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心博客
許多人或事，大概是不能按照鬥爭哲學那樣用“兩個凡是”來分類的，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一對死敵都愛吃同一種佳肴、都愛娶同一類美女了。
在常先生的餐館打工
(旅英雜記 14，文中人姓名均已更換)
田 心
由中國科學院來的小章介紹，我到華僑常先生開的中餐館裏打了幾天短工。正是聖誕節假期，英國學生都回家去了，其它富國學生也出外旅遊了，於是我居住的那個六人公寓裏隻剩下了我一個人（本來是四個英國學生、一個德國學生和我合住的）。我很感謝小章幫我找到這樣一個又掙錢又消磨寂寞的好事。
常先生原籍廣東，其父在上海做生意，他自己青年時代是上海中華足球隊的職業球員。至今他仍然喜歡踢足球，經常參加劍橋的業餘球賽。但畢竟他已經五十七歲了，可能也就是踢著玩玩。他的身體像大多數廣東人那樣，瘦小精悍，精力充沛。常太太是上海人，是在英國與常先生結婚的。常先生是1949年大陸改朝換代時到香港的，1959年從香港移居英國。常太太則是1962年從上海到香港，1963年到英國的。常太太大概比常先生小十七、八歲。他們有兩個孩子，都生在英國。大的兒子彼得，已享受英國政府津貼，肯定超過十八歲了。小的是女兒文慧，在上初中，比我女兒大一歲。
他們開的餐館實際上在劍橋大學校園內，隻有五米寬的門麵、六米長的進深。店堂裏沒有一張餐桌，連櫈子也沒有一張，是典型的“TAKE AWAY（打包帶走）”快餐店。雖然店麵不大，又隻有夫妻二人經營（子女偶爾來幫忙或偶爾雇個短工），但卻經營著八十多種快餐和香煙、汽水（沒有賣酒執照），營業規模不下於中國三、四十名員工的中型餐館。
餐館的臨街一半縱向分為兩半，一半是大門和店堂，另一半是櫥窗和營業櫃台。朝裏的一半麵積是廚房。地下室比地麵略小一些，是廁所和庫房。每一平方米麵積都安排得十分合理，決沒有浪費任何一點空間，充分體現了一個都市小餐館的諸多特色。門口和店堂裏各有一塊價目牌，開列著八十四種快餐的名稱和價格。名稱是用油漆寫的，價格則是用膠紙寫了貼上去的，便於隨時漲價。有些膠紙重重疊疊，可以看出價格已經多次上漲過。
這種餐館的利潤是很大的，但稅務局很難查出其真實的財務狀況。華僑大多喜歡嫖、賭，掙錢多、揮霍也快，有積蓄一般不存銀行。這樣一來，稅務局拿他們沒有辦法。常先生的餐館過去長期沒有夜間營業執照，但它靠近大學，生意極好，每天都營業到後半夜四點鍾。去年夏天，政府管理部門發現了這個事實，勒令他停業三個多月。最近他才補辦了夜間營業執照，上麵寫著允許營業到淩晨三點鍾（我估計稅率與營業時間成正比例），但他仍然營業到淩晨四點。
除了偷稅漏稅之外，不符合衛生標準也使他的餐館關閉過。超過保存期限的食品，不符合標準的包裝，在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什麽大不了，可西方人很講究這些。常先生至今仍然不管這些，在冰櫃裏放了三個月以上的雞，已經有了怪味(可能是他為了省電常常關掉冰櫃的電源)，他也舍不得扔掉，統統分散到菜裏賣出去了。可笑那些從夜總會裏出來的醉醺醺的人們，並沒有一個吃出菜裏的異味來。沒有顧客的時候，常先生就走到街上，把前頭的顧客扔了的鋁箔飯盒又撿回來，再盛飯賣給後來的顧客。
常先生餐館的平均營業額大概是每夜五百英磅，周末約為平日的兩倍。兩、三個人能做這麽大的現炒快餐生意，除了工作效率高之外，重要的客觀條件是原材料供應方便。水、電、煤氣從不中斷（在中國開餐館最怕停水停電），各種糧食、肉類、蔬菜都近乎半成品，廚房設備十分現代化，買東西都是送貨上門。這些條件在中國是很難得到的。
“炒”這種特有的中國烹調工藝，使得同樣的食品產生出與西餐大不相同的美味，吸引了許多西方人。中國餐館在世界各地都是顧客盈門的。尤其是那些在夜總會或酒吧裏灌滿了黃湯的男女們，很需要添補一些熱氣騰騰的炒菜進肚。所以，到了後半夜，餐館的生意就十分興旺。有時顧客把小小的店堂擠得水泄不通。他們有的手上還拿著酒瓶，鼻子嘴巴裏噴著酒氣。有的情侶一邊互相摟著親吻，一邊點菜叫飯。有的神誌不清地胡言亂語，買一份快餐並不是為了應付饑餓，而是毫無目的，吃了兩口就扔到街上。當然也有真正為了體驗中國飯菜滋味而來的顧客。我站在櫃台後麵記錄顧客所點的菜名、收錢、發貨。在人多的時候常常感到頭昏眼花。
真正的劍橋英語是很難懂的，而且同樣一種商品的叫法也是多種多樣的。聽顧客的點叫比聽電台電視台的廣播難得多。英文的菜名很長，如果在加工單上寫英文，時間上根本來不及，常先生也不習慣。寫中文，就得很快地反應成廣東話的菜名。常先生夫婦都是在香港學開飯館的，菜名是用廣東話的叫法和寫法。這是非常艱苦的學習，學了立刻就得用。頭一天晚上小章過來教了我一個多小時，我基本上記住了那八十四種快餐名稱。不過這種學習也很有趣，我沒有對它感到厭煩。例如KING PRAWN WITH GREEN PEPPER AND BLACK BEAN IN CURRY SAUCE WITH FRIED RICE （大蝦青椒黑豆咖喱汁炒飯）一經顧客叫出，我就得馬上用英文重複一遍，這稱為“唱單”，同時手裏用筆在加工單上寫出中文“大下交豆加炒”六個字，份數寫在中文的前麵，一份就寫1，兩份就寫2，這樣廚房裏的常先生就全懂了。一邊寫單一邊用英文向顧客報出價格：“TWO POUNDS THIRTY PENCE，PLEASE （請付兩英磅三十便士）。”這裏的PLEASE萬不可少。顧客可能掏一張五英磅的鈔票出來，接鈔票時要大聲唱出它的麵值，然後找錢時要先給七十便士，再給兩張一英磅的鈔票。一邊給一邊說：“THREE，FOUR，FIVE，THANK YOU （三磅、四磅、五磅，謝謝）。”菜好了，從廚房遞出來時是沒有蓋盒蓋的，我要把盒蓋蓋上，把鋁箔盒蓋的一圈邊捏緊，套上塑料袋。交給顧客時又要說一遍“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謝）”，顧客出門時還要喊一聲“CHEERIO YOU （走好呀）”以及“GOOD-BYE （再見）”或“GOOD NIGHT （晚安）”。一個夜晚算起來，至少要說上千次這樣的客套話。
在常先生一家四口人之間，上海話、廣東話、英語，三種語言構成了奇妙的混合語，他們互相理解無誤。加上我的普通話以後，四種語言也混合得不錯。可笑我在廣東已經生活近三年，從來沒有弄懂廣東飯館裏許多菜名的含意。不僅發音不懂，廣東人獨創的簡化漢字也不懂。但在常先生餐館裏幹活的第一天，我幾乎全都學會了。例如，“CHICKEN WITH MASHROOM WITH BOILED RICE （雞肉蘑菇白飯）”就寫作“雞毛白”， “PORK IN SWEET AND SOUR SAUCE WITH CHIPS （酸甜汁豬肉和炸土豆條）”就寫作“古朱條”，“BEEF CHOP SUEY IN CURRY SAUCE NO ONION （牛肉炒雜燴要咖喱汁不要洋蔥）”就寫作“牛水加無衝”，“HAM OMELETTE WITH FRIED RICE （火腿雞蛋炒飯）”就寫作“腿旦炒”。不僅加工單上這麽寫，向廚房遞單時還得用廣東話或上海話喊一遍。
如果遇到那種故意侮辱中國人的無賴，須得不卑不亢地對付他們，必要時拿起櫃台邊的電話報警。我不幸遇到了一次這樣的事，而且我表現得特別英勇無畏。那無賴一聽我報警就跑了，警察趕到的時候，向我和店堂裏的顧客做了筆錄。事後我自以為當了英雄，對小章報喜。小章告誡我說：“你真傻，幸虧警察沒有要求看你的護照，否則他要對常先生的非法雇傭罰款，你可能也得不到工錢了。”我還傻乎乎地問：“我打這工是非法的嗎？”小章說：“回去仔細看看你的學生簽證吧。”我回去後仔細一看，可不是嗎，上麵寫著“NOT ALLOWED TO PAY OR TO BE PAID （不允許雇用或被雇用）”呢。
也有那種風騷白種女人想尋黃種人開心的。有一天半夜，三個漂亮少女在店堂裏又唱又跳。其中一個遞給我一個五便士硬幣，說：“THE COIN IS FOR A KISS （這枚硬幣買一個吻）。”我退給她，她又說：“COME OUT OF THE COUNTER I WILL GIVE YOU FIVE POUNDS （你出到櫃台外邊來我就給你五英磅）。”另外兩個女孩也說：“I WILL GIVE YOU FIVE POUNDS TOO （我也給你五英磅）。”我笑著說：“IF EACH OF YOU GIVE ME FIVE THOUSAND POUNDS I WILL （如果你們每位給我五千英磅我就出來）。”她們互相伸伸舌頭，大笑著走了。
前半夜也有很安靜的時光，有時候一、兩個小時沒有一單生意。這時我或者坐在櫃台裏看電視，或者到廚房裏幫常先生作準備工作，一邊聽他侃大山。他對嫖、賭、音樂、體育都很內行，尤其一談起女人來，嘴巴咂咂作響、眉飛色舞。他說他玩過歐亞澳幾十國的女人，一國女人一種味，唯有韓國女人最合他口味。英國女人最不值錢，隻要給她一份快餐不收錢，她就會跟他到地下室去玩一盤。電視裏出現的女影星、女歌星、女舞星，好像個個都跟他上過床。男星呢，好像個個都請他吃過飯。電視裏播放的流行歌曲，每一首他都能跟著哼唱兩句。他說他還有收藏古董珠寶和集郵的愛好，說這也是轉移利潤的妙法。還說他有很多錢存在香港，還有些錢托親友在中國投資，說這都是廣留後路。
聽他大侃特侃的時候，我就完全忘了他是個親自下廚掌勺的小餐館老板，而他自己也忘了防備他的老板（老婆）突然來查崗。突然間他如臨大敵，閉口吞聲，手忙腳亂地舞勺弄鏟。我不明白地問：“怎麽啦？”他指指外麵，低聲說：“老板娘駕到！”我奇怪門口停車的那麽多，他怎麽辨別得出他老婆的刹車聲呢？但果然不到一分鍾，高跟鞋咯噔咯噔地響起，她太太威風凜凜地邁進了店堂。常先生滿臉堆笑地向她噓寒問暖，又匯報當天的營業情況。一到這時，我也多少受到了常先生緊張心理的傳染，趕緊退回到櫃台後麵，坐立不安。
據說常太太在香港時是交際場所的一朵不算太紅但也不算太暗的花。如今雖已徐娘半老，倒也依稀顯出那種風塵遺跡。她思維敏捷，手腳麻利，處世精明。不僅常先生對她言聽計從，就是那些調皮搗蛋的顧客也對她懼怕三分。過了兩天我就發現：做什麽品種、定什麽價格、從哪裏進貨、營業到幾點，都是由她說了算，然後常先生去執行。跟稅務局、警察、供應商打交道，也多是由她出麵。
常太太並不經常到店裏來。來了也隻是作一些指示，幫一些關鍵性的忙。有時她快到四點鍾時來收錢、順便接丈夫回家。顯然她不是早睡的人。她那種年齡，又有一雙兒女，加上常先生勤於房事，她應該不會偷人養漢。我問過常先生，在淩晨四點鍾之前，他太太先睡了一覺嗎？常先生歎著氣說，沒有，她這個人賭癮太大，兩天不上賭場就像害了大病，非得去把手囊輸個精光才舒服。她一上賭台，出手就壓幾十、上百英磅。“女人哪，小事精明、大事糊塗啊！”常先生背著她向我訴苦，“賭場裏還能沒有稅務局的耳目？別人見你大把輸贏還能不找你麻煩？最近她又要換新車，真是不明大義！我就是成了百萬富翁也不用讓別人知道呀。你看我，穿舊衣服，開舊汽車，從不招風惹眼。可她完全不懂這些！”我聽著常先生這樣的話，看著他一身邋遢不堪的衣服和斑白的頭發，同情之感油然而生。這種時候我竟完全忘了他就是那個大侃“一國女人一種味”的同一位常先生。我想，能真正混到發達富有的華僑，不容易啊！
常先生的兒子彼得完全不管他父親的艱辛。他不學無術，隻知道賭錢泡妞，在家裏稱王稱霸。他決不主動來店裏幫忙，有時候他父母實在請不到外人幫忙時，就花高價請他來幫忙，還得好言好語地哄著他做。他一不順心就大發雷霆，父母都不敢吭聲。一天晚上我與他合作，他嫌我言語和動作都呆笨，就用英文罵我。其實我聽懂了，隻是強忍怒火，不願跟他計較。事後常先生對我道歉，說這個兒子沒有教育好，不像大陸人懂禮貌。我笑笑說：“不要緊，對我怎麽都無所謂，我無非在這裏幫幾天工，體驗一下生活，各種脾氣的人都接觸一下也好。”這是真話，在大陸工作十幾年，端鐵飯碗吃大鍋飯，我何曾受過這種氣？但是既然是自願來掙這種錢，受氣費也包括在工錢裏啊。
英國是個以紳士風度聞名於世的國家。但通過這個小小餐館，我也發現一些與中國類似的陰暗麵。正在執勤的警察來到餐館，任何商品少收三分之一的錢，他們也習以為常、心領神會。稅務局官員、銀行經理、本街地頭蛇來買快餐時，常先生就把我推開，他親自來打包。我看見他熟練地把他們給的錢原封不動地放在飯盒上麵裝進塑料袋裏，交給他們時還陪笑鞠躬滿口稱謝。我看見這樣的事至少有三五次。我想，那些人總不至於回家打開塑料袋時看不見裏麵的錢吧。
這類人情世故，恐怕我父輩做生意時也是一樣深通不怪的，唯有我輩書生氣十足的呆子們不懂罷了。有些事，古今中外本來是大同小異的。
常先生的餐館最早四點鍾打烊，有時接近五點。回到公寓，渾身無力，寢食不思，望著窗外的曙光發呆。我一共在常先生的店裏幹了十天，得了一百零八英磅工錢。我用這筆錢買了一台打字機（準備寫論文）、一台絞肉機（準備帶回國）、一個電熨鬥（先在英國用然後帶回國）。我決定不再去了（小章答應以後再給我介紹一家老板厚道些的餐館）。最後一夜，常太太送我回公寓時，我下了汽車才對她說：“謝謝儂，常太太，阿拉明天去英國南部旅遊，不到儂店裏去了。”她大概也猜到了我的想法，沒有問我何時再去。說再見時，她好像略帶歉意地對我笑了一下。
就在那一刹那間，我突然感到，她仍然屬於善良人的大類。盡管我跟他們歸屬於兩種截然不同的小類，但我們之間還是能互相理解的。
我保存著他們的女兒寫給我的一張歪歪扭扭的小紙片：我叫常文慧。我現在把它貼在這篇雜記的下麵。那是我教她寫的中文，她本來隻會寫英文和法文。她長得很像我的女兒，天真文雅，完全不像他哥哥彼得。而且她說她非常想到她沒有到過的“祖國”去看看。她哥哥的嘴裏可從來沒有說過“祖國”這個詞。但願她如願以償。
（寫於一九八四年一月八日）
當時英磅與人民幣兌換率是一比三點幾，所以大學本科畢業生在國內每月工資不到二十英磅。
是的，工資是很低。不過我當時覺得滿意，一是因為當時中國內地各個不同工資區域的本科大學畢業生工資隻有每月52 元到62元人民幣；二是當時在英國的中國公費留學生每月隻有166英鎊；三是當時我手拿中國護照，上麵蓋的英國簽證中有這句話：both employing and being employed are illegal. 所以這些華人餐館老板知道我們好欺負。但在那種情況下，每天能增加十來英鎊收入，顯然是很高興的。
謝謝評論！是的，你說得對，以前我也認為，可能是餐館老板把中國人的壞習慣帶到了英國。今年學到了“藍金黃”的知識以後，我才想到，也許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的“藍金黃計劃”已經有雛形了。
我不同意。
更可能是餐館老板把中國人的壞習慣帶到了英國。本來，大家都不行賄受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