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中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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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世 紀 曆 史 主 潮與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20世紀中國曆史趨勢的主潮是反帝、反封建，爭取國家、民族之自由、獨立，人民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以便為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建設現代化國家創造必要的條件。這是20世紀中國曆史的主潮，雖然曲折，經曆過無數的回流，漩渦，阻抑，甚至“滅頂”之災，但曆史大潮畢竟不可阻擋。
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中國知識分子（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其中一部分是東洋、西洋的留學生）為主導，提出引進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這是完全正確的，是建設性的，是破中之立：破封建製度、封建特權和中國末代封建統治者固有的愚昧和愚民政策；興科學、教育，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化和新興的工業、農業，立民主、科學的新世界觀和新人生觀。這正符合上述中國曆史的主潮、大潮。盡管它有缺點，如對中國傳統文化否定得過頭一點，但屬第二位，是次要的。
正是在這種思潮背景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它引進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高舉反帝反封建旗幟，爭取中國民族之自由、平等、獨立，實際是部分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格平等）的思想。在農村，它發動土地革命，剝奪封建地主的特權，將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由此而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在軍隊建設上，它與舊軍隊的封建軍閥主義，官長特權，打罵士兵等針鋒相對，提倡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官長和士兵人格平等，尊重士兵的人格，不打罵士兵。作戰之前，還提倡士兵一定程度的民主，獻計獻策。由此而調動了士兵的積極性（士兵的主體，就是穿軍裝的農民）。在全國，它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腐敗，於國統區大城市，發動學生、知識分子爭自由、民主，反對國民黨專製、獨裁，由此而調動了國統區廣大人民反對蔣介石政權的積極性。
所以，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中國共產黨懂得發揚民主、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在農村發動最廣大的農民，在城市，發動學生、知識分子、工人和其他階層人民，組成最廣泛的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和威力。確實，中國共產黨主要是依靠穿軍裝的農民（軍隊），用爭取自由、民主的新思想武裝起來的城市知識分子（包括青年學生，教授、教員，各民主黨派的知識分子，進步的新聞工作者、文化人等），兩支大軍—前者是武軍，後者是文軍（輿論大軍），最後消滅被美國新式武器武裝起來的國民黨八百萬軍隊，推翻蔣介石政權。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如 何 適 應 新 社 會
前麵講到，中國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中，以及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傳播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動員人民起來參加反帝、反封建、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的鬥爭中，均起了不可忽視的特殊作用，這就是毛澤東曾經高度評價過的先鋒作用，宣傳和組織的作用。這是因為知識分子作為先進思想和科學、文化的汲取者和傳承人，往往是敏感地得風氣之先、也是開風氣之先者，如毛澤東所說，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而知識分子，就其職業特性來說，是腦力勞動者，是以其思想、文化，知識、技能等方麵的專長來為社會、人群服務；在社會中，它又多數是個體的，相當獨立的階層，尤其是那些人文科學方麵的知識分子，隻有保持其獨立性，人格獨立和學術獨立，方能更好地完成自己思考、研究和創造的工作，以為社會服務。
但是在新的社會，中國知識分子遇見了新問題，這是很多人未曾預料的，也就是毛澤東說的，如何“適應新社會”。每個人都遇到了這樣的問題。
關 於 對 知 識 分 子 的 基 本 估 計
作為一個過來人，我對共產黨、毛澤東很崇敬。我為新中國工作了半個世紀，然後退了下來。那麽，我對幾十年的事情是怎麽個看法呢？我總覺得，毛澤東和共產黨本身是在矛盾和克服矛盾中前進的，這也是一般事物發展的規律。因而其做法，有對也有錯。如新中國建立初期的抗美援朝（對帝國主義不能示弱）、土地改革（消滅農村的封建土地製度）、鎮壓反革命（對民憤很大的，在舊社會壓迫人民的“東霸天”、“西霸天”，需殺、關、管），在方向上無疑是正確的，也是必須要做的。但1951年開始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究竟是否正確呢？我們不妨做點回憶與思考。1953年初，我來北京後，聽見在清華大學等北京高校上學的我中學時期的同學們說，那時在高校中反對“親美、崇美、恐美”，用搞運動的辦法，對一些名教授，粗暴地施加批判鬥爭，搞得他們很狼狽，但並無說服力，也難讓人心服。我沒有直接經曆這場運動，但從1957年4月27日和29日北京大學傅鷹教授兩次座談會的發言提的意見可以看出，第一，這一運動對知識分子的基本估價是不對的，是脫離了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的。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無可否認有少數人難免有“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即使在這些人中，大部分人也仍然是思想問題，是可以通過學習、提高認識，而改變的），但是難道都是這樣嗎？他們在1949年以前的工作（例如教授們半輩子辛勞傳播知識、文化、科學，培養學子），難道都錯了，都是“為蔣介石服務”嗎？第二，這一運動以其“開展鬥爭”的非和風細雨方式，深深地傷害了知識分子，尤其是他們的自尊心。這一運動開了幾十年，不斷打擊知識分子，尤其學術、文化、教育界知識分子的先河。在建國前，為了奪取政權，而精心造就、使用的兩支 “軍隊”，文軍和武軍，在建國之初，已明顯地傾斜，不平衡了。
1956年—57年，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判斷的前後矛盾和質的變化。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明顯地提出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一估計，無疑是符合實際情況的。1956年9月中共開“八大” ，關於“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寫道：“在基本上解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以後，我們現在麵對著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國家製度和社會製度同落後的經濟、文化之間的矛盾。我們今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同我國各族人民群眾在一起，解決這個新的矛盾，使我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為一個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請參看《中共八大史》179麵）知識分子的作用，因之更顯重要了。毛澤東提出了“雙百”方針 ，1956年8月在懷仁堂同部分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也較開放，提出了藝術創造中“古為中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原則；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後，團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這都是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迫切需要，而調動各方麵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和廣大青少年學習文化、科學的熱情，是很正確的。毛澤東在1957年2月最高國務會議上和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上的講話涉及知識分子所講也是正確的，符合“八大”的精神：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的社會成員是三部分人，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當年我們在北京意識形態部門工作的知識分子，有幸聽了毛主席講話錄音，那時他對形勢的估計是，對私營工商業和農業、手工業的所有製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共產黨要整風，要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特別是官僚主義和人民群眾的矛盾。因此不應該用階級鬥爭的辦法，去對待人民內部矛盾；而是要貫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用“鳴”和“放”的方法，批評與自我批評方法，去團結廣大知識分子，調動他們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幫助共產黨整風。共產黨應很好地聽取批評，包括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批評；有些民主人士在政府裏任職，應當有職有權等。而在反右鬥爭前夕，毛澤東的觀點改變了。他將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並列了。如“在我們國家裏，鑒別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惡……”（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變化》）1957年7月，他還講“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共產黨不心服……”（《1957年夏季的形勢》）。在這裏知識分子前邊冠以“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總是並列的。反右後正式發表的上述兩篇講話，也在知識分子和階級鬥爭等問題上做了根本性的修改。
毛澤東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說。在上述文章中，毛澤東認為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的，必須要“改造”；“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知識分子必須“附在無產階級上”。他說，“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附在五張‘皮’上，就是吃五張皮的飯。第一張皮，是帝國主義所有製。第二張皮是封建主義所有製。第三張皮，是官僚資本主義所有製。第四張皮，是民族資本主義所有製。第五張皮，是小生產所有製，就是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所有製。過去的知識分子是附在前三張皮上，或者附在後兩張皮上，附在這些皮上吃飯。現在這五張皮還有沒有？‘皮之不存’了。”毛澤東又說，“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麽皮上呢？是附在公有製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資本主義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階級是不幹的，就要辭退你，明年就不下聘書了。”（引文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52—453頁）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的這些話，是突出一個“附”字，即知識分子必須依附於掌權執政的統治階級，而現在則是無產階級，並為其服務，否則“不給你開飯”。
毛主席的這個“知識分子依附”說，我想講一點自己的看法。我認為，這個觀點，其實並不新，是很傳統的。中國的封建帝王、大官僚、貴族，甚至大商人，都持這種觀點，他們有權有錢，可以“養士”，可以雇請許多人來為他們著書立說，樹碑立傳，寫字畫畫，唱歌，跳舞。但是大思想家、教育家、學者的孔子、孟子的規格，就比這些人高多了。他們獨立辦學，教書育人。他們也外出向諸侯王遊說他們的學說，政見。但是對諸侯王是持不卑不亢、平等討論的態度，“合則留，不合則去”，不是為做官而無原則地屈從。因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是這樣一種“官為本”，“士為附”的體製，所以，有些曠世奇才的大文人，也不得不在大官僚軍閥們或富豪的幕帳下、門下，混口飯吃。但也實在難以忍受這種屈辱的處境，如唐代詩人杜甫所說，“朝扣富兒門，……到處潛悲辛。”有的則習慣了這種屈從、依附的奴性，一見某位君王“禮賢下士”，就受寵若驚，大唱讚歌。有的是一種矛盾心態，如大詩人李白，他謙卑地上書，巴結過一個地方官“韓荊州”；但其後在宮廷裏要宦官高力士為其脫靴，醉態中表現了他對宦官的蔑視。後來更寫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樣千古流傳的佳句。但是曆代也有些堅持知識分子獨立人格，不依附任何政治勢力，不“附在某張皮上”，獨立地教學，著書立說的知識分子。晉代大詩人陶潛，寧願回家吃粗茶淡飯，而不願“為五鬥米折腰”。可見，即使在封建社會，古往今來，也有一些堅持自己獨立做學問，辦教育，寫文章；堅持自己獨立人格、學術尊嚴，不附在某張“皮”上，而自食其力的知識分子。明朝的李贄，明末清初的顧亭林等學者，都是這樣的人。最早的孔子、孟子，在這一點上，也為後人樹立了榜樣。
自然，在舊時代，這樣的人居少數。在國民黨專製政權年代，也有這樣的知識分子。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曾鮮明地指出，像魯迅為首的左翼文化大軍，他們不僅不為國民黨反動政權服務，並且是抵製、反抗他們的。問題並不總是這麽簡單地“誰給開飯，就為誰服務”。據我所知，不少左翼文人，在當年特殊情況下，為了生存，在國民黨政權機關裏混口飯吃，如張天翼、胡風、蔣牧良等等都是。但他們依舊用他們的筆反對國民黨。因胡風在上海中山圖書館混過事，就將這作為他是“國民黨反動派”的 “根據”之一，這是愚弄人的，很簡單、幼稚的邏輯。實踐檢驗，這錯了。新中國成立後，盡管壓力很大，仍有極少數學者，像馬寅初、陳寅恪，堅持自己獨立人格和治學品格，為了追求真理而不屈從權勢。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這裏，我還想再說一下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他們集文化、科學、學術於一身，用自己的知識、文化，科學、技術為社會、國家、人民服務，他們中絕大多數人在新中國成立後，政治上是讚成執政黨對新政權的領導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需要依附任何階級、政黨或個人。他們是腦力勞動者，又是獨立的社會階層，和工人、農民相互獨立又互相依存，誰也離不開誰，這樣才構成一個社會。在社會主義時代，知識分子是以自己的知識、技能為社會、人群，當然包括人數最多的工人、農民服務，但他們與工、農人格平等，不存在誰依附誰的依附關係，而是平等地團結協作。知識分子的特性是人類文明，文化、科學知識的負載者、傳承者、創造和發展者，因而任何社會的文明發展，離不開“士”和“師”（傳道授業的人）。而因為從求知中開拓了視野，靈通了信息，知識分子又往往是最敏感最善思索者，常常成為社會新思潮的前導者。在現代社會，科學技術知識分子，更是先進生產力的推動者、發展者。因而社會要文明、進步，國家要朝現代化前進，離不開文化、科學、教育事業的興旺發達，更離不開各方麵知識分子在知識、輿論等等方麵的前導作用。
看來在1956年、1957年初，為了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需要，也為了執政黨保持健康的肌體，不腐化，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周總理將“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請回來了。而知識分子和各民主黨派（他們的主體是知識分子），是“德”、“賽”兩先生的傳媒和載體，因而理所當然地意識到了自己在國家建設、發展中的作用和位置。然而，當“德”先生和“賽”先生請回來了，知識分子和各民主黨派在文化、教育、科學等領域及政治方麵（響應號召，幫助執政黨整風）發揮其空前的積極性，執政黨的觀念、政策，卻發生了突變。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陷50多萬知識分子（超過500萬知識分子的十分之一，其中有許多優秀的人才）於20多年的縲絏之中。“德”先生和“賽”先生處境堪憂，中國元氣大損。執政黨整風，不僅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自是更加厲害，黨、群關係不僅沒法改善，反而更增加了隔閡。1958年發動 “大躍進”，沒有“賽”先生作指導，好些地方當然也不要“德”先生了，結果達不到預期效果，人力、物力浪費、損耗大。
決策的失誤，從黨的領袖毛主席來說，是將國家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過渡時期的知識分子，錯看成異類、“資產階級”，和革命的對象，而不是現代化的最先覺悟者，腦力勞動者，長期合作共事的夥伴。或者大大後退了，退到了傳統社會某些執政者的觀點，知識分子僅是被雇傭者，他們被抹去了人格的獨立尊嚴、學術自尊和自由。知識分子本是人類科學、文化的負載者、傳承者、創造者，而今在社會主義時代，卻突然變成了資產階級思想毒菌的載體，革命的對象。即使為“主人”服務，也必須“夾著尾巴做人”，甚至“俯首貼耳”（一位來自老解放區的詩人，曾這樣開導著我），看“主人”的臉色行事。這同封建社會的奴仆，有多大差別呢？“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將其絕對化，也就有片麵性。“文革”中有的人將其發揮，就變成“知識愈多愈反動”；“讀書無用論”，呼之欲出。而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即使不被當作敵人，也淪落為無法與工農人格平齊的從屬、改造和“接受再教育”對象，“下九流”。馬列主義的祖宗馬克思，可從來沒有發明過這樣的馬克思主義。
對 階 級 和 階 級 鬥 爭 學 說 的 偏 執 看 法
毛澤東之所以對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位置和作用發生錯誤的估計和看法，其一個根本原因，是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發生了偏執的看法。
馬克思是以社會的經濟關係，以剝削和被剝削關係，來區分有產和無產，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他是客觀地來看待人類社會各個不同曆史階段的階級分野和階級鬥爭。馬克思也批判地繼承了人類曆史上，尤其歐洲文藝複興時代人文主義、人本主義的精神遺產。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人對金錢的依附關係，使人本身異化了，因而未來的新社會，應建立合理的人際關係，使人性複歸，人的個性得到自由充分全麵地發展。而列寧提出和實施的“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雖然這一專政對鎮壓真正的反革命也許是勢在必行；卻也為無產階級建立的新政權帶來非民主的，壓製人性的一麵。這一開端，對後來馬列主義者建立的新政權產生了最直接的影響。斯大林的隨著社會主義社會的前進，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觀點，則為其肅反擴大化奠定了理論基礎。在蘇聯社會建立的初期，有明顯的壓製知識分子的傾向。（雖然以列寧為首的領導集團，是以知識分子成員占主導地位。）例如俄國舊都彼得堡，集中了眾多知識分子人才，而在最初的肅反中，不少知識分子是被錯抓了，甚至錯殺了。有些被迫流亡國外。這是蘇聯新政權的損失。作家高爾基實在看不過去，遂挺身而出，為知識分子說話。彼得格勒市的頭兒季諾維也夫不接受，在列寧麵前狀告高爾基。高爾基的意見、建議，起初列寧還采納一點，後來搞煩了，幹脆批評高爾基為反革命知識分子張目，立場站錯了，要他出國休養；或到外地，工農建設新生活的地方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尼娜•別爾別羅娃著《高爾基在彼得堡》一書，對此作了詳細的描寫。）現在看來高爾基為知識分子說話不一定錯，列寧也不一定對。的確，在蘇聯早期曆史上是有岐視或排斥知識分子的思潮。法捷耶夫著名小說《毀滅》寫的反派人物美諦克就是個小知識分子。我國革命根據地初創時期，也有岐視或排斥知識分子現象。其實有的不信任知識分子的領導者，自己也出身知識分子，如湘鄂西蘇區搞“肅反”很厲害的夏曦。當然工農分子中也有的人，大概總以為有知識的人“思想複雜”不好辦，難以信任。也有知識分子在“肅反”中成為“肅反”對象，而遭誤殺，如毛澤東的朋友柳直荀就是在洪湖蘇區遭錯殺的。與此相關的“左”的思想，就是惟成分論傾向，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也有。在他的影響下，三十年代，中共推選的總書記向忠發就是工人成分，還有個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也是工人成分。後來兩人遭逮捕，卻投降了敵人。可見“惟成分論”並不可靠。
從1957年反右前夕起，毛澤東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估計明顯地走偏了。他剛宣布中國所有製改造完成後，階級鬥爭基本結束，而一反右，他又說階級鬥爭還很激烈，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他說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也就從這時候起，他將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聯在一起了，說他們的“世界觀還是資產階級的”，這就開始了他用思想、世界觀來劃分階級的先例。這在馬克思主義曆史上是沒有的，也就難以有個科學標準了。正像後來他提出的 “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概念，不確定性太大了。
毛澤東在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還有“要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這成了他用以整治與他有不同意見的幹部或他認為“不馴順”的知識分子，最銳利而有效的武器。當時就以“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整了副總理習仲勳及與寫作長篇小說《劉誌丹》 “相關”的人；以“右傾”、“小腳女人”，整了在農業問題上堅持實事求是觀點的老革命家鄧子恢。1963年、64年， 毛澤東發出對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1964 年又有關於教育問題的春節談話，文教界領導和知識分子再一次“優先”“整風”。文化工作的一些著名老資格領導人如夏衍、陳荒煤、邵荃麟等都被整得稀裏嘩拉，並被調離原工作單位。還有些三十年代的老共產黨員、紅色的人文學者，竟莫明其妙地塞到秦城監獄九、十年，有的慘死於牢中。毛澤東這種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九大”時寫進文件，成為黨的“基本路線”，成為“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依據。這當然是不合乎學者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應回歸到人性、人文的科學；和列寧、斯大林的“階級鬥爭要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倒是一樣。恰巧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則經常用的列和斯“越來越尖銳”的理論|，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過毛澤東有他自己的“創造”。我認為毛澤東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之始，即將知識分子作為改造或革命對象；還有他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要不斷進行下去的理論，這是他兩大根本錯誤。這也是後來他發動“文革”犯錯誤的根源。
“文 革” 大 錯 之 一，是 將 知 識 分 子 全 麵 列 為 重 點 革 命 對 象
“文革”大錯之一，是將知識界和知識分子全麵列為與“走資派”並列的重點革命對象。1966年，毛澤東親自主持製定的中共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寫道：“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的領導權。”在中國進入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時期，毛澤東如前麵我們論述過的，他將知識分子歸屬於“資產階級”，甚至將他們估計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力量，而且認為“走資派”是庇護他們的。毛澤東這種對知識界的估計，從“反右”以來，似乎愈演愈烈。提倡海瑞精神的，本來是他自己（見毛1955年在黨內的一次講話，當年曾作了傳達）。他的朋友吳晗是聽了他的講話才寫文章宣傳海瑞的。吳晗跟毛心目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走資派”彭德懷元帥本無關係，但為了發動“文革”，毛支持江青率先組織姚文元寫文章批吳晗的劇本《海瑞罷官》，並將其跟“為彭德懷翻案”、跟他懷疑庇護吳晗的北京市委領導人彭真聯係起來。
1962年春天在廣州開的科學界人士和劇作家的會上，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本來有很好的講話。周在會上講話，再次將知識分子定位為腦力勞動者，是共產黨“依靠和團結的對象”，陳毅並向知識分子行脫帽禮（脫掉“資產階級”那頂帽子）。但毛澤東對周恩來等廣州會議的講話，遲遲不表態。毛實際是不讚成給知識分子脫帽。1966年初，毛支持江青搞那個“紀要”，將毛1964年關於文藝界的第二個批示中，認為文藝界“15年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更升級為文藝界存在著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這條黑線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藝界就存在；等於將毛自己曾經高度評價過的左翼文化界，差不多全給否定了。而在“五、一六通知”中，則擴大到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即全部中國的知識界，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都是黑線統治，因而要“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不用說，這種估計是完全不符合實際的；而且將知識界全麵作為打擊對象，是意味著違反社會進步規律的曆史大倒退，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不僅導致“文革”中瘋狂毀滅文化，毀滅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導致中國現代的和傳統的文化“斷線”、斷代，更使不少中國人集體回到野蠻、蒙昧的時代。這個損失，恐怕中國要費好幾代人的時間，才能找回來。而知識人遭受的苦難和浩劫不知又超出“反右”多少倍。
“文 革”的 思 想“定 於 一 尊”，是 曆 史 的 大 倒 退
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期鼓勵、提倡的“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在“文革”中很快走向了反麵，這就是服從對毛澤東個人迷信、造神運動的需要。林彪因為“大立毛澤東思想”，而成為造神運動的推動者，自己也躍上了毛澤東接班人的位置。林彪講話說，“要用毛澤東思想來統一全中國六億人的思想”。這使人聯想到中國曆史上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然而那時是封建社會初期。“文革”開始是二十世紀中後期。在這世界信息難以完全封鎖，人們的思想也是廣泛吸收、空前豐富的多元化時代，再好的思想也不可能“定於一尊”，更不可能用強製的辦法求“統一”。這樣的“統一”，其實際做法，便是以表麵的“擁護”或“反對”毛澤東思想，作為在“文革”中劃分中國人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的標準。其實口喊“擁護”“高舉……”的人，並不一定心裏就是那樣。而對毛澤東發動“文革”有意見、看法的人，（如運動開始不久，北京就有不少敏感的幹部子弟——中學生、大學生，認為毛澤東在幹部問題上犯了“左”的路線錯誤。有些老幹部也持這樣看法。有的對毛澤東重用林彪、江青有看法。當然他們隻好放在心裏，不便公開講出來。有的人是私下議論）其實，相當多的人都是忠於共產黨和認同馬克思主義的。張誌新就是其中一個。對毛的思想，“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是赤裸裸地宣傳盲目、迷信，反理性，但人們（特別是負有責任的領導幹部），還是隻能不情願地這樣作。而曆來的大哲人、思想家，包括馬克思，特別是唯物主義者，都是提倡理性、思考和懷疑精神的。毛澤東本人也提倡過“獨立思考”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可是“文革”中誰照他說的那樣做，準“沒有好下場”。“文革”中被處死的年輕的遇羅克和張誌新等人就是例子。“誰反對毛主席就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就是現行反革命”（後來很快發展為誰“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毛的“親密戰友”林彪、江青、康生以及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就是“現行反革命”），這樣的口號和做法太可怕了。張誌新就死在這樣口號的屠刀下。聽說中國“作協”的評論家馮牧、侯金鏡因為私下議論林彪，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侯金鏡屈死於鄉下的勞改場地。還聽說中國“作協”有個“北大”剛畢業的小青年，因為在毛澤東著作上批了些小字（他是將毛澤東作為學者、理論家來崇敬的。在他的觀念中，“小”學生與大學者討論問題，也應是平等的，所以在自己讀的書上寫些讀書批語是很自然的）被打派仗的對立麵發現，打他個“現行反革命”，還刷出大標語，“強烈要求衛戍區”將他“逮捕法辦”。他嚇瞢了，跳樓自殺。這是地道的“紅色恐怖”！隨著對毛澤東造神運動發展到極致，哪個人心裏不懷恐懼，一句口號喊錯了，印有毛澤東“寶像”和語錄的報紙放置不對，立即可以變成現行反革命，遭批鬥。設想全國有多少這樣無辜的人，冤枉蒙災。“文革”初期，在北京的中學、大學裏貼“中央文革”大字報的學生，很快也被謝富治的公安部處置。隻有誰不恐懼，恐怕隻有毛澤東信任或暫時倚重的，處在當年權力中心的那極少幾個人，尤其是江青，她最自由，可以隨心所欲地整人，說話。康生也是這樣，他說誰“像個特務”，誰就有當作“特務”坐牢的可能。黨中央的權力比“文革”前更加集中，集中在毛澤東和他身邊的極少數幾個人身上。“輿論一律”發展到隻聽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和江青等極少數掌握輿論權的人的聲音。1974年春天開始的“批林批孔”，幾乎隻看見江青一人表演，隻聽見江青和她的寫作班子“梁效”的聲音。那時中國有句流行的話“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梁效聽江青”。一個社會發展到這樣，太可悲了：大家心懷恐懼，知識分子噤若寒蟬；獨立思想、言論被禁錮；文化、學術活動被取消。隻有江青和追隨她的幾個人，在那兒折騰，跳和鬧。所以人說，這哪裏是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道地的封建法西斯專政，一點兒沒錯。在最“革命”的旗號掩飾下，個人迷信大盛行，極端的封建專製主義複辟，以“擁護”或“反對”一個人或一種思想，作為懲罰，或提拔人的根據。因之，“檢舉”、“揭發”，背後打小報告，誣陷人的惡劣社會風氣盛行。有似歐洲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式懲罰“異端”，殺滅不同意見的荒誕現象，在現代中國複活。大民主，或民主，無影無蹤了。
改 革 開 放 和 知 識 分 子 重 新 定 位，適 應 了 曆 史 的 大 趨 勢
江青四人幫的覆滅，以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為代表一批富有經驗的領導人複出，重新走上領導崗位。“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路線”被否定，而代之以改革、開放，發展生產力、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一大進步。再則，真理標準的討論，打破兩個“凡是”，恢複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是中國的生機與複興的希望所在。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是有能力推動中國曆史前進的人。他在八十年代初期敏銳地提出了中國封建家長製的危害、長期影響和政治體製改革的問題，論述精辟。可惜他和後來的人 沒有付諸實施，那怕做些嚐試。但鄧小平再次肯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認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是順應了20世紀中國曆史大潮的趨勢的。鄧的經濟自由化政策，使中國經濟形態已經走向多樣化，雖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但畢竟中國經濟發展的車輪是起動了，前進了，再不會回到原來的地方。海內外希望中國發展的人們，對這一點是高興的。而隨著經濟多元化的出現，意識形態趨向多元化也是不爭的事實。這是社會思想走向活躍的表現，有利於創造的思想和人才的湧現，對中國的經濟、文化、生活風習向現代化發展，利大於弊。然而，要真正落實我國憲法上公民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這些伴隨著生存權之後，不可缺少的權利，在當局卻是個難點，還不如在台灣的小蔣，他在1975年敢於開放黨禁和報禁。這才是真民主，也是世界潮流。我們為什麽不學學他人的長處，來為我們所用，後來居上。使我們這個古文明又走向現代化的大中華歸於大一統，在各方麵都前列於世界各國。但中國畢竟是前進了，最大的前進是人民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反“文革”中的個人迷信，野蠻、愚昧、專橫、壓製，不尊重人、折磨人，沒有理性、法製，踐踏文明、文化，不尊重知識、人才……人們在心裏又一次強烈呼喚理性、文化、教育、文明，自由、民主，對人的權利、尊嚴的尊重，法治；尊重知識、人才，發展經濟，也要發展科學、文化、教育事業，努力造就更多的知識人才，切實普及教育，以便改變愚昧、落後狀態，提高國民整體素質，迎接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新挑戰。
1999年4月2日寫稿，5月10日，修改；2000年3月17日，改定。
2011，10月1日，國慶再修。
作者弦柱，，曾在《人民文學》雜誌工作三十來年，主要是做小說、散文、評論編輯。1987年至1995年，主編《傳記文學》雜誌九年。離休後成為自由作者。
20世紀中國曆史趨勢的主潮是反帝、反封建，爭取國家、民族之自由、獨立，人民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以便為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建設現代化國家創造必要的條件。這是20世紀中國曆史的主潮，雖然曲折，經曆過無數的回流，漩渦，阻抑，甚至“滅頂”之災，但曆史大潮畢竟不可阻擋。
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中國知識分子（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其中一部分是東洋、西洋的留學生）為主導，提出引進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這是完全正確的，是建設性的，是破中之立：破封建製度、封建特權和中國末代封建統治者固有的愚昧和愚民政策；興科學、教育，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化和新興的工業、農業，立民主、科學的新世界觀和新人生觀。這正符合上述中國曆史的主潮、大潮。盡管它有缺點，如對中國傳統文化否定得過頭一點，但屬第二位，是次要的。
正是在這種思潮背景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它引進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高舉反帝反封建旗幟，爭取中國民族之自由、平等、獨立，實際是部分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格平等）的思想。在農村，它發動土地革命，剝奪封建地主的特權，將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由此而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在軍隊建設上，它與舊軍隊的封建軍閥主義，官長特權，打罵士兵等針鋒相對，提倡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官長和士兵人格平等，尊重士兵的人格，不打罵士兵。作戰之前，還提倡士兵一定程度的民主，獻計獻策。由此而調動了士兵的積極性（士兵的主體，就是穿軍裝的農民）。在全國，它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腐敗，於國統區大城市，發動學生、知識分子爭自由、民主，反對國民黨專製、獨裁，由此而調動了國統區廣大人民反對蔣介石政權的積極性。
所以，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中國共產黨懂得發揚民主、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在農村發動最廣大的農民，在城市，發動學生、知識分子、工人和其他階層人民，組成最廣泛的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和威力。確實，中國共產黨主要是依靠穿軍裝的農民（軍隊），用爭取自由、民主的新思想武裝起來的城市知識分子（包括青年學生，教授、教員，各民主黨派的知識分子，進步的新聞工作者、文化人等），兩支大軍—前者是武軍，後者是文軍（輿論大軍），最後消滅被美國新式武器武裝起來的國民黨八百萬軍隊，推翻蔣介石政權。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如 何 適 應 新 社 會
前麵講到，中國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中，以及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傳播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動員人民起來參加反帝、反封建、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的鬥爭中，均起了不可忽視的特殊作用，這就是毛澤東曾經高度評價過的先鋒作用，宣傳和組織的作用。這是因為知識分子作為先進思想和科學、文化的汲取者和傳承人，往往是敏感地得風氣之先、也是開風氣之先者，如毛澤東所說，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而知識分子，就其職業特性來說，是腦力勞動者，是以其思想、文化，知識、技能等方麵的專長來為社會、人群服務；在社會中，它又多數是個體的，相當獨立的階層，尤其是那些人文科學方麵的知識分子，隻有保持其獨立性，人格獨立和學術獨立，方能更好地完成自己思考、研究和創造的工作，以為社會服務。
但是在新的社會，中國知識分子遇見了新問題，這是很多人未曾預料的，也就是毛澤東說的，如何“適應新社會”。每個人都遇到了這樣的問題。
關 於 對 知 識 分 子 的 基 本 估 計
作為一個過來人，我對共產黨、毛澤東很崇敬。我為新中國工作了半個世紀，然後退了下來。那麽，我對幾十年的事情是怎麽個看法呢？我總覺得，毛澤東和共產黨本身是在矛盾和克服矛盾中前進的，這也是一般事物發展的規律。因而其做法，有對也有錯。如新中國建立初期的抗美援朝（對帝國主義不能示弱）、土地改革（消滅農村的封建土地製度）、鎮壓反革命（對民憤很大的，在舊社會壓迫人民的“東霸天”、“西霸天”，需殺、關、管），在方向上無疑是正確的，也是必須要做的。但1951年開始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究竟是否正確呢？我們不妨做點回憶與思考。1953年初，我來北京後，聽見在清華大學等北京高校上學的我中學時期的同學們說，那時在高校中反對“親美、崇美、恐美”，用搞運動的辦法，對一些名教授，粗暴地施加批判鬥爭，搞得他們很狼狽，但並無說服力，也難讓人心服。我沒有直接經曆這場運動，但從1957年4月27日和29日北京大學傅鷹教授兩次座談會的發言提的意見可以看出，第一，這一運動對知識分子的基本估價是不對的，是脫離了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的。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無可否認有少數人難免有“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即使在這些人中，大部分人也仍然是思想問題，是可以通過學習、提高認識，而改變的），但是難道都是這樣嗎？他們在1949年以前的工作（例如教授們半輩子辛勞傳播知識、文化、科學，培養學子），難道都錯了，都是“為蔣介石服務”嗎？第二，這一運動以其“開展鬥爭”的非和風細雨方式，深深地傷害了知識分子，尤其是他們的自尊心。這一運動開了幾十年，不斷打擊知識分子，尤其學術、文化、教育界知識分子的先河。在建國前，為了奪取政權，而精心造就、使用的兩支 “軍隊”，文軍和武軍，在建國之初，已明顯地傾斜，不平衡了。
1956年—57年，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判斷的前後矛盾和質的變化。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明顯地提出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一估計，無疑是符合實際情況的。1956年9月中共開“八大” ，關於“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寫道：“在基本上解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以後，我們現在麵對著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國家製度和社會製度同落後的經濟、文化之間的矛盾。我們今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同我國各族人民群眾在一起，解決這個新的矛盾，使我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為一個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請參看《中共八大史》179麵）知識分子的作用，因之更顯重要了。毛澤東提出了“雙百”方針 ，1956年8月在懷仁堂同部分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也較開放，提出了藝術創造中“古為中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原則；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後，團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這都是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迫切需要，而調動各方麵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和廣大青少年學習文化、科學的熱情，是很正確的。毛澤東在1957年2月最高國務會議上和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上的講話涉及知識分子所講也是正確的，符合“八大”的精神：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的社會成員是三部分人，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當年我們在北京意識形態部門工作的知識分子，有幸聽了毛主席講話錄音，那時他對形勢的估計是，對私營工商業和農業、手工業的所有製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共產黨要整風，要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特別是官僚主義和人民群眾的矛盾。因此不應該用階級鬥爭的辦法，去對待人民內部矛盾；而是要貫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用“鳴”和“放”的方法，批評與自我批評方法，去團結廣大知識分子，調動他們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幫助共產黨整風。共產黨應很好地聽取批評，包括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批評；有些民主人士在政府裏任職，應當有職有權等。而在反右鬥爭前夕，毛澤東的觀點改變了。他將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並列了。如“在我們國家裏，鑒別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惡……”（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變化》）1957年7月，他還講“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共產黨不心服……”（《1957年夏季的形勢》）。在這裏知識分子前邊冠以“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總是並列的。反右後正式發表的上述兩篇講話，也在知識分子和階級鬥爭等問題上做了根本性的修改。
毛澤東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說。在上述文章中，毛澤東認為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的，必須要“改造”；“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知識分子必須“附在無產階級上”。他說，“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附在五張‘皮’上，就是吃五張皮的飯。第一張皮，是帝國主義所有製。第二張皮是封建主義所有製。第三張皮，是官僚資本主義所有製。第四張皮，是民族資本主義所有製。第五張皮，是小生產所有製，就是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所有製。過去的知識分子是附在前三張皮上，或者附在後兩張皮上，附在這些皮上吃飯。現在這五張皮還有沒有？‘皮之不存’了。”毛澤東又說，“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麽皮上呢？是附在公有製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資本主義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階級是不幹的，就要辭退你，明年就不下聘書了。”（引文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52—453頁）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的這些話，是突出一個“附”字，即知識分子必須依附於掌權執政的統治階級，而現在則是無產階級，並為其服務，否則“不給你開飯”。
毛主席的這個“知識分子依附”說，我想講一點自己的看法。我認為，這個觀點，其實並不新，是很傳統的。中國的封建帝王、大官僚、貴族，甚至大商人，都持這種觀點，他們有權有錢，可以“養士”，可以雇請許多人來為他們著書立說，樹碑立傳，寫字畫畫，唱歌，跳舞。但是大思想家、教育家、學者的孔子、孟子的規格，就比這些人高多了。他們獨立辦學，教書育人。他們也外出向諸侯王遊說他們的學說，政見。但是對諸侯王是持不卑不亢、平等討論的態度，“合則留，不合則去”，不是為做官而無原則地屈從。因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是這樣一種“官為本”，“士為附”的體製，所以，有些曠世奇才的大文人，也不得不在大官僚軍閥們或富豪的幕帳下、門下，混口飯吃。但也實在難以忍受這種屈辱的處境，如唐代詩人杜甫所說，“朝扣富兒門，……到處潛悲辛。”有的則習慣了這種屈從、依附的奴性，一見某位君王“禮賢下士”，就受寵若驚，大唱讚歌。有的是一種矛盾心態，如大詩人李白，他謙卑地上書，巴結過一個地方官“韓荊州”；但其後在宮廷裏要宦官高力士為其脫靴，醉態中表現了他對宦官的蔑視。後來更寫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樣千古流傳的佳句。但是曆代也有些堅持知識分子獨立人格，不依附任何政治勢力，不“附在某張皮上”，獨立地教學，著書立說的知識分子。晉代大詩人陶潛，寧願回家吃粗茶淡飯，而不願“為五鬥米折腰”。可見，即使在封建社會，古往今來，也有一些堅持自己獨立做學問，辦教育，寫文章；堅持自己獨立人格、學術尊嚴，不附在某張“皮”上，而自食其力的知識分子。明朝的李贄，明末清初的顧亭林等學者，都是這樣的人。最早的孔子、孟子，在這一點上，也為後人樹立了榜樣。
自然，在舊時代，這樣的人居少數。在國民黨專製政權年代，也有這樣的知識分子。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曾鮮明地指出，像魯迅為首的左翼文化大軍，他們不僅不為國民黨反動政權服務，並且是抵製、反抗他們的。問題並不總是這麽簡單地“誰給開飯，就為誰服務”。據我所知，不少左翼文人，在當年特殊情況下，為了生存，在國民黨政權機關裏混口飯吃，如張天翼、胡風、蔣牧良等等都是。但他們依舊用他們的筆反對國民黨。因胡風在上海中山圖書館混過事，就將這作為他是“國民黨反動派”的 “根據”之一，這是愚弄人的，很簡單、幼稚的邏輯。實踐檢驗，這錯了。新中國成立後，盡管壓力很大，仍有極少數學者，像馬寅初、陳寅恪，堅持自己獨立人格和治學品格，為了追求真理而不屈從權勢。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這裏，我還想再說一下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他們集文化、科學、學術於一身，用自己的知識、文化，科學、技術為社會、國家、人民服務，他們中絕大多數人在新中國成立後，政治上是讚成執政黨對新政權的領導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需要依附任何階級、政黨或個人。他們是腦力勞動者，又是獨立的社會階層，和工人、農民相互獨立又互相依存，誰也離不開誰，這樣才構成一個社會。在社會主義時代，知識分子是以自己的知識、技能為社會、人群，當然包括人數最多的工人、農民服務，但他們與工、農人格平等，不存在誰依附誰的依附關係，而是平等地團結協作。知識分子的特性是人類文明，文化、科學知識的負載者、傳承者、創造和發展者，因而任何社會的文明發展，離不開“士”和“師”（傳道授業的人）。而因為從求知中開拓了視野，靈通了信息，知識分子又往往是最敏感最善思索者，常常成為社會新思潮的前導者。在現代社會，科學技術知識分子，更是先進生產力的推動者、發展者。因而社會要文明、進步，國家要朝現代化前進，離不開文化、科學、教育事業的興旺發達，更離不開各方麵知識分子在知識、輿論等等方麵的前導作用。
看來在1956年、1957年初，為了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需要，也為了執政黨保持健康的肌體，不腐化，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周總理將“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請回來了。而知識分子和各民主黨派（他們的主體是知識分子），是“德”、“賽”兩先生的傳媒和載體，因而理所當然地意識到了自己在國家建設、發展中的作用和位置。然而，當“德”先生和“賽”先生請回來了，知識分子和各民主黨派在文化、教育、科學等領域及政治方麵（響應號召，幫助執政黨整風）發揮其空前的積極性，執政黨的觀念、政策，卻發生了突變。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陷50多萬知識分子（超過500萬知識分子的十分之一，其中有許多優秀的人才）於20多年的縲絏之中。“德”先生和“賽”先生處境堪憂，中國元氣大損。執政黨整風，不僅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自是更加厲害，黨、群關係不僅沒法改善，反而更增加了隔閡。1958年發動 “大躍進”，沒有“賽”先生作指導，好些地方當然也不要“德”先生了，結果達不到預期效果，人力、物力浪費、損耗大。
決策的失誤，從黨的領袖毛主席來說，是將國家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過渡時期的知識分子，錯看成異類、“資產階級”，和革命的對象，而不是現代化的最先覺悟者，腦力勞動者，長期合作共事的夥伴。或者大大後退了，退到了傳統社會某些執政者的觀點，知識分子僅是被雇傭者，他們被抹去了人格的獨立尊嚴、學術自尊和自由。知識分子本是人類科學、文化的負載者、傳承者、創造者，而今在社會主義時代，卻突然變成了資產階級思想毒菌的載體，革命的對象。即使為“主人”服務，也必須“夾著尾巴做人”，甚至“俯首貼耳”（一位來自老解放區的詩人，曾這樣開導著我），看“主人”的臉色行事。這同封建社會的奴仆，有多大差別呢？“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將其絕對化，也就有片麵性。“文革”中有的人將其發揮，就變成“知識愈多愈反動”；“讀書無用論”，呼之欲出。而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即使不被當作敵人，也淪落為無法與工農人格平齊的從屬、改造和“接受再教育”對象，“下九流”。馬列主義的祖宗馬克思，可從來沒有發明過這樣的馬克思主義。
對 階 級 和 階 級 鬥 爭 學 說 的 偏 執 看 法
毛澤東之所以對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位置和作用發生錯誤的估計和看法，其一個根本原因，是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發生了偏執的看法。
馬克思是以社會的經濟關係，以剝削和被剝削關係，來區分有產和無產，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他是客觀地來看待人類社會各個不同曆史階段的階級分野和階級鬥爭。馬克思也批判地繼承了人類曆史上，尤其歐洲文藝複興時代人文主義、人本主義的精神遺產。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人對金錢的依附關係，使人本身異化了，因而未來的新社會，應建立合理的人際關係，使人性複歸，人的個性得到自由充分全麵地發展。而列寧提出和實施的“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雖然這一專政對鎮壓真正的反革命也許是勢在必行；卻也為無產階級建立的新政權帶來非民主的，壓製人性的一麵。這一開端，對後來馬列主義者建立的新政權產生了最直接的影響。斯大林的隨著社會主義社會的前進，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觀點，則為其肅反擴大化奠定了理論基礎。在蘇聯社會建立的初期，有明顯的壓製知識分子的傾向。（雖然以列寧為首的領導集團，是以知識分子成員占主導地位。）例如俄國舊都彼得堡，集中了眾多知識分子人才，而在最初的肅反中，不少知識分子是被錯抓了，甚至錯殺了。有些被迫流亡國外。這是蘇聯新政權的損失。作家高爾基實在看不過去，遂挺身而出，為知識分子說話。彼得格勒市的頭兒季諾維也夫不接受，在列寧麵前狀告高爾基。高爾基的意見、建議，起初列寧還采納一點，後來搞煩了，幹脆批評高爾基為反革命知識分子張目，立場站錯了，要他出國休養；或到外地，工農建設新生活的地方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尼娜•別爾別羅娃著《高爾基在彼得堡》一書，對此作了詳細的描寫。）現在看來高爾基為知識分子說話不一定錯，列寧也不一定對。的確，在蘇聯早期曆史上是有岐視或排斥知識分子的思潮。法捷耶夫著名小說《毀滅》寫的反派人物美諦克就是個小知識分子。我國革命根據地初創時期，也有岐視或排斥知識分子現象。其實有的不信任知識分子的領導者，自己也出身知識分子，如湘鄂西蘇區搞“肅反”很厲害的夏曦。當然工農分子中也有的人，大概總以為有知識的人“思想複雜”不好辦，難以信任。也有知識分子在“肅反”中成為“肅反”對象，而遭誤殺，如毛澤東的朋友柳直荀就是在洪湖蘇區遭錯殺的。與此相關的“左”的思想，就是惟成分論傾向，斯大林為首的共產國際也有。在他的影響下，三十年代，中共推選的總書記向忠發就是工人成分，還有個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也是工人成分。後來兩人遭逮捕，卻投降了敵人。可見“惟成分論”並不可靠。
從1957年反右前夕起，毛澤東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估計明顯地走偏了。他剛宣布中國所有製改造完成後，階級鬥爭基本結束，而一反右，他又說階級鬥爭還很激烈，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他說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也就從這時候起，他將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聯在一起了，說他們的“世界觀還是資產階級的”，這就開始了他用思想、世界觀來劃分階級的先例。這在馬克思主義曆史上是沒有的，也就難以有個科學標準了。正像後來他提出的 “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概念，不確定性太大了。
毛澤東在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還有“要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這成了他用以整治與他有不同意見的幹部或他認為“不馴順”的知識分子，最銳利而有效的武器。當時就以“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整了副總理習仲勳及與寫作長篇小說《劉誌丹》 “相關”的人；以“右傾”、“小腳女人”，整了在農業問題上堅持實事求是觀點的老革命家鄧子恢。1963年、64年， 毛澤東發出對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1964 年又有關於教育問題的春節談話，文教界領導和知識分子再一次“優先”“整風”。文化工作的一些著名老資格領導人如夏衍、陳荒煤、邵荃麟等都被整得稀裏嘩拉，並被調離原工作單位。還有些三十年代的老共產黨員、紅色的人文學者，竟莫明其妙地塞到秦城監獄九、十年，有的慘死於牢中。毛澤東這種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九大”時寫進文件，成為黨的“基本路線”，成為“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依據。這當然是不合乎學者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應回歸到人性、人文的科學；和列寧、斯大林的“階級鬥爭要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倒是一樣。恰巧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則經常用的列和斯“越來越尖銳”的理論|，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過毛澤東有他自己的“創造”。我認為毛澤東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之始，即將知識分子作為改造或革命對象；還有他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要不斷進行下去的理論，這是他兩大根本錯誤。這也是後來他發動“文革”犯錯誤的根源。
“文 革” 大 錯 之 一，是 將 知 識 分 子 全 麵 列 為 重 點 革 命 對 象
“文革”大錯之一，是將知識界和知識分子全麵列為與“走資派”並列的重點革命對象。1966年，毛澤東親自主持製定的中共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寫道：“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的領導權。”在中國進入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時期，毛澤東如前麵我們論述過的，他將知識分子歸屬於“資產階級”，甚至將他們估計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力量，而且認為“走資派”是庇護他們的。毛澤東這種對知識界的估計，從“反右”以來，似乎愈演愈烈。提倡海瑞精神的，本來是他自己（見毛1955年在黨內的一次講話，當年曾作了傳達）。他的朋友吳晗是聽了他的講話才寫文章宣傳海瑞的。吳晗跟毛心目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走資派”彭德懷元帥本無關係，但為了發動“文革”，毛支持江青率先組織姚文元寫文章批吳晗的劇本《海瑞罷官》，並將其跟“為彭德懷翻案”、跟他懷疑庇護吳晗的北京市委領導人彭真聯係起來。
1962年春天在廣州開的科學界人士和劇作家的會上，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本來有很好的講話。周在會上講話，再次將知識分子定位為腦力勞動者，是共產黨“依靠和團結的對象”，陳毅並向知識分子行脫帽禮（脫掉“資產階級”那頂帽子）。但毛澤東對周恩來等廣州會議的講話，遲遲不表態。毛實際是不讚成給知識分子脫帽。1966年初，毛支持江青搞那個“紀要”，將毛1964年關於文藝界的第二個批示中，認為文藝界“15年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更升級為文藝界存在著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這條黑線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藝界就存在；等於將毛自己曾經高度評價過的左翼文化界，差不多全給否定了。而在“五、一六通知”中，則擴大到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即全部中國的知識界，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都是黑線統治，因而要“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不用說，這種估計是完全不符合實際的；而且將知識界全麵作為打擊對象，是意味著違反社會進步規律的曆史大倒退，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不僅導致“文革”中瘋狂毀滅文化，毀滅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導致中國現代的和傳統的文化“斷線”、斷代，更使不少中國人集體回到野蠻、蒙昧的時代。這個損失，恐怕中國要費好幾代人的時間，才能找回來。而知識人遭受的苦難和浩劫不知又超出“反右”多少倍。
“文 革”的 思 想“定 於 一 尊”，是 曆 史 的 大 倒 退
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期鼓勵、提倡的“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在“文革”中很快走向了反麵，這就是服從對毛澤東個人迷信、造神運動的需要。林彪因為“大立毛澤東思想”，而成為造神運動的推動者，自己也躍上了毛澤東接班人的位置。林彪講話說，“要用毛澤東思想來統一全中國六億人的思想”。這使人聯想到中國曆史上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然而那時是封建社會初期。“文革”開始是二十世紀中後期。在這世界信息難以完全封鎖，人們的思想也是廣泛吸收、空前豐富的多元化時代，再好的思想也不可能“定於一尊”，更不可能用強製的辦法求“統一”。這樣的“統一”，其實際做法，便是以表麵的“擁護”或“反對”毛澤東思想，作為在“文革”中劃分中國人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的標準。其實口喊“擁護”“高舉……”的人，並不一定心裏就是那樣。而對毛澤東發動“文革”有意見、看法的人，（如運動開始不久，北京就有不少敏感的幹部子弟——中學生、大學生，認為毛澤東在幹部問題上犯了“左”的路線錯誤。有些老幹部也持這樣看法。有的對毛澤東重用林彪、江青有看法。當然他們隻好放在心裏，不便公開講出來。有的人是私下議論）其實，相當多的人都是忠於共產黨和認同馬克思主義的。張誌新就是其中一個。對毛的思想，“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是赤裸裸地宣傳盲目、迷信，反理性，但人們（特別是負有責任的領導幹部），還是隻能不情願地這樣作。而曆來的大哲人、思想家，包括馬克思，特別是唯物主義者，都是提倡理性、思考和懷疑精神的。毛澤東本人也提倡過“獨立思考”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可是“文革”中誰照他說的那樣做，準“沒有好下場”。“文革”中被處死的年輕的遇羅克和張誌新等人就是例子。“誰反對毛主席就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就是現行反革命”（後來很快發展為誰“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毛的“親密戰友”林彪、江青、康生以及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就是“現行反革命”），這樣的口號和做法太可怕了。張誌新就死在這樣口號的屠刀下。聽說中國“作協”的評論家馮牧、侯金鏡因為私下議論林彪，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侯金鏡屈死於鄉下的勞改場地。還聽說中國“作協”有個“北大”剛畢業的小青年，因為在毛澤東著作上批了些小字（他是將毛澤東作為學者、理論家來崇敬的。在他的觀念中，“小”學生與大學者討論問題，也應是平等的，所以在自己讀的書上寫些讀書批語是很自然的）被打派仗的對立麵發現，打他個“現行反革命”，還刷出大標語，“強烈要求衛戍區”將他“逮捕法辦”。他嚇瞢了，跳樓自殺。這是地道的“紅色恐怖”！隨著對毛澤東造神運動發展到極致，哪個人心裏不懷恐懼，一句口號喊錯了，印有毛澤東“寶像”和語錄的報紙放置不對，立即可以變成現行反革命，遭批鬥。設想全國有多少這樣無辜的人，冤枉蒙災。“文革”初期，在北京的中學、大學裏貼“中央文革”大字報的學生，很快也被謝富治的公安部處置。隻有誰不恐懼，恐怕隻有毛澤東信任或暫時倚重的，處在當年權力中心的那極少幾個人，尤其是江青，她最自由，可以隨心所欲地整人，說話。康生也是這樣，他說誰“像個特務”，誰就有當作“特務”坐牢的可能。黨中央的權力比“文革”前更加集中，集中在毛澤東和他身邊的極少數幾個人身上。“輿論一律”發展到隻聽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和江青等極少數掌握輿論權的人的聲音。1974年春天開始的“批林批孔”，幾乎隻看見江青一人表演，隻聽見江青和她的寫作班子“梁效”的聲音。那時中國有句流行的話“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梁效聽江青”。一個社會發展到這樣，太可悲了：大家心懷恐懼，知識分子噤若寒蟬；獨立思想、言論被禁錮；文化、學術活動被取消。隻有江青和追隨她的幾個人，在那兒折騰，跳和鬧。所以人說，這哪裏是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道地的封建法西斯專政，一點兒沒錯。在最“革命”的旗號掩飾下，個人迷信大盛行，極端的封建專製主義複辟，以“擁護”或“反對”一個人或一種思想，作為懲罰，或提拔人的根據。因之，“檢舉”、“揭發”，背後打小報告，誣陷人的惡劣社會風氣盛行。有似歐洲中世紀宗教裁判所式懲罰“異端”，殺滅不同意見的荒誕現象，在現代中國複活。大民主，或民主，無影無蹤了。
改 革 開 放 和 知 識 分 子 重 新 定 位，適 應 了 曆 史 的 大 趨 勢
江青四人幫的覆滅，以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為代表一批富有經驗的領導人複出，重新走上領導崗位。“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路線”被否定，而代之以改革、開放，發展生產力、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一大進步。再則，真理標準的討論，打破兩個“凡是”，恢複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是中國的生機與複興的希望所在。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是有能力推動中國曆史前進的人。他在八十年代初期敏銳地提出了中國封建家長製的危害、長期影響和政治體製改革的問題，論述精辟。可惜他和後來的人 沒有付諸實施，那怕做些嚐試。但鄧小平再次肯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認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是順應了20世紀中國曆史大潮的趨勢的。鄧的經濟自由化政策，使中國經濟形態已經走向多樣化，雖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但畢竟中國經濟發展的車輪是起動了，前進了，再不會回到原來的地方。海內外希望中國發展的人們，對這一點是高興的。而隨著經濟多元化的出現，意識形態趨向多元化也是不爭的事實。這是社會思想走向活躍的表現，有利於創造的思想和人才的湧現，對中國的經濟、文化、生活風習向現代化發展，利大於弊。然而，要真正落實我國憲法上公民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這些伴隨著生存權之後，不可缺少的權利，在當局卻是個難點，還不如在台灣的小蔣，他在1975年敢於開放黨禁和報禁。這才是真民主，也是世界潮流。我們為什麽不學學他人的長處，來為我們所用，後來居上。使我們這個古文明又走向現代化的大中華歸於大一統，在各方麵都前列於世界各國。但中國畢竟是前進了，最大的前進是人民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反“文革”中的個人迷信，野蠻、愚昧、專橫、壓製，不尊重人、折磨人，沒有理性、法製，踐踏文明、文化，不尊重知識、人才……人們在心裏又一次強烈呼喚理性、文化、教育、文明，自由、民主，對人的權利、尊嚴的尊重，法治；尊重知識、人才，發展經濟，也要發展科學、文化、教育事業，努力造就更多的知識人才，切實普及教育，以便改變愚昧、落後狀態，提高國民整體素質，迎接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新挑戰。
1999年4月2日寫稿，5月10日，修改；2000年3月17日，改定。
2011，10月1日，國慶再修。
作者弦柱，，曾在《人民文學》雜誌工作三十來年，主要是做小說、散文、評論編輯。1987年至1995年，主編《傳記文學》雜誌九年。離休後成為自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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