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製問題

《五百年來誰著史》

韓毓海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製問題（1）

    緒言：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製問題

    500年來，中國為什麽逐步衰落？不是簡單的因為生產不發展、市場不發達，更不是由於什麽“體製幹預”過多，而恰恰由於體製的“無為”、體製的“無力”和低效率。將中國的近代衰落簡單、抽象地歸之於“專製製度”，特別是所謂“國無憲法”、“民無權利”，這其實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議論，它終究要流於一種耳食之談，淪為與曆史和現實實踐脫離太遠的空洞教條。

    中國最近500年興衰的關鍵

    2008年9月，我在美國紐約大學教書，學校與華爾街之間徒步不過20分鍾，教學之餘，正好就近觀察史無前例的資本主義金融大危機。那個時候寫了《反麵教材的價值》這篇文章，以英文發表之後，國內的幾家學術刊物也想刊出漢語稿。記得高超群教授為了索要這個文章，曾深夜從北京把電話打到了紐約，求“稿”若渴之心，令我深深感動。最後，這個文章很迅速地在《綠葉》、《世界博覽》雜誌刊出（這要感謝楊學軍先生和閻海東先生），隨之又被幾家報刊轉載，反響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意外之餘，我也由此體會到當今的中國是如此夜以繼日、密切地注意著國際風雲的變幻的，而自己深以為幸的更是：作為一個貨幣金融領域裏的外行，一點有限的閱讀和觀察體會，遠隔千山萬水，竟也能夠對於國家和老百姓有些許輕微的意義。

    從中國的視野、或“以中國為本位”去觀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曆史的變遷，致力於探詢當代中國的“世界”觀，這是我最近這些年來學術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說老實話，這也僅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讀書不多，尤其不是曆史係科班出身，所以這個探詢的過程，其實完全就是學習的過程。

    最近500年來，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歐美霸權的形成並橫掃世界；二是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中華民族，由逐漸衰落而再次走向偉大複興。有人把這段曆史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勝利，對此我不敢苟同。因為首先，究竟什麽才是“資本主義”，學術界可以稱之為“正宗”的意見，起碼就有三派，至於其他的紛紜眾說，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見中，一種將資本主義歸結為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的變革，特別是大機器生產和雇傭勞動關係的奠定（卡爾·*）；一種著重於“資本主義精神”的發明，說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於念經，把積累資本視為積累功德（馬科斯·韋伯）；第三種則側重於自然經濟向金融經濟的蛻變和飛躍（費爾南·布羅代爾）。用這三個流派來解釋什麽是資本主義，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們來解釋西方之所以興起，中國之所以衰落，解釋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在我看來，則起碼是沒有抓住曆史要害，而且也不盡符合曆史的事實。

    我認為：最簡捷地解釋這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實際上就在於“國家能力”這一點上。在西方現代興衰的過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從根本上說是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紀地中海地區的銀行家們投資於國家間的戰爭，最終則是金融家通過攫取“世界貨幣”的發鈔權，而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為他們的投資冒險埋單和作擔保（這隨著1913年美聯儲體製的形成而達到高峰），而上述軍事－金融－國家相結合的特殊組織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真正關鍵，至於那被奉若神明、而又眾說紛紜的“資本主義”，充其量隻不過是在不同曆史時期充當了“幫手”的角色而已。現代民族國家的根本目標在於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間”，金融家的根本目標則在於通過債務關係攫取最大利潤，至於是否采用上述三種“資本主義”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於這兩個根本目標之達成而定。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製問題（2）

    考察中國500年興衰的關鍵，其實又在於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下降這個矛盾現象。經濟發達的宋，反而打不過立足於軍事組織的遼、金、西夏部落，這裏的關鍵並不在經濟，而在社會組織能力。由皇權直接來麵對基層馬鈴薯一般無組織的小農，這樣的國家自然也就沒有什麽組織效率可言，而宋代以來的政策，反而是將組織社會的任務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國家更從商業、運輸乃至軍需供應中全盤退出，國家取“無為”和“不幹涉主義”，而這就是“開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層沒有組織，而且上層的貨幣財政也十分混亂，貨幣短缺、“多幣製”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到了明隆慶元年（1567年）之後，反而將貨幣出路委之於進口美洲白銀，這又是財政貨幣政策的最大失敗。而對外，所謂的“天下秩序”，於周邊藩邦采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貢”方式，完全沒有現代民族國家的“生存空間”、“地緣政治”意識，如此組織能力鬆散的帝國，無論它有利於還是不利於發展經濟，能夠或者不能夠發生“資本主義萌芽”，而一旦遭遇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之打擊，其渙然瓦解卻是必然的。而國家既然已經瓦解，至於發展什麽“主義”才好，自然也都統統變成空談了。

    所以說：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首先肇始於中國革命以建立基層組織的方式，極大提高了社會組織能力和國家效率，然後，國家才能把社會剩餘有組織地投資於長期發展方麵，如此才有合格的國家財政，在此基礎上方有國家發行貨幣之主權，而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及其勝利，更是實實在在地打出了一片地緣政治的新格局，這種社會革命與民族革命之密切結合，靠的是無數革命前輩流血犧牲、艱苦奮鬥，如此才談得上今天的“偉大複興”，而至於是否采用資本主義這副靈丹妙藥來謀發展，那完全也要以是否有利於社會組織強大均衡、是否有利於國家能力持續增長，是否有利於保衛世界和平而定，即那充其量是末而不是本，是術而不是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實際上，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昭示的乃是完全不同的真理，中國的複興走的乃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而這個真理、這個道路就是：“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已經為曆史所證實。

    研究中國曆史，上要看貨幣財政，下要看基層組織，同時更要能以世界大勢之變遷、聯係和互動為背景去展開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獲。在嚴肅的曆史問題麵前，任何輕薄的態度、任何教條主義的盲從都是必須杜絕的。而唯一值得自我寬慰的是，上述淺見，並不是盲從得到，而是從自己的讀書、思考和摸索中得來的。幾年來，就這樣一邊讀書，一邊思考，逐漸積累了一點筆記、一係列的問題，不過時間一長，反而倒是更沒有把這些學習體會寫出來的勇氣了，有些思考和提出的問題，自然也就隨時光流失，逐漸淡忘了。

    真正的寫作機緣來自赴美前學校的一次安排，所在單位的黨委書記蔣朗朗教授派我去山西作一個學術講座，由於參加講座者都來自基層，以從事財政和稅務工作的同誌為主，既是學校的任務，於我自然是一個很艱巨的工作，這就迫使我不能不緊急準備一個初步的講稿，這樣幾天下來突擊搞了幾萬字的稿子，由於對當地的圖書館沒有信心，所以還帶了不少參考書到山西。我本是個過於認真又不堪大任的人，這次麵對的又是上千人基層幹部的大課堂，講座結束後，竟然病倒在那裏，反倒是給山西的同誌（特別是曾被授予全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稱號的李晉芳同誌）添了不少麻煩。但是，期間參觀八路軍太行紀念館，以及抗戰最艱苦時期建立的八路軍總部（雖曰“總部”，實際上不過農舍三小間而已）的經曆，對我觸動非常之大，應該感謝這次較長期地麵對基層的機遇，它使我近距離地感受到：我們的前人是如此的舍生取義，我們的百姓是如此的不屈不撓，絕大多數在基層工作者是如此的勤勞儉樸，中國曆史的展開是如此的篳路藍縷、波瀾壯闊，中國改革和中國革命的大業，確是由生活在最基層的老百姓苦苦支撐起來的，這真是“作始也簡，其成也巨”！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製問題（3）

    太行山裏本來也沒有什麽書可讀，躺在賓館養病的時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講座前許多沒有想清楚的事情，竟然想清楚了一些，這突乎其來的大病，因此可以算是進益的一個機緣，在這樣一個機緣之後，我領會了一些以前不甚領會的書上的語句，尤其包括曆史上的改革與革命。

    革命並非近代中國衰落的原因

    中國改革與革命是近代落後的結果，革命當然不是近代以來中國落後的原因。而對於“中國近代何以落伍”這個大題目，則大致又有幾種回答：其一，是*主義所指出的——帝國主義侵略和資本全球擴張所致；其二，則是一般地、抽象地將其歸之於中國在製度、技術乃至文化上的落後弊端，以及西歐的先天優勢（以馬科斯·韋伯的理論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國是一個以“天下”和“世界”為擔當的文明，資本主義則是自1500年以來從地中海地區發展起來，以金融和軍事技術為核心，向世界擴張的體係。這兩種有深刻曆史傳統的組織形式，在500年曆史間漫長的“互動”、博弈，才構成了我們解釋500年來世界大勢和中國“天下興亡”的關鍵。從這個角度說，那些構成中國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國長期繁榮的因素，這正如我們文明中固有亟需變革的弊端，但其中卻同時也蘊涵著近代改革與革命以及中國現代複興的種子。隻有了解中國文明形成的長期性、曆史性、複雜性，同時又了解資本主義製度產生的曆史性和複雜性，而不是抽象地將問題歸之於抽象的“製度”和“體製”而簡單地打發掉，我們才能對於上述重大曆史課題作出真正有意義的探究。

    將中國的近代衰落簡單、抽象地歸之於“專製製度”，特別是所謂“國無憲法”、“民無權利”，這其實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議論，它終究要流於一種耳食之談，淪為與曆史和現實實踐脫離太遠的空洞教條。對其淺陋機械，前人已多有譏評。如錢穆就曾說：“談者又疑中國政製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之表達亦各有其方式及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行之民選代議士製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曆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曆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製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製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曆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製度，為維持政府之兩大骨幹者，乃亦隨專製黑暗之惡名而俱滅。於是一切官場之*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

    中國當然不是從來沒有製度。自上古以來，就有以黃帝為代表的“血緣世係”以及以堯舜為代表的“名分世係”二者並存，就前一個世係而言，權力的合法性來自貴族血緣承繼；就後一個世係而言，權力始終是向平民開放的，這就是所謂：“人人皆可為堯舜”。而這裏的“平民”，更不專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農工商各階層——特別是包括少數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數民族血統者，太祖朱元璋以貧苦農民可以作皇帝，其合法性就來自於堯舜的名分世係。這兩個世係的互動沿革，就是所謂“多元一體”的製度基礎。從曆史的長時段看去，倡導“天下為公”，不斷向平民、向少數民族開放權力的堯舜世係、堯舜體製，是比導致羅馬帝國迅速崩潰、貴族院壟斷權力的“憲政”更合理、更進步、更能經受曆史考驗的製度，這已經為中國的長期統一、中華民族的悠久曆史所證實。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製問題（4）

    作為最後一個漢家王朝，明朝無疑處於中國製度的重要轉折期，從體製的上層看，其主要特征表現為：它是曆史上皇權與士大夫階級衝突最激烈的王朝。太祖洪武13年，廢除了自秦以來輔佐天子處理國政的相位，這成為對中國政治製度的極大變動。從此天子直接麵對六部，六部有建議權，而天子則獨攬決策權，另設內閣大學士，為天子襄理文墨，但內閣大學士沒有建議權，為了避免皇帝與六部之間發生直接衝突，遂設司禮監居中傳遞協調。世宗、穆宗和神宗在位期間，皇權與六部之間的衝突，終於達到不可化解的僵持階段，竟造成這三任皇帝幾乎不見六部官員的局麵，此後，作為皇帝代言人的內閣大學士和司禮監，與士大夫的代言人六部之間的衝突更是日益加劇、不可協調。而正是皇權與官僚體製之間的激烈衝突和矛盾的不可化解，造成了明代中期以來國家行政效率、國家組織效率的迅速衰敗。

    而這一時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變革時期，因為一個銀行家、戰爭和國家密切結合的軍商合一、軍政合一、資本與國家合一的體製，此時正在歐洲勃然興起，而1500年以降的中國，國家體製的上中下結構卻開始走向脫節，以至於國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動員官吏，反而總是被龐大的官吏集團所阻礙，國家組織效率的嚴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經濟改革都不能真正實行，實際上，最終導致明王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權專製的原因，更有作為社會精英的士大夫階級之顢頇獨斷。無能而顢頇的士大夫階級為了一己之私，妄圖以道學的專製壟斷社會權力，這種“士大夫階級的道學專製”，更促成了體製從內部的解體。而正是由此看來，錢穆的博學，恐怕也是士大夫一家的博學，因為在他那裏，無論均田重農還是平等夷狄，這些都不算數，隻要你不尊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那麽你就是專製。而他所同情、追隨的國民黨，雖曾標榜、號稱要繼承中國政治製度的有益因素，如在美式“三權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國式的“考試”與“監察”兩院，以成為“五權”憲法，而這種精英運動的體製，又究竟是否行之有效，自然也早已被曆史所證明。

    不過，確如錢穆指出：民權的表達和實行不能單靠一紙憲法和幾個代議士，關鍵在於形成下情上達的有效機製，他的這種看法倒是真有啟示性的。而且，毫無疑問的是，誠然如他指出：中國作為一個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說曆史上從來就沒有“製度”而隻有“專製”，例如所謂公田與私田、科舉與選舉、郡縣與封建的製度爭論，實際上就一直貫串於中國曆史之中，並構成了近代以來中國改革與革命的真正動力。看不到這一點，自然也就不能說對中國的文明有起碼的了解，那甚至就會淪為錢穆所譏諷的：中國近代以來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惡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擔起“改革的後果與代價”，這往往就與精英們沒有知識和眼光，隻會看見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關係。

    而與錢穆比較起來，黃仁宇先生雖未打過仗，畢竟吃過糧（古人隻把“軍糧”稱為糧），因此，他的有些話恐怕還算是比較到家的。他說：“過去的中國百年史，過於重視上層結構，很少涉及低層。比如說，民國初年的立憲運動與政黨，他們本身對社會是一種外來異物（foreignbody）。其領導人不乏高遠的理想，而他們身後卻無支持的選民（constituency），滿腹經綸自然也無從化為具體方案，更何況滲入民間，所以一遇軍閥逞凶，就無能為力，而他們在曆史上的意義也因而消失。”說到製度變革，孫中山以來的改革家們其實最終也都不得不認識到：這絕非立一紙憲草、推幾個“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這裏的道理，就在於“變製度易，變社會難”（這一點魯迅等“先覺者”其實早在辛亥之後就一直“無可措手”地痛感著）。因此，要從根本上變革社會，那就非要從基層做起、從中國人口的大多數——農民做起、從土地製度做起不可；要真正變革社會，就非要找到、找準中國社會的真正主體不可。以為單靠幾個“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爛之舌即可變革中國，這不過就是黃口小兒式的政治幼稚。以至於有人說：500年來，中國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層和精英，而精英們最大的不成熟，就在於他們總是要咒罵下層民眾“不成熟”——這實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部分 以史為鑒，重估新中國體製問題（5）

    至於說到變革中國的主體，近代中國早期的改革者如康有為，曾寄望於作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這自然不能成功，而到了孫中山先生找到了革命政黨，這才算是初步找到了變革中國、特別是進行民族革命的抓手。但是，解決土地製度問題、訓練和組織廣大農民，從勞苦大眾、從最基層出發改造中國社會結構，這才是中國共產黨成功領導中國完成民族革命，再領導中國走向社會改革與社會革命的關鍵。而倘若放棄了這根本關鍵，汲汲於從上層、從書生們的狹小視角空談所謂的“製度”和“技術”之優劣，無論是搞“三權分立”還是玩什麽“五權憲法”，那就不僅是短視，而且是舍本逐末，而這種“瞎折騰”，終將自食“改革造成的惡果”，才是必然的事情。

    時下人們恐怕都知道，近代以來，中國沒有科學、工業、自由和*是不行的，但是，如果離開組織勞苦大眾特別是農民這個中國社會主體，離開了改造土地製度這個中國經濟的最深層的基礎，如果沒有與基層現實密切聯係的革命政黨作為社會改造的利器，那就不會有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而中國幾千年來皇權直接麵對千百萬馬鈴薯一般小農、毫無動員效率可言的“一盤散沙”的社會結構，更不能得以根本改變。正是毛澤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改造了中國的基層結構，曆史告訴我們：今天絕不能小視人民組織起來的力量，更不可小覷創立社會基層結構的偉業，因為它一方麵使得農業上的剩餘得以轉用到工商業，同時又使得工商業的發展反過來可以吸納大量的人口就業謀生，而且，國家從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財政管理，這又使得中國第一次有了獨立自主的發鈔權和貨幣主權——但是，對於這一淺顯的道理，卻不是人人都願意承認的。以為靠“個人自由”、一紙憲草、幾個“民意代表”就能解決一切中國問題，這其實就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見、偏見和一塌糊塗的“政見”。“豈有文章驚天下，漫道書生事不成，百年一覺浮漚裏，悲欣交集說摩登”——其實，就我個人來說，真正弄明白這個道理，更不是一朝一夕的。

摘錄自韓毓海教授　（五百年來誰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