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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68 年夏，造反、串聯、武鬥等大規模群眾運動都已經過去，學生也回到學校“複課鬧革命”了。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文革進入了“鬥、批、改”的第 3 階段，重點轉入上層建築方麵，運動的主體由學生轉為工人階級。由工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到學校、文化領域、研究機關，發揮領導作用。也許是為了讓“白領”聽“藍領”的話，也是給“藍領”們打氣，毛主席發出了明確指示：“我國有 7 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階級也應當在鬥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
爸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歸。
我每天睡到自然醒以後，先看看媽讓我從北京大姨家要來的鬧鍾。不明白媽為什麽那麽強調要鬧鍾，還要我上學別遲到。我的戶口落在錦州市中心的古塔區，而轉學證書上寫著“隨父下鄉”。媽把轉學證書撕了，沒有轉學證書，在那階級鬥爭弦崩得緊緊的年代，沒有學校敢收。我一直沒有上學。周圍的孩子好像也沒有認真上學，我輟學在家也不那麽顯眼。
每天早上起來後，我洗洗臉鎖上門便到前街的奶奶家。開始時能感到人們的視線和耳語，好像在說這個右派家裏來了個小姑娘。爸身高將近一米八，膝下有一個小姑娘就更顯眼了。爸那時跟奶奶家一起吃飯，我到了以後自然也到奶奶家吃飯。
全家人隻有大奶奶保持著跟在石家莊時差不太多的生活習慣：早上起來抽棵煙，喝杯茶，給全家作兩頓飯。爺爺、小奶奶都隨生產隊下地幹活。
我每天就是跟村裏的孩子瞎跑著玩兒。離開石家莊時，那裏孩子跳皮筋時的歌謠已經是“鄧拓吳晗廖沫沙、他仨壞蛋是一家”了，可是前五裏營子的孩子們還不諳“世態”，照樣喊著不知何時何人編的順口溜：“蟲 ( 從 ) 前有個銀兒 ( 人兒 ) ，偷我的花生銀兒 ( 仁兒 ) ，我剛想拿槍打，一看是我兒。我兒禿腦亮，把我嚇夠嗆”。這是我到那裏後記住的第一首“歌謠”，至今也不明白它有什麽意義，占誰的便宜。反正孩子是嘴、手不能停的動物，總得嘟囔點兒什麽。
那時，在當地人心目中中國地理隻分“關裏”、“關外”兩個概念。山海關以南的中國叫“關裏”，以北的叫“關外”。東北地區山東人較多，而且很多山東人在東北住多少年也不改鄉音，東北人叫他們“山東老侉 (ku ǎ ) 兒”。我有石家莊口音，有孩子衝我喊過“山東老侉兒賣豬爪兒，一分一個二分倆”。我那時心裏著實不愉快：誰賣你那麽便宜呀？別說豬爪兒，豬腳趾豆都不賣你！
盡管如此，很快我就融到孩子堆裏了。農家孩子玩兒和家務是連在一起的，沒有純粹的玩兒。雷鳴電閃的暴風雨過後，一群孩子來喊我去小樹林采蘑菇，說是蘑菇被雷震出來了。果然那天樹根部裂著縫，從縫隙處扣出白嫩的蘑菇。路上看到樹枝什麽的也會撿起來拿回家燒火用。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要玩兒捉迷藏，孩子們用錘子剪子布的方法決定誰藏誰找時，胡家小二左手捂著肚子，扭著腰催促說“快點兒、快點兒”，一看就知道他急著上廁所。第一次出拳就定出他是藏的，他明明可以到身邊的廁所解放自己，卻見他一溜煙地往自己家跑去。後來才知道“肥水不流他人田”，糞肥交給生產隊可以換算成工分，也可以用在自留地裏。
最能消磨時間的是賣糖稀。剛到錦州的時候，還能買到紅糖。小傑、小芝姊妹倆把紅糖熬成糖稀放在鋁製的飯盒裏，拿到合作社門口去賣。一分錢起價，用小細棍攪起一些糖稀賣給孩子。小傑是姐姐比我大兩歲，妹妹跟我同歲。姐姐經常訓妹妹，罵她攪糖稀不夠技術。“挑的時候要盡量拉細絲，卷起來的時候盡量空隙大大一些，這樣顯得多”。
孩子們買的時候也很計較，總說“多給點兒”，賣的說“你看看，這還不多，夠多的了”。
糖稀的最大好處是先玩兒後吃。把糖稀拉長在空中畫個“ 8 ”字，用兩根棍穿來穿去，又不能讓糖稀落地，都要一些技巧。糖稀本身是透明的，攪拌時間長了變成白色。攪拌煩了、膩了、玩夠了，往嘴裏一放吃軟糖了。
奶奶每天給我二、三分零花錢，差不多都買了她們姊妹倆的糖稀了。她們倆賣，我坐在旁邊攪拌著造型，現在看我是很好的托兒。
這個小學低年級孩子也能作的小買賣，很快被工人糾察隊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給割掉了。
工人階級充分發揮著 “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 ”， 城管已不是工商管理部門的事。戴著“工人糾察隊”袖章的工人騎自行車時常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商店門前的小集市上。見到作小買賣的就把貨和秤杆沒收了，跟現在城管一樣隻轟人不逮人。
自留地的土豆都收回家了。每個人頭的自留地能收獲 100 多斤。按每斤 0.1 元計算，能賣十幾塊錢。收獲土豆的季節也是農民家裏最缺錢的季節， 1 月分紅的錢，製了棉衣、過了大年，又過了這麽好幾個月日子已經所剩無幾了，家家都指望用賣土豆錢過到仲秋。
但是，賣土豆是每家的一塊心病。農民的閑暇在早 7 點以前，晚 7 點以後，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沒有多少人出來買菜。賣土豆的最佳時間段是上午 10 點 —12 點，下午 4 點 —6 點。賣土豆的時節也是生產隊比較忙的時節，農民怕影響年終評工分，不敢請假。所以，賣土豆成了各家老人孩子的事。
城市居民不僅把土豆當主菜，還用土豆的澱粉補充口糧不足的部分，每到這個季節買大量土豆。那時土豆比現在好賣得多。
工人糾察隊忠於職守，突然襲擊自由市場的次數也越來越多，農民像打遊擊一樣賣土豆。
我們那一大家子隻有大奶奶、小叔叔和我在家，別人都到地裏幹活去了。大奶奶生來就沒有受過窮，根本就不能想像去作小買賣。聽著土豆腐爛時發出的“吱～吱～”聲，隻會說“這可咋整、這可咋整”。
那天小叔叔說：“新力咱倆賣土豆去吧”。
小叔叔那時上小學 5 年級，論膽量和精明比不上我姐的一半，加上天生的高度近視，動作也不像一般男孩那麽機靈。我天生跟屁蟲性格，誰叫我幹什麽我都樂樂嗬嗬地跟著。這樣兩個人互相壯著膽，真地準備起來了。
小叔叔從別人家借來了手推車，要多裝些，去遠點兒。
離前五裏營子一站半路的地方有個大住宅區叫“錦紡”，一聽就知道是“錦州紡織廠”的意思。那裏不光有錦紡的宿舍，還有大麵積的鐵路職工住宅，可以說是綿延幾裏地的大住宅區。“錦紡”是這個大住宅區的商店街的簡稱，那裏有百貨店、五金雜貨店、飯館、食品店。食品店有個菜場，菜場冬天在店內，夏天在店外。菜場過了中午就沒有菜了，店員守著點兒破蔥舊蒜之類的站在櫃台裏聊天。三班倒的紡織工人 4 點下班，正好買菜回家。
小叔叔推著車走在自行車道上，我用筐挎著稱走在便道上。別看他隻比我大三歲，時時都照顧著我。大概是我從小“叔叔、叔叔”地叫的吧。
菜場對麵的便道和自行車道上擺滿了農民的菜攤，買菜的人也很多。菜場和農民的菜攤之間是一條可以對開兩輛汽車的道路，因為是工業區經常有卡車開過。
我倆順著別人的攤子靠邊放下土豆。客人來的還不少。我既不會算帳也不認稱，什麽忙都幫不上，隻聽小叔叔命令“加個小的”、“添個大的 ! ”。自由市場的菜比公家的貴，客人也格外挑剔計較，總要求“高著點兒”。“高著點兒”就是讓秤杆的尾部敲高點兒的意思。
第一次買賣竟如此順利，推來的幾筐土豆一個多小時就賣完了。小叔叔讓我到對麵背陰的便道走，他自己推著車走在自行車道上。
我剛過馬路，就聽背後有輛卡車猛地停下。轉過身一看，一群年輕人從車上跳下來，他們兵分三路：一路直衝做買賣的農民，另兩路分別跑向東西兩端一字排開，堵住了想逃跑的農民的退路。工人糾察隊割資本主義尾巴來了！
衝進農民菜攤的工人糾察隊員，見到菜筐就往卡車上扔，摸到稱就用力踩斷。農民們最怕的是沒收稱，那時買稱要單位介紹信，不賣給個人。我們用的稱是借別人家的。農民死死抱住稱哀求。隻見生產隊長的老婆摟著稱說：“大哥呀，您老就饒了我吧，以後不賣了”。“您老”是東北人對長老的敬語，隊長老婆看上去比那糾察隊員年長 20 多歲。
看熱鬧的人越圍越多。也有喊著罵的。
“扔呀，砸呀 ! ”
“哎－，馮二！你媽剛擱這嘎達買走的，你今兒晚上吃不 ?! ”喊話的一定認識糾察隊裏的人。
我沒有見過這場麵，一時看呆了，竟沒有意識到自己挎的筐裏有杆秤。當我意識到必須的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時才發現，我回家的路已被工人糾察隊堵住了。他們正縮小包圍圈，一字排開地往這邊走。再看小叔叔，他推著車焦急地等在包圍圈外。他沒有稱，隻有手推車上的幾個筐，看不出是買過土豆的。而我挎的筐、筐裏的稱都還留著土渣，一看就知道是剛賣過菜的。
我硬著頭皮向著包圍過來的糾察隊員走去。我靠著牆邊走，最靠邊的糾察隊員看看我的臉，再看看我的筐；看了我的筐又看看我的臉。我就在他這樣的注視下與他相向而行。在我走到他身邊的那一瞬，他用手撫了撫我的頭說“快回家，這不是玩兒的地方”。
他的話讓快蹦出來的心髒又晃蕩了好久才回到原來的位置。
那天一直到吃晚飯，小叔叔都平靜不下來。他開始是興奮，後來老在思考並自言自語：“他為什麽……？”
想來，當年的工人糾察隊員也年過六旬了，不知他們怎樣回憶當年。也許在跟子孫講自己當年的風光，也許緘口不談。回憶那天的發生的事，悟出一個道理：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權限內把事情處理的更溫情一些，也可以處理的更殘酷一些。能人性人道，何必要殘酷無道呢 ?!
(3)步步維艱
哈哈哈、“葵花革命”！
現在沒有作買賣，但是有了那個體驗以後,生存能力強了。
從小學會賣土豆，現在該做大生意了：）
很想去錦州看看……
還真沒見過男孩攪糖稀的。現在想攪糖稀的棍很髒的，都是撿來的。
我幾次有限的機會碰糖稀，都早早地送進嘴補充體能了。從沒拉到白色過。
家裏管得嚴的都不給孩子買，說是不衛生。
日本現在還有賣的,給你寄一盒去玩兒個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