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基層幹部匯報畝產8百斤 毛澤東連聲誇讚 ZT (信源：《毛澤東傳》)
毛澤東說：我想和你們商量商量養豬的問題。那個東西印出來了，是個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農業恐怕要抓住這兩個東西就好辦事，一個水，一個豬。隻要水和肥料充足，糧食就能上得去。化學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糞肥。一畝一口豬，不增產我就不相信。毛澤東正在想方設法把糧食生產搞上去的時候，發現了吳橋縣的這個典型，高興極了。 
文章摘自《毛澤東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金衝及主編 出版：中央文獻出版社
九月六日，毛澤東看了一篇文章，題名《駁“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謬論》。文章說，國家統計局在學習、討論八屆八中全會決議時，就一九五八年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和比例關係問題進行了討論。多數同誌根據統計數字，駁斥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關於一九五八年以鋼為綱和全民煉鋼鐵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失調的論點。大家一致認為，一九五八年國民經濟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發展的。
不久前，毛澤東也曾認為，一九五八年的主要教訓之一是綜合平衡的問題，而這時作為職能部門的國家統計局，卻以一係列統計數字說明一九五八年國民經濟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發展的。這無疑是一個大問題。它同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估計密切相關，也是廬山會議後期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自然引起毛澤東極大的興趣和關注。他立即寫信給陳伯達：“ ‘駁謬論’一篇，你看了沒有？如未，請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個論點，是否都是對的？或者還有某些不對的呢？請你找國家統計局的主要幾位同誌，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處開一次座談會，切實研究一下，以其結論（最好寫成文字）告我。這是大問題，應當廢寢忘餐，全力以赴。”②
陳伯達九月八日報告毛澤東，說：九月七日下午，召集國家統計局五位同誌和其他一些研究經濟問題的同誌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統計局提出的關於去年大躍進中比例關係的看法，認為去年國民經濟發展的比例關係是相適應的，而不是比例失調。其中個別的、局部的失調，隻是大踏步前進中的暫時性現象，經過調整，已經有了很大改善。③
這一係列的報告、來信和文章，使毛澤東感到欣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傾的決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確的。 毛澤東並不滿足於書麵的報告。形勢究竟如何，他還要到實際中去親眼看一看，心裏才踏實。
從九月十八日起，毛澤東開始他為期一周的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視察。 十九日，在天津郊區看了一個農場的水稻，據農場負責人報告，畝產八千到九千斤。二十一日，到濟南，在專列上接見了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和曆城縣東郊公社黨委書記鄭鬆。舒同、鄭鬆分別匯報了山東三年、五年經濟規劃和東郊公社的情況。舒同匯報封山造林時，毛澤東問：“你們年年談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麽從北京到上海，在飛機上看不到？”舒同沒有回答。接著匯報全省計劃組織九百萬勞動力上陣搞山水林田，毛澤東問：“能組織這麽多人嗎？一定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統籌安排，要注意群眾的生活問題。”毛澤東又問鄭鬆：“東郊公社今年秋季生產如何？玉米、大豆每畝能產多少？”鄭答：“玉米畝產五百至七百斤，間作大豆一二百斤。”毛說：“每畝一年增產幾成就是很大的成績了，你們比過去翻一番還多，這是很大的躍進。”
毛澤東興致很高。他突然提出要橫渡黃河，說：“全國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還沒有渡黃河，我明年夏天到濟南來橫渡黃河。” 大家說，黃河的漩渦很大很多。他說，漩渦不可怕，你們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而且不容別人分說：“就這樣定了，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來，你們先找人作點準備。”
吃過午飯，毛澤東來到山東省農業科學研究所，看了棉田。又冒雨到東郊公社的大辛莊大隊，專門去看那裏的玉米、大豆生產情況。他問鄭鬆：“畝產多少？”鄭答：“這片豐產田可達八百斤。”毛說：“加上小麥，就是畝產一千好幾百斤，這是個大躍進啊！”
九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到達鄭州，在這裏呆了一天多。北返路經河北磁縣時，下車看了看人民公社的棉田。後經保定，二十五日回到北京。 毛澤東此行主要是要了解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他一路所見所聞，似乎都是糧棉高產，一片豐收在望的景象。其實，由於各地事先安排，他所看到的，不是農業研究所的試驗田，就是很少數辦得特別好的人民公社的幾片豐產田。這些雖然是第一手材料，也沒有根據說都是虛假的，但是它們在全國並沒有多大代表性。而這些不全麵的情況，卻被毛澤東看作判斷形勢、作出決策的重要依據，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
毛澤東回到北京後，繼續關注和指導全黨的“反右傾”運動，不時批轉一些地方和部門的報告，推動運動深入下去，繼續向著“左”的方向發展。 “反右傾運動”，在黨內開展了過火鬥爭，許多敢於講真話、說實情的同誌，遭到無理批判，有的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這個運動進一步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製，黨內政治生活出現極不正常的情況。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是一個大慶的日子。中共中央邀請蘇聯等十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率領的黨政代表團和日本、印度等六十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團參加中國國慶活動。在這期間，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同一些代表團進行了會談或談話。
十月二日，毛澤東與蘇共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在頤年堂舉行會談，中方出席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真、陳毅、王稼祥。 赫魯曉夫是剛剛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舉行戴維營會談回國後不久，來到北京的。會談時，他應艾森豪威爾的要求，向中國領導人提出在中國監禁的五名美國犯人的問題。毛澤東和周恩來對他說明，這五個人都是特務，他們的刑期還沒有滿，放是要放的，但現在不能放。赫魯曉夫又提出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印邊界發生了一次武裝衝突，九月九日，蘇聯塔斯社發表了一個偏袒印度的聲明，把中蘇兩黨的爭論公開化。在這次會談中赫魯曉夫又無理地指責中國說：中印邊界衝突，中國為什麽開槍？毛澤東、周恩來、林彪、彭真、陳毅反複地向他說明事實真相：第一，他們越境；第二，他們先開槍；第三，他們打了十二小時之久，中國士兵才開槍的。毛澤東還指出：這是局部的糾紛，是雙方士兵打的，不是雙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僅我們不知道，就連我們西藏軍區也不知道。尼赫魯也是事後才知道的，現在他們知道了，是他們占了我們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兩個地方。可是赫魯曉夫不顧這些事實，隻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這一點，而責備中國。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在中印邊境問題上，你們做的不對，不公平，你們公開地表明了我們兩黨的分歧。”彭真接著說：我們不知道你們蘇聯是什麽原則，難道別人越境，先開槍達十二小時之久，還不還槍嗎？⑤
雙方爭論很激烈，措詞也很強硬。快到最後，毛澤東緩和一下緊張氣氛，說：“聲明已經發表了，不談了，算了吧！我、劉少奇同誌和周恩來同誌，都說過你們的問題。但這是一小部分的問題，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之比。我們的基本路線是一致的，隻是在個別問題上有分歧。現在可否還這樣認為？”赫魯曉夫說：“我們一向是這樣認為的。”毛澤東說：“在原則問題上、個別問題上的分歧，不應該影響我們的團結。”赫魯曉夫說：“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中國支持了我們，而我們也支持了你們。今後還是這樣的。” 這次會談，雙方最後都表示了團結的願望，但事實上中蘇兩黨之間的裂痕在進一步擴大。
十月十八日，毛澤東在頤年堂會見日共代表團。談話中，講了一段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他說：“整個國際形勢是好的。西方統治集團，美國集團，這個集團的大部，都對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抱著恐懼。我們利用他們的困難爭取和平時間，這是可能的。而且不會是很短的和平時間，爭取比較長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我們曆來是這樣估計的，情況是向好，不是向壞。戰爭的情況也要估計到。總的情況來看，爭取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我們並不想去解放台灣、金門、馬祖，看情況的發展再去解決。澳門也不去解放它，同國際上有關聯的地方，要看情況。爭取十年、二十年的時間搞建設。”⑥ “爭取十年、二十年的時間搞建設。”這是毛澤東的一個戰略思想。他渴望在這段時間裏，把鋼鐵盡快搞上去，把糧食盡快搞上去，把整個工業盡快搞上去，超英趕美，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後的地位，以爭取主動。
十月二十三日，毛澤東離京南下，經天津、濟南、徐州、合肥、馬鞍山、南京、上海，十月三十一日到達杭州。一路上參觀視察，除了農業，重點是工業，特別是鋼鐵生產。看了安徽的馬鞍山鋼鐵廠、東風鋼鐵廠和一個化肥廠，還看了一個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氣燒飯、照明的情況。
十月三十日，在南京到上海間行進中的專列上，毛澤東同安徽、江蘇兩省負責人曾希聖、劉順元、惠浴宇、陳光、彭衝等談話，向他們詳細了解情況。 毛澤東最關心的仍然是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
他問：“你們情況如何？”
答：“情況還好。”
問：“比夏季有點起色嗎？”
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樣了，現在是一心一意了。”
毛澤東問江蘇負責人：“你們今年糧食有沒有希望多少增一點產呢？”
答：“糧食情況今年比較好。”“今年的好處是大麵積的高產，這一點比去年好。無論如何明年春天的問題不會再是今年春天那個樣子了。”
毛澤東緊跟著問了一句：“明年春天會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
答：“恐怕好得多。”
這時，有人插了一句：“我覺得，這個糧食問題，心已經是比較放下來了。”
毛：“心放下來了？”
答：“心比較放下來了。”
毛：“還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夠儲備一年就好。能不能夠？”
答：“大概差不多。”
在糧食問題上，毛澤東記取一年多來的深刻教訓，頭腦冷靜多了。然後，他又問到經濟作物和多種經營的情況，重申他的“大農業”思想：農業包括十二個方麵，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還有畜牧業，林業，漁業，還有別的副業，都要發展。 在談話中，毛澤東再次強調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個問題，是一個曆史性的問題。雖然搞了十年，經過那麽多風波，問題還是存在，並且相當嚴重。以後若幹年，甚至於幾十年，還存在這個問題。總之，階級不消滅，總是存在這個問題。他提出，在秋收之後，要在群眾和幹部中間，用批評的方法來開展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教育。最後，他又問了一下江蘇工業生產情況。⑦
這時已經是下午六時多了，專列駛入上海，停在上海徐匯支線顧家花園。 上海市負責人柯慶施、陳丕顯上車迎接毛澤東。
柯慶施問他：“現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毛：“不下去。”
柯：“他們有個晚會。”
毛：“什麽晚會也不看。”
陳丕顯：“遊泳吧！”
毛：“現在怕遊水。現在我有腸子病，昨天晚上吃了八片磺胺劑，把它壓了一下，同時又把窗戶開開，大吹其風，溫度降了，一睡就睡十個鍾頭，直到今天下午四點。已經有兩個月沒有遊水了，怕下水，身體搞得不行了。”
毛澤東就在專列上與柯慶施、陳丕顯、曾希聖、劉順元談話，談話涉及工業、交通、副食供應、防治血吸蟲病等等。 毛澤東很相信國內的經濟形勢已顯著好轉。他說：“廬山會議後，八月上旬起，設備、條件還是那樣，但是產量、產值就變了，而且變得很顯著。變得不顯著，人家不信。滬東造船廠今年反右傾以後，有個故事，說是爭取六十天要送一條船下水，後頭十九天把一條船的基本建設就搞成了。”（柯、陳更正說：“是江南造船廠。”） 毛澤東又說：“從中央材料看見的，說是湖南株洲一個工廠隻有三十輛汽車，壞了二十六輛，隻有四輛了。廬山會議後，那個勁就起來了，兩三天工夫，就修好了二十四輛。從前不知什麽道理，工人就沒有勁了。總之，今年這個經驗很大就是了。”⑧
故事也好，材料也好，這類信息不斷地向毛澤東傳遞而被他愉快地接受，經多少次的反複，在他的頭腦裏形成一個概念：通過反右傾運動，把群眾的勁鼓起來，就能把生產搞上去，而且立竿見影。這大概就是他後來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思想的淵源。
不久前，毛澤東看了一篇文章，介紹河北吳橋縣王謙寺公社一個很窮的生產隊，大養其豬，不僅解決了吃肉問題，而且解決了肥料問題，糧食產量一年翻一番，窮隊變成富隊。
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專列上給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此件很好，請在新華社內部參考發表。看來，養豬業必須有一個大發展。除少數禁豬的民族以外，全國都應當仿照河北省吳橋縣王謙寺人民公社的辦法辦理。”“各地公社養豬不亞於吳橋的，一定還有很多。全國都應大辦而特辦。要把此事看得和糧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麥、小米等主糧同等重要，把包穀升到主糧的地位。”“蘇聯偉大土壤學家和農學家威廉氏強調地說，農、林、牧三者互相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這是完全正確的。我認為農、林業是發展畜牧業的祖宗，畜牧業是農、林業的兒子。然後，畜牧業又是農、林業（主要是農業）的祖宗，農、林業又變為兒子了。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賴的道理。美國的種植業與畜牧業並重。我國也一定要走這條路線，因為這是證實了確有成效的科學經驗。”⑨
毛澤東提出中國要走種植業與畜牧業並重的道路，這是一個富有遠見的思想，是符合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實際情況的。
信寫好後，毛澤東立即要柯慶施當天上午印出二十份，發給柯慶施、陳丕顯、曾希聖、葉飛、楊尚奎、劉順元每人一份。中午，毛澤東把柯慶施等六人請到專列上，議論這封信。 毛澤東說：我想和你們商量商量養豬的問題。那個東西印出來了，是個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農業恐怕要抓住這兩個東西就好辦事，一個水，一個豬。隻要水和肥料充足，糧食就能上得去。化學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糞肥。一畝一口豬，不增產我就不相信。⑩
毛澤東正在想方設法把糧食生產搞上去的時候，發現了吳橋縣的這個典型，高興極了。他感到找到了解決農業增產的兩個關鍵問題，一為水，二為肥。而肥料主要靠糞肥，養豬是第一位。
毛澤東這封信發下去以後，全國興起了一個大辦養豬的運動。 毛澤東的這封信包含著真理性的內容。大力發展養豬事業，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當時那種人民公社的體製下和政治氣氛中，他提出的大辦養豬事業的意見，卻成為一九六0年農村刮“共產風”的風源之一，這是他始料不及的。 談話結束後，毛澤東乘專列來到杭州。
②毛澤東給陳伯達的信，手稿，1959年9月6日。
③陳伯達給毛澤東的信，手稿，1959年9月8日。
④毛澤東接見舒同等人時的談話記錄，1959年9月21日。
⑤毛澤東同赫魯曉夫會談紀要，1959年10月2日。
⑥毛澤東同日共代表團談話記錄，1959年10月18日。
⑦毛澤東同安徽、江蘇兩省負責人的談話記錄，1959年10月30日。
⑧毛澤東同柯慶施等的談話記錄，1959年10月30日。
⑨毛澤東給吳冷西的信，手稿，1959年10月31日。
⑩毛澤東同柯慶施等人的談話記錄，1959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