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白銀能成為明朝的合法貨幣

韓毓海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二部分 為什麽白銀能成為明朝的合法貨幣（1） 

 

    為什麽白銀能成為明朝的合法貨幣？

 

    中國要不要改革開放，這其實早已經是不需要爭論的問題，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自明代開始就是改革開放的；500年來，最為徹底地依靠市場來組織一切的，總起來說就是中國而不是別的國家，我們真正需要爭論的問題僅僅是：中國為什麽沒有形成獨立自主的財政和金融體製，為什麽長期沒有建成一個國家財政，從而沒有完成向現代國家體製的轉化。

 

    西來諸商，與貴國交易，每歲金銀不下百萬，其所從來，有出於敝地之礦者，亦有海外亞墨利加（即美洲）所出而進者。蓋其地之礦，廣而且腴，計十分之土，金銀且六七分也。大西近海一國，每歲所入，亦不下數百萬，有識者曰：敝地實受多銀之害，金銀愈多，而貨愈貴也——

 

    艾儒略《西方問答》（1637年）

 

    明朝白銀的主幣化進程

 

    明隆慶元年（1567年）“海禁”解。這無論在中國曆史還是世界曆史上，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標誌性意義。

 

    我們前麵已經說過：中國曆代閉關政策的核心，全在保存貨幣。這是由於貨幣短缺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乃是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正是由於曆代政府都要麵對這個矛盾，所以就必然時有海禁政策。（從這個角度去看，時有海禁，本是非常自然的。）而1530年 以降，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大規模開采白銀，並通過菲律賓馬尼拉出口中國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方式為之一變：因為如此一來，出口和貿易造成貨幣流失的擔 憂就不再是主要威脅了，且物物交換也不必再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方式，而代替這一切的，則是以商品和物資的大規模出口以換取美洲白銀貨幣的時代潮流——一個新的“白銀推動的世界”因之開始。

 

    而這個“新的時代”對於中國社會和曆史的發展而言，又究竟意味著什麽呢？它意味著，從此以後，中國逐步結束了由商人巨富壟斷和窖藏貨幣的局麵，轉向逐步依靠外國進口貨幣而刺激國內經濟的時代。白銀流入，大大刺激了貨幣的流通，擴大了市場，但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從事外貿經營的商人（主要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商人）和外國金融壟斷者，他們的地位因而日益上升，並開始逐漸代替中國曆史上的大地主而壟斷經濟（在明代中期，他們已經能夠逼迫主張打擊海盜的朱紈自殺，充分顯示了其左右政局的能力）。在隨後曆史的演化中，以引進白銀和依賴外國資本為業的商人們，逐步發展成為壟斷和支配中國國內經濟的主導力量，我們可以說，早在16世紀中葉，中國近代“買辦商人”的前身已經開始出現，海外金融力量支配中國經濟的問題也已經初露端倪。而由明隆慶元年（1567）時的白銀大規模進口，直到鴉片戰爭（1840）的紋銀大規模外流，這前後大約共計270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裏，中國社會因此走完了“宗族革命”和“宗族國家”的舊時代，而終於在鴉片戰爭之後，開始麵臨著現代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新時代，麵臨著民族國家建設和社會建設的新問題：在這個新的革命時代裏，買辦階級和帝國主義、特別是外國金融資產階級，終於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而我們至今的曆史就是如此逐步發展過來的。

 

    貨幣金融問題，是近500年來中國最為關鍵之問題。 中國貨幣的曆史發展過程高度複雜，由於長期實行多種幣製，更使得不同幣種之間的換算成為貨幣史上的難題。而從曆史看，中國在近代用銀為主幣之前，鑄幣主要 用銅。漢代以降，銅禁頗嚴，唐代以降，曆朝也多頒銅禁。宋以後，銀方才在市場上逐漸采用，自此銅禁漸馳。這期間魏晉至唐初，天下大亂，大體說來，民間貿易 主幣為布帛，而政府收稅也采用布和穀。可見，最終導致白銀成為主幣，在曆史上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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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明朝初年，白銀也還並不是合法貨幣，政府甚至禁用金銀交易。從《大明會典》中可知，明朝典章製度中有“鈔法”、“錢法”，卻並沒有“銀法”。但是，盡管政府有明確禁令，但白銀在民間市場上的使用卻並未停止，反而隨著市場貿易的活躍而漸成大潮。這首先就是由於主導市場的大商人手中掌握著大量白銀的緣故，白銀作為流通主幣，與他們的推波助瀾最有關係。而到嘉靖年間（1540年代），白銀的主幣化過程逐步走向完成；在明朝中後期，白銀普遍通行於全社會，終於占據了貨幣流通領域的主導地位。

 

    迄今為止，中外學術界對白銀在明代社會前後期地位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主流看法均是援引《明史》的說法：正統初年明英宗“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認為白銀貨幣化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結果。但事實上，明代白銀貨幣化是民間商人、甚至是走私商人推動的結果，因此它才經曆了一個“自下而上”的發展曆程，到嘉靖以後，經過商人與政府的長期博弈，銀作為主幣才終於為官方所認可，而這首先就與著名的“一條鞭法”的推行有關。

 

    嘉靖間，浙江巡按龐尚鵬，正是基於浙江沿海商人大量擁有進口白銀的實際情況，首次奏請實行一條鞭法。此法的核心是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多少，而非人頭多少征糧食租稅，並將土地稅收折合為銀；同時在徭役方麵，如果城市工商要免除徭役，亦可以交銀以由官方募人替代，至於貢方麵，土貢方物，亦皆折合為銀征收。租、役、貢都折合為銀征收，這就是一條鞭。

 

    按土地多少而非人頭征租，這顯然是不利於大地主所有者的，但是，由於城市工商手中擁有白銀，東南沿海，特別是浙江、福建民間進口白銀最多，所以大商人和這些地區的城市工商業者卻是擁護一條鞭法稅收的主體，而由於各個地區土地收入不同，內陸地區銀又很缺乏，加上這個政策默認商人、特別是沿海地區商人的走私活動，所以反對它的聲音也一直很高，故此法一直沒有在全國範圍內真正實行。直到萬曆年間，張居正當國，下製申飭全國通行這全民以交納白銀而免除賦役的一條鞭法，這種賦役折銀的做法，才最終確立下來。

 

    這就使得白銀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張居正改革的這種前所未有的“重商主義政策”，一方麵使得農民的負擔空前加重，一方麵卻使得商人、特別是沿海商人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也使得市場在白銀的驅動下，前所未有地活躍起來，它促進了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商幫的形成和市鎮的興起。至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朱載垕頒令：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隻許用錢。而隆慶元年這條“銀錢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在於，它是明朝首次以法權形式肯定了白銀為合法貨幣，並且是用法權形式把白銀作為主幣的貨幣形態固定了下來，同時又以法的形式將城市工商的地位、權利固定下來。

 

    當明王朝籌劃其銀本位的貨幣體係之時，一個問題自然也就隨之浮出水麵：隨著白銀滲透到整個社會，社會各階層對白銀的需求就日益增長，如何解決這一嚴重的供求矛盾便成為當務之急。對於明朝政府而言，除了從曆史上繼承下來的白銀儲藏之外（主要掌握在巨商們手中，國庫擁有並不多），白銀的來源主要就是兩個方麵：一是國內自有的白銀礦藏資源，另一個自然是海外貿易交換而得的外來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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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時的銀礦，分布於湖廣、貴州、河南、陝西、山東、北直隸、浙江、福建、四川、雲南等多處，非但相當分散，事實上國內的銀礦資源是非常有限的，即中國可以算是銀礦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而且明朝在對國內礦產資源進行開發時，更存在著諸多問題，尤其是當開采的白銀量達不到預定的標準時，朝廷往往要求當地政府彌補這一差額，而地方政府往往則將差額轉嫁分派到基層百姓身上，百姓深受開礦之苦。對於這一狀況，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有詳細的記載：

 

    凡 銀中國所出，浙江，福建，舊有礦場，國初或采或閉。江西饒、信、瑞三郡，有坑從未開。湖廣則出辰州。貴州則出銅仁。河南則宜陽趙保山、永寧秋樹坡、盧氏則 高嘴兒、離縣馬槽山，與四川會川密勒山、甘肅大黃山等，皆稱美礦。其他難以枚舉。然生氣有限，每逢開采數不足，則括派以賠償。法不嚴則竊爭而釀亂，故禁戒 不得不苛。燕、齊諸道則地氣寒，二石骨薄，不產金銀。然合八省所生，不敵雲南之半。故開礦煎銀，唯滇中可永行也。凡雲南銀礦，楚雄、永昌、大理為最盛，曲 靖、姚安次之，鎮沅又次之。

 

    嘉靖隆慶時代著名的廉吏海瑞，在這個問題上也是很有見地的。他一方麵認識到“礦乃天地自然之利”，開采銀礦可以“儉省吾民一二”，但是，他卻更看到“官開必立官設衙門，取掘夫役，種種費用，十倍礦利”。這就是說礦利入官，本來可以減少人民的賦役，而一旦設立衙門開礦，由於供養衙門和采礦勞役的原因，人民的負擔反而十倍增加。

 

    於是，一方麵是日益增長的巨大的白銀需求，另一方麵則是當時國內白銀儲存量以及銀礦開采量嚴重不足，特別是開采的嚴重高成本，這又使得政府的白銀開采政策始終搖擺不定；在國內白銀開采和供應遠遠不能滿足需求的情況下，在開礦勞民傷財、極不經濟的核算下，當然——主要更是在貨幣需求的強烈刺激下，明朝將尋求白銀的視野投向海外就是一個必然的選擇。與此密切相關的是，貨幣需求促使私人海外貿易蓬勃興起，明朝的海洋政策也從防止貨幣流失轉向白銀貨幣引進。當白銀的海外來源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白銀來源的重要支撐時，中國市場得到了極大的擴展、中國經濟從而日益融入美洲白銀主導的世界資本市場。

 

    我們知道，西班牙人1500年左右到美洲的目的本是找金子，而在1530年代卻意外地發現了白銀，——1530年是中國明代的嘉靖九年，這一年明帝國也有一件事轟動官場，它也與白銀有關，即當時的福建延平縣令徐階因為成功地處理了當地盜竊國家銀礦的案件而名聲大噪，徐階後官至首輔，而就在那個時候，徐發出了“開礦不如市舶”的呼籲，這代表了明朝貨幣政策的極大轉向。

 

    “海上白銀之路”

 

    明朝白銀的海外來源主要是日本和美洲，明朝巨大的白銀需求直接刺激了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白銀開采，並逐漸形成了以明王朝為中心的白銀貿易體係。前麵說過，當1540年 代葡萄牙人東來日本的時候，他們一開始隻能加入倭寇的海盜團夥，但是，當發現中日間絲銀貿易可以獲得巨大利潤的時候，於是就積極參與其間，開展了活躍的中 介貿易，以中國絲綢換日本銀，並將貿易範圍擴大到歐洲。而西班牙擴張到亞洲以後，也幾乎立即發現了以白銀換取中國商品最為有利可圖，緊接著就出現了美洲銀 礦的瘋狂開采和運輸。這些當然都是中國的白銀需求推動了世界礦產開發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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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隨後的曆史時期，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以及占美洲產量3/4的世界白銀流入了中國，總數極為龐大（日本白銀開采的時間大約隻有90年）。明朝經海上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遠超其270餘年間國內開采的白銀總量。而在明代後期中國擁有的白銀總額中，屬於國內生產的比重更是甚小。丹尼斯·弗萊恩和阿拉圖羅·熱拉爾德範曾經提出“世界貿易”在1571年誕生的觀點，因為正是從那時起，一個世界貿易網絡開始建立，世界市場雛形開始出現；而最為關鍵的是：白銀成為“世界貨幣”，它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曆史進程中極為重要的作用，也已經顯示了出來。

 

    白銀作為主幣地位之確立，決定了明代以降大規模引進海外白銀的政策，正是這個貨幣政策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原有的聯係世界的貿易線路，也逐步重塑了中國認識世界的方式。本來，西洋（印度洋）和南洋（南亞）是中國海外貿易的主要目標，而為了引進白銀，中國的貿易線路開始經過馬尼拉，麵向太平洋那一端的美洲大陸。

 

    16世紀初，由於葡萄牙人壟斷了繞過非洲到亞洲的東印度航線，迫使西班牙隻能另辟它途，即向西越過大西洋，經過墨西哥西渡太平洋，再到亞洲。因此，16世紀的太平洋才被稱為“西班牙海”。1529年，西班牙與葡萄牙簽訂《薩拉戈薩條約》，以馬魯古以東17度劃分兩國勢力範圍。出於香料貿易和打開亞洲市場的動機，1564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賓宿務登陸，建立了第一個殖民點，同年6月，西班牙“聖·巴布洛”大帆船滿載亞洲香料和貨物，從宿務返回墨西哥阿卡普爾科（Acapulco），1571年，西班牙又占領馬尼拉，從此開通了阿卡普爾科－馬尼拉之間的大帆船貿易，而1567年（即隆慶元年），明王朝正式解除“海禁”，阿卡普爾科-馬尼拉航線延到福建。此時美洲白銀的發現，特別是隨著1550年汞齊化精煉法在整個西班牙美洲的傳播，使得美洲白銀的生產規模大幅度擴大，迅速回應了中國經濟對於白銀的大規模需求，並一舉解決了困擾明朝百年的貨幣問題，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隻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發現的白銀，與同時代明代的貨幣問題聯係起來了：中國人能生產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驅動中國不斷擴大商品生產的卻是在中國緊缺的貴金屬——白銀，當時的西班牙人盡管一無所有，但手裏卻掌握著經墨西哥出口的白銀，支配漫長的16世紀的墨西哥－菲律賓－中國福建海上跨國大帆船貿易體係就此形成：

 

    1580年時，每年到菲律賓的中國商船有四、五十艘，根據另一資料，1572年至1644年（明朝瓦解），共有1086艘中國貨船抵達馬尼拉，從福建泉州月港遠販馬尼拉的貨物，主要就是生絲和絲織品。這些貨物再從馬尼拉運到阿卡普爾科，這樣，就形成了以月港為起點，馬尼拉為中繼，墨西哥阿卡普爾科為終點的中國福建－菲律賓馬尼拉－西屬墨西哥之間的“海上絲綢之路”。在18世紀末墨西哥的進口總值中，中國絲綢和其他商品占63％，而大帆船從墨西哥運到菲律賓的主要是銀元，據估計，1565－1820年之間，墨西哥向馬尼拉輸送白銀高達4億比索，其中的絕大部分流入中國。

 

    大帆船航線既可稱“海上絲綢之路”，但更可稱“海上白銀之路”。貿易對象、外貿線路的改變也逐步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自此之後，中國所理解的“世界”，逐步變成了那些向中國出口貨幣的國家，或者說，變成了那些有“資本”購買中國商品的國家，——1567年之後，這樣的國家當然就是擁有“新大陸”的西歐。於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就逐漸地變成了中國與“西方”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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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國士大夫對這一關鍵性問題發出疑問的資料，我們可以從明崇禎十年（1637）福建晉江景教堂刊刻、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撰寫、相國蔣德璄校閱的《西方問答》一書中看到，該書以問答的方式，交換了中西之間諸多不同看法。其中核心就是關於白銀的問題。

 

    中方問艾儒略：“敝邦所用銀錢，皆來自貴邦，不識何若是之多也？”

 

    艾儒略則回答道：“西來諸商，與貴國交易，每歲金銀不下百萬，其所從來，有出於敝地之礦者，亦有海外亞墨利加（即美洲）所出而進者。蓋其地之礦，廣而且腴，計十分之土，金銀且六七分也。大西近海一國，每歲所入，亦不下數百萬，有識者曰：敝地實受多銀之害，金銀愈多，而貨愈貴也。”

 

    這段對話十分關鍵，因為它簡要地說明了：明代中期以降，中國的大部分白銀供應依賴向西方進口，而歐洲的貨幣供給則主要來自美洲殖民地，同時，他們也從傳教士那裏得知：白銀的過度供應造成了歐洲的價格革命，即艾儒略所謂“敝地實受多銀之害，金銀愈多，而貨愈貴”，而這最終也造成了勞動力價格上漲，從而為後來歐洲發生機器代替人工的“革命”埋下伏筆。

 

    明朝最終把白銀確立為國家稅收和儲備貨幣，原因固然複雜，但如果最簡要地歸結起來也無非兩方麵：於內因方麵，這是由於明朝初期以來，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貨幣發鈔體係、建立信用貨幣的努力最終失敗了，從外因上說，則是由於美洲白銀的發現，使得這種失敗變得更為迅速而徹底。

 

    財政鑄幣權是關乎國家財政和國家主權的核心問題，它關係到王朝的興亡。元代的大帝國崩潰的原因很多，除了以“庫裏台”選舉大汗的製度特別容易導致內部分裂外，蒙古紙幣——交鈔的崩潰，其實是蒙古帝國崩潰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發的鈔票沒有人認，那麽這個國家其實也就名存實亡了。

 

    終明一代，北元“蒙古內部均沒有貨幣。蒙古人在朝貢互市所得銀兩，就在當地購買諸生活用品。即使有所剩餘，則攜回“鑄佛或鑄浮屠”。而與元代一樣，明朝也全力為它發行的紙幣——“寶鈔”能為老百姓所接受而鬥爭，但結果一開始就很不理想，明朝初期，皇帝隻能把寶鈔發給來朝貢的外國使團作禮物用，或者發給官員作額外的獎勵，前者沒見過這麽精美的印刷品，故而尚把寶鈔當寶貝，後者大概隻是把它當獎狀用。

 

    明政府其實隻能采用兩個辦法來解決貨幣信用問題，一個辦法就是建設收支平衡的國家財政製度。即推行寶鈔、嚴格鈔法，打擊商人以銀壟斷市場的行為，禁止民間用銀。同時必須整理財政，整理稅收，努力使得官方認定的貨幣——也就是寶鈔的發行，可以建立在國家切實的財政能力的基礎上。

 

    而另外一個辦法，就是“開中法”式的，即將貨幣短缺的解決，委之於讓商人乃至外貿商人組織市場，組織社會；而國家則從組織社會中全盤退出。這也就是我們明朝的祖宗所謂“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妙方。但是這樣做，國家就勢必要把經濟命脈委之於商人，特別是那些可以壟斷進出口的外貿巨商，其理由無他，無非就是因為巨商們手裏掌握著大量的進口貨幣，而且，它還終於會造成更為嚴重的後果，就是使得一國經濟依賴於貨幣商人、甚至國外的金融業，變得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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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所謂“國家財政”，就是指通過建立準確的國家財政稅收計算和預算，來確立起國家信用，如此，國家就可以通過發行信用來掌握和調控經濟，這乃是立國之本。相反，如果國家沒有準確的財政製度和財政調控能力，甚至沒有發行自主貨幣的能力，而把貨幣供應全然委之於外貿商人甚至外國貨幣市場，那麽也就自然喪失了對於經濟根本上的控製力量，從而也喪失了對於商人階級和他們所壟斷的市場的幹預力量，其最終結果，就是國家能力衰落、生產者受盤剝而日益貧困，而獨有買辦商人得利而暴富。

 

    張居正趕上世界史的大機遇

 

    非常可惜的是：明代所實行的政策，總起來說是走了後一條路，由於國家所麵對的是千百萬零散的、無組織小農，這樣就根本沒有可能通過建立準確的財政計算來合理地發行信用，於是導致了“寶鈔”的失敗，而一旦國家轉而把貨幣供應委之於商人，國家就不能不製訂一係列倚重於商的政策，其中“一條鞭法”則是最典型的明帝國內部商人階級與國家、社會力量大博弈的產物，而一條鞭法之所以成為張居正所說的“勢所必然、勢所必行”，這就是由於隨著經濟的發展、貿易的擴大，固有的貨幣短缺與市場不斷擴大的矛盾日益突出，商人私自出口貨幣和窖藏貨幣的現象愈發嚴重，而國家整理財政和調控經濟的努力，又一直受到基層社會毫無組織能力的限製，一旦大規模的進口白銀成為可能之時，海上貿易線路自然要為之改變，朝貢體係即不能維持，上述這些內外條件綜合起來，國家也就隻能向世界貨幣市場和國內掌握著大量白銀貨幣的商人妥協了。萬曆年間一條鞭法的強力推行，在這個意義上，也確實如張居正所說是必然的——盡管這是一個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均受損，而唯獨使得沿海地區的商人獲利的政策。或者說，一旦國家將貨幣的來源、甚至財政的主要來源委之於商人和海外金融業，那麽生產者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的損害，國家控製貨幣和經濟的能力終將蕩然無存，社會的整合能力則必然下降。

 

    明代對於商人、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出口商人之重視，乃是由於國家希望通過引進白銀來解決財政問題，它鼓勵了商業的發展和對外貿易，但是，這卻是以國家喪失貨幣主權，從而喪失社會整合能力為代價的。對於這種“重商主義”政策的兩麵性，有學者這樣指出：

 

    早在10年前，我們已將鄭和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相結合，試圖從鄭和遠航與明中葉社會關係的變遷來考察其曆史作用。一言以蔽之，鄭和下西洋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兩極效應，我們嚐試從6個方麵論證：朝貢貿易的衰落與私人海外貿易的興起；官營手工業的衰落與民間手工業的興起；大明寶鈔的衰落與“朝野皆用銀”的興起；社會整合程度的下降與海外移民熱潮的興起；正統理學（重農抑商）的沒落與新思想的興起。

 

    最近幾年我們進行的白銀貨幣研究進一步表明，明代社會的變遷，白銀貨幣化的加速，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轉折點，就發生在成化、弘治年間，而這也是私人海外貿易興盛的時期。鄭和下西洋開始後，大量胡椒、蘇木的輸入“充溢庫市”，明朝以此折餉折俸，特別是折合成文武官員、軍士人等的俸祿，一直到成化7年（1471年）才用完，持續了半個多世紀之久。朝廷以外貨來作為貨幣代用品，以解救鈔法敗壞的危機和貨幣政策的失敗，時人的評價是“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因此，朝廷內部開海禁的建議也直達宮廷。伴隨著白銀的貨幣化，市場不斷擴大，而日本和美洲白銀的大開發，與明朝經濟社會形成互相促進的作用。由於國內不斷增加的白銀巨大需求，拉動了白銀的大量流入，最終把中國和整個世界聯係起來，中國經濟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二部分 為什麽白銀能成為明朝的合法貨幣（7）

 

    上述引文中指出：恰恰是明朝國家治理能力的下降，由於大明寶鈔的失敗、鈔法的敗壞造成的財政危機，才導致了“朝野皆用銀”。這樣的說法，確實是很有見識的。明朝貨幣信用的問題之最終得以解決，靠的不是造就一個可以為自己的經濟發展“供血”的心髒，而是不斷靠外部的貨幣“輸血”來實現的。而大量西班牙美洲貨幣的引進，則使得本來已經混亂的幣製變得更加混亂。

 

    明朝建立財政國家的努力的失敗，是在三個最“無為”的皇帝手裏造成的（嘉靖、隆慶和萬曆，在位時間是1522－1620），——而這三個皇帝執政時期，卻又恰好趕上了美洲白銀大規模出口的光陰。這樣一來，從內部，——即通過整理財政，穩定貨幣發行量，清理混亂的多幣種製度，確立自主的貨幣信用的努力，也就被一勞永逸地放棄了。而貨幣短缺問題以這種被動的方式解決，本身就是國家能力下降的鮮明表現。

 

    而這三位皇帝執政期間，又是皇權與六部官員之間的衝突達到了高潮的時代，以道學家為主體的士大夫官僚階級，如同一群固執的僧侶，力圖以繁蕪的禮法將皇帝緊密束縛起來，這種上層統治結構的紛爭，更使得明國家的行政效率下降到了最低點。

 

    大量的白銀流入，為解決長期困擾明朝的貨幣問題找到了答案，——但它更深刻地反映出明朝國家體製的痼疾。並造成了兩個後果：

 

    第一，造成了美洲白銀推動的世界經濟體係；第二，由於困擾明代經濟的根本問題是通過外部因素解決的，而不是通過建立完善的財政體係來實現的，所以我們說：明代解決貨幣問題的方法，總體上說是消極的。

 

    威廉·阿特威爾在《劍橋中國明代史》的第八章（《明代中國與新興的世界經濟，約1470－1650年》）中，對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麵都有論述。他一方麵對明朝對於世界經濟的貢獻評價很高，且這樣概括說：“在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國內對進口白銀的需求，國外對中國絲綢、瓷器、金、銅幣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國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經濟事務，這種卷入被證明是一種禍福結合的幸事。”他還引用了牟複禮的話：“到1644年，中國是世界曆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貿易中白銀流動的影響，深受糧食作物的傳播造成的農業轉變的影響。”

 

    另一方麵，阿特威爾對明代致力於解決貨幣信用問題的改革，總起來評價不高：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對於一條鞭法改革的解釋。由於張居正的改革，在明代乃至中國古代經濟史上都是濃墨重彩的關鍵性一筆，因此張江陵與王荊公（安石）並列，一直被視為中國改革家的代表——但阿特威爾卻解釋說，這不是因為張大人是孔明再世，而是因為：一條鞭法改革得以完成的真正基礎，其實就是白銀的大規模進口，明代把國家稅收折合為白銀來征收，這一改革的實施發生在1570年，這正與海禁解除後，世界白銀流入中國的高峰期完全重合，而改革的兩個試點浙江和福建，都是最直接卷入海上白銀貿易的省份，也是海盜和民間貿易最活躍的省份。所以阿特威爾認為：理解500年前的中國國內改革，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國際和全球背景，而不是看改革家張居正出神入化的治理手段。

 

    這就是說，改革家張江陵（居正）隻不過是趕上了世界史的大機遇，在那種“戰略機遇期”裏麵，即使中國國內皇帝、首輔上下都是些傻子，隻要國際經濟大形勢“頗有利於我”，如同今天的沙特、科威特之類的屁股下麵坐著石油，那就何愁美元不是滾滾而來，但是，一旦石油挖盡，出口鏈條崩斷，外在的貨幣供應隨之停止，所謂的“盛世”也就將土崩瓦解。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二部分 為什麽白銀能成為明朝的合法貨幣（8）

 

    阿特威爾很犀利的地方是把張居正改革納入到一個世界的視野中去觀察，指出了張居正式的改革過於依賴外貿、過於依賴世界貨幣市場供應的致命弱點：這就是為什麽盡管明代中期市場和生產都極大地擴大了，但國家的治理能力反而下降了，這突出地表現為混亂的幣製不能治理和基層不能組織方麵。他的論述令我們耳目一新。

 

    明清帝國軟肋：金融命脈委之於他人

 

    當嘉靖皇帝繼位時的1522年，中國以其超前的科學技術水平、繁榮的市場經濟，遠遠領先於世界上其他國家。但是在“無為”的道學思想支配下，明朝卻沒有建立起一個像樣的國家財政體製和金融體製，皇權與士大夫的爭鬥不能停止，由皇權直接麵對千百萬小農的“兩張皮”結構也沒有改變，在長期表麵的繁華掩蓋下，中國的國力卻日益衰落，上層為“道學”而戰，基層又沒有組織，政府掌握經濟、整合社會的能力於是不斷下降。特別是：由於當國的官僚階級和士大夫階級不善財政、甚至恥於言利、恥於言財政，這種風氣終明一代泛濫不治造成的結果，就是國家在與國內的豪強商人和大地主的博弈中必然會失敗。而當國家不得不將貨幣短缺的解決之道委之於商人，甚至進一步委之於海外白銀進口的時候，這就非但使得中國曆來不事生產的商人壟斷社會的局麵一發不可收拾，而且，它也開了中國經濟依賴國外金融業的先河。

 

    而中國國家能力下降之根本原因，也可以說是由於封建製度對於國家的瓦解。封建製度，在宋代之後其實並沒有被徹底掃除，恰恰相反，中國的封建製在宋、明乃至後來的清代獲得了新的、更為穩固的形式，而其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影響中國曆史甚巨的“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

 

    這是因為中國自宋以來，“官”與“吏”就是分離的，官以科舉出身，所長者無非經史辭章，但對於財稅經濟司法，均一無所長，於是隻能將後者委之於吏。宋、明、清之體製，官常有升遷、有調防，而吏卻是永不升遷、無調防，這勢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為最大的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這種官與吏分離的體製，所造成的直接結果，自然就是財稅經濟司法，實際上一向都操在吏的手中——也就是說，所謂近代意義上的“國家命脈”，500年來其實都是由吏來操持的。而久居地方、永無升遷的吏，一向又隻能是從財稅經濟和司法中獲得、抽取利益，於是，當著國家有任何改革，特別是麵向國家財政的財政稅收改革（如王安石、張居正的改革）之際，其所首先觸及的就是“吏”這個集團的根本利益，而這些改革之所以總是歸於失敗，並不是由於其出發點不好，或者目標不明確，而是由於這些改革不借助於吏，則根本不能推行，而這種改革又往往總是與吏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悖的。於是，這種“體製性的自相矛盾”，造成吏總是有能力、有辦法將改革轉變為對於百姓的更嚴酷的榨取，使得國家政令扭曲，最終使得意在壯大國家力量的改革，反而走向引發社會矛盾、促使國家能力下降的反麵上去，王安石、張居正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無他，大抵就在此“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之體製。

 

    而這種體製，恰恰又是宋以來曆代“反封建”舉措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自宋以來，曆代君主在反對兼並、向往井田、鼓勵科舉方麵，起碼在口頭上都是一致的，這樣做的基本目標，就是抑止豪門貴族力量，控製地方精英勢力坐大。而宋代消除封建政策的極端，甚至造成太守無兵權、無財權，以至於釀成各郡縣在遼、金、蒙古的遊擊下，竟不能守土自保的地方弱勢局麵，而在邊塞危機的狀態下，地方危機導致中央危機其實也就是自然的。明 代在推重中央集權方麵更不遺餘力，但其結果也是同樣的背謬：削平地方官員的權力，卻造成了以吏為核心的最大的地方利益集團，朝廷時刻留心和警懼地方封建， 處心積慮使得太守無權，結果反而卻造成豪門巨商和吏有大權，而正是這個地方利益集團，把握基層和地方，自下而上地壟斷了國家的稅收財政司法，500年來，非但國家的任何改革，非經過這個利益集團而不能推行，更使得以大一統為目標的君主集權的反封建努力，歸於徹底失敗。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這句話，確實說到了宋明以降中國政治弊端的核心處。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二部分 為什麽白銀能成為明朝的合法貨幣（9）

 

    最早提出這個洞見的，是宋代偉大的哲學家陸象山。陸子綜合考量，認為必須區分兩種改革，一種改革是“為民”的（主民），即自下而上的改革，另一種改革是為自身製造政績的（主身），即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後一種改革則必借助於吏、為吏所扭曲、甚至服務於吏的利益：

 

    今日為民蠹者，吏也。民之窮困甚矣，而吏日以橫。議論主民者必將檢吏奸而寬民力；或不得已而闕於財賦，不為其上所諒，則寧身受其罪。若其議論之主身者，則首以辦財賦為大務，必假闕乏之說以削民；科條方略必受成於吏，以吏為師，以吏為伍，甚者服役於吏。

 

    “科條方略必受成於吏，以吏為師，以吏為伍，甚者服役於吏”——陸子的這些話確實說到了中國政治之根本。那麽，究竟怎麽改變這種“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狀況呢？這也正是曆代改革家們最為痛心疾首的事業——在他們看來，由於“自下而上”是萬不可行的，更是“不為其上所諒的”，那麽其實也隻有“自上而下”一條路可走，這就需要士大夫和官員改變文風和學風，所謂改官製、改儒學，即需要士大夫們拋棄道學這種“偽儒學”，而專注和留心於吏事、財政、經濟這種“真儒學”。陸子指出，秦漢以降，後世的儒學其實早已經違背了儒家的真傳統：

 

    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製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製民產，正經界：果皆可恥乎？

 

    象山對於中國的知識製度和官僚製度的批判是極其到位的。 誠如斯言，既然科舉考試本無經濟財政司法軍事內容，隻不過是三綱五常章句詞賦而已，那麽以此考取錄用的官員，又怎麽能擔當建設一個財政國家、富強國家的任 務呢？這些所謂的國家棟梁，隻不過是些擅長以駢三四六的文體說假話、大話和空話的鸚鵡罷了。由此看來，就難怪改革家們如王安石、張居正要汲汲於複井田、興 學校、改科舉了，而他們對於一無所長、反受製於吏和豪門的儒生的針砭，今天讀來，依舊是如此痛切。例如王安石說：

 

    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今歲乃始教人以課試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為天下國家用。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率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而對於“偽儒學”通過科舉製度產生的大量廢物，張居正幹脆說：“國家以高官厚祿養畜此輩，真犬馬不如也。”而近人曾國藩沿用了張的調子，更痛斥士大夫道：“國家以此等人為官，與以牧豬奴為官何異？”由此可見，即使到了晚清，這種狀況依然沒有得到任何改變。

 

    所以，自明以降500年裏，中國雖然是表麵上以絕對君權削平了地方割據勢力，但是上主無為，國家的政治主幹，自然是由完全不通財政經濟軍事的士大夫階級構成的，明代上層政治，簡而言之是“無為”之主與“無能”之臣相爭不已，而實際的國家命脈，則操縱於地方滑吏集團的手中，在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獨特體製裏，他們自然與豪強巨富沆瀣一氣，雖然表麵上是大一統，但實際上國家的整合能力反而是下降的，而中國封建體製，因此卻更為牢固了，特別是在“吏主地方”的條件下，國家的政治經濟財政能力，更是一塌糊塗。小農因為無組織，因為一盤散沙，自然也不知國家為何物事。而歸其最終成因，也就是蘇軾早就指出過的“帝王之私”之必然。東坡說：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二部分 為什麽白銀能成為明朝的合法貨幣（10）

 

    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畏謹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複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日益廢弛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則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

 

    所謂“舉天下之士而倡言無為”，這種無所作為不僅是主上“無為”，而且更足以使得小農無組織，故不能造反，但這卻也使得國家在政治、經濟和財稅上無法下情上達，社會無有效之組織結構，國家既無動員能力，信用自然無法確立，其直接結果，在明隆慶元年之後，那就是以放任白銀進口的方式，來解決國家財政問題。這也就是濱下武誌所說，一個不富藏銀礦的國家，竟然去選擇別的國家所富藏的白銀貴金屬作為自己的貨幣，——今天看來，這不正是一件把金融命脈委之於他人的荒唐之舉嗎？

 

    明清兩個大帝國有一點是完全相同的，——就是這兩個大帝國都以白銀為國家稅收和國家儲備貨幣，也就是說，清的貨幣政策基本上是承襲了明製。而500年來，中國這種完全依賴於世界市場供給的貨幣政策，對於世界經濟的“變異”來說，既是決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麵，對於明清兩朝來說，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目的，其實主要就是為了進口白銀——而另一方麵，從長遠看，由於銀根主要依賴國外，所以白銀的短缺和白銀的外流，又勢必造成周期性的、劇烈的通貨緊縮，威脅宏觀經濟，而這使得白銀問題反過來成為明清兩朝經濟最為致命的軟肋，這甚至就是解釋明清兩個帝國突然間迅速瓦解的一個最為根本的原因。

 

    回顧此番重大曆史轉變，對於今天的啟示意義起碼有二：一，中國要不要改革開放，這其實早已經是不需要爭論的問題，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自明代開始就是改革開放的；500年來，最為徹底地依靠市場來組織一切的，總起來說就是中國而不是別的國家，我們真正需要爭論的問題僅僅是：中國為什麽沒有形成獨立自主的財政和金融體製，為什麽長期沒有建成一個國家財政，從而沒有完成向現代國家體製的轉化。而這裏的核心就是：中國500年來都沒有解決“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問題，從而也就沒有完成徹底的反封建的使命，這就使得中國的財政、稅收和司法操在地方利益集團的手中，士大夫階級徒慕虛文事務，作為政治精英又是極不合格的。因此，要國家富強，就要實行徹底的反封建，要徹底反封建，就隻有發動人民組織起來自治、起來革命，從組織基層入手推翻土豪劣紳和地方吏治，否則是沒有辦法的。這就是近代中國國家建設必從革命始的原因。

 

    第二，自隆慶元年引進白銀以來，非但中國原有的經濟發展與貨幣短缺之間的大矛盾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和解決，而且隨著資本主義體製在西方的形成，中國日益由一個貨幣短缺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資本”短缺的國家。而通過壟斷貨幣以自肥，阻礙中國前進和發展的地主－商人階級，也在近500年的發展中，一變而為利用外國金融資本，吸納中國人民的財富以自肥的買辦資本、買辦資產階級。鴉片戰爭以來，正是他們勾結帝國主義，將中華民族推向了災難的深淵，造成國家不成樣子，人民饑寒交迫，這也迫使以孫中山和毛澤東為先導和旗幟的中國人民，奮起反抗這種苦難的命運，而從基層建立農民組織，打倒封建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鏟除500年養成的毒瘤，這就是近代以來的中國民族革命、國民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一向宗旨。自辛亥革命以來，這個革命至今已經有100多年的曆史了。我們今天回顧曆史，就是要記住孫先生的話：“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也就是要記住毛先生的教誨，要“將革命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