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太原

    又 到 太 原

 

       田  心

 

 

若按我個人的意願，絕不想在花甲之年再到太原一次。但是神的奇妙旨意不在乎人的心思意念，除了順服，我沒有更好的辦法回應。原因是新西蘭霍華德弟兄那個教會的以撒弟兄三年前曾在太原傳過福音，如今他仍然樂此不疲，所以想舊地重遊，看看那些撒出去的種子的下落（《馬太福音》13:3-8）。若沒有一個懂英文的中國基督徒作陪伴，他這趟太原之旅可能要花費幾倍的時間和金錢; 而我們教會裏懂英文的年輕弟兄們都有世上的工作纏身，於是我就心甘情願當了這個陪伴（賠錢的旅伴）。

我從前在民航單位工作的時候兩次到過太原，都是為了當時的中國通用航空公司開通和經營“太原-南京-深圳”航線的事。那兩次實際上對太原城區沒有什麽印象，甚至連是否進過城我都記不清楚了。因為通用航空公司優待我，他們覺得一年到頭灰蒙蒙的城市太原是他們的羞恥，所以兩次都安排我住在武宿機場內的民航賓館。第一次是公司老總陪我去遊玩山清水秀的汾河沿岸。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那次參觀了閻錫山故居，我在那裏買過一方硯台，回去送給了在書法方麵頗有造詣的鄭市長（他第二年受股票風波牽連而調任江西省副省長）。後來看了當時紅極一時的鞏莉主演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我認出那場景就是閻錫山故居。曾問過那個劇組的一位成員，證實果然沒錯。我第二次到太原時是通用航空公司的書記陪我去玩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寺廟群，從山西省境內進第一個寺廟，從河北省境內出最後一個寺廟，中途還住了一夜旅館。不過我大概是被眾神之神預定了不能接受佛的人，所以盡管那時我並沒有認識耶穌基督，在五台山裏逛了那麽多佛教寺廟，我也沒有燒過一支香、沒有下過一次跪。這次來太原的航班上，估計有一半左右的乘客是廣東（也有日本和東南亞）到五台山拜佛的，其次就是做煤炭生意的。以傳耶穌基督的福音為目的的乘客，以撒弟兄和我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吧。

飛機下降時報的地麵氣溫是攝氏三十三度，但是下飛機後的感覺比廣東的二十八度還好受，因為這裏的濕度低，出汗容易揮發。到進了城，更是涼風習習，毫無燥熱的煩惱。惟有看到空氣裏灰塵彌漫，給人以不舒服的感覺。時近八點，天色卻還明亮。出租車路過一個巨大的露天餐館，有百八十張小桌，圍坐的男女老少一個個吃得津津有味。我問出租車司機：“他們不怕把那麽多的灰塵吃進肚子裏去嗎？”司機一開始楞了一下，接著弄懂了我的意思，回答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嘛，他們個個可都健康著呢。灰就是土，土也是灰，人的身子本來就是灰土做的啊。”這位司機沒準還讀過聖經呢。我正想跟他多聊幾句，可惜車子已經到了旅館門口，我們剛剛付款下車，他就爭分奪秒地開走了。

在飛機上吃過盒飯，本來我晚上不想上街了。可是年輕的以撒弟兄餓得快，他想上街去吃東西。天已黑透，我怕他一個人出門出事，就陪他走到街上。旅館門口的這條街叫柳巷南路(似有“花街柳巷”之嫌)，離“太原的長安街”迎澤街不遠，以前這一帶是太原最繁華的市區。當然改革開放後這些年各地的變化都很大，新建的現代繁華區域往往是在過去的市郊。不過，從舊城區裏倒是更能了解一個城市的真正特色。

在深圳，正規的街道上已經見不到什麽騎自行車的了，在街心下棋、乘涼、賣唱等，更是不許可的。而在太原，這些都不足為奇。記得二十幾年前讀一篇境外中文雜誌上的文章說：大陸-台灣-香港三地的發展水平，分別以自行車-摩托車-汽車三大主流交通工具為象征。當時廣東先富起來的人也不過剛剛買摩托車，還挺召人羨慕的，而那時我們騎自行車的人則根本理解不了發達地區的人對街上的自行車和摩托車多麽厭煩。今天在深圳住慣了的人，可能也會對太原街上的自行車之多感到厭煩吧。

當了十年基督徒之後，我對太原街上閃爍的霓虹燈，舞廳卡拉OK和澡堂足浴等廣告都有強烈的抵觸之情。在等候以撒弟兄吃飯的時候，我想：我怎麽在深圳時沒有過這種感受呢？難道是深圳之夜不及太原之夜邪惡嗎？仔細一想，在深圳除了每個星期三晚上到一趟教會，我何曾在夜裏出過家門呢？說基督是避難所，夜不出門而免於掉入撒但設在夜生活裏的陷阱，也是其中之一項理由啊。

第二天上午我們就去以撒弟兄住過半年多的郊區嘉節村。那個村子本來坐落在大公路邊上，但是由於村口新修了像廣東那樣的高大牌坊，以撒弟兄從牌坊下麵過來過去好幾次，不敢進去。後來他終於確認是那個村子，於是我們走了進去。村內的路都是泥土路，民舍似乎全都被灰塵籠罩著，我們的皮鞋一進村就成了灰鞋。你若仔細觀察路邊的每一片樹葉和雜草，就會發現它們都承載著一層不薄的灰塵。不過以撒弟兄居然在灰塵滾滾的菜場裏認出了一位以前的村婦鄰居，於是由她帶領，找到了他過去的房東家。

房東家是比較典型的北方平原地區的富裕農家。彩電、冰箱、摩托車那一類東西都有，但汽車、鋼琴、電腦這一類東西都還沒有。客廳和睡房裏雖然鋪了瓷磚地麵，但是廚房和廁所裏都還是泥土地麵，做飯和取暖全靠燒煤。共院的三戶人家也共用一個蹲坑廁所（聽說村裏大多數人家是五、六戶共一個院子和一個蹲坑廁所），廁所既無門又無標牌，我估計已經進去的人要靠咳嗽為號來阻擋想進去的人。房東家應該是有洗衣機的，但是婦女們更願意在院子裏砌的池子裏洗衣服，洗好後隨手就晾在空中橫七豎八的鐵絲上。

以撒弟兄的人緣非常好，經先頭領路的村婦通報，幾乎全村的人都陸續到房東家來看望他，都問他妻子和兒子怎麽沒有來。幸虧以撒弟兄帶了手提電腦，就指著電腦裏的照片解說因為又生了一個女兒，妻子就在家帶兩個孩子。村民們看到電腦居然還能放映照片，驚奇讚歎不已。後來又有兩個懂點英文的中學生來了，他們抓住操練英文的機會，我就樂得在旁邊屋裏的床上小睡了一會兒。

到吃中午飯的時候，屋裏一下子安靜下來。我悄悄問以撒弟兄，過去接受福音的人來了沒有，他說還沒有見到一個。聽說有一家搬到太原城裏去住了，明天可能回村裏來。另外一位信主的弟兄，今天可能有事外出了。以撒弟兄認為我們明天必須再來一趟，我想也隻好那樣。

下午我們由房東帶領去參觀以撒弟兄和妻、兒過去居住過的地方，房東帶他孫女騎摩托車，其餘的人一人一輛自行車。這可能是我近二十年裏第一次騎自行車吧。那是很偏僻的田野裏獨立的一個小院子，離嘉節村牌坊大約還有一公裏遠，全程是坑坑窪窪的泥土路。自從以撒弟兄回新西蘭之後，那房子再也沒有人住過，所以屋裏積塵成垢，屋外雜草叢生。房東說從前以撒弟兄住在那裏的時候，屋裏幹幹淨淨，屋外花草齊整。無奈廁所也是一個蹲坑廁所，不過因為是以撒弟兄自家專用，那時候是被以撒弟兄的妻子打掃得很幹淨的。那屋裏沒有供水、降溫和取暖設施，隻在附近一百米遠處有一口電抽水井。以撒弟兄買的一輛三輪腳踏車還放在那裏，當年他騎著它去打水、買東西，有時候他妻子和兒子也坐在後鬥裏跟他去逛嘉節村和小店鎮。可想而知，一個三口之家的白種人住在根本見不到白種人的村野，又經常騎著人力三輪車招搖過市，遠近的村民們很快就都認識他們了。那時以撒弟兄在城區的一個學校教英文，每天擠一元五角錢一趟的公共汽車上下班。下班後兩口子在門口打蜂窩煤，或騎三輪車到村裏菜場買菜。那年夏天格外熱，他們沒有一點降溫的辦法，夏天過後，三個人都脫了一層皮。那年冬天卻又來得早，十月中旬就下了第一場大雪。他們住的地方周圍沒有其他人家，以撒弟兄根本找不到被雪覆蓋的路在哪裏，煤又燒完了，三個人隻好縮在床上，擁著一床被子等候雪化。到那年十一月份，他們終於回國了。

沒有到過西方發達國家的嘉節村村民們同情地對我說：“這一對老外真可憐！在他們自己國家裏窮得活不下去，到俺們國家來也掙不了多少錢。”他們哪裏知道，在新西蘭即使完全靠政府救濟過日子的人的生活水平，也比中國所謂的小康水平高得多，何況以撒弟兄在那裏還是個小業主呢。以撒弟兄自己說，他在新西蘭和在中國，經濟條件方麵的區別，以擁有六台汽車和搭公共汽車為標誌。無知的村民們既連我們自己祖先說的“勞其筋骨、苦其心誌”都不懂，又怎麽能懂得像聖弗朗西斯那樣的富豪基督徒故意去孤島上或叢林中尋求試煉的行為呢？

晚上我們在城裏就見到了搬進城的那家信過主的人家，請他們在我們旅館附近的一家酒樓吃了晚飯。飯前飯後，我故意把話題往耶穌上引，飯後又給他們放了一段電影《福音》。無奈他們怎麽也理解不了世上怎麽還會有比照顧他們的老父親和女兒明年考大學更重要的事，我幾個小時的傳教可能毫無效果。

六月七日，我們再到嘉節村那位房東家，果然見到了前一天沒來的信徒王弟兄。我問起他們村裏傳福音的情況，才知道他們已經與鄰村小馬村的信徒合成了一個三十多人的家庭教會，每星期天上午和星期四下午都在小馬村的一間大房子裏聚會。不過最近因為是農忙季節（割麥子），參加聚會的一般隻有十多個人。我問這教會的負責人是誰，他說是一位王姐妹。我不便馬上講解女人不能負責教會的道理，就請王弟兄去把王姐妹請來見麵。王姐妹來了之後，我先說我帶來了一套新出的福音碟，我們一起看看吧，王姐妹和王弟兄都說好。房東老薛聽說要放電影，就騎上摩托車出去，幾分鍾工夫請來了十多個七、八十歲的老頭。放電影之後，王姐妹說今天下午正好是聚會時間，你們就參加我們的聚會吧。於是以撒弟兄和我下午兩點多鍾就去參加他們在小馬村聚會點的聚會。

小馬村的聚會三點鍾正式開始，開始的時候隻有四、五個人。王姐妹開始領唱歌，她自己唱得很好，不過基本上聽不見另外幾個人的聲音。過了十來分鍾，陸續又來了一些人，一來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倒水喝，因為大家步行過來，都熱得冒汗。到我講道的時候已經是三點半鍾，一共有十六個人（包括以撒弟兄和我）。講道之後我又放了一段電影《福音》，旁邊住的民工聽見音樂聲過來了幾個人，最多的時候大概是二十個人。散會後，七、八個弟兄姐妹圍著我說：“我們第一次聽見你這麽個講道法，真後悔沒有帶個錄音機來錄你的音。我們平常聽小店鎮上來的人講道都打磕睡，像你這樣講道，我們可睡不成哩。”又有一位年輕的弟兄問我明天什麽時間離開太原，他明天上午要進城找我轉刻《福音》，我說好啊。我們離開小馬村的時候已是晚上七點半鍾，不過天色還很亮，回到城裏吃完晚飯就十點了。

在村裏得到一項意想不到的收獲。我把關於伯南漢弟兄的書《神奇的一生》送給一位中學生時，他接過一看，大聲說：“威廉•伯南漢，這個人我知道，是美國的牧師。”我立刻問他是怎麽知道的。他說：“我在小店中學上初一的時候，班上有一個優等生，後來他全家都搬到太原市裏去了，他現在肯定在太原市裏數一數二的重點中學上學。剛搬走的那年他回來過，還找我玩了呢。他手裏拿著一本書，比你這本書薄些，封麵上就有威廉•伯南漢這個人的名字，一個字不差。他說跟父母一起在太原市裏入了一個教會，那本書就是教會發的。他對我說，那本書可好啦，問我要不要借他的看。我翻了翻，沒有借他的，不過謝謝了他的好心。哎呀大叔，你給我這禮物可不輕啦，因為你這本書封麵上也有威廉•伯南漢這個名字！”我問他：“你還記不記得過去那位同學的名字？”他說：“那還能忘得了嗎？XXX嘛，他以前跟我玩得可好啦。”

從這位中學生說的姓名WILLIAM BRANHAM的中文譯法和有一次澳大利亞彼得林弟兄打電話給我時電話號碼顯示的區號是太原這兩點來判斷，我知道至少在太原市裏有接受伯南漢信息的教會。但是前不久在電話裏我告訴過彼得林弟兄我要陪新西蘭以撒弟兄到太原的事，他對我居然隻字未提關於太原信息教會的事。我不禁對彼得弟兄肅然起敬：他默默無聞地做了多少傳福音的工作啊！就在深圳我們的身邊，誰又知道彼得弟兄建立的家庭教會有多少個、地點在哪裏呢？是啊，若不是以募捐或榮耀自己為目的的傳道人，本應該都像彼得弟兄一樣安安靜靜地做工啊。就像聖保羅說的：“我立了誌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羅馬書》15:20）”

這趟又到太原，引起了我對神的旨意和自己未來傳福音工作的進一步思量。

 

（二○○七年六月八日寫於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