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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冒牌的”中國共產黨不該與國民黨鬥

(2012-01-07 18:43:35) 下一個

    1944年6月10日,斯大林會見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時,哈裏曼曾重複羅斯福的話,即蔣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國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馬上表示同意,並說:“在目前情況下,蔣介石是最恰當的人,因而必須給予支持。”兩人在談到中共時,斯大林微微一笑說:“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不過是些‘人造奶油’共產黨人而已。”
 


油畫《我們偉大勝利的旗幟—斯大林和毛澤東》(蘇聯)阿·吉利洛夫 1951年(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紅廣角》
 
    文史頻道轉載本文隻以信息傳播為目的,不代表認同其觀點和立場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蘇聯共產黨是給予很大幫助的。但由於中共領導的工農紅軍長期生活、戰鬥在農村,斯大林認為中共不一定能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和工人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很有可能養成農民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和民族主義意識。因而,他對中國共產黨是不是無產階級政黨心存疑慮。他始終認為,中國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山溝裏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他這種拘泥於黨的工人階級成分而對中共的的錯誤認識一直到中國革命勝利才轉變。

  斯大林認為,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是冒牌的共產黨。

  1942年5月,蘇聯派往日本的間諜左爾格利用他同德國駐日本大使奧特的私人關係,截獲了一份重要戰略情報,並馬上向斯大林發報告:“許多德國代表回到柏林,他們認為對蘇戰爭可能在6月開始。”

  同時,南京政府新生活運動委員會主任閻寶航(中共黨員)在同一些外國駐華大使館人員來往時得到了更準確的情報:德國行動的準確日期,最初定為6月15日,後改為6月22日。閻寶航立即把這個重要消息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又立即把這份電報轉發給了斯大林,6月21日淩晨,斯大林接到了這份電報:“巴巴羅薩(紅胡子)進攻計劃在6月22日4時全麵展開!——周恩來。”

  斯大林收到這份電報時,正在對一個新情況做判斷:6月20日,有個德國司務長向蘇軍投誠,說德軍正在整裝待發,將於22日晨發起進攻。他對這個消息有懷疑,懷疑這個投誠者是不是德軍為了挑起衝突而故意派來的?看到周恩來的電報,他立即明白了,並下令各軍區做好迎敵的準備。

  由於中國共產黨及時提供了情報,蘇聯紅軍提前準備了24個小時。後來,斯大林發來了電報,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謝。

  當時,王明已被中共清除出最高領導層,他一直呆在莫斯科。他千方百計地封鎖延安的消息,因此,當時在蘇聯學習和工作的中共黨員有很多人隻知道王明而不知道毛澤東。而此時的斯大林對毛澤東和一些中共高層領導人也是了解得很少,有一段時間共產國際與中共還斷絕了聯絡。

  為消除王明的影響,中共先後派出王稼祥、周恩來等人去共產國際匯報工作。爾後,毛澤東又給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發去了長達萬言的文章,介紹中共的抗戰情況及與國民黨合作中出現的摩擦。斯大林認為,中共不應該和國民黨進行鬥爭。

  1942年末,斯大林曾派人到延安要求毛澤東派人去莫斯科向他匯報工作,毛澤東出於種種考慮拒絕了,這更加重了斯大林對中共領導人的疑慮。1944年6月10日,斯大林會見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時,哈裏曼曾重複羅斯福的話,即蔣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國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馬上表示同意,並說:“在目前情況下,蔣介石是最恰當的人,因而必須給予支持。”兩人在談到中共時,斯大林微微一笑說:“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不過是些‘人造奶油’共產黨人而已。”但他也承認,盡管如此,中共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跟日本人作戰是堅決的。

  抗戰勝利後,斯大林建議毛澤東去重慶談判,交出軍隊,不要打內戰。

  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與美國陸軍部長赫爾利會談時也談到了中國問題。赫爾利說:“中共事實上並非共黨,他們的目標在於獲得他們視為中國必須做適當的改革。我看得出來,蘇聯並不支持中共,你們不願中國內部因意見分歧而發生內戰。”斯大林表示,他願與英美合作,完成對中國軍隊的統一,他說蔣介石“是一個愛國誌士”。

  斯大林在與蘇聯一位領導人談話時說,他對中國的任何領導人都不大了解,但是他覺得蔣介石是中國領導人中最好的,統一中國的人必須是蔣介石。他還說:“我看不到其他可能成為全中國領袖的人,我不相信中共的領袖們有蔣介石那樣好,也不相信他們有能力完成中國的統一。”

  斯大林對中共有這樣的看法也不足為奇。因為他對中國的了解太少了,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主要是靠王明給他匯報的那點錯誤的信息。另外,在二戰期間,斯大林曾六次給毛澤東發電,要求中共的軍隊調兵長城附近減緩日本人對蘇聯邊境的壓力,但由於種種原因,毛澤東沒能按斯大林指示辦事,這也造成了斯大林對中共的不滿,因而他產生了“助蔣抑毛”的思想。

  抗日戰爭即將勝利前後,蔣介石為爭取時間運送軍隊,準備耍和談陰謀。同時,他為了取得斯大林的支持,派宋子文、蔣經國等人去莫斯科,代表國民政府與斯大林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蔣介石一向將蘇聯人看作是中國共產黨的後台,有了這個條約,他與共產黨是打是和就沒有顧慮了。因而,日本一投降,他就給延安發電報,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

  蔣介石是這樣想的,如果毛澤東拒絕來重慶談判,就把破壞和平的帽子扣到毛澤東頭上。如果毛澤東真到重慶來,他也可以操縱談判,利用這段時間做好內戰準備。

  正在這時,斯大林的電報也到了延安。電報的主要內容是:要毛澤東親自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達成協議,交出軍隊。他還以蘇共中央的名義,要共產黨與國民黨取得和平,不要打內戰,不然中華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

  斯大林之所以要這樣給中共發電報,是因為他認為共產黨的實力遠不如國民黨,若打起來共產黨不能取勝。實際上,他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毛澤東接到電報,非常氣憤,說:“究竟是誰想打內戰?”很快,中共中央給斯大林回了電報,將中國的局勢告訴給了他。

  不久,斯大林又來了第二封電報:“世界要和平,中國也要和平。盡管蔣介石挑釁打內戰想消滅你們,但他也再三邀請毛澤東同誌去重慶協調和平建國事宜,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各方麵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內戰,戰爭的負責由誰來承擔?我建議毛澤東同誌到重慶去參加會談,他的安全由蘇美兩家負責。”

  事已至此,毛澤東已別無選擇。幾天後,毛澤東冒著極大的風險,到了重慶。經過艱苦的談判,國共雙方簽定了《雙十協定》。不過,這個協定簽後不久,蔣介石就指揮軍隊向解放區進攻,毛澤東對斯大林不準中共反擊的意見置之不理,對蔣介石采取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對來犯之敵給予猛烈到中國革命即將勝利時,斯大林還不肯公開表示支持中共。

  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各戰場已取得了主動權,勝利已指日可待。這年4月,中共中央的指揮機關已搬到河北省阜平縣的城南莊。在這裏,毛澤東正在考慮一件事,就是他準備親自赴蘇聯麵見斯大林!斯大林收到毛澤東欲來蘇聯的電報後,很快回了電,大意是:目前中國革命已處於緊要關頭,毛澤東同誌作為最高統帥,不宜離崗位太遠。如果有什麽重大問題,蘇方可以派一名高級領導人,到中國聽取毛澤東的意見,並希望毛澤東同誌能慎重考慮。

    1944年6月10日,斯大林會見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時,哈裏曼曾重複羅斯福的話,即蔣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國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馬上表示同意,並說:“在目前情況下,蔣介石是最恰當的人,因而必須給予支持。”兩人在談到中共時,斯大林微微一笑說:“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不過是些‘人造奶油’共產黨人而已。”
 
    應該說,斯大林的這一建議是中肯的。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決定采納斯大林的建議,暫不出國,而是請蘇聯派人來中國。

  8月,蘇聯外交部給中共中央轉交了國民黨政府寫給蘇聯領導人的一封信。信是由國民黨外交部長王世傑親筆寫的,信中要求蘇聯出麵壓一壓中共,“不要再同室操戈了”,因為當時國民黨在軍事上已占劣勢。蘇聯人的這一做法是很高明的。毛澤東看完信,采取了更高明的對策:你不發表評論,我也來個不予理睬。

  其實,斯大林這樣做,說明到此時他還是不肯公開表示支持中共。

  1949年初,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受斯大林委派來到當時中共中央的臨時駐地西柏坡,他一到西柏坡就受到中共領導人的熱烈歡迎。米高揚大受感動,當即轉達了斯大林對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的問候。接下來,為了消除斯大林對中共的顧慮,毛澤東不厭其煩地向米高揚闡述了即將建立的新政權的性質與政府組成形式,並表示新生的共和國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米高揚很少發言,用他的話說就是:我是帶著耳朵來聽的,即隻聽取中共中央的意見,然後回去向斯大林報告,再由斯大林親自作答。

  米高揚回國後,將中國的解放戰爭形式告訴給了斯大林,斯大林沒想到中國革命勝利會來得那麽快,他承認原來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其實,1948年斯大林接見南斯拉夫代表時就說過,他有一件事做錯了,就是他曾勸說毛澤東最好是與蔣介石和解,與蔣介石建立聯合政府。

  劉少奇率團訪蘇時,斯大林再三表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他犯了錯誤。

  為了取得蘇聯及東歐各國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支持,1949年5月,毛澤東決定派劉少奇率一個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代表團到莫斯科後,斯大林對代表團的來訪表現得非常熱情,無論是接待安排還是會晤規格都是很高的層次。斯大林曾先後五次與劉少奇會談。

  第一次會談,劉少奇向斯大林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憑借什麽戰勝了裝備精良,又有美國支持的國民黨軍。這次,斯大林是認真地傾聽,很少插話。

  第二次會談時,劉少奇主動向斯大林提出請求:“斯大林同誌對我們的想法有什麽意見。請您和在座的蘇聯同誌多多指導!”

  不料,斯大林嚴肅而又誠懇地說:“看起來,我以前在中國革命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此言一出,四座皆驚。作為一個國家元首,在這種公開場合下主動承認自已的錯誤,這充分反映了斯大林的坦誠和光明磊落。

  劉少奇也感到十分意外,他反應更為敏捷,很得體地說:“斯大林同誌實在是太謙虛了!”

  “不!”斯大林一擺手,認真地說:“我說的是實話。”在以後的幾次會談中,斯大林再三表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確實犯過錯誤。但劉少奇卻閉口不談斯大林的過錯,一再說:“如果沒有蘇聯人民的支持,中國革命不會這麽快就取得勝利。我們對蘇聯黨和蘇聯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謝和敬意!”

  在這次會談中,斯大林還希望中共盡快建立自已的政府,以免外國勢力出麵幹涉中國的局勢。劉少奇將斯大林的告誡電告給毛澤東,毛澤東決定,將原定於1950年1月1日成立新中國的日期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通過幾次會談,斯大林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成熟的黨,中共的領導人更是一流的領袖。斯大林預測世界革命的中心將東移,以後會移到中國,當他提議為“小弟弟”(中國)超過“老大哥”(蘇聯)祝酒時,劉少奇說什麽也不肯接受。劉少奇此次訪蘇成果顯著,消除了隔閡,溝通了兩黨之間的關係。

  毛澤東見到斯大林後一肚子委屈,斯大林說:“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

  1949年12月,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斯大林見到毛澤東後讚不絕口,連聲說:想不到你這麽年輕!你對中國人民的貢獻真大!你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我們祝願你健康!

  毛澤東聽後雖然得到一些安慰,但還是有點委屈地說: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

  斯大林立即打斷毛澤東的話:不,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公理。這實際上是斯大林對他當年的失誤當麵向毛澤東作自我批評。

  從公布的史料看,蘇聯在中國曆史大決戰來臨的時刻,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還是真誠的。1949年1月,蔣介石請求美蘇英法4大國出麵調停內戰。1月10日,國民政府發給蘇聯的函件被斯大林轉發給毛澤東,並將他們草擬的複文也轉發了過來,征求毛澤東的意見。

  毛澤東第二天就給斯大林回電:“我們認為蘇聯政府對南京政府要求蘇聯調停中國內戰的照會應作如下答複:蘇聯政府從來是,現在仍然願意看見一個和平、民主的和統一的中國,但以何種方法達到中國的和平、民主與統一,這是中國人自已的事,蘇聯政府根據不幹涉他國內政的原則,未便參加中國內戰雙方之間的調和工作。”

  毛澤東還告訴斯大林,中國革命已勝利在握,不必再作迂回戰術,推遲勝利時間。我們的傾向是要南京政府無條件投降。

  斯大林表示,同意按中國共產黨草擬的複文答複南京政府。並說即使出現意外情況,中共也不應停止軍事行動。

  在中國革命勝利已成為既成事實的情況下,斯大林采取了承認現實的立場。1949年5月30日,他召回了駐國民黨廣州政府的大使羅申,完全放棄了對國民黨殘餘政權的支持和利用。10月1日,當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兩個小時,蘇聯政府就來電祝賀並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蘇聯的帶頭下,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也都迅速宣布承認新中國。的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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