是幹什麽？這人患著精神病啊，這人這樣做想達到什麽目的？這人是從哪裏來的？。。。
沒有人回答這些疑問，小個男子本人當然也不會開口作什麽解釋。紀念碑那裏的遊人七嘴八舌議論來議論去，找到了一個似乎最有可能的說法：這人可能是來悼念他家已經去世的哪位親人的。
這時，那小個男子已經在眾人的視線中消失了。
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如果不是兩天後英國路透社發布的一條短消息，北京大概也沒有人想到這小個男子竟然製造了一起被外國新聞媒體稱為“帶明顯政治傾向”的事件！
路透社的這條消息是轉發了英國倫敦《新快訊報》的一則報道，還配發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那個提著燈籠的人正是在天安門廣場點燃白色紙燈籠的小個男子，他手執燈籠，臉上看不出什麽表情，旁著無人地行走著，背後，可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上半截。從這一角度分析，照片應是在後來蓋了毛主席紀念堂的那個位置拍攝的。
《新快訊報》報道：3月12日，中國首都北京被民眾認為是政治中心的天安門廣場上，出現了一個四十來歲的不明身份的小個頭男子，他手裏提著一盞白色燈籠，裏麵用紅色蠟燭點燃了一束微弱的燭光。這個男子顯然是用這種方式來抗議中國大陸的“暗無天日”。
路透社轉發的這條短消息在播出後幾小時內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獲悉，外交部部長陳毅決定立即向總理匯報。
周恩來獲悉，果然非常重視。這是有原因的：1960年3月6日，周恩來剛從廣東從化主持會議返回北京，就接到了毛澤東主席批轉過來的一個文件，這份材料向中央反映當前農村缺糧情況嚴重，已經出現了農民非正常死亡的事例，毛主席在材料上批示：“此件請各地同誌看看，這些問題，各省、市、區都有，如不注意處理，一定要脫離群眾。山東正在開一萬二千人的大會，每個公社到六個人。這個辦法似較好。”
中央辦公廳還沒有把這個文件下發時，周恩來自己也接到了一封寄自安徽省會合肥的掛號信函。這封信函的署名是“一個不願署名的政協委員”，向周恩來反映以下情況：安徽省和縣、無為縣發生產重糧荒，和縣銅城閘已經有多人餓死，兩縣農民審的許多人已經外出逃荒，有的不得已拋棄了子女，當地幹部作風惡劣，不但無法解決此類問題，還迫害敢於說話的群眾。
周恩來接到這封信函後，當天就批轉給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要求曾閱後務必派人前往兩縣查明情況，將結果報給他本人。
就在這時候，外國新聞媒體報道了白日點燈事，周恩來自是特別重視，當即批示身邊工作人員詢問中共北京市委。但北京市委並不清楚此事，於是便詢問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也不知道3月12日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這一幕，於是便向市委如實說明，並表示立刻開展調查，查明情況後立刻向市委匯報。
由於事關重大，不但市委過問，連總理辦公室也在關注此事。因此，北京市公安局的值班人員不敢疏忽，當即往局長馮基平家打電話匯報。已經躺下休息的馮基平馬上起身，急赴市局，召集有關人員舉行緊急會議。
馮基平當場提出要求：必須要在24小時內查明情況。
受命調查的8人小組連夜對此事進行了分析，認為必須迅速找到那個製造白日點燈案的人。但是，當時還沒有找到一個目擊者，隻能從路透社的報道中知道那個人是一個四十來歲的小個頭男子。如果要了解此人的麵目，要麽向外交部求援，借用那張《新快訊報》；要麽通過警方的刑偵、政保情報係統進行查摸。由於時間緊迫，最後決定還是雙管齊下。
午夜時分，兩名警察驅車趕到外交部，結果迎頭碰壁：外交部的情況是通過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獲得的，大使館並沒有提供《新快訊報》。
幸虧另一步還可以走走：上午9時許，就有消息傳來，說已經找到了三名3月12日在天安門廣場親眼目睹小個頭男子製造白日點燈案的目擊者。這三名目擊者是江蘇省無錫市到北京出差的工廠技術人員。抵達北京後，因為辦事還需要等待數日，就先遊覽京城。那天，他們比那小個男子先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照完相正準備歇歇腳時，小個男子就過來了，於是目睹了那個人的全部動作。調查人員聽了他們陳述後，作了筆錄。
這樣，警方調查人員對於目標的年齡、外形已經有了一個較為準確的了解。從此人那身髒兮兮的衣服和帶著一個包袱這兩點來判斷，極有可能是從外地到首都的人員，估計在北京沒有親友。於是通知各分局、派出所在全市的飯店、旅館、車站、澡堂、茶館、公園等公共場所進行查找。這些措施布置下去的時候，已是中午時分。從頭一天晚上忙碌到中午還沒有合一合眼的調查人員，剛想吃點東西抽支煙休息一下時，從天安門廣場傳來消息：那個人又出現在廣場上，並且再次企圖製造白日點燈案。警方早已作了防範安排，當場予以製止，那個竟然上了大洋彼岸西方報紙版麵的燈籠也被同時查獲。
公安人員隨即對小個子男子進行了訊問，很快就查明了事實真相---
他名叫何明淵，四川達縣人氏，中農成分，身份是公社社員。何明淵因不滿當地的糧食征購政策和經辦幹部的作風，認為同村和鄰村人出現的不少農民因饑餓而死亡就是由此而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親和兩個孩子的餓死，其妻因此而失蹤。近三個月中，何明淵一邊要飯糊口，一邊去專區、省城上訪反映情況，結果先後三次被收容，其中一次還被送往公安局拘押。他伺機逃脫。何明淵對上訪失去了信心，也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失去了信心，便打定主意到北京製造白日點燈案。何明淵對此舉的用意直言不諱：就是以此影射當時的形勢的“暗無天日”。
調查人員在訊問時特地問道：“你是否考慮過這樣做的後果?”
何明淵坦然回答：“我考慮過---大不了一個死字罷了！我如果不離開家鄉，這會兒恐怕也已經餓死了！人民政府竟會讓自己的人民餓死，這叫什麽人民政府？”
何明淵隨後又對他第二次去天安門廣場白日點燈一舉作了說明：原以為第一次白日點燈後，會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哪知幾天下來根本沒有任何反應，於是他就決定再次行動。何明淵說到這裏，再次聲稱他已經準備被政府處死，所以再來一次白日點燈。
訊問結束後，調查人員隨即寫了一份《關於白日點燈事件的調查報告》，於下午4時送到了局長馮基平的案頭。至此，他們的差使算是完成了，不過領導人並沒有宣布這個調查組解散，所以沒有返回原先的工作崗位。沒想到隻隔了一天，他們竟然又接到了新的調查命令。新的調查命令跟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過問白日點燈事件有關。 馮基平接到《報告》後，當即派機要通訊員送往北京市委。
彭真主持北京黨政領導工作時，有一個規定：凡是呈送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文件、材料，或者雖然不是直接呈送領導人本人，但是對於該領導人指示身邊工作人員來電來函詢問過的事情的書麵答複，都必須經他本人親自過目簽字。北京市公安局這份報告因此就送到了彭真麵前。彭真先前並不知曉白日點燈案，看了這份調查報告前麵所加的按語後方才知道，不禁眉頭緊皺：“唔，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當時的彭真身兼數項要職，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市長，還擔任著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彭真自然是知道糧荒的嚴重性的。這樣，對於彭真來說，白日點燈案就不僅僅是一樁個別群眾鬧事或者“反革命分子活動”之類的案件了。
警方調查人員在《報告》中已經對此事作了定性，認為屬於“反革命事件”；何明淵已經被拘留，所以《報告》中稱其為“該犯”。整篇《報告》不到千字，比較籠統。彭真接連把《報告》閱讀了三遍，每遍都看得非常仔細，看完後，沉思良久，然後吩咐：“請市公安局馮局長來一趟。”
彭真召見馮基平，是因為他需要當麵了解白日點燈案的詳細情況。馮基平已有準備，他把對於何明淵的訊問筆錄也帶來了。彭真隻是象征性地翻了翻就把筆錄放在一邊，直接聽取馮基平的口頭匯報。馮基平具有超人的記憶力，把情況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
彭真聽完後，沉默了片刻方才緩緩開口：“人民政府竟會讓自己的人民餓死，這還叫什麽人民政府？這句話是那個叫何明淵的人所說的原話嗎？”
馮基平點頭：“是的。”隨即從筆錄中找出何明淵的原話，指給彭真看。
彭真微歎一口氣：“這話說得重了些，不過……”他沒有往下說，但是意思已經表達出來了。
稍停，彭真又說：“這個何明淵討飯進京、白日點燈的行為至少暴露了三個問題：第一，特殊時期的困難給人民群眾造成的損害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第二，我們的幹部中有一部分人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第三，對群眾中對於當前形勢的認識缺乏及時的引導。從這方麵來說，這個何明淵是給我們提了個醒！基平同誌，我想托你辦件事：何明淵這事既然是公安局出麵調查的，能否再辛苦一下，以調查何明淵的名義，對他所說的情況進行一番調查，然後把結果告訴我。”
馮基平說：“當然可以。本來，作為一個案子，我們也是準備要派人去四川何明淵的家鄉那裏作一番調查的，其中還包括何明淵是否有過精神病史的內容。”
馮基平已經從彭真的話中意識到此事不僅僅是一個案子的問題。
彭真說：“如此，就拜托了!”
馮基平點了點頭：“我們將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這次調查，盡快把調查結果報送上來。”
彭真又說：“至於何明淵的問題，究竟屬於什麽性質，待調查後再作結論吧。”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落實彭真的指示，當即指派調查人員赴四川達縣調查。同時決定將已關押於看守所的何明淵從監房中放出來，安排他從事“外勞動”。
當時的看守所，被關押的人是不從事任何勞動的，隻有極個別人屬於例外，那就是“外勞動”。所謂“外勞動”，就是從事看守所內部清潔衛生、夥房等勞役的一種“崗位”，通常由問題不大、案情清楚而又沒有前科的人擔任。“外勞動”有一定的活動空間，並且能夠獲得較多的囚糧定量，因此被視為一種求之不得的美差。安排何明淵從事“外勞動”是一種優待措施。而且還包含著準備從寬處理他的意思。可是。何明淵並沒有領悟到這層意思。他在大約一個星期後，就突然來了個不辭而別。
那天，看守所要購買當月的囚糧，派了兩名看守員押著4個“外勞動”推了一輛人力車前往糧站。買了糧食返回的時候，何明淵在旁邊推車，兩個看守員一前一後押著。因為“外勞動”是屬於受信任的人，以前外出從來沒有發生過逃跑事件，看守員因而也大意了。後麵的那個看守發現路邊有農民在出售蘿卜，於是就起意買幾個給“外勞動”啃啃---這在那個年代已經算是一種不大容易得到的水果了。哪知，當他買來蘿卜追上車子時，四個人隻剩下三個了！
看守所方麵當即一麵組織追捕，一麵報告上級。消息傳到那幾個沒有去達縣調查的警員那裏，不禁大吃一驚：讓何明淵做“外勞動”，這是他們聽了馮基平局長所轉達的彭真的指示後討論決定的。哪知這何明淵竟然不識抬舉，乘機逃跑了。這還得了，如果何明淵逃跑之後在社會上繼續搞白日點燈的把戲，或逃跑出去後發生意外。被外國新聞媒體誣為“殺人滅口”，怎麽辦？這種憂慮，市局領導人同樣存在，於是當即下令緊急追捕。
何明淵那天逃跑後，偷偷爬上了附近停著的一輛軍用卡車，一下就到了秦皇島。然後，他就在秦皇島一帶流浪，靠乞討糊口。
北京市公安局派出富有追捕經驗的警察追捕何明淵，功夫不負苦心人，5天後，何明淵被北京派往秦皇島的一支追捕小組找到，押回北京，重新投進了看守所。
同一天，赴四川達縣調查的4名警察返回北京。馮基平召見調查人員聽取了匯報：達縣地區的災情確實非常嚴重，農村公社、大隊、生產隊許多幹部作風粗暴，不少村子已經發生了非正常死亡——餓死、因饑餓而引起的自殺、他殺等。至於何明淵，他本人以及家屬均無精神病史，他對審訊人員所說的情況完全屬實。另外一點新情況是，何的一個沒有成過家的叔叔和大哥均為紅軍烈士。
調查報告很快就送到了彭真的麵前。彭真當天就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稱讚北京市公安局做了一樁好事。次日，彭真陪同國家主席劉少奇會見外賓，結束後當麵向劉少奇談到了白日點燈案和隨之進行的調查。劉少奇聽後，難過得久久不語，最後說：“情況早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境地了！這是全黨全國的頭等大事啊！”
也許是白日點燈案為中央了解特殊時期的災情起到了一個促進作用，在之後的兩個月裏，中央決策層綜合全國經濟情況進行了慎重的考慮，認為缺糧情況嚴重，導致工業上原定的指標無法完成，農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經到了越來越難以維係的程度，整個國民經濟陷入了嚴重困難。
為了扭轉局麵，中共中央於1960年6月8日至18日在上海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國際形勢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後三年(1960年至1962年)補充計劃問題。同年7月5日至8月15日，中共中央又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研究國內經濟調整問題，並於8月10日發出了《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8月30日至9月5日，國務院審議了國家計委提出的《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製數字的報告》，在周恩來總理的主持下，製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在1961年1月中旬舉行的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上，“八字方針”在全黨得到了確認。
由於得到彭真關心過問，何明淵第二次被拘留後的第三天，就被警方宣布解除拘留，改為收容。彭真提出：鑒於何明淵家鄉某些幹部的工作作風問題，似不適宜讓何明淵返回原籍，以防受到打擊報複，可征求其本人意見，準其在其他地方擇址落戶。這正是何明淵所特別擔心的問題，因此他立刻提出願意去貴州一位朋友處落戶。他的要求得到了滿足。他到貴州後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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