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在贛北的暴行

第一節    
   一、日軍在九江的殖民統治
   
    1938年7月26日日軍占領九江，從此開始了對九江的殖民統治。
    淪陷時期的九江城區，為日軍的軍事重鎮，隸屬武漢市。九江軍事由日軍藤堂司令部管理，統轄陸海空三軍，下設憲兵隊。中山司令部就設在九江一中內，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移至二中。駐軍營房和軍需倉庫主要在八角石以東馬路兩旁的廣闊地區。
    1939年以後，日本侵略當局把大中路西至西門口、東至八角石、南到城內天主堂、花園飯店（原南湖賓館二部）一帶、北至九華門，作為中國人居住和經商地帶。西門口以西至鐵橋，全為日本商人居住。八角石以東劃入軍事區，中國居民不能在此行走。
    在淪陷區居住的人們，無論大人、小孩都要領取日本憲兵隊發放的“安居證”，以便隨時對中國人民進行檢查。日本侵略軍在九江層層設“關卡”，從九江城到郊外設有三大“關卡”：東門通往姑塘、星子等地公路的“卡子”設在現在的國棉三廠附近；南門通往廬山腳下蓮花洞的“卡子”設在山川嶺；九華門設有水上“卡子”。凡經過關卡的中國人，都要核對“安居證”，搜查身上有無攜帶違禁品，同時還要向日軍哨兵深深鞠躬行禮，稍不注意即遭毒打。
    政治上實行“以華治華”的政策。迅速搜羅漢奸，建立偽政權。1938年冬，日軍在西園“難民區”搜集一些社會渣滓，成立了“維持會”，漢奸吳應墀任會長。1939年在“維持會”的基礎上，開始組建偽政府——“九江縣政府”。由戰前六角石小學（現柴桑小學）教導主任王國瑞任偽縣長，漢奸張世難任警察局長，鴉片煙商羅錦章任商會會長，當時人稱“三巨頭”。日本人以正式官吏及顧問身份，監視偽政府工作，大小事情必須征得日本官員的同意，才能施行。在建立偽政府的同時，各軍部係統分別搜羅當地一批兵痞流氓，充當漢奸，建立特工情報係統，其名稱有“憲佐”“密偵”“稽查”等，收集情報，破壞抗戰。
   日軍占領九江後，大批日本商人蜂湧而入，整個大中路的城外段全部被日商霸占。一些屬於日本財閥的壟斷商業組織，也在九江設立了分支機構，“統製”棉花的有“東棉洋行”，“統製”皮革的有“岩井洋行”，“統製”其他土產物資的有“三井洋行”、“三菱洋行”等等，這些大洋行的總機構都在日本本土，其經營多采取“物資交換”的方式，即以高價的工業消費品，交換廉價的中國農產品。日軍將贛北的棉花等農副產品源源不斷地運往日本。
    文化上大力推行奴化教育。當時，九江城區多數居民到外地逃難，兒童就學甚少，僅一所小學、一所中學。日軍經常派人來巡視，向教職員和學生灌輸“中日親善”、“共存共榮”、“大東亞新秩序”等一套蠱惑人心的謬論，還強令中小學把日語列為必修課，在史地課本中，篡改中國曆史和中國疆域。
    日本侵略者從占領九江的第一天起，就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進行極其殘酷的統治，使九江人民蒙受長達數年的深重災難。
   
  二、日軍的暴行
   
    日本侵略者占領贛北以後，到處燒殺淫掠，無惡不作，表現了極端的瘋狂性和野蠻性。他們滅絕人性地提出：“燒殺以助軍威，搶奪以助軍需”，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給贛北人民帶來了空前的浩劫。被日軍殺害的無辜百姓，被日軍侮辱的婦女，被日軍搶劫的財產，都是無法計算的。日軍在贛北的暴行，罄竹難書。
    九江城淪陷後，市內居民十分之九退居後方，其餘的人則逃到法國的天主堂及美國的生命活水醫院避難。日軍將民間房屋，盡量拆毀，所剩家具全部搬走或焚毀，並指定西園為難民區。每天上午八時，由漢奸走狗組織人員挑選青年美女，整裝抹粉，用車送到日軍營，名曰“上工”，實際上就是當慰安婦。未送去的婦女，則由各獸兵任意輪奸。壯丁則抽調去修公路，或者為日軍搞運輸，如果有不滿的，就遭到皮鞭抽打，甚至被屠殺。
    在日軍占領九江城區的前夜，一些市民扶老攜幼紛紛進入天主堂避難，日本占領九江沒過幾天，敵艦水兵每天登陸數次來天主堂捉人去當苦役，後遭到同胞的反抗，日軍就把這300個同胞都捆綁起來，投入甘棠湖，活活地淹死了。
    1938年8月5日上午，一隊日軍荷槍實彈，殺氣騰騰竄到沙河曹家壟村。他們把村莊圍住，到各家各戶翻箱倒櫃，把值錢的東西搶個精光。然後把全村男女老少75人集中到祠堂裏，用機槍和步槍向祠堂人群掃射，中國民眾的鮮血從祠堂門口流到稻場上。隨後，日軍又將祠堂四門堵上，燒上煤油，燃起一把大火，把祠堂化為灰燼。同年9月11日，幾十個日本兵竄至廬山西麓賽陽鄉。由於事前得知，這一帶的村民都扶老攜幼逃到石門澗下的“鹽老鼠洞”和“鳥兒洞”避難。上午9時，日軍進入村子找不到人，就由奸細引路來到石門澗，麵對50多個手無寸鐵的中國農民，幾十個日本侵略軍手持刺刀和長槍，不論男女老幼，見人就用刺刀捅死。頓時，慘叫聲震天動地，鮮血染紅兩個岩洞，有的身首異處，有的開膛破肚，有的砍去四肢，血肉模糊，現場慘不忍睹。在這次大屠殺中，隻有兩個幸存者。
    10月8日，星子朱家港村（今溫泉鄉新塘阪村）38人避難於羲之洞中，因曬衣暴露目標被發現，於是日軍就把這38人押至三祖庵，用機槍掃射。死者中最慘的是蘆善敏，日軍選用五棵不同位置的山竹，同時攀曲下來，將蘆善敏的頭、手、足各係一根，突然將山竹鬆開，蘆善敏就這樣體分五段而死。
    日軍在掃蕩中見人就殺，而且以殺人比賽，以殺人取樂。1939年4月的一天，日軍抓住從星子縣過湖來都昌的四位農民，綁在一張八仙桌的四隻桌腳上，當作炮靶，用迫擊炮轟擊，把人打得血肉橫飛。5月，都昌七角王伯昌村的王升財和王學鎮因缺糧，到左裏買穀，被日軍抓去，強迫他們自己挖坑活埋了自己。左裏蔣家村有兩人被日軍抓去，一頓毒打後，一人被鐵釘釘在板壁上，日軍用刀剝了他的皮，最後開膛挖心，一個被綁在長凳上肢解分了屍。
    日本獸兵在九江強奸婦女，不分老幼。1940年6月，一對陳姓夫婦出九江城東門，過哨卡時，日軍故意刁難，竟將陳妻拖入營房內輪奸，並要其丈夫旁觀。陳某不堪忍受如此的淩辱，奮起抗爭，當場遭日軍殺害。新塘鄉一劉姓婦女，因抗拒日軍強奸，抓傷了日軍的麵孔，一夥日軍竟喪盡天良地將該婦女全身衣服扒光，綁在樹上，全身塗上豬油，讓山螞蟻咬噬喪生。修水梁口村60多歲的何達英老太婆，被8個日本兵輪奸致死。平段塘頭餘南普的母親產後才十多天，身上還流血，慘無人道的四個日本兵仍對其強奸。奸後，又將她砍成四塊。三家店村的一老人帶兩個女兒逃難，途中遇見日本兵，要強奸14歲的女孩，憨厚的姐姐示意妹妹未成年寧願自己代替，結果姐妹都被強奸。事後還強迫老父奸幼女，父親寧死不從，日本兵將老人戲弄一番，割去他的胡子，揚長而去。
    1940年秋季，日軍千餘竄至都昌左裏、蘇山兩鄉的萬家阪、嘴頭吳、龔家阪、新屋王坡壟、餘南、袁丁山、譚家等九村，焚燒民房544間，綿延20餘裏的村莊，幾乎燒得幹幹淨淨。慘遭殺害的無辜百姓30餘人，受害農民家破人亡，到處流浪。
    日軍三次侵入修水，所經之處，無不燒、炸、淫、殺。從1939年9月13日起，日機陸續對三都進行狂轟濫炸。修河兩岸一片火海，三都街上的萬壽宮、省十五中、傅家祠堂等較大的建築物大部分變成瓦礫。僅萬壽宮落下的一顆重磅炸彈，彈坑麵積就達一畝餘。最慘的是梁口“下街頭慘案”。日軍飛機本想轟炸駐有川軍的下灣頭，卻誤為下街頭，三架飛機輪番轟炸掃射梁口下街頭，在這方圓不過一華裏的彈丸之地，投擲炸彈十幾顆，炸毀房屋3000多間。躲進柑桔園的老百姓，有70多人被炸死，9戶被炸絕，桔林裏血肉橫飛，桔子樹上掛著人頭人肉，慘不忍睹。
    據《江西抗戰損失總報告》記載，九江縣（指九江地區）抗戰期間死亡人口達23537人，其中男性22062人，女性1033人，兒童442人，重傷1556人，輕傷3239人。燒毀或拆毀房屋13213棟。各項財產總損失為28086391000元。
   
  第二節 抗日遊擊隊重創日軍
   
   一、贛北抗日遊擊隊痛擊日本侵略者
   
   日軍占領九江以後，迅速出兵南下，企圖攻南昌，占長沙，對武漢形成包圍。活躍在南潯鐵路和德瑞公路一線的贛北抗日遊擊大隊，在劉為泗的帶領下，對進犯的日軍以迎頭痛擊。
   1938年10月，日軍調集鬆浦一○六師團和伊東一○一師團，向德安、永修奔來。3日，贛北遊擊大隊派出100名身強體壯、身經百戰的老隊員，埋伏在九德公路東西兩麵高山上。此地有一條自北向南蜿蜒曲折的公路，是日軍團的必經之地——德安蔡山壟。下午1時，一隊日軍騎兵耀武揚威，如入無人之境，沿九德公路奔來。待敵人進入埋伏圈時，劉為泗一聲號令，贛北抗日遊擊大隊同仇敵愾，槍彈齊發，打得日軍丟盔卸甲，鬼哭狼嚎。驕橫一時的日軍以為國民黨軍隊早已撤退，拿下德安、永修是輕而易舉的事，萬沒想到遇上這樣一支勇猛的抗日武裝。劉為泗趁敵人混亂之際，指揮遊擊隊員發起猛烈的衝鋒，和敵人展開了肉搏戰。經過4個小時的激戰，贛北抗日遊擊隊大獲全勝，斃敵30餘名，打傷10餘名，繳獲戰馬30餘匹及大批子彈和軍用品。蔡山壟大捷震動了整個贛北，戳穿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鼓舞了贛北人民抗日信心，也揭開了贛北抗日遊擊隊對日作戰的序幕。
    此後，贛北抗日遊擊隊愈戰愈勇，與日軍進行了頑強的鬥爭：10月19日，遊擊隊在群眾的幫助下，襲擊了虞家河，打死日軍14人；10月24日，工委書記劉為泗率40名遊擊隊員分成5人小組，埋伏在德安夏家埔的公路上，炸毀日軍汽車5輛，斃敵32人；10月27日，贛北抗日遊擊隊一中隊分兩路包抄沙河日軍駐點，打死敵軍75名，繳槍12支；11月3日，抗日遊擊隊20名隊員剪開鐵絲網，摸進黃老門敵營房，在一片手榴彈炸聲中，24個日軍血肉橫飛。
    贛北抗日遊擊隊神出鬼沒地在南潯沿線打擊日軍，使敵人大為恐懼，於是加強了南潯沿線的軍事布置。從10月份起，日軍就在南潯線重要集鎮沙河街增加兵力，構築工事，修建碉堡。每天到處派夫抓人，拆民房，搶木材，運沙石、挖壕溝。無數無辜百姓在日軍的槍口下葬送了生命，群眾對他們恨之入骨，劉為泗決定拔掉這個踞點。11月18日清晨，劉為泗化裝成保長，帶領40餘名機智勇敢的遊擊隊員裝扮成民工和四鄉的勞役，一起大搖大擺地來到工地。日軍看到這一隊挑著土箕，扛著鋤頭，拿著竹杠的年輕力壯的苦工，很滿意地誇獎了“保長”一番。見個個都在賣勁地做事，監工的日軍就到別處監工去了。劉為泗見機發出信號，隊員們一個一個地溜進日軍的營房，抽出暗藏的匕首，勒死了哨兵，繳獲了他們的槍支，向工地的日軍猛刺。做工的老百姓也拿起鋤頭扁擔狠揍日軍，敵人措手不及，無法招架，戰鬥約半個小時，40多個日軍全部被殲。
    日軍在贛北抗日遊擊隊的屢次打擊下，損失慘重。1939年1月1日，日軍為鞏固其占領區域，又分兵向岷山地區的株嶺進行大規模的報複性掃蕩。遭到遊擊隊的猛烈還擊，斃敵100餘人，繳獲步槍50餘支，輕機槍2挺。同月21日早晨，日軍又集結1000餘人，大炮八門，飛機一架，陸空配合進犯岷山株嶺。當敵人進入封鎖線時，遊擊隊一炮轟毀了日軍汽車，敵人陣線頓時混亂，竄入抗日遊擊隊在公路以北預設的地雷陣，頓時血肉橫飛，死傷甚多。到黃昏時日軍狼狽敗退。
    贛北抗日遊擊隊對日作戰聲勢日盛，威名遠振。1939年1月22日《江西民國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國民黨中央社報道：“我贛北遊擊隊活躍，株嶺鏖戰頗有斬獲”。24日又報道“敵人再犯岷山株嶺，經我遊擊隊英勇擊退”。
    贛北抗日遊擊隊在黨的領導下，在贛北工委書記劉為泗的指揮下，馳聘在贛北地區的九江、德安、永修、星子、瑞昌等地。僅半年時間，對日作戰數十次，共打死日軍500餘名，打傷數百名，活捉10餘人，繳獲長短槍300餘支，輕重機搶14挺，迫擊炮2門，子彈數萬發，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
   
  二、胡茂賞領導的星子抗日遊擊隊
   
    星子淪陷後，原項家牆黨支部負責人胡茂賞仍留在本地進行革命活動。他團結程世璋、張起鈞、呂國良等愛國誌士和當地鄉民30多人，在戰後山地收集槍支彈藥，籌備資金、糧食，於1939年1月在廬山甘露寺舉行第一次會議，正式成立星子廬山遊擊隊，胡茂賞任隊長。
    這支抗日遊擊隊對日作戰英勇，軍風軍紀較好，深受鄉民好評。他們經常駐在歸宗附近的香山、黃龍、甘露寺等地，白天參加生產，晚上集中軍事活動，多次打擊日軍。
    1939年6月間，胡茂賞率所部10餘人，駐紮在香山寺。淩晨日偽80餘人偷襲哨所，將香山寺重圍。胡茂賞發現日軍頭目從窗口向屋內張望，立即開槍射擊，日軍頭目應聲而倒。此時，胡茂賞等突然將門打開，先擊斃埋伏在鬆樹林後麵的機槍手，敵軍一時驚慌失措，9名遊擊隊員立即衝出重圍，其餘的人遭到日偽軍的殘害。同年冬，胡茂賞率眾於漢陽峰峽穀斃敵20多人，其中擊斃日軍少尉1名，獲槍多支。不久，胡茂賞又率所部，於黑夜入縣城許家坡襲擊敵人，這次戰鬥斃敵40人，遊擊隊犧牲3人。
    在以後的戰鬥中，胡茂賞和他的遊擊隊常常在深夜神出鬼沒地襲擊日軍碉堡，出奇製勝地打擊下鄉掃蕩的敵軍，使日軍聞風喪膽。日軍對胡茂賞恨之入骨，卻又抓不住他，於是就在縣城及鄉村貼出告示：“誰人抓得胡茂賞，皇軍重重地有賞！”
    1941年4月，胡茂賞在項家牆調解婚事糾紛，被日偽警察隊擊傷後被捕。日軍想在胡茂賞身上大做文章，利用治傷、升官、金錢等手段進行引誘，卻無法使他動搖。他對敵頭目怒斥道：“我寧可做中國的鬼，也不做日寇的官”。胡茂賞堅貞不屈、視死如歸，在關押他的日本憲兵司令部跳樓自殺，以身殉國。
    胡茂賞的犧牲，是星子抗日遊擊隊的重大損失，全縣人民無不悲痛，一位都昌籍先生為他寫了一副挽聯：
      受傷不醫、臨死不降、大節足寒倭寇膽
      報仇以鐵、洗恥以血、成仁永係國人心
    胡茂賞犧牲後，由程世璋任大隊副，同年9月17日，程世璋在蛟塘戰鬥中犧牲。繼任的有熊家春、張起鈞等。遊擊隊自成立之日至1942年共經曆了5年多時間，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遊擊隊伍也得到迅速壯大，從初期30人發展到300餘人槍。
   
  第三節 淪陷區人民的抗日鬥爭
   
  一、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活動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華民族麵臨亡國滅種的危險，中日民族矛盾成為最主要的矛盾。贛北地方黨組織根據黨中央發出的“發動群眾，全麵抗日”的方針，積極宣傳和動員各階層人民起來抗日。
    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逃跑主義”和呼籲國民黨政府“聯共抗日”的口號下，九江市人民紛紛集會。九江久興紗廠工人為反對國民黨軍隊逃跑舉行罷工，在工廠、碼頭、車站等公共場所，各宣傳隊廣泛進行抗日宣傳。
    中共贛北工委組織黨員幹部，衝破國民黨特務的重重阻撓，腳穿草鞋，風餐露宿，分別深入到九、德、瑞、星、永等縣的城鎮和鄉村，奔走於農民、工人、學生、商人之間，組織農抗會、工抗會、青抗會、婦抗會、商抗會，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利用國民黨報紙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召開聲討日本侵略者罪行的群眾大會，舉辦抗日青年訓練班，向人民發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全民武裝起來，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號召，每到一處，他們就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向群眾講解抗日救亡的道理，鼓舞群眾抗戰到底的信心。
    中共黨員向熱生從上海回到家鄉德安開展抗日活動，他將自己從上海帶回來的馬、恩經典著作捐獻出來，並籌款到上海買了一些書籍，成立“抗日圖書館”。並以縣城敷陽小學高年級學生為主體，組織德安戰時服務隊，共分宣傳、慰問、救護三個小組，走遍了德安城鄉，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
    瑞昌泮池小學青年教師、進步知識分子吳建業，動員本校20餘名師生，組織抗日救亡宣傳隊，深入縣城、碼頭、南陽、瓜山等地，利用小型報告會、演唱話報劇、書寫標語、散發傳單等多種形式，向廣大群眾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暴行，激發人民對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不少愛國青年和學校師生，“以筆杆作刀槍”，創作大量的詩歌、快板、漫畫，編寫牆報、畫板，在街道、村鎮醒目的地方張貼，擴大抗日宣傳的聲勢。
    1938年8月，在中共修水中心縣委推動下，成立了“修水縣各界民眾抗敵後援會”，由省委派來的中共黨員、以辦“抱愛醫院”為掩護的醫師楊抱愛主持工作。修水抗後會成立後，在城鄉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他們在縣城中山公園門口，設有高高的抗日宣傳牌，一些主要街道和農村集鎮的交通要道寫有標語：“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堅持抗日，反對投降”“捉殺日本強盜及其漢奸走狗”等。向各界民眾發動募捐，購置食物、用品，從修河運出去慰勞前線將士。各大集鎮還發動民眾寫慰勞信和募捐。婦女會組織婦女為傷病將士縫補漿洗衣服，並在全縣進行“十萬元”節約建國儲蓄活動。
    在黨的領導下，贛北城鄉出現了同仇敵愾、堅決抗戰的熱烈氣氛，工、農、商、學、兵紛紛投身到抗日救亡的運動中，掀起了抗日的怒潮。
   
  二、民眾自發的抗暴鬥爭
   
   麵對日軍的燒殺淫掠，不畏強暴的贛北人民紛紛起來反抗，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
   1939年2月，駐陽新縣栗林下據點裏的10多名日軍，竄到瑞昌南陽石溪衝村燒殺搶掠，村民王忠池怒火滿胸，操起從戰場上撿來的大槍，隻身衝向敵人，當場打傷日軍數人，自己不幸中彈壯烈犧牲。4月22日，駐大橋下據點的一名日軍竄入竹林張村，企圖強奸婦女，木工師傅張緒漢見狀，尾隨而來，乘其不備，一斧頭將敵人劈死，當夜將其屍體裝進麻袋，拋入赤湖。1941年3月，朱湖、大橋下先後成立了農民抗日便衣隊，這兩支隊伍在群眾的掩護下，經常出沒於赤湖水麵、沿湖山崗，偷襲敵人據點，伏擊小股日軍。1942年冬，花園徐家村的農民，組織了一支抗日隊伍。一天深夜，他們扛著土槍、梭標，拿著大刀，摸進敵人劉家岩哨所，將睡夢中的6名日軍全部消滅，拔除了這個據點。
    1940年，在都昌左裏劉遜橋何家，日軍強奸一個四、五十歲的婦女。兒子見母親受這般恥辱，便毫不猶豫地拿起鋤頭將日軍打死。左裏桃樹嶺龔漢狗陪妻去娘家，中途遇一日軍企圖強奸其妻，龔上前用力抱住並將日兵剌死。一次日軍下鄉討伐，到三汊港強奸一名婦女，被他的丈夫和另一個農民打死，零星分散的日軍一出來就會消滅得無蹤無影，使得日軍的行動更加小心了。
    修水縣城黃家巷5名婦女計誘兩日軍入室，用菜刀將其砍死。三都樓下村74歲瞎眼老人路遇日軍持刀刺殺，老人奮力搏鬥，刀刃割破雙手鮮血淋漓，最後被敵剌死。三都傅家大屋婦女餘昌蘭路遇日軍，不屈獸兵淩辱，拖住獸兵投水而死。1944年5月侵入白嶺的日軍企圖在桃樹建立偽政權，當地群眾為粉碎敵人陰謀，組織起來於黑夜摸到日軍宿營地放火騷擾，敵人不得安寧，企圖終未實現。在大橋土旁上，一日軍小隊長強迫青年農民樊友連帶領去找花姑娘，樊示意需要武裝，日軍將指揮刀遞給樊，樊將日軍引至大屋場轉彎處乘其不備將其砍死，並繳獲手槍一支。兩個日本兵在月光山下企圖奸淫婦女，5個婦女齊心合力用菜刀將敵人砍死。
   
 第四節 江西青年服務團在贛北的活動
   
  一、江西省青年服務團在贛北的抗日救亡活動
   
    為了進一步激發人民的民族義憤，鼓舞人民的抗日愛國熱情，江西黨組織抓住國共合作的有利形勢，先後成立了江西省鄉村抗戰巡回團、江西青年服務團、戰地青年服務團、青年救國會、婦聲社等抗日愛國團體，創辦了各種抗日宣傳的報刊和書店、圖書館，協助和指揮全省各地深入地開展抗日愛國鬥爭。其中最活躍的抗日團體是江西青年服務團和江西省戰地工作團。
    根據中共江西黨組織的建議，1938年1月，在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的同意下，由省政府出麵組織江西省青年服務團。它是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來贛的青年救亡團體為骨幹，吸收江西各地進步青年參加組成的。服務團的成員很複雜，有共產黨員、進步群眾、國民黨左派、第三黨分子，也有國民黨派遣的反動軍官和特務分子。該團共有10個大隊，黨在服務團裏開展了極為艱巨的統戰工作，在一、三、四、五、六等五個大隊中均成立了黨支部，其他各大隊中也有共產黨員活動。
    江西青年服務團第三大隊，在共產黨員曉環英、周婉如、彭炎等的領導下，於1938年2月來到九江地區的九江、德安、永修、武寧、修水等地。他們走遍了九江地區的城鎮和鄉村，每到一處，即召開群眾大會，小型座談會和個別訪問，組織報告會、識字班。在街頭巷尾、碼頭、車站、工地等公共場所，張貼抗日標語及抗日宣傳畫等。公演“放下你的鞭子”、“我們要反攻”、“民族公敵”、“打殺漢奸”等抗日戲劇，教唱“義勇軍進行曲”、“抗日歌”、“東北流亡曲”、“鋤頭歌”等抗日歌曲。在九江、永修、都昌、修水等縣組織了抗日訓練班，廣泛動員青年參軍，修水工作團動員40餘名青年到嘉義參軍。同時還進行了抵製日貨、募捐救災、打擊奸商、降低物價、減租減息等活動。
    這一係列的抗日救亡宣傳與組織工作，大大地提高了贛北群眾的思想覺悟，激發了人民的愛國熱情，但卻引起了國民黨的恐慌，很快就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限製和破壞。
    江西省國民黨政府利用打入青年服務團內部的國民黨黨棍、特務、反動軍官，監視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的活動。不斷將青年服務團的活動情況向國民黨當局匯報，阻撓團員訪貧問苦，偷看團員的書籍和信件，以吃喝玩樂來引誘團員，企圖削弱和動搖團員抗日的意誌。國民黨九江、永修當局，還向國民黨江西省政府控告青年團有“越軌活動”， 以克扣經費等手段限製青年服務團的活動。5月，熊式輝命令全體團員到南昌集中，決定將所謂“左傾團員”送到國民黨陳誠在武漢主辦的戰幹團“受訓”，實質上是排斥共產黨對該團的領導和扼殺進步力量。對此，中共上級組織及時將200餘名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輸送到新四軍和敵後根據地，保存革命實力。將未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繼續留在團內工作。
   
 二、江西戰地青年服務團在都湖邊的抗日救亡活動
   
    馬土當失守後，一、三兩個大隊改組為“戰地青年服務團”，又活躍在湖口、彭澤、都昌等地的抗日前線，堅持抗日宣傳活動。
    1938年8月，戰地工作團第一大隊在當時贛北特委青年部長彭炎的帶領下，來到湖口開展宣傳工作，由於當時湖口的局勢很緊張，這個大隊實際上是在都昌張家嶺和湖口交界的地方活動。與此同時，工作團第八大隊在周婉如的帶領下到達都昌。兩個大隊都建立了黨支部，彭炎、周婉如分別擔任第一、八大隊的支部書記，隸屬中共中央東南局領導。全隊共30餘人。
    戰地工作團深入到群眾基礎較好的蔡家嶺、徐家埠、張家嶺一帶活動。舉辦抗日救亡訓練班，參加訓練的少則幾十人，多則百餘人，訓練的對象主要是原蘇區革命青年、青年學生和群眾中的進步分子。在這些人中還秘密恢複和發展了一些共產黨員和中共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隊員。除辦訓練班外，他們在縣城的茶館酒樓，在小集鎮的牆上和交通要道處張貼紅色的宣傳抗日標語、漫畫和詩歌，還經常在大港、張嶺一帶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宣傳戲劇，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深得廣大群眾的擁護。同時還進行了一些打奸商、降價格、減租減息的活動。
    戰地工作團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大大提高了群眾的思想覺悟，激發了人民大眾的愛國熱情，使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同時也引起了國民黨的不安，1938年11月底，國民黨江西省當局無理調回戰地工作團。