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拆了故宮建白宮

韓毓海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製問題（7）

    不能拆了故宮建白宮

    今天的我們，正處在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的重大變革期。中華民族的複興，這是今天任何人都不能不去正視的大現實，這是500年人類曆史中最為天翻地覆的大變化。對於這個大變化，既有的知識是不夠了，任何人都必須重新學習、重新思考、重新研究。

    潘維教授最近從國外回來休假，找我長談，他的一個說法令我印象深刻。他說：從海外看中國，60年至為成功，500年來也有不少好的東西，以至於當今世界上有“中國模式”之說；不過反過來，有些國內人看自己，特別倘若是聽某些知識界“高人”說話，卻幾乎是一派悲觀喪氣，甚至以為前景可憂，“崩潰”在即——而他們千憂百轉，其實就憂在“政治體製”。

    “憂患”當然不是壞事，但“憂患”應該是憂天下、憂國家、憂老百姓，絕不是憂自己，更不能因為世界沒有按照自己的辦法來，甚至沒有因為“代議”成功而混上一官半職，就斤斤兩兩、患得患失。正因為*、自由是當世的好東西，時賢無論“左右”，才紛紛作“為民請命”狀，拉大旗作虎皮，這本不奇怪。但是我們絕不該忘記，中國曆史上的改革先驅都曾經反複告誡我們說：如果把*講成了抽象、簡單的“官民對立”，那就是最大的膚淺和不及格，因為這樣做起碼就放跑了利益集團和地方分離勢力，而在近代以來的語境下，更是放跑了帝國主義列強的壓榨。如果那樣搞，所謂“*”就很容易成為某些人要特權、搞分裂的工具，甚至淪為列強們壓迫中國的口實。

    官僚政治不好，其惡性膨脹於國家人民不利，這自是誰都知道的最淺顯道理，不過曆史卻也總是沒有那麽簡單，比如我們還是要知道：自古以來講“官民對立”，這裏所謂的“民”，其實指的是“豪民”，而非一般“小民”和“草民”（更非時賢所謂“屁民”）。而在這個意義上，國家與豪強巨族、土豪劣紳之間的矛盾，往往也就體現為代表國家稅收利益的官僚與“豪民”之間的矛盾，所謂“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荀悅《漢紀論》），這種出於官僚之口的“官民對立”，表達的恰恰是對土豪劣紳、豪門巨族的指斥和控訴，代表的其實就是“國家”與“小民”立場的重合，它同時也表明國家和普通老百姓其實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敵人，而這個敵人也就是豪強和“豪民”。

    因此，商鞅廢井田，楊炎行兩稅法，張居正舉“一條鞭”，其根本出發點盡管不能說是為平民老百姓的利益著想考慮，但是，他們要打擊豪強，要把稅收加在豪強和豪門頭上這一點，卻是共通的，也是無疑的；這就是王安石所謂“擇其富者而稅之，擇其可稅者而稅之”。現代中國對於官僚政治製度研究最精深的是*主義者王亞南（《資本論》的譯者），他這樣告訴我們說：隻有看到官僚製度的矛盾性，即看到其既有與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一麵，更有與地方勢力、特權利益集團相矛盾的另一麵，我們才能了解官僚製度的彈性和曆史發展。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政治改革的關鍵，並不在於抽象地講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的對立。至於今天的中國“好得很”還是“糟得很”，那首先也要看你究竟是站在哪個階級的立場上說話，而抽象地講“官民對立”，則必定流於喪失和缺乏階級分析方法的膚淺。我們隻有認識到：國家從來就不是抽象的，甚至隻有認識到國家總是有階級性的（如美聯儲掌握發鈔權，這就是美國國家“階級性”之體現），我們才能了解，真正合格的政治改革，在於如何能使國家體現勞動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避免國家成為特權利益集團的工具。抽象的“官民對立”說，表麵上看似義正詞嚴反對官僚政治，實則往往是屁股坐在“豪民”和“豪強”一邊，為了特權階層和豪強向國家討利益和爭權力，其實它也從來並不是一概地反對國家，因為從曆史上看，他們要的往往就是奴隸主、地主豪紳和買辦資產階級支配的國家，而他們極力反對和限製的，其實是勞動者當家作主的國家而已。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製問題（8）

    中國近代改革的先驅康有為說過：“故國無論君主*，未有不中央集權也”，“政府者，集合管理眾人之事之大力量，而未聞以地方各立為分權也”，這是考慮到中國曆史的深層動因和內外形勢而得出的結論。康有為進而指出：體製改革的真正目標，就是“*政治”與“政治統一”的結合，就是人民與政府的結合，如果不實行人民自下而上的有序參與，就不能避免*，如果不打擊利益集團和地方勢力，如果不能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不但現代中國在近代以來列強競爭的環境裏不能圖存，一切事情都會被內部利益集團的爭權奪利、家計私利所毀掉，那樣國家就會分裂，人民就會真正受苦。這也是曆史的結論。

    今天的中國自然不是沒有問題，相反，問題尚多，不容回避。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不能將問題簡單化、抽象化。尤其不能脫離開社會階級分析和世界局勢的視野看曆史、看現實。隻有如此，我們才能認識到：保持國家裏麵勞動人民之主人翁地位，防止國家淪為特權階層、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工具，特別是在思想文化領域裏保衛中國革命曆史敘述的合法性——於今天而言這是多麽艱巨而光榮的任務。我們常說要不忘曆史，而老百姓把這叫作“吃水不忘挖井人”，隻有從這樣樸素的視野才能看到，中國今天的成就當然既不是吹出來的，更不是“粉飾”而能得來的，因為這就是中國曆史和世界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把一切問題都簡單地歸之於“上層專製體製”，那麽，我們是否反過來，也可以把一切成就一概歸之於“上層專製體製”呢？我倒是認為，與其如此，反不如把成就看作勞動人民創造曆史的結果，是漫長的社會生產方式變革的結果，是世界廣泛聯係和互動的結果——尤其是漫長而偉大的中國革命的結果。從這個角度說來，倘若說500年來中國體製中沒有好東西，中國革命形成的體製是一團漆黑，非要拆了故宮建白宮，從孫中山到毛澤東一律打倒，乃至非要刨了祖墳而後快，這是不懂自己的曆史，這也就是割斷自己的曆史。這種歪曲曆史的行徑是絕不能允許的。

    金融控製才是最大的壟斷體製

    說到體製改革，從孔夫子、董仲舒，到王安石、張居正，改革、改製一向就是曆代儒家追求的曆史目標。宋代以來行“開中法”，放手讓商人代替國家組織社會、從事長途貿易甚至包辦軍需，這就是因為皇權直接麵對小農，國家沒有組織效率。明代大行“一條鞭”，擇其可稅者而稅之，也是考慮到國家直接麵向千百萬零散小農征稅成本太高的緣故。王安石興“青苗法”，欲使國家財政直接補助小農，其出發點更不可謂不好，但是，由於基層沒有組織，地方全為酷吏、土豪控製，王大人所補貼的對象，不幸最終也就成了酷吏和土豪，他的“青苗法”，就幾乎淪為今天所謂的鼓勵農民“種大棚”（時下民諺曰：要想富，先修路，要想窮，種大棚）。500年來，改革的目標何嚐不是提高國家組織效率，而改革的局限性，則全由於沒有完成建設基層組織的任務，所以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就不能不依靠基層的酷吏與土豪，結果這些以反封建為目標的改革，反而改出了“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根深蒂固的封建製度。至於將組織社會的任務全盤交給商人和市場，1567年之後更將貨幣委之於進口白銀，這也並非國家迷信道學，傳統政治格外喜歡無為，而是宗法國家裏，皇權對小農的“兩張皮”結構造成的不得不然，即國家欲動員社會而沒有抓手、能力和可能性。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製問題（9）

    近代以來，宗法國家瓦解，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開始，打倒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是為了奪回國家財政和貨幣主權，打倒封建主義鏟除土豪劣紳，則是為了建立基層組織。“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改革與革命被中國文明視為“天命”，一卷《大同書》唱響了紅旗，改革與革命的目標並不僅僅是改造中國，而且更是改造世界。

    今天，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不是什麽抽象的國家與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謂“官民對立”），而當下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實則肇始於1970年代初期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聯合推出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政策，它以貨幣投資政策的巨大調整（以維持美元和美國債券價值為主要目標），又一次使得資本主義淩駕於“世界經濟”之上。如果費爾南·布羅代爾在世，他一定會驚呼這是堪比19世紀初期的又一次世界結構“大轉型”。這就是為什麽，過去的幾十年，全世界都仿佛經曆了“漫長的19世紀”的回潮和複辟。綿延的戰爭和最終無可避免的金融大危機，其實都是這次“大轉型”的結果，今天看來，如果沒有中國最終頂住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全麵統治，世界經濟和世界形勢恐怕就不堪設想。

    基層組織和上層財政金融之外，我們還必須看世界大勢。隻有把握世界大勢，才能認識到：當今世界，金融控製才是最大的壟斷體製，而軍事優勢則是最直接、最強有力的暴力控製，至於文化霸權軟刀子殺人不見血，為“整人”而定的國內、國際“規則”，恐怕也不見得全是政客們想出來的——隻是少見我們的道學家們因資本金融壟斷而“憂”、因帝國主義軍事壟斷而“憂”、因買辦資產階級*透頂的私有化政策而“憂”罷了。

    其實，體製既然無非就是組織、組織能力，而關鍵就在把誰組織起來，組織起來反抗誰、又要維護誰的利益；因此，世界上就有了“革命的體製”和“反動的體製”這兩種，而從來就沒有過什麽抽象的、一勞永逸的“體製”和“反體製”。本書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我們隻有從生產方式的“發展”與“組織”之間的關係角度，從複雜的社會階級鬥爭的角度，才能去正確分析、了解曆史變化發展的真實。500年來，中國為什麽逐步衰落？不是簡單的因為生產不發展、市場不發達，更不是由於什麽“體製幹預”過多，而恰恰是由於“體製”的無為、體製的“無力”和低效率。廣大的勞動階級（特別是農民）長期處於一盤散沙狀態，中國基層社會更與上層完全脫節，以至於像黃仁宇所說：經濟雖大有發展，而社會卻全無組織效率，從而無法將社會財富組織為國家能力，人民非但不能以“體製”的方式參與這種發展、保證這種發展、推動這種發展，結果反而在近代為外國和外部的金融資本和武力、為內外特權利益集團之勾結所控製。

    而尤其是——在漫長的曆史中，中國的“精英”、讀書人對於什麽是社會生產組織，特別是對於社會各階級鬥爭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對金融組織、貨幣組織、稅收體製，則更是一竅不通、一塌糊塗；既將一切簡單地歸之為“體製”，而同時對於“體製”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膚淺，平日袖手談心性，事後著書罵“屁民”，無論天下興亡多少事，永遠正確的反正隻有他自己。這種“反體製”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評價估計，也不過就是“道學家們”的“發脾氣”而已，而自明以來，這種士大夫階級的“氣功”，對於國家和人民，從來就沒有過什麽真正、切實的補益。這也就是張江陵所謂“國家以高官厚祿養此輩，真犬馬不如也”，也就是曾文正所謂“國家以此為學為官，與用牧豬奴何異？”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製問題（10）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五星中的四顆星分別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上述四個階級的聯合，是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敵人——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因反對共同的敵人而有著共同的利益。而與1688年拿著銀行家資產階級的錢上台的英國王室革命不同，中國共產黨人是靠工農的支持而打天下、有天下，革命黨人不欠資本家的錢，因此就沒有格外要訂立一個契約專門照顧資產階級利益，與之立憲的任何理由。嚷嚷著要單獨為某一個階級立憲，其實質就是要破壞四個階級的聯合。曆史證明，當工農不願意與後二者聯合的時候，固然是忘記了自己真正的敵人——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而當著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忘記了工農的利益與自己根本利益的聯係的時候，他們更是忘記了自己真正的敵人，同樣也正是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那種不自量力的狂熱，使得他們隻會在曆史麵前碰得頭破血流。隻有當上述四個階級聯合起來組織起一個強大的體製，方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就是我們這個體製的根本目標。這個目標，當然是要讓勞動者越來越有可能控製資本，讓中國越來越有可能擺脫帝國主義的軍事、金融控製——從大的方向說，這是真正的“通三統”、“複三代之製”，是真正的“文武革命，順天應時”的體製改革和體製革命。如果沒有這樣的體製革命，那麽，資本控製勞動和市場、西方控製世界、少數人控製絕大多數資源、少數人壓迫剝削多數人的體製就會一統天下（“全球化”？），如此中國的發展談不上、和諧的世界談不上，公平和正義也就談不上了。

    早在68年前，毛澤東就批評過這樣的學風：“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曆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他還說：“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竟有多少人創造了可以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科學形態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麵，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一本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理論，像在中國經濟問題方麵，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實在不能說。”今天重讀他的這些話，作為讀書人和教書匠，實在是應該深以為警怵的。

    20世紀曾被稱為“革命的世紀”，盡管這並不是本書這一卷論述的主題，但是，上麵這些話，既可以說是遊離於本卷主題之外，也算是對本書第二卷（《1500年以來的中國改革與革命》）的預告。故算是有感而發，不平則鳴。而這裏的所謂“不平”，特別是對於偉大的中國革命及其成就——一個勞動者階級當家作主的國家體製，近些年來在中國輿論界當權的騙子們那裏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所表達的憤懣、不滿和抗議。

    顧炎武的《精衛》，一直很喜歡。詩曰：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在這個意義上，讀曆史、研究曆史是大有好處的，因為曆史敘述著過去，也昭示著未來。曆史本身就是由“大不平”寫就的，因此，它的方向才是“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