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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的回憶,難以忘懷的知心姐姐

(2011-08-23 21:17:42)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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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少年報》內容基本都是從大報改寫而來,被人笑謔是“小《人民日報》”。胡耀邦曾在一次講話中談及:“你們是《中國少年報》,不是《中國老年報》,不要衣服是小孩的,麵孔是老頭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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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姐姐”問世後即使用的形象。

“知心姐姐”的故事 

還記得《中國少年報》的“知心姐姐”專欄嗎?這樣一個傳承了幾代人的專欄團隊,一直堅持“為孩子說話,說孩子話,讓孩子說話”。83歲的薑達雅,教育專家孫雲曉,以及最著名的“知心姐姐”盧勤,都曾經是這個團隊的主力軍。

80年代初,《中國少年報》發行量達到了空前絕後的1142萬份,居全國報紙之首。而該報的“知心姐姐”欄目在全國小讀者評選出的“我最喜歡的專欄”裏,名列第一。

薑達雅記得那是1956或1957年,她二十七八歲。在《中國少年報》當編輯的她去南京出差,在照相館照了一張標準像。照片上的她,辮子盤起來,微笑著。

1960年,12歲的北京小學生盧勤也到照相館照了平生第一張標準像。懷揣著一個夢想的她,特意把短發留長,梳起了兩根辮子,對著鏡頭微笑著。

那時的她們都沒想到,日後她們的命運會跟大辮子的“知心姐姐”如此不可分割:她們分別成了“知心姐姐”的兩代領軍人物。

“知心姐姐”誕生

51年後,83歲的薑達雅回想起“知心姐姐”誕生的那次小組會,依然曆曆在目。

其時,薑達雅還是《中國少年報》“隊的生活組”的一名普通編輯。1951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社會學係的她,隨著調到團中央工作的愛人來到北京,進入《中國少年報》。從那時起,“幹了一輩子小兒科”。

《中國少年報》創刊於1951年,是共青團中央主辦的少先隊隊報,每周一期,每期四版,除“隊的生活組”外,還有時政組、知識組、文藝組等。“隊的生活組”即新聞組,一二版內容大都由這個組提供。

薑達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記得是朱洪說,解放前,上海《新少年報》有個‘咪咪姐姐’,指導孩子生活,很受孩子的歡迎。有人說,那我們不也可以有個什麽姐姐嗎?有人說,叫‘大姐姐’吧。大家說,不好不好。不知是誰冒出了一句,叫‘知心姐姐’吧。大家一致同意,太好了,就是她!”

“知心姐姐”的定位也討論確定了:第一,她是孩子們的知心朋友,孩子們的小秘密、小煩惱都願意和她說;第二,她要比孩子站得高一點,是孩子的輔導員。

1960年10月25日,“知心姐姐”在《中國少年報》上出現了。她梳著兩根小辮子,清秀的麵貌,溫和的眼神,臉上永遠掛著微笑。

從此,“知心姐姐的話”代替了過去的編者按----“編輯大同誌說”。

作為組裏跑思想品德這個口的編輯,薑達雅寫了很多“知心姐姐的話”。不過,她已經記不清哪些是她寫的了。因為,當時的報社社長左林提倡大家當“無名英雄”,都不署名。

她記得其中有一篇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那時,“唯成分論”已開始大行其道,大量讀者來信都提及“出身不好,抬不起頭,沒有前途”。薑達雅本人也“出身不好”,她的父親薑伯彰曾任孫中山機要秘書,1947年當選為國民黨立法院第一屆立法委員,1949年去台。心有戚戚的薑達雅以此為題, 寫了這篇。

文章出來後,影響很大,以致“文革”中有人給她貼大字報,說她“為地富反壞右的孩子喊冤鳴屈”。“要不我怎麽會對這篇記得這麽清楚呢?”薑達雅笑著說。

在薑達雅的記憶裏,“知心姐姐”欄目寫得最多的是朱洪。朱洪曾就讀於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學,是《中國少年報》的創辦人之一,“中英文都呱呱叫,筆頭又快”,可惜後來命運多舛,經曆坎坷,如今又患有帕金森症,已無法接受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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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時的薑達雅。翻拍/本刊記者甄宏戈
“盧勤小友”的夢想

“知心姐姐”亮相時,盧勤正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學上五年級,是班裏的少先隊宣傳委員。班裏同學幾乎人人訂閱2分錢一份的《中國少年報》,收錢訂報和收發報紙,正是她的工作。盧勤是《中國少年報》的鐵杆讀者,“知心姐姐”一出,更成了她的粉絲。每期報紙來,先看“知心姐姐”。

那時,《中國少年報》上經常有少先隊中隊活動的報道。盧勤悄悄給“知心姐姐”寫了一封信,詢問如何才能讓自己中隊的活動見報。

她沒想到,她居然很快就收到了署名為“知心姐姐”的回信。信上稱她為“盧勤小友”,告訴她,隻要活動新鮮,報上沒有登過,就可以投稿,一時沒有發表,也不要泄氣,“總有一天會成功”。

巨大的成就感讓少年盧勤開始萌生了當知心姐姐的夢想。本來是短發的她,就是從那時開始,留起長發,梳起辮子。雖然活脫脫已是“知心妹妹”的模樣,但她自己卻不滿意,反複對照報紙找差距,終於發現,原來知心姐姐的頭發多,因而顯得蓬鬆;她的頭發少,就顯得腦門光禿禿的。她用圓珠筆把照片上的辮子加粗,又發明了新的辮子梳法:先把額前的碎發編成小辮子,再編進大辮子中去,這樣一來,頭發就顯得多了。她又跑去照了一張新的標準照,但看來看去還是覺得不夠像。

仔細研究後,她終於發現了“知心姐姐”的秘密:她的親切的微笑。她開始對著鏡子練微笑,練多了,還真的越笑越自然了。

她為自己勾勒出了藍圖:考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畢業後進《中國少年報》,當“知心姐姐”。

他們中隊的活動也終於成功見報了。那是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他們響應號召,搞了“支持古巴,反對美帝”的中隊活動:搜集資料,演活報劇,給哈瓦那的孩子寫信,等等。活動搞得有聲有色,終於如願在《中國少年報》上發表。

但是,她的夢想在1966年這年破碎了。那一年,她高中畢業,正趕上文革,大學的校門徹底關閉了。

《中國少年報》也在這一年停刊了。

盧勤下了鄉,在吉林省白城地區插隊,後來被抽調到白城地區知青辦,一直幹到了副主任的位子。

她在知青中當起了“知心大姐”,經常幫找對象的人把關,到後來,隻要談15分鍾,就能判斷出這一對是否合適,十拿九穩。

她在當地結了婚,生了子,“知心姐姐”夢似乎漸行漸遠。直到1978年。

盧勤記得那是11月的一天,兒子才出生幾個月,她正在做晚飯,一邊收聽著廣播節目《星星火炬》。就在那時,她聽到了《中國少年報》複刊的消息。

當選“我最喜歡的專欄”

停刊12年的《中國少年報》,於1978年11月1日複刊了。

文革開始後,薑達雅被打成曆史反革命,3年後,因查無實據被解除專政,下放河南潢川的團中央五七幹校勞動。隨著撥亂反正,“知心姐姐”的原工作人員先後分配工作,調到了別處,隻有她,因為愛人的“反革命”問題還沒有結論,仍然在幹校等待分配。

因此,《中國少年報》複刊時,老一代的“知心姐姐”裏頭隻剩下她了。

薑達雅成為了“隊的生活組”的組長。她笑稱,自己被推上這個位置,完全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

第一批進入這個組裏的,就有後來成為著名教育專家的孫雲曉。

1978年,20歲出頭、隻有初中學曆的孫雲曉,經過中央團校(後改名為中央青年政治學院)的短期進修後,麵臨著兩個選擇:一是到團中央機關當幹部,二是到《中國少年報》當編輯。
出生於山東青島、少時家貧的孫雲曉此前幾乎沒有看過這份報紙,但他喜歡孩子,也喜歡寫作,因此,選擇了去報社。

這個年輕編輯的到來,給“知心姐姐”帶來了新的活力。多年後,薑達雅提起孫雲曉,仍然讚不絕口,稱他是“第二代知心姐姐裏最得力的幹將、主力軍”。

少年報有個傳統,每個編輯記者都有自己的對口聯係學校,每周要有一天時間去學校裏,和孩子們交朋友。“孫雲曉每次帶回來的故事都逗得我們哈哈大笑。我們都很佩服他,怎麽孩子就願意和他說那麽多事呢。”薑達雅回憶,“孫雲曉告訴我說,因為我也是淘氣包啊。”

1981年,《中國少年報》創刊30年之際,發行量達到了空前絕後的1142萬份,居全國報紙之首。“那時候,最權威的《報紙摘要》和《新聞聯播》裏,經常能聽到‘據《中國少年報》報道’。”孫雲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經常有外國記者來采訪,問他們:為什麽這樣一份針對少年兒童的報紙,發行量比《參考消息》和《人民日報》還大?

薑達雅經常出麵接待記者。她告訴記者,這份報紙貫徹的是“少年政治”,但注重兒童特色。他們並不是簡單地從大報改寫,而是先調研,找出普遍性的問題,有一點理論色彩,但不是板著麵孔講大道理。“又要形象生動,又要入木三分,又要由淺入深,而且不能超過800字,你說難不難?”

“知心姐姐”逐漸達到了全盛。從知心姐姐的話,衍生到知心姐姐信箱、小言論、小小討論台,幾乎每個版麵都有她的形象。《中國少年報》1985年曾搞了一個“我最喜歡的專欄”讀者評選活動,收到7萬張選票,“知心姐姐”超越“小靈通”“小虎子”“動腦筋爺爺”等26個專欄,名列第一。

該如何救助落水者的言論成為“知心姐姐”的代表作品之一。

1982年,孫雲曉發現,在一個多月內,有來自14個省的34篇來稿,報道了17個少年兒童因救人身亡的事跡。其中,浙江永康縣委報道組的一篇來稿寫到,3個少先隊員去救一位落水者,因不會遊泳和方法不當,救人者和被救者全部身亡。

對這些犧牲的少年兒童,當地紛紛授予“優秀少先隊員”和“少年英雄”等稱號,並發出向他們學習的號召。一個地區在《小學生細則》中規定,哪怕不會遊泳,在遇到有人落水時,“也要毫不猶豫地跳下去搶救落水的人”。

孫雲曉提出,知心姐姐要關心這個問題。“我是本能地覺得,兒童的生命是珍貴的,不應該讓他們做力所不能及的事。”

1982年8月18日,《中國少年報》頭版頭條發表了“知心姐姐”的言論。這篇名為《遇到有人落水怎麽辦》的文章明確指出:“救人既要靠勇敢, 還要靠機智和本領,在自己能力達不到的時候,還必須依靠大人的力量。要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犧牲。不會遊泳的少先隊員,在遇到有人落水的時候,應該立刻向大人呼救,或根據當時的具體條件設法搶救。”

“當時報社內部也有爭論,也猶豫過,不過還是發了。”孫雲曉說。

言論見報後,收到大量讀者來信,樓道裏的評報欄都貼滿了。之後,類似的稿件大大減少了。

“小孩說話也管用”

1979年6月,盧勤也進入了《中國少年報》。

聽到這份報紙複刊的消息後,激動得徹夜未眠的她給報社寫了一封信,表達了進報社工作的夙願。她記得,她前後寫過兩三封信。因為她之前做的也是青年工作,或許還因為這份彌足珍貴的“童年的夢想”,她得以調進了報社。“老同誌很在意這份感情。”盧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盧勤首先做了長達6年的讀者通聯工作。

有一段時間,報社規定,每信必複。每封來信都登記在案,貼有寫有處理意見的信簽。孫雲曉記得,自己結婚時請婚假,有一封複信缺了個標簽,就走不了。

寫給“知心姐姐”的信每天以麻袋計。這些信件先匯集到群工組,經過拆閱、分類,或分發到各編輯組,或以讀者來信的形式編發,或者個別回複。

盧勤發現,80後孩子們的心理跟她當年做小讀者時,很不一樣。拿她自己來說,她有6個兄弟姐妹,小時候從來不缺朋友。但80年代之後,獨生子女漸漸長大入學,“求友”成了他們最大的需求之一。他們把知心姐姐當成了最信任的朋友,這種信任甚至超過了對老師和父母的信任。

1983年,“六一”之後,報社收到了北京市馬家堡六(二)中隊幾個小學生寫來的一封信。信上說,學校組織他們去陶然亭電影院看《扶我上戰馬的人》。報上說六一兒童節小朋友看電影一律免費,但是,電影院還是收了他們每人一角的電影票錢。“知心姐姐,是電影院收錯了錢,還是報上瞎說?”信末,有9 個孩子的簽名。

已是群工組組長的盧勤立刻帶著兩個剛來的大學生去了解情況。孩子們拿出票根和登有《北京市政府關於“六一”少年兒童看電影免費的通知》的那期《北京日報》給他們看,並提出了三條意見:第一,電影院賠禮道歉;第二,把錢退還給同學們;第三,如果不退錢,就免費再放一場電影。

盧勤帶著同學們的意見,又去了陶然亭電影院。電影院非常重視,答應解決。

不久,報社收到孩子們寫來的第二封信。信上說,開學第一天,電影院就來了兩位叔叔,承認收錯了錢,道了歉,還給他們免費放了一場電影:“真沒想到,在我們國家,小孩說話也管用!”

這兩封來信都在報上刊登出來,同時配發了“知心姐姐”的話:“凡是關係到國家、人民和少年兒童利益的事,就要敢想敢說,不要默不作聲。”後來,在“全國好新聞獎”評選中,這兩封信獲得了“好來信”一等獎。

這件事,讓盧勤深受觸動,深感尊重孩子的重要性。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少年報》的宗旨,在“為孩子說話,說孩子話”兩句外,後來又加上了一句“讓孩子說話”。

1983年,孫雲曉脫產就讀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大專班,離開了“知心姐姐”。

1988年,薑達雅退休,離開了“知心姐姐”第一線。

盧勤成為“隊的生活組”負責人,帶領新一代的“知心姐姐”們,逐漸把它從一個報紙專欄,發展成包括熱線、夏令營等各種形式在內的“知心姐姐”全係列。

不過,盧勤並不認同“知心姐姐”有三代的說法。她說,知心姐姐並不是像鞠萍姐姐那樣的一個人,而是一個團隊。

這也是薑達雅和孫雲曉反複向記者強調的。

退休後,每當被介紹是“知心姐姐”,薑達雅都會不厭其煩地解釋:“知心姐姐是一個群體,是集體的智慧和愛心,不屬於哪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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