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t's World
五花八門身邊事，喜怒哀樂筆中行。
文革時期，中國人的個人生活完全消失了，人性被禁錮，正常的兩性關係也被所謂的“革命鬥爭”取代，為此出現了許多新詞語，比如把找對象結婚叫解決“個人問題”，把兩性關係出現異樣叫“作風問題”等等。
而個人問題的決定其實離不開組織。“作風問題”足以斷送掉一個人的前程，甚至是身家性命。牛響鈴回憶說：特傻，那時候覺得跟男生坐得近了就會懷孕。經常怕有惡心的感覺，稍微一惡心就嚇得要死，其實什麽都沒幹過。心裏特害怕，老回憶開會的時候跟哪個男生坐得有一點近。
性禁錮常常引發一些極端的傷害案件。大街上經常貼出打了紅勾的處決公告。而因為在暗處有親熱舉動，被警察和“革命群眾”逮住的男女，也曾經頻繁出現在那個年代，這些因為男女在當時往往被稱為“流氓”，在當時是極大的罪名。
那時候要沒結婚懷孕了，就得自殺，就不能活著了。婚前如果懷孕了，一定沒法活了，那就是最不恥的事情。
牛響鈴回憶：那時候胡同8號叫“流氓學習班”。然後裏麵就有兩個“女流氓”，我還記得特清楚有一個叫小耗子，有一個叫二丫頭。她們的“流氓行為”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鬼混，然後就每天都得到那上學習班，都是警察看著。就是一天到晚被批鬥。最恐怖的就是“女流氓”，“女流氓”跟男流氓一塊兒在台上被批鬥的時候，所有女生都嚇得夠嗆。
潘綏銘回憶：北京是男女分校的，每到國慶節，老師連打連罵逼著你去遊行，拉著你聯歡。那時候跳集體舞得手拉手，多麽丟人，丟死人了，老師怎麽能讓我們幹這樣的事啊，太下流，太流氓了。
雖然從毛澤東到文革文件，對性隻字未提過，你要找文獻根據，它從來沒說過。但是它製造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是什麽，是為了革命我可以犧牲個人的一切，就包括性在內。為公前進一步死，也不為私後退一步生啊。再進一步叫做“靈魂深處鬧革命”。
知青們一到延安的時候，從北京來的幹部就專門在大會上宣布了兩條紀律：一是不許談戀愛，二是不許唱陝北小調。後來中央出台26號文件，定性了“破壞知青政策罪”，依照這個精神，在全國各地，處理了不少涉及知青兩性關係的案例。
在當年雲南知青的回憶中，有這樣一個情節：橡膠林裏，一個女知青氣鼓鼓地跑來，把一張紙條塞到一個男知青手裏。眾人起哄去搶，那個男知青隻好承認是寫給人家的情書，被退回了。大家打開一看，都傻了眼。隻見那上麵赫然寫著三條“最高指示”。第一條：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第二條：要互通情報。第三條呢，一要抓緊，二要注意政策。這麽一張隻可意會的情書要表達的意思卻是盡在其中，就算被人上交也沒有誰敢定他有罪。
曾經在勞改農場幹著繁重農活的王國鄉回憶到，由於都是在泥漿裏幹活，大家光著身子，什麽都不穿在那裏幹活。人不人鬼不鬼的，沒有女的話，大家都不修飾，都是胡子拉碴，鬼一樣的。看見一個女的大家感覺到跟天仙一般。
文革時有一類與政治不搭邊的女人成為被批鬥對象，那就是所謂的“破鞋”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至文革時期，是近代中國曆史上“性禁錮”最嚴厲的時期，這種性壓抑的後遺症一直影響到八十年代初期。作家畢星星在隨筆集《尖銳的往事》中深刻地指出，“那是什麽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條狗。我們的單位，實在是法力無邊，它全知全能到了無以複加無微不至的地步。它連這種青春期的生理現象也要管，它連這種純粹的個人私密空間都要照亮，讓每一個人的私處都無情地暴露在陽光下。”此外，作者對於文革期間令今人費解的性文化還感歎道，“我們的民族怎麽啦？我們的社會怎麽啦？我們就在這樣的日子裏禁錮了幾代人。這樣的日子不堪回首。”
“作風問題”這個詞，這幾年不怎麽見有人再用了。在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還曾經是常見的。如果僅從字麵上看，這個詞兒並沒有一點肮髒的意思。但誰也知道，它是一種指代。它是“不正當男女關係”的代稱，特指那種男女之間的曖昧關係甚至奸情。“作風問題”包含了“耍流氓”，“搞破鞋”這樣不堪的含義，一說起“作風問題”，大家都約定俗成地知道它指的什麽。
同理，作風正派也就成了組織和群眾最有價值的褒獎。正人君子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麵對男女之間的交往，生怕招惹某些嫌疑，落下閑話。從另一麵來說，那時誣人清白的最有效的手段，莫過於散布對方男女關係的傳聞。而如果是被組織或者對手結結實實抓住了這一方麵的把柄，不隻單位要“嚴肅處理”，周圍的同事也要同仇敵愾，憤怒譴責。甚至一些閑人也喜歡指指戳戳，奚落嘲笑。唾沫星子淹死人，組織處理和民間輿論兩麵夾擊，犯錯誤的當事人不但降職降薪，處分開除，僥幸換一個地方吧，也從此顏麵掃地，做不起人。
人生在世，犯錯誤不可避免。這錯誤，當然也包括男女關係方麵的錯誤。問題在於，從五十年代開始，對於“作風問題”的處理，一直是偏於嚴酷寧左勿右的。對於和配偶之外的異性發生性關係，我們的態度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組織處理從重從嚴，更嚴格的是思想批判大會檢查這一關。深挖“思想根源”。這種思想根源，有點文化的，還會用一個文縐縐的詞兒，叫“資產階級淫亂思想”，大老粗的批判火力更猛，一般都會痛罵“禽獸不如”，“和畜生一樣”。我也參加過難以計數的批判會，惟獨這類批判，是可以放開痛罵，不論怎麽難聽都不過分的。一個人被眾人指著鼻子痛罵，本來已經足夠丟人敗興。出了門，醜事一傳開，如果犯法，還有人同情，這是犯淫，人們連施以憐憫的膽量都沒有。如同古人說的“人人輕且賤之”，這是要毀了你一輩子的。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隊，我們的文化幹事因為長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幹，那個時候的文化幹事，實際上是部隊一切大型活動的組織者。部隊的每一項集會井井有條，繁複有序。人們調笑他是“吹拉彈唱，打球照相，迎來送往，布置會場，首長講話，帶頭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農村婦女，兩人沒話說。杜黑子很快結識了唐山市的一個女大學生，兩人書來信往，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傳情書，打情罵俏的。有一陣，杜幹事的信多了起來。那時的個人，沒有私密空間可言，家信也經常亂拆了傳看。一天杜幹事又來了信，政治處李幹事帶頭起哄：“拆開大家看！”拆開念了沒幾句，李幹事愣住了。原來，這是那個女大學生寫給杜幹事的情書，深情回想他們交歡的經過。有句話說：“每當回想起我們在一個被窩裏翻滾的時候，我總是感到無限甜蜜。”此信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李幹事手把朋友隱私，尷尬慌亂。依照那時的規矩，這類事情是絕不能隱瞞組織的。李幹事於是持信向組織舉報。奸情敗露，輿論大嘩。
“每當回想起我們在一個被窩裏翻滾的時候”作為名言傳遍部隊。在“司政後”三機關的聯合批判會上，團長幾次宣讀“被窩翻滾”的原話，大罵杜黑子“不要臉”。當年他就被處理複員了。我還認識武漢部隊一位青年詩人小金。七十年代初期，他在全軍就詩名盛傳。《解放軍文藝》複刊時，我們同時被點名參加複刊工作，住在西直門總政招待所。也是初來乍到，孤獨寂寞，有一天他看到隔壁住進了一位女性，入了夜，他便輕輕叩敲隔牆，聽聽有沒有回應。一連幾次，那當然有勾引對方的意思。不料那個女人不買賬，隔天就告到文藝社，此事要在現在，充其量算個性騷擾，那時卻是不折不扣的“耍流氓”。小金很快就被打發回去，從此音信皆無。我不但沒有再見過他，連他的詩也在報刊上消失了。這些人都可以稱為當時的人尖子。他們再沒有機會施展宏才，我不知該惋惜他們的不自重，還是該責怪那時的“一棍子打死”。
最抱屈的是當時還有這麽一批朋友，他們隻是和自己的對象，即未婚妻提前發生了性關係，他們也毫無例外地受到嚴懲。那時部隊官兵的對象多在老家，常年隔離，小夥子大姑娘都正在青春期，性躁動格外強烈。每當女方來部隊探視的時候，這類事情就時有發生。按照“明媒正娶”的性道德，這當然越了軌。但是這畢竟隻是“先上床後登記”，稍微要是講一點人情人性，網開一麵也就過去了。但那是一個“隻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的年代，即便是未婚夫妻，提前發生了“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也毫無例外地要讓你沒有好日子過。
我們通訊連有個副指導員，年輕有為，已經內定再提職。喜上加喜，未婚妻來部隊探視。小夥子把持不住，住隊期間便衝破了禁區。小兩口的秘密，甜在心裏，連裏也沒人知曉。不料女的返回以後，突然來信說懷孕了。看來紙包不住火了，副指導員連忙向組織坦白交代，同時打報告要求結婚。幾番檢查終於過關，背了個處分，提拔也就自然泡了湯。於是回去辦喜事吧，月餘以後回來，看他吊著個長臉，我明知故問：嫂子有喜了吧？他怒氣衝衝地回答：喜個屁，說是肚子大了，放了個屁啥也沒啦！原來這女人全然不懂男女之事，月經晚了幾天，就驚恐莫名，連忙向丈夫告急。這下可好，孩子沒懷上，丈夫的前程也毀個幹淨。
對於幹部來說，縱然受了處分，總還有東山再起的希望。如果是戰士遭遇此類麻煩，一般是幹脆利索打發複員，那是影響一生的重大轉折。我們電影隊有個戰士小張，是高中畢業生。“文革”時期，當兵的高中畢業就算高學曆了，學技術來得很快，有希望提拔電影隊隊長。小張的女友是高中同學，兩人愛得那叫個如火如荼，情書不斷，那信中思念挑逗，小張每次都看得火燒火燎的，得意時也悄悄地讓我開開眼。偏巧在討論提拔小張的時候，女友來相會了。大家最擔心這兩人“提前接火”，無奈事情還是發生了，小張和對象不但“初試雲雨情”，而且女方真真切切懷了孕。坦白交代檢查這一關一關要過自不必說，那時節正好剛剛推出革命樣板戲《龍江頌》，第四場演的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提前把儲備的柴草燒了磚，女支書動員社員們不要上當。這裏有一段情深意切的唱。唱腔大家很快學會了，不過倒不是因為劇情，而是唱詞中間有兩句特能嘲弄小張。從此大家見了小張，碰了頭就唱：
。。。咱們想啊一想，提前燒窯對不對？要警惕，陰暗角落逆風吹。。。
唱腔很快傳遍部隊，小張沒有臉麵不說，部隊首長也覺得“影響太壞”，當年就決定讓他“複員算了”。
歡送小張是在政治部聚餐，小張明顯喝多了。為了活躍氣氛，有人提議：歡迎小張唱個歌好不好？好！小張醉眼迷離，一張口就唱：“咱們想啊一想，提前燒窯對不對？。。。”朋友們頓時目瞪口呆，接著是長久的沉默，大家還能說什麽呢？
三十年過去了，當年的副指導員和電影放映員都也年過半百。偶爾能聽到他們夫婦的消息，知道他們婚後的和諧與幸福。
六十年代和“文革”時代對性越軌行為的嚴酷處理，有時竟然到了毫無人性，極具荒唐的程度。即使作為人的生理需求，肉體發育，也成了思想品德問題，年輕人成長時期的性發育現象，也要納入道德品質的範圍去衡量裁度。這裏，不知製造了多少荒誕和殘酷的人生悲劇。
我們部隊曆史上有過戰功。有個連隊，在粟裕指揮的豫東戰役中阻擊打得漂亮，當年有過光榮稱號。這個連的一班自然是英雄連隊的英雄班。班長姓任，是個機槍手，有文化，人也精幹。毛病是自由散漫，說話隨便，屬於所謂“大錯不犯，小錯不斷”那一類的。一天突然聽說，任班長終於出大錯了。那是有一天閑了逗笑的時候，連裏一幫光棍，少不了談說女人，有兩個戰士發愁退役後找不上老婆。任班長順手拿起一張報紙，慷慨地要給他們一人分配一個。報紙頭版是中央領導人節日出麵的照片，這小子一時犯愣，指著其中的兩位女性首長，說：這個給你，那個給他。這下可闖了大禍。兩位女性首長正凶焰萬丈，連裏哪敢保護他，匯報到政治部，當然要處理。組織部門的同誌認為，既然有這樣反動下流的思想，肯定還有其他言行，動員任班長徹底交代，徹底清理。無奈這小任隻是說話隨便，實在沒有其他流氓行為。政策攻心思想工作，任班長終於交代他去年在軍訓期間曾經有過手淫。幾次檢查批評，終於結案。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在組織部門填寫任班長的檔案時，無意中我看到了任班長記錄在案的錯誤，除了侮辱中央首長外，還有另外一條：1971年某月，不顧緊張的軍事訓練，在小山子窪地草叢玩弄生殖器一次。
多少年過去了，每當想起任班長的不幸遭遇，我都不禁有一種無邊的憤怒和悲涼湧上心頭。那是什麽年月，人活得不如一條狗。
任班長隻有灰溜溜地回村，接著去做他的農民。改革開放以後，部隊曾經找到他的那個山村，組織部門宣布給他平反。聽說他外出打工，沒有見人。他一個農民，無職務可恢複，無工資可補發，有什麽“反”可平。
我們的幹部科長是個老革命。解放戰爭入伍，參加過抗美援朝，我當兵時他已經休息了。聽人說，楊科長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個老毛病，多年來多次調戲婦女，屢教不改。楊科長調戲婦女，那可謂是不分時間地點，不管有沒有人在場，隨時隨地出洋相。比方說部隊在露天舞台演一場節目，他就會鑽到大姑娘小媳婦人窩裏，隔著衣服到人家屁股上擰一把，到人家奶頭上摸一下。比方說他在營房門口的莊稼地轉悠，看到澆地的農婦，突然就會像阿Q一樣發出“我和你困覺”的請求。像楊科長這種手段，他當然不會得逞。但楊科長的特點就在於，他從來沒有得逞過，但他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隔上一陣，就會有駐地附近的女人找到營房指認，怒喝一聲：“就是他！”於是照例批評檢查。楊科長的檢查在我看來確實夠深刻，每次他都痛罵自己“豬狗不如”，“畜生一樣”。他的女兒比我們大，就住在軍營。有一次大會檢查，楊科長痛恨地說：“我自己也是有兒女的人，要是別人糟蹋我女兒，我能容忍嗎？”這檢查難道還不夠觸及靈魂？但檢查歸檢查，過後照犯不誤。他說：“那會兒就像鬼迷了心竅，就不由我。”最可笑的一次是他在師醫院住院，一間病房四個病人。中午女護士例行測量體溫，拉了拉他的手，遞給一支溫度計。楊科長卻性欲頓起，一把抓住小護士的胳膊，就往蚊帳裏拉。光天化日的，嚇得女護士大喊大叫，醫院病人都來圍觀。事後，楊科長照例是深刻檢查，照例是屢整屢犯。批判的火力倒是越來越猛，對楊科長卻收效甚微。楊科長這是怎麽了？連部隊首長也在歎息：老楊要改了那毛病，除非把那老家夥騸了。
十年以後，各種性學著作漸次在書店露頭，國人終於可以坦然地麵對性心理這門科學。二十年後，各家醫院紛紛開設了精神衛生科，心理谘詢也成為一種新興專業走進了我們的生活。這時候我們終於想明白了，楊科長的屢教不改，其實是一種心理疾患。我且命名它為“強迫性性挑逗”吧，它一般沒有暴力傾向，對侵犯對象傷害也較輕微。對付它，心理醫生們有疏導的辦法。它不是一個改造世界觀的問題，革命大批判的吼聲也嚇不退它。政治思想工作那時被譽為“一抓就靈”，麵對一個革命老幹部“性錯誤”卻每每失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尖銳的諷刺。“文革”中奉為萬能的“思想教育”在這裏顯示出了它的局限，也顯示了它的蠻橫。它頑固地霸占著一切領地，把其他科學一概排拒在外。一種簡單的心病，想對症也那麽難。
去年夏天我去北京，曾就楊科長的病例求教過著名的社會學家李銀河。我詳細敘述了楊科長的曆年行狀。李女士鄭重地說：“他應該去找心理醫生。”她沉默了一下，又接著說，“那時，沒有啊。”
是啊，那時沒有。不是不應有，是不能有。楊科長於是隻好不斷地檢查，又不斷犯病，不斷地挨批，不斷地挨罵，一直到老死。
現在一般的性社會學家都認為，“文革”以後撥亂反正，一直到1985年，中國人的性文化水平才大體上恢複到1950年代的狀況。就在八十年代初期，讓“文革”給鬧得十分荒謬的事情還是屢見不鮮的。那時我已經轉業到山西運城，一天我去醫院看病，到外科，已經有幾個病人候診。其中有父女二人，那父親看樣子四十多歲，女孩也就十六七歲。這男人一臉怒氣不息的樣子，那女孩驚恐地看著父親，好像是做錯了什麽事。一會兒，輪到他們自訴症狀，那男人突然對醫生大喊：“丟死了人了！我沒臉說！你叫她自家說！你叫她自家說！”那女孩不敢看人，隻顧低頭嚶嚶地哭。吵吵嚷嚷的，我們終於聽明白了。這女孩到了性成熟的年齡，前不久有了自慰行為。她順手用了一根縫衣針，不慎滑入陰道，溜進子宮。本來，這就是女孩最私密的事，她隻能求告親人。進了醫院，也是個很小的手術，當天就可以走人。這個父親，顯然認為女兒做下了傷風敗俗天理不容的醜事，這已經屬於性蒙昧性無知。即使這樣，父親也該保護女兒的隱私，誰知道這個憤怒的父親卻已經是氣暈了頭，看樣子他決心要張揚女兒的“醜聞”。親情也壓抑不住他的衝動，他自覺地維護道德風化的決心和勇氣讓我吃驚。這讓我想到了這個父親之外的千萬民眾。如果他們連自己親生的女兒都不願保護，對於家人以外的“作風問題”，他們施以重拳還有何顧慮？
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我們民族的捉奸熱情令人驚訝。破門而入，堵在床上，掛上破鞋，五花大綁。有信來定是情書，麵帶笑大約懷春。單人外出，可視密約，男女同行，疑似通奸。旅館監督，嚴格審查。小腳偵緝隊，警民大聯防。人人都是衛道士，各個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緊盯了他人下身。“文革”的性壓抑後遺症遺害國人身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統計，就在我們的大城市，婚前沒有接吻擁抱的夫婦竟然占到近半。這在發達國家文明社會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我們的民族怎麽啦？我們的社會怎麽啦？我們就在這樣的日子裏禁錮了幾代人。這樣的日子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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