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山西失去了曾經的核心地位？

為什麽山西失去了曾經的核心地位？

韓毓海

    今天山西煤炭的問題、東北森林的問題，包括很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其實在實質上是同樣的問題。山西挖煤當然不是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為了供應東南沿海地區的出口加工企業。在當今中國，所謂利潤在沿海，代價在內地，利潤在國外，代價在國內，這當然是一個不平等的發展邏輯，這裏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當然是全球性的供需關係，是全球性的生產關係，隻要這個世界性的生產-消費結構不變，掄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內蒙、黑龍江，那是不解決問題的。

    I wonder why so many even "world" historians do not see that world history in history of the world——A.G.Frank

    山西是一個令人胸懷天下的所在

    從人文地理、經濟地理的角度看，晉南與代北，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大融合的文明創生地，無論是北上塞外，還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個轉折點，也是落腳點。多少偉大的帝國王朝在這裏升起又衰落，山西是一個令人胸懷天下的所在。

    上黨－長治地區不僅是趙樹理的故鄉，更是他畢生熱愛的上黨中路梆子的故鄉——以此為核心，西有秦腔，東有河北和山東梆子，這裏是中國北方歌唱的源頭，也為北方方言奠定了基礎。

    上黨梆子這種藝術形式，源遠流長，起碼在明末時期就形成了，據說它是從沈宣王宮傳出的，《明史》曾記載1549－1582年在藩的朱恬姣，說他“好學、工古文詞、審音律”，而沈宣王朱恬姣駐在山西，與明朝對蒙古的製度有關。1387年（洪武二十年），明在今長治－上黨地區設置大寧行都司，鎮守喜峰口以外地區，其管轄範圍，東連遼陽，西接大同，南屏北平。洪武時的大將馮勝征蒙古納哈出部落，築大寧城於此，1391年太祖封皇子朱權為寧王，鎮大寧。此後，明朝更設立了由諸皇子鎮守北部邊疆的“宗王出鎮”製度，繼1391年封寧王朱權於大寧之後，再封代王鎮大同，封慶王於寧夏，穀王於宣府、安王於平涼——加之秦王、晉王和燕王已經鎮守西安、太原和北平，從而在中國北方構成了以山西為核心、由宗王們親自掛帥鎮守的針對蒙古北元政權的軍事防線。

    實際上，自漢擊匈奴以來，便已設立了朔方諸郡，而上黨郡即其一也。東漢末年，匈奴來降者有五千部落，從此在此地與漢人雜處，其待遇與編戶同，但不納貢賦，可見政策起初是很寬鬆的。但是，隨著中原地區豪族的土地兼並日趨嚴重，朔方諸郡寬鬆的土地和移民政策就終於不能持續下去了，漢人與胡人爭奪耕地的現象不斷發生，晉之後，江統的《徙戎論》就是針對這一地區的漢胡雜處的狀態而發。所謂“徙戎論”的核心，就是奪胡人耕地為政府和漢人所有，也就是將中原地區的階級矛盾轉嫁到異民族身上，從而必然由階級矛盾促發民族矛盾。而導致中國曆史重大轉折的“永嘉之變”，也即是在此地區發端。可見，自古以來，山西介於中原與北國之間，這裏的文化不能不是多元交融的，這一點甚至從上黨梆子嬗變的曆史也可以看出來，它是蒙古與中原文化雜交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山西文化”，正如沒有一個固定的“歐洲文化”、“蒙古文化”和“中國文化”一樣，因為所有的文化都是彼此聯係和互相滲透的曆史產物，是“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產物。

為什麽山西失去了曾經的核心地位（2）

    長治在中國現代曆史上同樣具有重要地位，作為抗日戰爭的前線，1938－1940年間，八路軍總部就設在長治的武鄉縣境內（儀門、磚壁和王家峪），“小米加步槍”、“我們在太行山上”、“妻子送郎上戰場，母親叫兒打東洋”的傳奇，就是由這裏走進中國曆史的。長治不但是中國革命的落腳點，她還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出發點，是新農村建設曆史經驗的寶庫。建國以來，由於中蘇、中蒙關係的重要及敏感性，山西的戰略地位不斷加強，山西所開創的農業集體化道路尤其影響深遠。這裏還是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韓丁的第二故鄉，韓丁(WilliamHinton，1919－2004)的巨著《翻身》和《深翻》，寫的就是現在已經屬於長治市區的張莊，這兩部書所探討的，就是中國革命所造成的土地製度大變革，對於現代世界的重要意義。

    關於中國農村發展、中國現代土地製度的第一場黨內爭論，即1950年由長治地委書記王謙發起，並引發華北局、山西省，直到毛澤東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之間關於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道路的辯論，就發源在長治這塊土地上。這場辯論對於新中國農村發展道路的影響是巨大的，眾所周知，它也成為趙樹理寫作長篇小說《三裏灣》（後來的電影《花好月圓》）的契機。60年風雨再回首，今天看來，王謙當年根據長治的經驗所提出的：土地、勞動力入股分紅，積累公積金，而公積金作為公共積累不參與分配，退社時不能帶走的創舉，是一種壯大農村經濟、特別是壯大農村基層金融力量的製度創新，這種基層公共積累的製度創新是對曆史上晉商經營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而且，1609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也是實行這樣的入股分紅、但公積金不分紅的製度，我們今天絕不能忘記這種來自基層和人民群眾中的製度創新。

    在漫長的曆史上，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國家的稅收來自土地稅，貴族、士大夫和豪門地主的收入則來自於地租，這二者自然都壓在農民身上。當著國家既要收稅，又不能製止豪門地主兼並土地之時，那就會本末皆失，結果就是天下大亂。近代以來，由於國家既要賠款、又要自強，國家於稅收方麵更是空前加強，小農交租、自食後自然無力完此重稅，於是隻好向地主去借高利貸，如此又造成地主、富農也無意投資於土地和生產，而熱衷於從事金融高利貸，這是因為放高利貸比其他投資——包括投資於土地、農業生產更加有利可圖。於是，近代以來，地主就越來越不再是農業生產的促進力量，而成為農業生產的毀壞力量，這一點，陳翰笙先生在1930年代研究美國煙草公司在華進行資本、資源掠奪的名著中，早有清晰描述。而解放初華北、山西地區農村借貸利率之高，這在英國人柯魯克夫婦的《十裏店》這本書中也有很深切的描寫，“一出《白毛女》，唱響新中國”，而《白毛女》中揭露最深的，也是華北農村高利貸之殘酷。因此，認為地富階級是中國農村恢複生產的主要動力，為了農村生產計，就不能觸動他們的利益，這其實是沒有看到近代以來農村地富的主要功能早已經不是發展生產，而是在農村實行金融借貸——或者說是美國學者杜讚奇所謂的“贏利型經濟”。

    農村要發展、農業要振興，首先需要的就是資金。而解放後國家在農村地區推行的"活躍借貸"（指貧困戶在青黃不接時期向大戶借貸生產、生活資料，待收獲後加倍償還）的號召之所以沒有效果，就是由於它不以土地為抵押，故大戶公開不從政令，而絕不願借貸於小戶，這就是因為借貸無從抵押之故；而如果一旦允許以土地為抵押，口子一開，則大規模的農民失地現象必然發生。195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決定要走農村集體化的道路，一方麵是由於農業依舊是國家稅收的來源，但另一方麵，則更是由於隻有這樣做，才有利於國家對農民和農業的扶持。國家通過政策和貸款（主要是以供銷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隻能是農村集體（至於“集體”之大小可以商議），當然不可能麵對汪洋大海一樣的小農個體去逐一扶持，因為任何國家（包括共產黨領導的立足農村基層的國家）都不可能承擔得起這樣巨大的行政代價。而沒有國家的扶持，全靠農民自發當然不能產生農村工業化和產業化，隻能產生出剝削農村和農民的、非生產性的高利貸食利剝削階層，這已經為曆史反複證明。何況當時的中國，一沒有資金二沒有市場，從而無法以大規模轉移農村人口的方式來進行工業化，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引進國外（以港台為中介）資金和麵向海外市場的方式來解決的，但是，它依然要決定性地受製於海外的資本和市場，進一步使得中國經濟受製於外國金融和市場壟斷。今天國家免除了農業稅，這當然是幾千年沒有的盛舉，但這畢竟離把中國農村發展起來還有很大的距離。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強調“要把農村建設好，甚至建設得與城市一樣好”，這在當年可能是高遠的理想，但於我們今天而言，卻是必須麵對的實實在在的課題。

為什麽山西失去了曾經的核心地位（3）

    與當下中國的許多學者不同，韓丁為中國革命給中國農村帶來的天翻地覆的變化而興奮，他也對中國農村發展中出現的曲折和問題直言不諱，盡管他總認為那是艱難探索中出現的問題。他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很高的，因為他堅信毛主席的主張：農村基層組織的創新，農業的分工協作、統一經營，農村金融和集體積累機製的形成，這是農村接受並發展先進生產力的條件，而如果不重視這一點，聽任掠奪性的資本大舉進入鄉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資源在內的農村剩餘，必然會造成廣大農民淪為工業化“先進生產力”的肥料。毛澤東去世後，撫今追昔，韓丁這樣寫道：

    毛澤東對於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和實踐的偉大貢獻，照亮了我們這個時代前進的道路。毛澤東的中國在殘酷的外國經濟封鎖條件下白手起家，最終建立了一個有實力與西方跨國公司進行平等貿易的經濟——隻有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方能主動地在經濟交往中爭取到對中國有利的條件，參加國際經濟貿易規則的製定，從而不至於像新中國成立前那樣淪為西方的新殖民地和債務奴隸。今天看來，如果毛最終成功了，我認為不但中國無疑會有一個欣欣向榮、廣受人民崇信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經濟的進展或許會比今天慢一點），而且，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的結構性危機就不會發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特別是，對於當今世界所有生活極端貧困和遭受剝削的第三世界人民來說，他們不會走到今天這樣徹底絕望的境地，因為對他們而言，中國道路將會是一個更為堅實而且更加有用的發展典範。

    重商主義摧毀了明清的治國方略

    “人說山西好風光”。據說“上黨”的古意即“以上天為黨”，借“上黨”遼闊的視野，下麵重點講述1350－1850大約500年以降的世界曆史脈絡，以此開始一種不同的曆史敘述，這就是曆史學界所謂“漫長的16世紀”，它是“現代世界經濟”形成的時期。我主要討論的是：中國經濟——主要是明清時代的中國經濟在上述“現代世界經濟”中起到的作用。

    今天的全球化是由西方的金融-軍事擴張推動的，是西方世界長期“利用他人的資源和財富謀自身發展”的一貫政策的延續，而絕非市場自身擴張的結果。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對於廣大非西方國家來說，所獲至多不過是弗蘭克所謂“無發展的增長”，即所謂GDP的增長無一例外地是以社會組織能力和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的“雙下降”為代價獲得的。古人說“兼聽則明”，結合一下山西的曆史，特別是：為什麽成為“能源大省”之後，山西反倒失去了曆史上曾經在中國經濟中所扮演的核心地位？

    具體說來，曆史上山西是非常富的，它有很輝煌的商業傳統，明代以降，中國地麵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70％以上都在山西，近代以來，山西衰落的過程恐怕也是毋庸諱言的。我想這個問題推而廣之，其實是說：為什麽隨著中國近代以來現代化運動的展開，一些原來經濟非常發達的地區，類似山西，它們原有的對外開放橋頭堡的角色，以及在中國經濟中所處的核心地位反而日益喪失了？

    我們凡研究社會發展問題，無論自覺與否，都需要一個空間和結構的視野，研究曆史問題也是如此，這特別是說，曆史研究必須是與地理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這好比我們的古人說“天時”的問題必須結合“地利”的問題去考慮才行。更為重要的是，*主義告訴我們，研究生產力的問題一定必須結合生產關係的研究，正是從這個基本原理出發，我認為不同空間、不同地域之間的關係也是生產關係的重要構成部分，甚至是最基本的構成部分。人的一切活動都是在特定的空間裏展開的，經濟活動更是如此，我個人認為，隻有從這樣一個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學發展觀的內涵，理解它真正的理論創新之處何在。

為什麽山西失去了曾經的核心地位（4）

    古人說天時、地利、人和，這就是說一個地區在一個整體性的空間結構中的戰略地位——即“地利”是非常重要的，不僅是對於國內這個結構，而且對於世界這個結構也是一樣的，用上述弗蘭克那個很直觀的比喻來說就是：世界經濟是一個運動著的、多邊多角的“菱形結構”，從這個結構互動的角度形象地看，結構的一部分的擴張總是會伴隨著結構的另一部分的收縮，一些經濟區域的發展和崛起，甚至總是以另外一些地區的衰落為條件的，因為在一個曆史時期，它會把收益集中在這個菱形結構的一角，而把代價擴散到周邊。

    因此，如果隻是抽象、空洞地講發展不講協調，隻是空洞地講生產力不講生產關係，那隻能造成一種危險的發展，或者錯誤的發展。比如說，由於近代西方列強擴張的據點是中國沿海，而近代中國國家為了富國強兵，同樣也把沿海地區作為爭奪的要害，於是先是近代中國從內部把曆史上長期平衡南北的發展方式改變了，改成麵對東南沿海了，繼而把這個發展方向單一化了，最後是僵化了，最終東南西北之間結構的互動沒有了，最終我們的發展不是內部區域間的互動，而是變成直線了，變成一根筋了。也就是說，近代以來——不僅僅是改革開放初期以來，中國就不得不放棄了重視南北協調的發展傳統，甚至不得不放棄對於中國腹地的經營，一味要求腹地為注重沿海的現代化戰略作貢獻，或者幹脆聽憑腹地衰落。於是，當資本、勞動力和資源都湧向沿海之後，腹地就這樣成了中國政治經濟——特別是社會服務的軟肋，這樣的結果大家當然也都很清楚：由於中西部既得不到資金也得不到服務，長此以往，它就轉而成為近代以來革命和*的搖籃。從李自成以來，從太平天國、義和團，到蒙古、新疆、西藏大大小小、林林總總等一係列最終幾乎要了我們命的問題，不都是從我們今天所說的“中西部地區”搞起來的嗎？這個過程表明：為了一時的發展、甚至短期的利益而忽視了南北平衡和協調，或者隻是單純講發展而不講協調，就會造成很大的問題甚至災難，因為它使得一個區域間良性的互動，變成了惡性的區域衝突了。這是一條深刻的曆史經驗和教訓。

    美國學者彭慕蘭對這個問題有很好的論述，他認為如果鼓勵一個地區大肆利用其它地方的剩餘和資源謀發展，那麽全球經濟體當然就不是一個機會均等的市場，或者起點公平的賽場，而是一個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結構秩序，它所造成的也是薩米爾·阿明所謂“不平等的發展”。近代以來，這個不平等、不平衡的世界結構更被內化為中國自身的內部不平衡和不平等，而這其實是開始於1850年代中國的“國家重商主義”發展道路的奠定，這種發展道路，最終造成了中國內部的發展機遇和發展模式的“大分流”或者“大轉型”：

    在中國許多地區，1850年以後國家政策向重商主義方向的轉化，是一個比1911或者1928年那些變化更重要的政體轉變。

    外國的衝擊摧毀了明清治國方略的基本原則：特別是通常要求富裕的地區接濟較為貧困的地區建設基礎設施的社會重建信條。取而代之的是，外國的壓迫有助於給一個正在奮力求存的國家帶來一種類似於重商主義的邏輯，資源不得不被用在它要盡力保衛的地方——中國的東南沿海，那裏是西方直接幹涉的地方，也是償還外債的開發區。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部分 為什麽山西失去了曾經的核心地位（5）

    但是，一旦我們把國家作為一個服務的提供者來觀察它的新舊使命之間、核心區域與腹地之間的顯著差異時——我的證據顯示：國家對於腹地的更多的榨取，確實對核心區域的公共事業作出了重要的改善，但另一方麵，腹地則越來越為國家所忽略，並越來越缺乏更大範圍行政整合的機會，這些機會存在於那些核心地區，而腹地既承受更大的壓榨和榨取（大部分來自傳統權力的擁有者），又承受著劇烈的服務衰退之苦。

    彭慕蘭所指出的19世紀以來中國的“國家重商主義”發展道路，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因為1850年以來中國的發展道路，一改曆史上所謂“讓富裕地區援助貧困地區”，而成為“劫貧濟富”。而且我們知道，中國曆史上曆來都是“重農抑商”的，為什麽如此？最簡單的原因就是商不事生產，尤其不能促進生產方式的轉變。更具體地說，中國曆史上的商是伴隨著小農經濟的發達而發達的，它有摧毀和破壞小農經濟的作用，但是卻沒有突破小農經濟、把中國的社會生產力提升到新階段的作用。中國曆史上的商人，賺到了錢無非做兩件事，一件是買地。土地本無絕對價值，而一旦與地租相聯係就有了很大的價值，而商人們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土地兼並和國家土地稅的減少，所以曆代國家起碼為國稅考慮，也要抑商。另外一件則是放高利貸，放高利貸自古有之，近代尤甚，其結果我們前麵已經大致說過了。

    曾經做過國民黨“文膽”的陶希聖先生曾經這樣總結說：因為中國的商業支配著工業，所以中國就不能發生工業革命，何況中國的商人是在廣闊的大陸上經營，市場廣闊，“他們在現存的生產方法之下可以獲得利潤，他們不必去求生產方法的改良。中國因此不能像英吉利那樣，開始工業革命”。這是很有意思的見解。在現代學術史上，陶先生曾是與郭沫若齊名的傑出曆史學家，他在這個問題上是有洞見的，但也有不太高明之處，因為他沒有看到：自1500年以降，歐洲有200個國家，彼此戰亂不休，500年來一直在打仗，因此戰爭和戰爭融資是500年來歐洲政治經濟的頭等大事，從而近代歐洲幾乎是很必然地發展出國債製度：一方麵是國家要為戰爭融資，就必須向商人借錢，從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國家和戰爭，並形成軍商合一的體製；另一方麵，它使得“負債經營”成為歐洲近代國家和企業之通例，這就促成了信用製度的發達和擴大。而為包括陶先生在內的近代以來的中國人所追求、羨慕的所謂的英國“工業革命”，在此意義上就並非平白發生的，因為要確立某種新的生產方式，即使單純從經濟上來很通俗地講，第一需要有很廉價的資源，比如作為英國工業革命支柱之一的大規模機器生產棉布，僅靠機器節約勞動力成本其實是不行的，何況機器初期並不便宜，而沒有美洲殖民地的棉花，沒有美洲的棉布市場，——沒有這些廉價的資源和武力“打出來的市場”，英國的紡織業是不能崛起的，新的生產方式也是不能確立的。

    而資源之外，更為重要而且關鍵的就是要有大規模的投資，沒有投資，任何新的生產方式充其量也都不過是紙上談兵而已，而歐洲在長期戰爭融資中發展起來的信用製度，卻能夠把信用轉化為資本，從而把可預見的未來利潤轉化為資本投資，這樣才解決了向新的生產方式（其實首先是先進武器的製造）大規模投資的問題。可見，如果脫離開歐洲軍商合一的體製，如果不分析歐洲立足於應付大規模戰爭而形成的戰爭融資製度，而空談“商人資本與工業資本的結合”，這也隻能是脫離具體曆史的書生之見。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部分 為什麽山西失去了曾經的核心地位（6）

    與1500年以來的歐洲完全不同，明清以降的中國在大約400年裏是和平、統一的帝國，這期間大規模的戰爭也不是沒有，但是戰爭絕沒有歐洲400年那樣如家常便飯之頻繁，甚至可以說，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中華帝國真正勢均力敵的勁敵則可以說並不存在。於是，在中國是兩個彼此接續的綿延帝國，在歐洲則是200多個勢均力敵、彼此混戰的國家，所謂中國和歐洲的客觀環境、條件相差幾何？在這樣的條件下，所謂軍商合一的體製，所謂立足於戰爭融資的國債製度，當然在中國是無從發生、發展的。

    因此，和平“大一統”的明、清帝國經常麵臨著的首要任務，與其說是戰爭，還不如說是救災。我們知道，儒家講“大一統”政治的合法性，是從“天人合一”這個角度來論證的，這就是對統治者來說，風調雨順是上天的肯定和獎賞，而反過來，天災則不僅僅是自然災害，更被闡釋為是“人禍”的結果，是上天對統治者的譴責和警醒。所以自董仲舒以來，儒家一直就頗有了些巫師的味道。比如《春秋繁露·第十三》說：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雲：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而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尚不知畏怖，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征於心；外觀其事，宜有驗於國。

    這是很著名的話。這也就是為什麽中國曆代國家都把救災當作頭等大事，因為儒家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附會說災害是上天的警示，而倘若統治者麵臨警示還不全力救災並且“罪己”，那就不僅是不仁不義，而且是拿“天命”開玩笑，於是合法性自然就成問題了。結果，如何處理災害，就成為“大一統”合法性的保證，這就是為什麽在彭慕蘭看來，中國國家在漫長的曆史中扮演了一個“服務的提供者”、區域的協調平衡者和救災者的角色。但是，中國的這個漫長的“救災”政治傳統，到了近代之後就衰落了，因為近代的中國統治者忙於應付賠款、自強和發展這樣的問題，無暇顧及救災的問題——或者說“天命”的問題，甚至為了自強、為了發展，破壞環境和自然，引發自然災害的事情總有發生，以至淪為“劫貧濟富謀發展”的不堪和狼狽，而這是造成中國社會內部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

    “大一統”的另外一個基礎就是一元論的宇宙觀。所謂“紀元”、“開元”、“元年春王正月”這樣的說法，說的都是政治的一元論。春秋“大一統”的真正目標，無非是打擊諸侯、豪門貴族和地方勢力。這是因為中國民族關係複雜，地域差別極大，各地經濟的自足性強，分裂的危險始終是存在的，因此協調地方差距，反對分裂是中國政治的又一大傳統。

    總之，注重農業和民生，積極抵抗災害，堅決反對分裂而重區域協調，這是中國傳統政治追求的主要目標。這個國家目標與近代西方軍商合一的政治體製、負債經營的企業國家模式非常不同，中國政治傳統和近代西方政治理念分別是在不同條件下、在處理不同的危機中確立和形成的。近代以來，中國以西方政治為範本進行改革，這種政治改革有成功之處、更有其不得不然之處，但是自然也有失敗的地方，其最大的失敗就是為了“發展”，而放棄了中國傳統政治的基本功能：重農、救災和反分裂，而這就是彭慕蘭所謂近代中國政治向“國家重商主義”轉化的代價。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部分 為什麽山西失去了曾經的核心地位（7）

    明清以來，特別是1570年代以降，隨著大陸貿易和海洋貿易的擴大，中國的商人資本迅速擴大，但是，由於明清兩朝所遇到的最強勁的外敵，在鴉片之役之前，也不過就是北元蒙古，特別是西蒙古（涵蓋今天之新疆、青藏高原和外蒙古），明清兩朝與北方敵人的軍事鬥爭，雖然自始至終得到了商人的幫助，但是國家形勢，卻遠沒有嚴峻到需要建立一個軍商合一的體製，甚至是發行國家戰爭債券融資才能應付的地步，而中國的國家債務信用之不發展，追根溯源，很大程度上是與其麵臨的外部敵人相對弱小，因之不必確立近代西洋式“以戰養戰”的體製有關，對此我們於後將作更細致的分析。

    然而，曆史發展的結果卻是，鴉片之役以降，中國政治經濟一下子就麵臨著嚴酷的兩難困局或者陷入雙重危機之中：一方麵，國家要自強、要發展，最需要的當然就是錢（資本）；而另一方麵，天文數字的賠款不但耗盡了國家的財力，西方對中國市場的壟斷，進一步使得中國財源日益凋敝。與此同時，國家衰亡，戰亂頻仍，社會動蕩，此時再發行國家債券，力圖運用國家信用的力量，振興產業，這無異於最沒有信用者發行信用，其命運自然可想而知。①所以，近代中國唯一的融資渠道也隻好就是“外資”，這從而使得中國經濟不得不依賴於西方的金融壟斷。

    於是，近代以來，中國一變“重農抑商”而為“國家重商主義”，但這裏所謂的商，又是指外商，所謂的融資，主要是指外資和外債，這就不能不因此養成一個不事生產的買辦資產階級，而它們的力量就主要分布在中國的沿海地區。一個把中國的可憐“剩餘”一並掠走的半殖民地機製由此鑄成。近代以來的仁人誌士們，也正是基於此才共同認識到，中華民族要生存下去，就必須首先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奪回國內市場，鏟除買辦資產階級——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政治才由宗法的時代，進入到了近代以來的民族革命、國民革命、社會革命的新時代。

    區域和空間協調是和諧的前提

    1850年以來的國家重商主義趨勢，客觀上將中國納入到帝國主義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中，從而形成了僵化的、一根筋式的發展模式。近代中國之所以被肢解，中國之所以近代以來一直麵臨著分裂的可能，一個基本原因，就如彭慕蘭所說，是因為近代以來，它內部的發展不協調、不平衡了。比如說，如果沒有英國的問題，沒有沙俄的問題，當然也就不會有近代以來的西藏、蒙古、新疆問題。中國近代以來麵臨的首要問題是四分五裂，國家解體，這個問題當然不是個“發展”的問題，自然更不是一個簡單地“通過發展和改革就能解決的問題”。這期間中國當然不能說沒有一點生產的發展甚至增長，按照杉原薰的精確統計，英國工業革命後的半個多世紀，中國的經濟一直在增長①，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中國經濟亦有增長，但這些增長所伴隨的，卻是中國社會瓦解，國家分裂，這是典型的“沒有發展的增長”。

    因此，從這樣的角度理解科學發展觀，就要把它理解為對近代以來“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學說”的繼承和發展，把它理解為近代以來中國革命思想的延續。學習科學發展觀，我們起碼要重視以下幾個問題：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部分 為什麽山西失去了曾經的核心地位（8）

    第一，所謂科學發展觀的實質，就在於它不僅僅是就生產力談生產力，而是把重點放在生產關係的調整，包括社會關係、經濟關係、區域之間關係的調整，從最淺層次上講，如果沒有一個良性的環境、沒有一個好的社會關係、生產關係、區域協調，如果是東邊點火西邊冒煙，兩極分化社會對立，那就談不上發展。而在更深的層次上講，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基礎是*主義的社會觀，它總的精神是社會結構革命的學說，它的根本目標是“改造中國與世界”，從世界的視野出發，改造不平衡的發展模式、不平等的發展道路，這是與近代以來的中國改革和革命的學說一以貫之的，而不僅僅是簡單地立足於執政和應付眼下的危機。

    我舉個例子，我們山西煤炭資源極其豐富，大家也知道黑龍江北部地區森林資源比較豐富，而這兩個地區最近又都很倒黴，成為國內外媒體異口同聲斥責的焦點地區，對山西來說，就是指責山西礦難和汙染，而對黑龍江北部地區來說就是指責那裏濫砍濫伐，破壞森林資源。而問題的關鍵是：這些災難難道僅僅是山西和黑龍江造成的嗎？當然不是。外國的媒體也有好的、分析性的文章，不是像國內的某些媒體，鼠目寸光、流於義正詞嚴地打便宜拳，比如美國的一份很著名的雜誌《紐約客》（NewYorker），最近就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深入地講黑龍江中俄邊疆地區大規模的林木盜竊問題，題目就叫《盜林》（TheStolenForests）。文章的作者作了大量的調查，發現林木盜竊其實是一個在跨國資本的驅動下環環相扣的貿易鏈，因為他們調查發現：那些從中俄邊境盜竊的木材製成的產品，是直接提供給美國的跨國公司沃爾瑪的。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製品消費國，它同時還為其消費的木材製品製定了相應的標準，比如中國可以用秸稈和廢纖維造紙，但是，美國卻隻接受以原木（還不是一般的木材）為原料的紙張，結果就是，中俄邊境的濫砍濫伐行為，其實是為了供應美國市場而不是中國國內市場，因此，可以說造成中俄邊疆地區森林銳減的真正罪魁禍首是美國的消費市場，特別是沃爾瑪這樣的跨國企業。

    加拿大學者馬耀邦曾分析過沃爾瑪的發家史，他說：甚至連沃爾瑪的創始人薩姆·沃爾頓本人也無法想象，他1962年開在阿肯色州羅傑斯的小店會擴張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正如他無法想象一個靠近香港的中國小鎮——深圳，會成為其零售帝國的采購總部。沃爾瑪每年100億美元的純利潤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來自中國，這足夠令人吃驚，但是，沃爾瑪迅速崛起為美國第一大進口商，還不僅僅是摧毀了中國潰不成軍的零售業，它的崛起給中國造成的代價，在R·格林瓦爾德著名的記錄片《沃爾瑪——高成本低價格》中體現為——一個中國農民工麵對鏡頭這樣說：沃爾瑪的顧客，當你穿著高檔服裝，當你的小孩玩著高貴的玩具的時候，你有沒有想到我們中國工人是在什麽條件下幹活的。而另一位女工則說：你們賺取的利潤，你們的好日子，來自中國人民的汗水、淚水和超時的工作。

    今天山西煤炭的問題、東北森林的問題，包括很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其實在實質上是同樣的問題。山西挖煤當然不是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為了供應東南沿海地區的出口加工企業。在當今中國，所謂利潤在沿海，代價在內地，利潤在國外，代價在國內，這當然是一個不平等的發展邏輯，這裏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當然是全球性的供需關係，是全球性的生產關係，隻要這個世界性的生產-消費結構不變，掄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內蒙、黑龍江，那是不解決問題的。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部分 為什麽山西失去了曾經的核心地位（9）

    第二，必須堅持全麵的改革開放，不能南邊開放，北邊閉關自守。今天我們講的“大一統”，是在全國共同市場的背景下講的，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講的，不是像曆史上隻是單純地講“文化上的大一統”。而要形成廣泛的、統一的市場，就要反對片麵的發展觀、開放觀，比如說發展山西，一個方略是逐步打開和恢複北方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包括重建由山西通向外蒙古地區的通道，重建北方的、跨區域的、世界性的商業貿易網絡。東路、西路，關鍵尤其在於中路，中路是樞紐，是落腳點也是出發點，好像大門的軸一樣，抓住軸線，解決好中部地區的發展問題，是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不協調的根本。

    這就要求我們逐步地、係統地糾正把發展壓在東南沿海這一個點上的片麵的發展觀，這種觀點不但是非曆史的，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成問題的。我們看看我們今天周邊的形勢：中亞、東北亞地區特別是朝鮮、蒙古地區始終是當前國際博弈的熱點，它更涉及到中國曆史上最為重要的少數民族地區，曆史告訴我們，隻要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它就一定會鬧分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1979年以來已經7次應邀訪問蒙古。2004年，俄羅斯迫於其境內的蒙古自治共和國的壓力，給*頒發了訪俄的簽證。2008年，*在訪問了英法之後，將會再次竄訪俄羅斯的蒙古自治共和國。當然，除了曆史上藏傳佛教與蒙古地區的精神聯係之外，*集團之所以要處心積慮，其目的就是要形成一個所謂的“泛蒙古主義”支配下的“大蒙古國”，這個所謂的“大蒙古國”將包括中國的西藏、青海、新疆、內蒙和俄羅斯的幾個蒙古自治共和國，那樣我們的北方邊疆就再也不得安寧了。對中國來說，我們必須看到：*不是單純的西藏問題，它必然會引發、聯係到蒙古的問題——這也就是我們的前人康熙、雍正告訴我們的：一旦西藏、新疆一部鬧分裂，就會導致蒙古全部、乃至西藏、新疆分裂，反之亦然，從曆史上看，*總是與蒙獨聯係在一起的，我們不能忘記這個曆史的常識。

    而我下麵要講到：山西是唯一的一個與蒙古有著漫長的商業貿易交往的區域，是曆史上從南北方向上聯係中國，聯係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關鍵，今天從經濟戰略的角度恢複這種通道和聯係也非常重要。因為加強北方的經濟和政治建設，是我們未來發展的迫切課題，也是穩定邊疆的迫切課題。我們雖然有了上海五國的合作組織，但是如果日本、美國把蒙古拉了去，那“上合組織”的威力就要大打折扣了。近代以來，日本一直積極插手蒙古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是一百年來長抓不懈的，日本長期培養了大批蒙古留學生，擁有大量的世界一流的蒙古學人才。今天的世界列強，也都以積極援助蒙古的方式，實際上卻從根本上切斷了蒙古自主發展自己獨立工商業的可能性。通過將蒙古“養起來”的方式，使得蒙古的經濟完全依附於西方國家，這就是為什麽，所謂的“大蒙古國”的背後，許多強國都在插手。台灣問題固然重要，但如果讓人家像明朝後期那樣，把陸地與海洋的反對勢力聯係起來，再從咱們中間插上一竿子，那樣我們就會很被動。大家隻要看看從蒙古到北京的距離就明白這個問題的嚴峻程度，而要麵對這個重大課題，我們首先就要從曆史的經驗教訓和現實的啟示中去重建我們的大視野。

    第三，我們一定要知道：所謂發展，兼有興起和摧毀雙麵的效應，摧毀和重建往往是這同一個過程的兩麵。從摧毀的意義上說，經濟發展也是一個破壞的過程，所謂科學發展，就是強調要看到這兩麵，應對這兩麵，特別是要注意到發展與保護的辯證關係，因而要具備保護意識：環境的、社會的、產業的、文化的。在科學發展的意義上，不能保護，也就不能發展。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僅僅是波音為了保護自己的市場就摧毀了中國的大飛機項目，而按照高盛發表的報告，大眾汽車在中國的銷售額不足其總銷售量的10％，但中國市場的利潤卻占了公司總利潤的80％，這顯然不利於保護中國自主的汽車產業；農業方麵，僅2002年，西方主要工業國的農業補貼是3000億美元，其中以美日的農業保護為最，但他們卻逼迫中國全麵開放農業市場，目的在迫使中國農民破產，至於在零售業、食品、醫藥和生物工程方麵那就更不用說了，因此，如果說我們目前與西方國家的主要差距在哪裏，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我認為就是自我保護能力上的差距。如果一方麵連自己最起碼的權利都不能爭取、都不會保護，而另一方麵卻有那麽多槍口隻對內部的“維權組織”，那麽，恰恰是從西方的“國際法”視野看，這是極大的“政治不成熟”。

    最終，發展生產力的前提，是要創造一個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而空間關係，或者地域之間的關係，則是生產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區域和空間關係的協調，因而是發展生產力的基本前提。這就是“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思想的*主義理論基礎，也是我們今天觀察問題的一個重要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