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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中國留美政治學者為何拒絕民主?

(2012-05-14 19:47:21) 下一個

“政治維納斯”這個絕妙的比喻告訴人們,世界上沒有無暇的美,美神維納斯就有一大缺陷,現代民主製度更不可能完美無缺。用民主不能解決這個難以避免那個來拒絕民主,就像說既然連維納斯也不完美,世界上就沒有美一樣荒謬。


重 慶模式突然倒掉,全世界研究當代中國的人都大跌眼鏡。大陸學者榮劍的文章“奔向重慶的學者們”介紹了一大群薄熙來的學者粉絲,他們用西方的學術話語包裝中 國那隻外表紅豔內裏糜爛的西紅柿。這些學者無論本身是什麽專業,但對重慶的興趣都和對當代中國政治製度的變化有關,在公共話語層麵上參與了對中國政治的討 論,在這個意義上,他們都可以說是政治學者。


用榮劍的話來說,這些學者中王紹光表達政治概念的修辭能力出類拔萃,他“提出了‘中國社會主 義3.0版’這個概念,一時顯得高屋建瓴,出語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國社會主義是1.0版,謂之‘匱乏階段’;改革以來三十年,中國發展出社 會主義2.0版,謂之‘溫飽階段’;現在的重慶模式,則代表著中國社會主義的3.0版,進入“‘小康階段’”。


王紹光是政治學者,他對 “西方模式的民主”的批評和對“中國特色”的民主的推崇在學界是眾說眾所周知的。為什麽很多在西方受教育甚至工作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者,尤其是研究政治學 的,不但會拒絕一個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民主製度,而且常常被一個又一個變相的或改良版的專製製度吸引過去呢?


就在榮劍那篇文章發表的前 後,人民大學政治學者任劍濤在大陸發表了一篇更有學術性也更有曆史深度的文章,題目是“價值隱匿與知識扭曲:留美政治學博士對民主的拒斥”。文章處理的是 研究中國現當代政治和知識分子這個領域中一個被忽視的問題,但和當今中國思想界又有密切的關係。


在任先生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重慶這隻西 紅柿正紅豔得可人。文章並非為分析那些“奔向重慶的學者”而寫,但它為我們理解這個現象提供了曆史背景。並非巧合的是,在這篇文章中,王紹光的政治學觀點 成為一個重要的個案,和民國時期的著名政治學家錢端升的經曆被放在近一個世紀中國留美政治學者政治立場和學術觀點的演變這個長時段中分析。


在 任劍濤看來,因為美國國力的強大和政治製度的合理,美國對於急於強國和建製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有吸引力,所以留美政治學博士的言論對於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 有很大影響。但遺憾的是,一些最有影響的留美政治學家非但沒有把民主理念更深地植入中國,反而助長了對民主的批判和懷疑,直接或間接地鞏固了專製製度。


錢端升是民國時期留美的政治學家中最有影響的一位,在30年代,他對中國未來政治體製的觀點是極端的獨裁固然不好,西方式的民主也沒有前途,於是說“對於有組織,有理想,能為民眾謀真實福利的政治製度,縱是獨裁製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


為什麽這些留美政治學者會在“政治價值選擇和製度傾向”上出現對現代民主如此明確的拒絕呢?


任 劍濤的文章給出了一些答案。重要的是,錢王二人在赴美前就已建立了比較牢固的意識形態基礎和價值取向。錢端升“不具有信仰現代自由民主價值的個人主義理 念,相反,他認定自己的一切行為都體現著某種國家狀態。他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幾乎都以國體尊嚴來苛刻地約束自己。在這種國家至上的思路中,他的獨裁極權 之論,是多麽順理成章。”而王紹光在文革期間成長,他自己也承認文革時對馬列毛經典的苦讀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價值觀念、理論儲備和判斷問題的能力。用任的話 來說,他“受到中國泛政治時代的塑造,成為一個從小就對政治感到興趣的觀念人”,“大學的學習、留學的生涯,似乎都沒有改變他高中就形成的某些價值定勢, 而隻是在知識上提供了更加豐富的養料而已。因此,王紹光實際上是以自己‘文革’中的個人經驗來確定其研究的價值取向和基本進路的。”


任文提 出無論是錢還是王,其政治學研究都存在價值缺失,隻重效果和理論創新的傾向。在美國,民主和憲政製度作為和政治生活有關的基本價值已經根基牢固,而且學生 在進入政治學的研究之前,早已在初等中等和大學本科教育中接受了對人文和社會科學具有指導意義的價值觀,因此高等研究基本隻談問題和方法,價值已不再重 要。但中國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錢和王赴美前所接受的教育基本沒有或很少現代價值觀的因素,到了美國後這種價值觀的缺失被美國高等研究不問價值的傾向所誤 植,產生了用美國的理論方法和學術資源為專製製度辯護的後果。


此外,任文提出,錢王二人“對現代民主建國的方案加以痛詆,對專製獨裁和真 正民主懷抱強烈期待,可以說是建立在三個重要的預設基礎上的。” 第一,他們“都假設民主必須是完美的。對錢端升而言,民主的治國績效趕不上專製獨裁國家,因此就不再信任民主政體;對王紹光而言,完美的民主必須是直接 的,因而不完美的間接性民主就不是民主”。第二,“錢王二位所認定的現代憲政民主製度的缺陷,就錢而言,實際上是在與專製獨裁的暫時性比較時呈現的,這不 是民主製度的結構性缺陷,甚至根本就不是缺陷,而是專製獨裁的一時輝煌,遮蔽了他理性判斷問題的眼光之後給出的糊塗斷言;就王而論,實際上他指陳的憲政民 主的缺陷,僅僅是技術層次上的缺陷”。第三,錢王二位具有明顯的政治審美主義取向。


讀了任先生的文章,我覺得深受啟發。我想,如果說錢端 升、王紹光二人是政治學話語中反現代民主的“英雄”的話,那麽,造成這些“英雄”的時事主要還是中國的專製製度,這個製度欣賞反民主的理論並為這些理論提 供講台。此外,西方學界對奇談怪論的寬容縱容甚至欣賞可能也是他們影響力的一個來源,尤其是對那些自命為左派但又支持專製的學者。這種支持的背景很複雜, 從積極方麵說是為了一個更多元化也更健康的學術思想環境;從消極方麵,可以說是意識形態上的麻木不仁,妥協和綏靖。


讀完任先生的文章,正好 手頭有夏明教授新近集結出版的《政治維納斯----從一無所有到中國民主》。像錢王兩位一樣,夏明也是在中國長大後赴美留學的中國政治學者,但他對民主的 理解和評判是在赴美前就確立的,不受任何功利和現實的影響,這又和他對自由主義思想和個人權利的執著分不開。任劍濤文章中對為什麽在美國接受教育的錢王兩 位會拒絕民主的分析,可以從一個相反的方向應用在夏明身上:為什麽同在大陸經曆了個人意識形態形成期的夏明到美國後選擇了和錢王二位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學術 路徑。


夏明在中國期間曾經參加了1989年的民主運動,這個經曆無疑對他今日的政治和學術活動有關係,但不一定是決定性的,因為也有很多參 加當年那個運動的人今天對民主選擇了和錢王同樣的態度。夏明對民主的執著,我想主要還是他對民主本身的理解和堅持。民主作為一種價值,在他離國前就在他心 中紮根了。在這個意義上,來不來美國,是否親身經曆民主製度並拿它和專製製度作對比,在夏明和很多人那裏並不重要,正像今天中國無數為民主而奮鬥的人一 樣。反過來,一個被專製製度和思想滲透了的人,在美國生活越長可能越討厭這個製度,於是成為在自由民主之下讚美專製的自覺的奴才。


夏明在這 本書中表達的很多觀點,其實正好拿來回答錢王兩位對現代民主的反駁和質疑。書名把民主稱為“政治維納斯”就是如此。在學術自我異化的今天,一般人對大套大 套古典民主理論和現代民主理論根本無暇光顧,從而容易被錢和王那樣“學富五車”的政治學家對民主的批判和刁難牽入理論迷魂陣。但“政治維納斯”這個絕妙的 比喻告訴人們,世界上沒有無暇的美,美神維納斯就有一大缺陷,所以現代民主製度更不可能完美無缺。用民主不能解決這個難以避免那個來拒絕民主,就像說既然 連維納斯也不完美,世界上就沒有美一樣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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