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婷的空間
浪花翻騰，複歸於水。人生奮爭，複歸於命。大水在海，大命在天。水靜非死，命息非忘。
作者：李稻葵
李稻葵，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金融係主任，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原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
百年未遇的世界格局下，中國學界急需一本“新時代的《菊與刀》”，用以理解什麽是真正的美國。美國國民性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7世紀初定居北美的英國清教徒。他們篤信上帝，有堅定的信仰，同時又奉行孤立主義，這構成了美國國民性的兩個根本特性：美國既是那個新教徒式的，過著清貧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陸土地為精神和物質家園的美國，也是那個精英主義的，試圖在全球範圍內擴張自己的勢力、傳播自己的理念的擴張主義、英雄主義、霸權主義的美國。我們今天看到的美國，可能是恢複到了傳統的一麵。
按照這一邏輯重新理解美國，可以從本質上探尋特朗普的想法。他未必是要把中國打倒，而是要恢複到21世紀初以前偉大孤立的美國，他不理解中國不斷演化形成的儒家文化，並不一定關心中國國內的經濟政策和體製，更多關心美國本身的經濟情況和社會穩定。對此，我們要牢牢抓住貿易平衡這一關鍵，打破常規，以傳統美國社會能夠理解的舉措謀求雙贏。
當今世界出現了百年未遇的格局變化，這是中國領導人對當前形勢的基本判斷。這百年未遇的格局變化中，關鍵的一點就是美國的行為突然出現了變化，不僅特朗普的當選令人意外，其當選後的一係列政策更加讓人摸不著頭腦：美國怎麽了？美國發生了什麽？我們從前所認識的美國是不是真正的美國？這不禁讓人想起70年前的一段往事。
中國學界急需 “ 新時代的《菊與刀》”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對日本宣戰，正式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情報當局急需了解日本的國民性，他們委托美國傑出的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撰寫了一份研究報告。這份報告對日本人看似非常矛盾的一些個性作了全麵的分析：一方麵，大和民族彬彬有禮、溫和馴服；另一方麵，又表現出激進、狂野的尚武精神。
5年後，這份研究報告的作者根據她給美國情報部門的報告出版了當今聞名的《菊與刀》一書，該書對美國理解日本以及處理日本戰後問題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當今中國學界也急需一本“新時代的《菊與刀》”，用以理解什麽是真正的美國。
坦率地講，雖然中國的學者和精英階層中有不少人都在美國學習工作過，他們發自內心地認為自己是最了解美國的，可事實上，他們對美國的了解恐怕是極其片麵的。因為，這批人（包括本人在內）絕大部分都是去美國讀書的，而且都是去美國的精英大學讀書的，他們的導師和同學都是美國社會中的精英之精英。以我本人為例，我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期間，幾乎所有的導師都是猶太人，都自稱為“改革的猶太人”（Reformed Jewish，意思是說，不虔誠地相信猶太教的猶太人）。畢業之後，我在美國的密歇根大學、斯坦福大學工作訪問，之後又經常和世界銀行、華爾街的各種機構打交道，接觸到的大多是美國的精英之精英，恐怕他們不能完全代表真正的美國人。
當今，美國總統特朗普之所以當選，主要在於他代表的並不是美國的精英人士，而更多是美國的草根階層。那麽，到底什麽是美國人？美國的國民性是怎樣的？
美國的雙重國民性
必須承認，美國也有它非精英的一麵，有它更為深遠的國民性的本源。哈佛大學已故政治學學者薩繆爾-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他本人也是猶太人），在他去世前的著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麵臨的挑戰》一書中就這樣寫道，美國的國民性不是在1775年形成的，而是在17世紀初的最初幾批定居者來到北美時就形成了。這些最早來到北美的英國清教徒，他們不是殖民者，他們是定居者，他們不是代表英國來北美開疆拓土的，他們是逃離本土的宗教迫害來美國尋求新的生存空間的，從那時起，美國的國民性就形成了。（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也說“二十一世紀人類的衝突是不同文化的衝突，其實是不同信仰內核即不同人神關係的衝突。”文化的差異起因於信仰內核的差異，曆史的歧途兆端於信仰內核的歧途。在內核上失之毫厘，在曆史中差之千裏。一種民族文化中人與神的關係，決定著該民族的心靈狀態，決定著該民族人與人的關係。換言之，一個民族如何麵對自己，如何麵對異族，取決於它如何麵對上帝）。
那麽到底什麽是美國的國民性呢？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的國民性可以歸納為兩條。
第一，他們是虔誠的新教徒，他們篤信上帝，有堅定的信仰。有人講300多年過去了，是不是美國的這個國民性已經改變了？不是，今天的美國在所有西方國家中教徒的比例是最高的，遠比歐洲高！周末去教堂人數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是真正繼承了新教傳統的國家。特朗普總統本人也是一個基督徒，有很強的自律性，他從不喝酒。我們一般認為美國人是崇尚個性自由、崇尚思想解放的，這並不是真正的美國傳統，美國的傳統要回溯到17世紀初的那一批定居者。
美國國民性的第二條就是孤立主義。美國自身的地理位置和歐洲任何國家（包括英國）都不相同，它幅員遼闊，是一個大陸型國家，沒有多少鄰國（隻有墨西哥和加拿大兩個鄰居），因此，美國人從建國之始就是崇尚孤立主義的。事實上，翻開美國的經濟史，自17世紀初定居者來到北美之後，在大部分時間裏，美國都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沒有開疆拓土，沒有到海外殖民的衝動。美國第25屆總統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曾經曆了極其痛苦的思想鬥爭，最後才決定出兵菲律賓，他曾這樣說，“我曾尋求幫助……在白宮的地板上踱來踱去，直到深夜……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萬能的上帝祈禱。最後，終於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聲音……那就是除了占領菲律賓之外我們別無選擇”。這與當年英國到世界各地開疆拓土，擴大自己版圖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編者認為美國的國民性第二條應改為獨立主義，即以信仰神的獨立群體。上帝啟示人類：一切人都深具罪性，惟有信仰神而不是人。無論哪個民族若陷入人本主義，隻見人不見神，乃至以人（或自己）為神，造就了一個自殘自虐，自閉自負的人治社會。上帝《聖經》說，上帝已把管理天地萬物的權柄交給人，信仰者據此深信：探討天地規則，人即負有責任，也富有能力。如今崇尚科學的國人，是否想過：為什麽現代科學不是發韌東方儒佛文化，卻是西方基督教文化？)
19世紀初，美國著名的外交政策“門羅主義”，其本質就是看不慣英國和歐洲列強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到處謀求勢力範圍的影響。稍微熟悉美國曆史的人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試圖置身於爭議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又采取同樣的策略，直到日本偷襲了珍珠港。有人講，日本偷襲珍珠港，是羅斯福總統的陽謀，就是要喚起美國普羅大眾的鬥誌，找到理由參與世界大戰，這就是美國。當然，亨廷頓在他的書中所描述的是傳統的美國，他所擔憂的是美國這些定居者的文化被後來移民者——尤其是從墨西哥來的移民者所破壞，一旦如此，美國將不複為過去的美國，美國將變色。
反觀中美曆史上的主要交往，從民國時代、抗戰時期到冷戰時期，都是在美國已經完成其國際主義戰勝新教徒的孤立主義情緒之後進行的，我們所熟悉的美國的種種表現，在美國的曆史長河中僅僅是短暫的一刹那，並不是美國的常態。我們熟悉的美國，是精英的美國，是國際主義的美國，是那些“改革的猶太人”所操控的美國（包括基辛格博士、布熱津斯基博士）。而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特朗普，他所代表的是那個更為傳統的美國，是那個新教徒來到美洲定居時的美國，他所代表的精神是薩繆爾·亨廷頓認為應該不忘初心、牢牢堅持的那個美國。
重新讀懂美國，從本質上探尋特朗普的想法
按照以上邏輯，我們應該重新讀懂美國。美國具有它的雙重性：其既是那個新教徒式的，過著清貧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陸土地為精神和物質家園的美國，也是那個精英主義的，試圖在全球範圍內擴張自己的勢力、傳播自己的理念的擴張主義、英雄主義、霸權主義的美國。這兩種特性在美國的曆史中是交互出現的，應該說，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美國，可能是恢複到了傳統的一麵。
按照以上分析，我們應該從本質上讀懂特朗普的想法。
首先，特朗普未必是要把中國打倒，在這個問題上，他和班農以及美國國防部的一些高級官員的想法恐怕是不一樣的。他的想法就是要恢複到21世紀初以前的偉大孤立的美國，而不是在全球範圍內到處尋求影響大選、尋求擴張的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和平發展與特朗普的基本想法並沒有根本的衝突，如果應對得當，特朗普也許可以被認為是中國和平發展的一個重要機遇。
第二，特朗普的美國，也就是那個傳統的美國，對中國的很多事情是不理解的，因為他們是帶著宗教色彩的、有強大信仰的美國，他們不理解中國從西周以來不斷演化形成的儒家文化，更不理解陳寅恪先生所言“造極於趙宋之世”的華夏文化。他們會認為，中國人沒有信仰，中國人是異己者。在這方麵，我們必須下大功夫與那個傳統的美國進行溝通，要告訴他們這是個多元的世界，要告訴他們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基督教傳統並不矛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講，二者可以相互彌合、互相借鑒。
第三，這個由特朗普所代表的傳統的美國，他們更多的是關心美國本身的經濟情況和社會穩定，而不一定是要謀求阻擋中國經濟的發展，他們關心的是貿易順差和逆差，他們關心的是匯率、關稅等貿易問題。本質上，他們並不一定關心中國國內的經濟政策和經濟體製——隻要這些經濟政策和體製不構成對美國企業和貿易的威脅。
因此，對於特朗普政府以及他本人，要牢牢抓住貿易平衡這一關鍵。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應該打破常規，采取一些謀求雙贏的具體舉措，以此來換取特朗普政府的信任。而特朗普政府的這種要求，也是那個傳統的美國社會能夠完全理解的，也是傳統社會的利益所在。
重新讀懂美國，這對於我們理解特朗普政府，理解百年未見的世界格局的變化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當今這些與美國精英階層已經交往頻繁的知識階層必須重新學習。
延伸閱讀：
誰告訴你“美國世紀”結束了？過30年再說吧！
來源：英國《經濟學家》
約瑟夫-奈說：“美國人長期以來都在擔心他們的衰落。”17世紀馬薩諸塞州的清教徒就曾哀歎新大陸的道德淪喪。美國的創立者則為他們創立的共和國或許會像古羅馬那樣解體而煩惱。
現代一些學者也持悲觀態度。新美國基金會的邁克爾·林德寫到，由於美國外交政策崩潰、經濟生病和民主破產，“美國世紀”2014年就結束了。
約瑟夫-奈作為全球事務的一位資深觀察家，卻對此抱有更樂觀的態度。他預計，在本世紀40年代，美國將依然在全球權力天平中扮演中心角色。畢竟，除此以外還會有其他可能嗎？
歐洲不太可能成為美國的挑戰者。盡管目前它的經濟總量和總人口大於美國，但這個古老地區正陷入停滯。1900年，世界四分之一的人是歐洲人。到2060年，這一比例可能銳減至6%，並且這些人中有三分之一年齡超過65歲。
到2025年，印度將成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它因為散居國外的印度移民及其大眾文化而擁有豐沛軟實力。但是，僅有63%的印度人認字。印度也沒有一所大學進入全球前100位。
約瑟夫-奈說，印度隻有同中國結成反美聯盟才能超越美國，但這是不可能的——印度人對華盛頓懷有好感，對北京卻諸多猜疑。
資料圖片：美軍全球五大戰區司令部分布圖。
中國是成為下一個超級大國的最可能競爭者：它擁有世界最大規模的軍隊，而且很快還會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但是中國還需要經過數十年才能像美國一樣富有，技術才能像美國一樣先進。實際上，它可能永遠都做不到這些。
到2030年，中國的老年人將多於未成年人，這將削弱它的活力。它還需要弄清楚如何和平地改進行政體係。它的軟實力疲弱，同它的國家規模不相稱。而且，中國在世界上沒有多少真正的朋友或盟友。
或許對美國卓越地位的最大威脅來自國內。正如專家常常指出的，美國的年輕人在數學能力的跨國比較中成績很差，而且美國人對他們的政府已經不抱幻想。但即使如此，約瑟夫·奈仍看到了希望：82%的美國人說，本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地。它依然在源源不斷地吸引著外國人才。
如果美國整頓好它的移民政策，它將成為吸引人才的更強磁石。一種“長期的傑弗遜傳統”表明，人們“不應該太擔心對政府的信心水平”。
美國人或許常常抱怨華盛頓，但是國內稅收機構並沒有因此發現納稅欺詐增加的情況。而自2000年以來，前往參與大選投票的美國人比例一直在上升。
約瑟夫-奈說：“領導同主宰不是一回事。”影響力比軍事實力更重要。約瑟夫-奈這本題為《美國世紀結束了嗎？》的著作篇幅短小，論證精詳，它對美國衰落論者給予了有力駁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