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七十年——記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85）

家國七十年——記亦泣亦歌的人生旅途（85）

第五節 我和父親（1）

父親是1913年出生的，屬牛，和母親同庚。我是他五個子女中的老小，五個子女依次排序為：長子徐家林，長女徐家榮（後改名徐珍珍），子女徐家好（後改名徐雲），三女徐家美（後改名徐敏）次子徐家樹（後改名徐家恕、徐凱）。鄰人都調侃母親說：你有福啊！五個孩子，兩頭是龍，中間三個鳳。

自我記事起，家中似乎沒過過好日子，因此我一直認為自己命不好。母親也說你徐家恕命不好，自打你出世，我一天好日子也沒過過。盡管如此，我還是非常懷念兒時時光，因為在父母膝下，無憂無慮，粗茶淡飯隻要能吃飽，就是好日子。在1953年到1955年這兩年間，家中的日子稍有起色，吃飯時，家中分兩桌，母親和三個姐姐在大桌上，我和父親在小桌上，自然，菜的分量和質量都要好一些，說明我一直受偏愛。那時候，我們家開個雜貨店。父親隔三差五地去蚌埠進貨，當然都是肩挑。印象裏，每次進貨，父親都會讓我吃幾塊三楂糕和蓬鬆的糯米造型糖（各種動物造型）之類的食品，這是幾個姐姐都享受不到的待遇，父親有時還把我抱在他的腿上坐著。這是我和父親最親昵的時刻，至今每想起，仍然心熱。1953年，我因麻疹，高燒數日，之後又拖延數日，最後轉入彌留狀態，束手無策的鄉間醫生說也許鴨梨能緩解。閉塞的淮北農村，在春天想買鴨梨不是一件易事，有人說香澗湖北的劉集可能有，父親就跑了幾十裏路去了，果然買來兩隻鴨梨。鴨梨於治病雖無效，父愛卻沉甸甸，一直暖存於胸間。

值得懷念的日子在1956年突然中斷了。這年，在全國範圍的私營企業改造運動中，雜貨店關閉了。父親因四類分子的身份，不得參加公司合營的雜貨店，成為一農民，終年被拴在黃土地上。從父親所分管的扶犁耕地、播種看，那個時候農村的階級鬥爭還不算太殘酷。因為扶犁播種在農村都算技術活，一般貧雇農想幹都得不到這樣的差事。1966年我在壽縣搞路線教育，對當時農村的四類分子的狀況不如牲口深有感觸。記得一次，我找一個四類分子談話，見他的腿上叮了兩隻蚊子，讓他趕快打掉。他竟然抱頭痛哭。我問他為什麽哭。他泣不成聲地說：過去從沒人關心過我，蚊子叮了我，你讓我打掉，說明你關心我。我的心被他說得酸酸的，淚水在眼眶裏打轉，咬著腮幫把淚水壓回去。一個工作隊隊員，為一個四類分子的酸相流淚，傳出去了，可能會被當典型批判，所以，我不能讓淚水流出來。

1958年公社化後，人們不適應這種新的政權形式，有人就此喜歡說俏皮話。每當中午收工時，我就坐在家門口，等待父親回來。因為這個時候政治形勢很緊張，差不多每天都有人被抓，五花大綁地被送去勞改，罪名差不多都是因為說得洋洋得意的俏皮話。記得有這樣的事例：住在我家南麵的一個人拿著煮熟的紅薯吃，邊吃邊說這是社會主義大麵包。有人密告，結果此人被抓去判了五年刑。我和母親都很擔心父親，生怕他被抓，他是一家之主，雖然在外麵連頭都抬不起來，可卻是我和母親踏踏實實的依靠。有時收工晚，遲遲不見父親的身影，心兒急得笆鬥大。晚上收工，我一般都見不到父親，因為少年的我頑皮，頑皮了一整天，沒等到吃晚飯，就爬到床上睡著了。

1958年，家鄉開始食堂化，為了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食堂的飯可以放開肚皮吃，每逢食堂開飯，大喇叭總是播放《社會主義好》，社員們的歡聲笑語和飄蕩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的歌詞交織在一起，充分展示了大躍進的特色。可是，好日子沒過二個月，大隊幹部發現這樣下去會出問題，於是就停止辦食堂，趕快把剩下的小麥分給社員。就這樣還是造成了一定的災難，社員分到的小麥根本不夠吃到秋收，有許多人家斷頓了，飽嚐了挨餓的滋味，所幸是夏天，能搞到瓜果野菜，才沒出現餓死人現象。我們們家由於母親操持，把糧食分成了若幹等分，每天就吃一個等分。所以基本沒挨餓。記得那時，每天中午，母親貼死麵餅，都是貼大中小三塊，父親吃大的，我吃中的，母親吃小的，母愛以生命的形式潛入麥麵的肉筋中，可食者卻沒體會到其分量。那時候，父母的關係很好，愛吵架的毛病徹底改了。可見貧賤夫妻多能容忍。

現今，我見到一些文章把大辦食堂視為一樁罪名，扣在了毛澤東頭上，覺得很不公道。理論上說，辦食堂的優點明顯，可以節省大量的時間和物資（柴火），可在這些文章中就沒說明大辦食堂的缺點在哪？怎會變成一樁罪？如今，哪個人上班上學不吃食堂？可在1958年，辦食堂就成為嚴重的錯誤，因為它強行突破了客觀條件的限製，會釀成災禍。上文說，園宅集大隊食堂之所以辦兩個月就停止了，是因為大隊幹部看到了危險所在。這個危險就是：收的糧食根本不夠放開肚皮吃。繼續辦下去，夏收的小麥很快就會被吃光，全大隊的人都會挨餓。這個時候，即便是縣委書記拿著槍強迫他們繼續辦食堂，他們也不會聽從。所以，有些文章中說某某國家領導人去故鄉視察，聽到群眾對辦食堂不滿意的呼聲，果斷製止了辦食堂的做法，以此來顯示這位領導人英明果斷。其實，這純粹是扯淡，基層幹部絕不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把糧食分到戶，有人挨餓，那是他自己的事，不關幹部的責任，如果辦食堂把糧食吃光，那罪責肯定會壓在基層幹部的頭上，誰也不願去承擔這樣的罪名；如果有人為保位子聽上級繼續辦食堂的話，這個地方的群眾肯定會挨餓，這樣的幹部就是罪人。所以我們看文章要思量，禦用文人的文章大都不可看，看了就會中毒。

還有一件事不得不說。這就是盡管社會上出現一些讓人乍舌的狂熱，政治鬥爭異常殘酷，可是民風卻是淳樸的，非但夜不閉戶，就是在大白天，也沒人鎖門，至多把門掩上。糧食就擺在家裏，饑腸轆轆的人也不去偷拿別人的糧食。我說這話，可能沒人相信，可這卻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所以，我一直認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種群，就是中國的老百姓，這也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五千年的根本的內在原因。

在大躍進的狂潮中，我和父親很少談話。父親一天到晚的在外麵忙乎，回到家已是疲憊不堪，哪有時間關心我。後來，因為全公社在安子口集中辦學失敗，園宅集小學因為教學用具和課桌全部丟失在安子口，無法繼續在園宅集辦學，學校就放了一段時間的假。這期間，父親可能接受大哥被打成右派的教訓，認為有文化是禍根。所以將我帶到農田，讓我跟他學習使牛耕地。就是這次和父親長時間接觸，使我理解到造成1960年大饑饉的根本原因，詳情反映在我的博文《大饑饉是怎麽造成的？》中，讀者若有興趣可以翻來讀讀。這次跟父親學使牛，親眼看到父親吐血的情況：這日下午，正在使牛耕地的父親突然彎腰蹲下，隨著幾聲咳嗽，吐出幾口鮮血。我非常驚恐，因為在故鄉，吐血一直被視為嚴重的病魔。吐過血後，父親收工，當晚就找了村裏的醫生徐德林看病，徐德林說沒有大礙，是虛弱所致，讓買隻老鱉燉了吃。母親按照醫生的吩咐做了，父親在家休息了二天又繼續上工。

回想那個歲月，讓人傷感。大煉鋼鐵、旱田改水田、興修水利，一項接一項大型活動，所有的人都像被驅趕的牛羊，不停地奔騰在原野上，連家人每天都難得說上幾句話。可是生活又異常的艱辛，難食不果腹，衣不遮體，心中唯有怨恨。可誰又敢出聲？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我曾因腹痛沒上學，劇烈的疼痛，撕心裂肺的呼叫，卻沒人響應。疼痛過去後，我沿長街往南走，想去找點吃的，大白天，幾百米的長街寂靜無聲，像是無人世界。這印象在我腦際存儲了幾十年，依然是那麽清晰。

1959年6月。由於二姐新添男丁，來電要母親去她家帶孩子，並寄來70塊錢（僅夠母親一人的路費）。鑒於日益惡化的生存環境，父親和母親商議說：他們隻寄了一個人的路費，看來是不想讓家恕去，你腆著臉也要把他帶走，救家恕的命比看張喜山的臉色重要。父親在關鍵的時候做出了正確的決斷，我得以隨母親逃難北大荒。臨走的那天，我回頭看看了毫無生氣的故鄉，暗自發誓再也不重踏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