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隆：一個金融自由化主義者的自白

德隆：一個金融自由化主義者的自白

我們甚至有可能會恢複到二戰後那種管製更為嚴格的金融體係

 

發自伯克利——回顧1990年代，在美國至少有兩派人馬鼓吹進一步推進金融自由化——也就是撤銷禁止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混合經營的法律規定，放鬆銀行資本要求，並鼓勵創設高風險金融產品和使用金融衍生品。問題是如今人人喊打的金融自由化，當年為何就能招搖過市呢？

第一大派係由美國共和黨主導，基本理念就是既然所有監管行為都是錯誤的，那麽金融監管肯定也不是好東西。另一大派係則由民主黨擔綱，其理念也更為複雜，主要基於以下四點觀察：

·至少在世界經濟的核心地帶，各國已經過了超過60年的安穩日子，期間沒有任何金融動蕩能夠對總體層麵上的生產和就業造成重大影響。雖然現代中央銀行在應對通脹衝擊方麵辦法不多，但幾十年來在抵抗通縮方麵卻相當得心應手。

·借助自身雄厚經濟實力和鑽監管規則的空子，各大投資銀行寡頭（就是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在內的那幾個跨國投資銀行）的盈利已經大大超越了任何競爭市場所能給予的盈利水平。

·長期市場回報梯度數據似乎顯示金融市場在調動社會風險承擔能力方麵成效驚人——當然這些數據也是由那些財宏勢大且有足夠耐心借助地產，股票，金融衍生品和其他風險投資攫取超額回報的企業所取得的。

·占美國人口1/3的中上層階級——尤其是富人——能夠以合理的利率貸款並投資於高回報領域，而另一外2/3的中低收入者則無此機會。

這四點觀察意味著某些製度實驗取得了良好效果。鑒於美聯儲成功隔絕了經濟風險對總需求的影響，蕭條時代流傳下來的風險限製措施也似乎不那麽重要 了。新的借貸和風險分散手段仿佛沒什麽缺點。坐擁巨資的商業銀行和保險企業也加入了與投資銀行寡頭的競爭，估計也會迫使投資銀行業降低其不合理利潤。

這東西看上去確實值得一試，但卻種下了苦果。

平心而論，我們如今都還在收拾這場實驗的殘局。那些高杠杆跨國金融核心銀行的風險控製為何如此糟糕？在金融危機及其餘波摧毀私人投資和消費支出的時候，各國中央銀行和政府為何沒能出手增加和維持總需求水平？

隨後的衰退應對政策則引發了更多的質疑：在經濟下行風險逐漸清晰，但高通脹預期，高物價壓力，甚至擠壓私人投資支出的利率上調尚未出現的時候，政府為何沒能介入並將失業率恢複到正常水平？金融業又何以調動如此龐大的政治力量將監管改革拒之門外？

此外，如何重建金融係統依然缺乏方向不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Act）分隔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的做法極大促進了投資銀行寡頭的崛起，而來自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的競爭不知為何又進一步推高了金融企業的利潤水平。

對於那些能發現市場上的剩餘風險承擔能力，由此創設相關證券產品，隨後找到能承擔這些風險的投資者並收取傭金的金融中間商來說，賺大錢的機會比 比皆是。但金融衍生品的出現非但沒能分散風險，反而導致了風險的集中，因為把這些風險銷售給那些不知如何衡量這類風險的人——這些人事實上連自己承擔了何 種風險都不清楚——能掙更加多的錢。

而那些中央銀行在履行其本職工作（穩定名義收入）方麵的失職使之不但沒能成為優秀的凱恩斯主義者，連好的貨幣主義者都算不上，也令人們不禁質疑 這些機構是否也需要來一場大改革。早在1825年，英格蘭銀行行長康納硫斯·布勒就意識到當私人部門出於某種恐慌而突然產生對安全和流動金融資產的需求 時，英格蘭銀行就有責任提供這類資產以防止破產和衰退。而他的繼任者們又怎麽連這一點都不懂呢？

由此看來，我們甚至有可能會恢複到二戰後那種管製更為嚴格的金融體係。那個係統很好地服務了各大工業國，至少我們可以在宏觀經濟總量上看到這一點。另外我們也清楚地知道：當前所使用的這套係統做不到這一點。

J·布拉德福德·德隆，曾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助理，現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智庫機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