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3)
在大陸文革中，當局將毛澤東的一些文章擇選隻言片句，編輯成冊，謂之：「語錄」。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這些語錄不但指定人手一冊，而且要求人人背誦。更有音樂人將其譜上曲，政府電台日日播放，地區高音喇叭定時播放。無論政府官員，還是普通工人，農民，學生，人人必學，個個會唱。
高音喇叭在文革中用到極致，無論工廠，學校還是農村，隻要有人的地方，就必定有高音喇叭的聲波回蕩。召開群從大會，高唱語錄歌，更是雷打不動的慣例。什麽性質的大會，配什麽歌曲，都有規律可循。語錄歌成了男女老幼耳熟能詳的音樂。我父母工作的礦山，每天三次廣播。早上的廣播代替了晨鍾，那響徹雲霄的大喇叭聲，直掏被窩，任你再濃的睡意，也被趕到九霄雲外。久而久之，我們也從大喇叭播出的語錄歌中找到了規律。
如果播出：「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我們就知道，礦井出事故了，一定有死亡發生。所有的孩子都急急地往井口飛奔，趴在正對井口的安全橋上，心口蓬蓬亂跳，不錯眼珠的盯著井口，焦急地等待消防隊員的出現。一旦有人被抬上來，就蜂擁前去，急切地辨認，如果不是自己的父親，手捂胸口鬆了一口氣。但緊接著，聽見同學傷心的嚎啕，放回原處的心又揪緊了，陪著小夥伴掉眼淚。隨後幾天，低沉緩慢的哀樂就會持續不斷的在礦山上空飄蕩，所有人的心都被罩上了一層愁雲慘霧，情緒也隨著那音樂沉到了最低點。
如果大喇叭播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人人都心知肚明，肯定又有人要被抓起來，開群眾大會批鬥了。我的父親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被貼了許多大字報，但由於要利用他的技術，沒有批鬥，叫所謂監督使用。 隨著文革越來越極端，被批鬥的人越來越多。一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那首談論敵友的語錄歌，又被從高音喇叭裏播出，我不知是哪根神經被觸動，轉而向大會場的方向走去。走至台前，看到一排人低著頭，胸前掛著大紙牌，牌上此人的名字劃著兩個大叉，下麵是所謂的罪行。這時，一個熟悉的名字突然跳進我眼，那是與我爸爸一個辦公室的，平時少言寡語，老實勤懇，他的罪行是：「逃亡地主」。我的心撲通撲通直跳，慌慌張張地逃離會場。回到家也淒惶惶地坐立不安，心如亂麻。
晚飯時，我對爸爸說：「今天看見姚叔叔被批鬥了。」我到現在還能清晰記得，爸爸停止了咀嚼，眼裏閃現了一絲驚恐 ，雖是那瞬間而過，足讓我心理漰潰，有一種天要塌下來的恐懼和無助，渾身發抖，淚如泉湧，趕忙低下頭，不敢看他。少頃，爸爸用安靜的口吻對我說：「以後不要到大會場去」。那天晚上，我看到爸爸坐在床前，一支煙接一支地抽煙，最後，我在驚恐和不安中睡去。
爸爸在飯桌上的那稍顯即失的驚恐，讓我一直膽顫心驚，恐懼如影行隨，害怕哪一天他也被掛著牌子，彎腰低頭站在台前受辱。本該天真無慮的少年， 卻白天憂心忡忡，晚上噩夢連連。從此，非常害怕那廣播，但又格外關心那廣播，一聽到廣播，不由自主地聆神細聽，如果傳出那首論敵友的語錄歌，無論在幹什麽，拔腿就沒命地往大會場跑，然後一個一個地查看，如果沒有爸爸，一顆心落地，這一天就算平安度過。直到爸爸被平反，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才結束。
5-5-2013發表於《世界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