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饒毅聯名投書《科學》

施一公、饒毅聯名投書《科學》 炮轟行政人員主導科研金　　核心提示：施一公、饒毅兩位生物學學者聯合撰文“炮轟”中國科研基金分配體製，這篇“檄文”，以社論的形式，發表在9月3日出版的美國《科學》雜誌上。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以“檄文”方式炮轟中國科研基金分配體製　　 中國科研基金分配體製，因施一公、饒毅兩位生物學學者聯合撰文“炮轟”，又成焦點。　　 兩人都有國外學術經曆。施一公是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回國前，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係教授，也是該係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饒毅現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回國前是美國西北大學神經內科學Elsa Swanson講席教授。　　 這篇“檄文”，是以社論的形式，發表在9月3日出版的美國《科學》雜誌上。文章指出，盡管近年來，中國研究經費持續以20%的比例增長，但這種增長並沒有對中國的科研起到應有促進作用，現行的科研基金分配體製，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中國創新能力的發展。　　更為致命的是，盡管中國絕大多數研究人員經常嘲諷這種基金分配體製，但多數科研人員又選擇了接受它：做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以及官員賞識的專家拉關係重要。　　 兩位學者緣何選擇在這個時機發表此文？科研基金分配體製又究竟存在哪些問題？　　 如果不認識人，根本申請不到經費　　美國杜克大學藥理學係教授、中國國務院僑辦海外專家谘詢委員會委員王小凡向《瞭望東方周刊》表示，兩位教授“炮轟”的原因恰恰在於，二人都有國外學術經曆，不願意讓科研時間荒廢在無謂的人際交往中。　　 王小凡透露，這篇社論，已於近日由有關部門遞給中央高層領導，相關批示，也已經下達給了科技部等有關部門。　　 科學界不少人士對施一公“零容忍拉關係搞科研”的態度都有耳聞：曾有從海外歸來、加盟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年輕教授問施一公，在中國，一個年輕科研人員每周應當花多少時間出去拉關係，以便將來在基金申請等方麵得到照顧？施一公的回複是“一分鍾都不需要”。　　當時，剛剛從普林斯頓大學回來，加盟清華大學的施一公認為，年輕科研人員在中國，一定是可以靠實力崛起的。不過，兩年過去，施一公當初的設想明顯過於簡單。中國動物疫病預防控製中心一名年輕科研人員告訴本刊記者，作為一個底層科研人員，如果不認識人，根本申請不到經費。　　“這個圈子這麽小，人家掌握著錢，你要是不聽話，你的經費就等著被掐掉吧。”這名科研人員稱。　　類此的科研基金分配體製亂象，近十年來，屢被提及。王小凡告訴本刊，十年來，科技部為扭轉科研基金申請私人關係重於優勝劣汰的現象，亦做了不少努力，現在問題不能說是擴大了，但依舊還存在。　 　 對於本刊記者的疑問，饒毅通過郵件提供了他的解決方案：科研基金分配體製，應當從傳統人治體製，轉向競爭優勝體製。 　　這幾乎與此前曆次爭論所得結論並無二致，但改革卻是方向明晰，腳步駐足不前。正如《科學》雜誌這篇社論所述：全麵改變這一體製並非易事。現行體製的既得利益者拒絕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部分反對者，因為害怕失去未來獲得基金的機會，選擇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變的人們則持“等待和觀望”的態度，而不願承擔改革可能失敗的風險。　　 行政人員主導分配過程　　本刊記者了解到，中國自然科學基金，主要來源有兩大塊：一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簡稱基金委），二是科技部的“973”、“863”等項目。盡管同屬國家科研基金來源，二者卻在申請、評審的道路上大相徑庭。　　 對基金委的經費分配，多數科研人員意見並不大。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學院院長高抒向本刊表示，基金委員會采用依靠專家、同行評議的方法來決定項目取舍，行政幹預較少，在科技界的聲譽較高。　　 王小凡也說，基金委支持的項目，多為自由探索性項目，很少有立項環節，也就相應更加公開透明，甚至能做到引入海外科學家進行項目評審。　　 “科學具有不可預見性，國家重點支持的項目，可能出不了成果，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項目，卻可能成為重大突破，所以，我們更應當讓科研自由競爭。”王小凡說。　　盡管程序相對而言更加嚴格規範，但基金委的資金，其實隻占整個科研基金的小頭。相比科技部動輒幾千萬、上億的經費，基金委的資金隻能說是“小意思”。　　 引燃矛盾的是《2006年～2020年科技發展中長期計劃》的公布。饒毅介紹，中長期計劃會選出10～20個大課題，每個課題將給予最高達100億元的經費資助。這一資助額度即使在國際上，都堪稱巨資，僅一個課題就可能“超過目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年度經費的總額、甚至超過自然科學基金1986年成立迄今18年的總經費 ”。　　 真正令學界難以接受的正是這些大課題：課題的提出，是少數行政人員指定少數專業人員，內部討論形成，開了許多會，多數都是走過場，過場也被科技部的行政人員掌握。　　 為此，早在2004年，饒毅等11名學者就聯名給政府高層寫信，質疑生物大科學項目：大型的生物醫學計劃科研項目不但沒有達到預定目標，反而阻礙了良性競爭，扼殺了科學家的創造性，也嚴重妨礙了人才培養。　　 施一公也在此次11名學者之列。他指出，“大科學”項目有三大壞處：阻礙良性競爭；重複建設的項目很多；用固定的方式做試驗會抑製人才的創造力。　　 信中還呼籲，國家應當積極鼓勵一大批小實驗室公平競爭科研基金，充分發揮科學家的創造性和主觀能動性，因為幾乎所有這些重大發現都不是在事先預測和計劃的科研項目中取得的。　　 “官學勾結”　　饒毅介紹，科研基金立項方麵，主要的模式，還是由上而下出項目選題，部委每過幾年，就設立一些計劃，通常也是比較大的課題，這些計劃，多數是官員和行政人員為主導想出來的。　　 很明顯，能“搞定”官員和行政人員，便能得到一份對自己有利的立項以及申請指南。高抒稱，限於中國體製，研究員如果弄不到項目，自己的生活都會成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你能指望他們幹什麽？”　　 而在項目的評審方麵，問題則更大。一位不願具名的科研人員向本刊指出了這種模式的弊端：隻要把專家或評委的人，安排到項目中去，就會得到他們的投票，再等重大科學項目通過後，將具體的項目分給其嫡傳弟子和好友。　　 高抒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現在有的研究員，一年中花費近三分之一的時間來拉關係，申項目，一些教授的科研基金就是靠與個別官員和科學家拉關係得來的。　　施一公就曾被其他研究機構的人試圖“搞定”。一次項目評審時，他周六下午剛接到通知，結果周日上午手機裏就收到6個陌生人發來的短信：“請多關照”、“歡迎來我校做學術報告考察交流”……　　“我當時很納悶：這些人是怎麽知道我當評委的，我的手機號碼是誰透露給他們的？”施一公說。　　 據媒體報道，2005年時，複旦大學博士生導師周振鶴也曾遭遇過“身份泄密”。泄密前，他曾給過一個項目否定意見，誰知，項目負責人當即就找到周振鶴，表示周振鶴給的否定意見，他已經全部看到了。　　 在當天的日記中，周振鶴如此描述自己的心情：“我一點也不懷疑該項目申請人的態度是真誠的，但當他在跟我通話時，我仿佛感到自己像是被剝了衣服，放在手術台上讓申請人做解剖一樣。”　　 施一公將這種狀況稱為“官學勾結”：有關部門的司局，既管項目、經費，又負責組織專家評審、驗收；握有實權的司長、處長，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一個評審組的組長人選，就可以決定這個項目怎麽執行；而一些“大款科學家”，被指定當組長後，控製的項目經費少則幾千萬、一兩億元，多則幾個億、幾十億。兩者心領神會、默契配合、相互支持，結成共存共榮、難以打破的利益共同體，害莫大焉！　　 饒毅曾對中國科學院的一個研究所作過一次調查，調查發現，這個研究所平均每位研究員有7個項目，經費時間為兩到三年。而同樣的數據，在美國則是每位研究員兩到三個項目，經費時間四至五年。　　“結果是，國內的科研人員實際上花了很多精力在經費申請和項目匯報上，反而無法集中精力做最重要的事情—— 科研。”饒毅說。 而據王小凡調查發現，國內部分科研“大牛”，真正花在做科研上的時間，實際上不到他總時間的三分之一。　　需建立事後評估製度　　“施一公和饒毅這次寫的文章，是一次改革的契機。”王小凡稱，科技部的領導最近頻頻約見科學界人士，征求改革方案。　　而在施一公和饒毅的文章裏，也將近期作為打破中國科研基金管理各種潛規則的時機：（以後）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須基於學術優劣分配，而不再依賴私人關係。　　 高抒向本刊記者表示，現在的核心問題是科研項目與個人灰色收入相聯係，隻要斬斷了這個聯係，就如同釜底抽薪，人們不會再熱衷於“搞項目”。對於出路，他提出要對研究人員搞“年薪製”。“國外科技先進的國家，不僅有多渠道的資助，而且用年薪製來保證科技人員能夠過體麵的生活。研究項目是為了支持研究的，不是為了掙工分的。”他說。　 　 中科院地質地球所所長丁仲禮也對本刊表示：一個國立的研究機構在製度上要明確：單位經常性的經費和競爭性的經費要有一個恰當的比例。正常的情況應該是經常性經費大於競爭性經費。“國外都是這樣的。什麽都搞競爭，競爭太多了不是好事，導致很多科研人員放棄長遠性危險性的項目，而選擇馬上就能出成果的項目。”　　 在被科技部和中科院人士約見時，王小凡提出，應當將未來中國每年增長的20%的科研經費，拿來作為改革試點。“這部分錢，要按照學術優劣來分配，要建立好的監管機製，以及事後評估機製。”　　 王小凡提及的監管機製，主要是建立回避製度：評委要“能上能下”，假如申請者中，有與自己合作過的單位，甚至是自己單位的同事，或者親戚之類的，就要自動退出評委職位。　　“這不僅僅是一個道德約束，還要製度化：評審前要簽名保證不存在上述情況；而一旦被發現，被舉報，三至五年裏都不被允許再做評委，甚至限製其自身申請科研基金。”王小凡說。　　 王小凡稱，這個建議到了有關部門後，仍然遭遇抵觸，主要是說，有的領域，我們的專家太少了，怎麽辦？　　這的確是一大難題。一位科研人員告訴本刊，一次食道癌項目的評選，來評審的評委裏，居然有研究陶瓷的院士。“這是要批評我們的院士不自重呢，還是感歎找不到足夠多的評委？”　　 對此，王小凡說，這種情況下，為何不邀請那些在國內沒有實驗室、沒有利益衝突的國外科學家來做評委？　　在事後評估機製上，王小凡建議，前一個項目做得如何，要作為後一個項目能否成功申請上的前置條件。記者了解到，除了例行的項目匯報製度，在科研項目評估機製上，中國幾乎是缺失的，申請時得跑關係，拉人脈，但一旦申請上，對項目本身，甚至對錢的監督，就很少了。　　“經費申請回來，科研機構先拿走三分之一，申請者再拿走一半，這在前段時間幾乎成為慣例。”上述中國動物疫病預防控製中心科研人員告訴本刊記者，也是因此，評委可以直接打電話給申請者，要求拿走一些經費，“因為他手下的教授對這個項目也很感興趣”。　　“這是禮貌的說法，你要知道，你能拿到這些錢，是因為人家給了你支持票。你敢不給麽？不給的話，這可能就是你最後一次申請到科研經費了。”這位科研人員說。　　 而對於王小凡所提建議，這位科研人員稱，類似製度，國內並非沒有想到過，可如果監管者尚且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設計再精致的製度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